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做过许多职业。他上到初小毕业，就在生产队里记工分，还学会了针灸，一度为村邻们扎针治病。后来他因缘际会去镇上的饭店上班，饭店隶属于供销社系统，此后多年他站过柜台，经营过旅社，做过收购站经理，也曾一度回到当初的镇上饭店当主管。而对我而言，父亲曾是最好的大厨。

父亲少年时去当地的运南闸镇上饭店做工，从学徒做起，先是挑水，后来打烧饼，乃至包馄饨、煮饺子、下面条等等，也曾一度做大厨，所以他对自己的厨艺和基本功颇为自信和自豪。而说起淮扬菜里的淮菜口味，我最初的认识也只是来源于父亲的手艺而已，比如烙饦子（肉圆子）、软兜长鱼、烩蒲儿菜等等。

有个在南京的表叔，几年前和我说起父亲，还记得他少年时候每次路过运南闸就去父亲的饭店里，坐下来就叫：“四哥，我肚子饿了！”当值的父亲给表叔下的阳春面，料最多，味最好，一直是他记忆里最好吃的面条。一碗面条在记忆里的滋味好坏，大约不光是决定于原料和手艺，也更决定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吧。

我则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冒着大雪从学校赶回家，先到镇上找父亲。父亲看我冷得直哆嗦，转身去大厨房，不一会儿就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蒲儿菜烩汤出来。蒲儿菜是淮菜里的一道名菜，因为有梁红玉抗金的传说而凭添许多传奇色彩。我本来不喜欢吃这道菜里面的肉皮，对蒲儿菜本身也不过尔尔，却从此对这道菜有最温暖的、关于故乡和父亲的回忆。

逢年过节，父亲这个大厨的身份也延伸到家中，也总是他最忙的时候。过年时候自不必说，煮猪肚汤、斩肉糊子、烙肉圆子、烧鱼、炸鱼丸子、作水糕、包包子、搓汤圆、炸春卷……五月节包粽子，夏天烧软兜长鱼，八月节做月饼，平常时候下一锅风味独特的猪肝面等等，这世上似乎没有能难倒父亲的美食。

等我们渐渐长大，供销社的工作也不像七、八十年代那样严苛到一月才能休一天假，父亲在家休息的日子多一些，就常有办红白喜事的亲戚、村邻等请父亲去帮忙做大厨。做大厨的时候，父亲第一天晚上就要给主事人家开菜单，指点他们第二天一早要去集市上买哪些新鲜食材，鸡鸭鱼肉菜蔬水果，或以只论，或以斤计，既要办得体面风光，又不能浪费银钱。父亲开出的菜单总是让主人家连连点头称是、甚至感激不尽的。

到正日子，父亲一早就去主事家忙上了。坐席的一共是几桌，每一桌八位客人，肉圆子要二十四颗，鱼要两条，冷碟需四样，炒菜要四盘，开胃的山药豆腐羹要一大碗，鸡肉一盆，鸭肉一盆，红烧肉各一碗，条件好点的牛肉羊肉也可各烧一份，此外还有蒲儿菜之类

的烩烧菜两三样，最后还要一大份汤。对贪杯恋酒的人，也要提前额外准备卤花生米、芹菜炒肉丝之类快捷方便的菜式。

等到客人们酒足兴酣，父亲往往被请到主要客人席前做个介绍。他一般谦虚地请大家多包涵，说：“菜式太少，咸淡也不一定合大家口味。”客人们则大赞他烧的菜好吃，又纷纷敬他烟抽。那时的父亲微胖，忙碌起来更是红光满面。待到天黑回到家中，总是疲累，却又总是骄傲而满足的。

然而，成也大厨，败也大厨。许是不忌口的缘故，五十岁那年，父亲忙完自己的生日宴后，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生了糖尿病。此后十年，他又断断续续地染上其它疾病。父亲于是早早办了半退休手续，身体每况愈下时，便也不再给人帮忙做大厨了。家里的厨事，也因为我和弟弟先后离家读书和上班而渐渐少起来，渐渐让母亲一人承担了。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的暑假，独自在学校忙着准备出国的各种手续，父亲到合肥来帮我把一些衣物、书籍等等先运回家。那时候，父亲已患糖尿病两三年，饮食上颇为忌讳。暑假里，学校食堂开的时间短，也更乏善可陈。于是，我就带父亲去科大西区门口的黄山路上一家小吃馆里吃饭。大夏天，又只是父子俩，点的不过是梅干菜烧肉之类家常小菜，然而在合肥，却又多少是徽菜的风格了。

父亲起初说我菜点多了，吃的时候也十分犹豫不决。我只疑惑他或是忌口，或是不习惯。吃完了，他要了牙签剔牙，我跟老板结账。等我付完钱，父亲起身离桌之际，忽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现在是你请我吃饭了！”我一时明白了，他举箸动筷之间，眼神里的犹疑和失落，竟是有暗暗的喜悦和隐隐的忧伤藏着的。

后来，我在美国读书、工作，偶尔在异乡学着父亲的样子烙肉圆子或者下面条，却全不是旧日滋味。而父亲，在故乡辗转于病床和病床之间，在病痛缠绵之间不停老去。我偶尔回国回家，父亲再不能、也没心思做饭做菜。在忍受了太多的病痛折磨之后，父亲最终选择了放弃治疗，于八年前离开了我们。此后再回乡，我每每和同学朋友在老家的饭店里聚餐，重新认识和饕餮各式故乡美味时，却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厨，曾经一回又一回为我们烧制了各式家常美食的大厨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