2017年笔者在德州大学城华人教会（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的前身）听了一个美国基督徒约翰.衡特立四世 (John Hendry IV)的证道。他讲道的题目是：“从德州到中国--一百三十年前的旅程”。他讲的是他的曾祖父老约翰.衡特立(John Hendry Sr.)在1888年到中国传教的事。笔者不但为衡特立一家为主耶稣忠心事奉而感动，也为其中涉及的历史而震撼，就想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经过和衡特立的无数次电子邮件通信，四次当面交谈，读了他家族里的人写的几本书，又在网上查了有关资料，终于写下这篇文章。

讲衡特立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中国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长安的叙利亚人阿罗本(Alopen Abraham)，当时被称为景教。没有历史记载的传说是:使徒多马最早将福音传到印度和中国。其他著名的传教士有明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明末清初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清初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清末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于1584年来到中国, 并带来了世界地图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科学的人。

1619年到中国的德国人汤若望曾是顺治、康熙两位皇帝的老师。他采用了科学传教的策略把天文学介绍到中国，还修订了农历历法。

(汤若望与顺治皇帝)

比利时人南怀仁1658年来华，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

英国人马礼逊是第一位到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1807年来到中国,在中国首次出版中文版圣经。

(马礼逊带领中国教徒翻译圣经)

内地会的创始人英国人戴德生1853年来到中国。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戴德生这句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名言：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岂能为祂做太多？我们能为这宝贵救主做再多吗？”

也许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戴德生是坚决反对鸦片贸易的。

除了这些著名的传教士，其实还有千千万万并不为大众所知的传教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经历，很多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约翰.衡特立就是其中的一个。

1888年，约翰.衡特立在新婚三周后，就受田纳西的卫理公会教堂派遣，义无反顾地和妻子爱丽丝坐船到中国传教。那时的中国还是女人裹脚、男人留辫子的时代。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井底之蛙的心态，意淫着中央王国天之娇子的身份，期望万国都来朝拜呢。两次鸦片战争把清庭打得满地找牙。虽然签了许多个城下之盟，但是心里还是老大不服，只想把洋人糊弄过去。老百姓对洋人既恐惧又敌视。在这种形势下去中国传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的。衡特立夫妇先到苏州学了三年汉语(文言文和白话文)。学完汉语他们到南京传道两年，后来到天津住了几年。老约翰在1890年到浙江湖州，在那里传道二十多年。当地的基督徒人数从零增加到六千人。其间也在上海居住过一段时间[1]。

传教士及家属们乘船旅行。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对最弱的洋人群体，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下手了。基督徒称之为“庚子教难”。清政府想利用义和团来制衡洋人，有时政府自己也加入进去，结果被八国联军打下京城，只得再签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单是赔款就是当时中国五年的总收入。

据老约翰家族史记载[1]: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个电报员将慈禧太后“杀洋人”的命令改成“保护洋人＂，老约翰一家在这宝贵的时间里逃到上海租界，得以保存生命。电报员后来被处死。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不得不从中国逃回美国避难。这是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

从这张报纸上可以看到，中国的教友们还赠送锦旗为他们送行。照片中两岁的小孩还会说汉语呢。保姆是中国人，而且还有中国小朋友一起玩，说的汉语肯定是地道的(可能带江浙口音）。

正是从这面锦旗上找到了老约翰的中文名字:衡特立，而不是笔者猜想的亨得力。原先用传教士，亨得力，湖州等关键字在百度上搜，一无所获。换成衡特立以后，结果就出来了。老约翰的后代们可能不太清楚他具体在哪里传过教。网上搜索后找到:衡特立分别还在1890年在乌镇，1899年在盛泽，1900年在埭溪，1901在吴兴海岛，1903在太湖开设了教堂[3]。义和团运动前后，正是他最忙的时候，大有“顶风作案”的意思，勇气令人敬佩。

十九世纪末，相机在中国估计还是奢侈品，但是在西方已经比较普及了。从老约翰到他的儿子小约翰，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可惜说明不多，有些只能猜测。

1904年，老约翰在上海光绘楼照的全家福。左一是小约翰(John Hendry Jr.)。

这看上去象双塔，仔细看是三塔。有朋友去过，指出这是嘉兴的运河三塔。照片上的塔是唐朝建的，但是文革时被推倒。现在的是后来重建的。

长城是这样的。不过不知道是哪一段。

1900年，上海还没有汽车（三年后才有）。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

这是外滩

这是南京路，看上去好土哦。

这是当年的跑马场，据说现在已改成人民公园了。老约翰当年看到八国联军北上攻打北平前在此集结。

1930年的上海东长治路，还有点气派。

参考文献： 

1. Beverly B. Fiske, Hendry.Sedgwick.Sutcliffe.Baldwin: A Family History, 2009. 

2. Lois Sells Hendry, Footsteps, 1985. 

3. 中西並重：監理會在華事業研究 (1848-1939), 作者：馬光霞, 橄欖出版社：2016. 

4. Deke Erh and 86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1937-1949, ed. Deke Erh, Old China Hand Press, 2011. 

5. 湖州海岛教案的历史还原与重新评价, 作者：张晓宇, 《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6.“庚子教难”初探, 李志, (人民网),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1/10/20000929/255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