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苏北平原地带的农村长大。虎这个动物,对我来说是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连带着,“虎”这个字和音,对我来说也缺乏实在的意义。只是每次随母亲去外公外婆那边的陈庄,总听人“大虎”、“大虎”地叫她,我一直闹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等我长大,才晓得“大虎”是母亲的小名,因为她出生在一九五零年,一个虎年,又是长房长女,是以有了这么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
话说回来,母亲属虎,一辈子做人行事也真颇有虎的胆识、尊严、勇气和能力,可谓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虎妈”。
母亲是长女,可是据说生下来瘦小体弱,一只大人穿的蒲鞋窠就可以放得下,又缺乏母乳,只能用米汤一匙一勺地喂。可是母亲生命力顽强,虽生长在物质极端匮乏、全民营养不良的五、六十年代,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砸锅炼铁吃食堂等等艰苦岁月,她成年后却健康结实,不见任何幼时体质柔弱的底子。只有一口牙齿,因从小没有母乳而留下后患,五十多岁后几颗重要的板牙就松动脱落了。
母亲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从小就帮外公外婆看护妹妹和弟弟们。她八岁那年秋天,早上端了板凳去学校上学,中午回家吃饭,她的老太爷就勒令她下午不可再去,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家好好带弟弟妹妹。”于是母亲的学生生涯在短暂的半天后就宣告结束。说起认字,母亲常笑说自己只认识扁担长的“一”字,其实,她偶尔也能认出日历牌上的“大”、“中”等字,她说这些就是那一个早上学校的先生教会的。
母亲从小帮父母分难解忧,到十几岁就是田里水里的一把好手。有一年她响应政府号召要做无名英雄,农忙时节,天还没亮就去地里割了几畦地的稻子,然后偷偷回家上床装睡觉。事后被人找出来,她还特别不愿意承认。还有一次,她养放队里的一群鸭子,谁知路上和人说话,一个不留神,开小差的鸭子们纷纷游到河对面的沙洲去觅食。母亲二话不说,脱了鞋子就跳进河里,三下两下游到对岸,拿竹竿把一群鸭子给赶了回来。她自己倒没什么,倒吓得那位不知道她会凫水的村邻连声大喊:“大虎,大虎,你不要命啦?!”
母亲说她打小就学会撑船摸鱼,在粮食匮乏的年代和弟妹众多的家庭,外婆又体弱,她一直就是外公骄傲的大闺女、家里地里的得力助手。她是地道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又是典型的“长姐若母”。只大我五岁的小姨,在少女时代攒下的一点零钱往往都交给母亲保管。舅舅姨娘们结婚出嫁,母亲都责无旁贷地支持帮助,偶有抱怨,说:“我结婚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子,没落到他们一点好处。”然而她却一直又乐此不疲,安慰自己道:“不帮贴自己的弟弟妹妹,难道还帮贴旁人去?”
母亲十八岁和父亲订婚,二十岁嫁到应庄,廿二岁生下我。因为父亲那时在供销社上班,常常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母亲婚后一年多方怀孕。妯娌婆婆们因此议论纷纷,母亲大怒,就大骂了一通叫他们闭嘴。隔了几十年说起,母亲还余怒未消地道:“你爸常常不在家,叫我怎么生?我跟墙生去啊?”听得成年的我哭笑不得。
爸爸和叔叔们的大家庭分家之后,因父亲在外上班,母亲一个人承担起日常家务,管教我和弟弟两个男孩,负责田地里的农活,还常常不忘跟风做副业增加点收入,比如搓草绳、打草包、磨山芋粉条等事。无论是早期在大集体挣工分,还是后期分田到户自家收种,甚至冬天分配给每户的挑河工任务,母亲从来不甘落在别人家后面。
因有父亲的工资和节约,还有母亲的勤劳持家,我们家在我十岁那年,盖上了方圆几里的村庄中当时最漂亮的砖瓦房。记得盖房之前要先夯打地基,母亲起早贪黑,把自留地的泥土一筐筐一担担地挑到我们家的新屋址,硬是靠一己之力、挑了好几个月,才完成这浩大工程。有半亩之阔的自留地,本是旱田,自此以后就只能当水田用了。
八十年代初,我们那里的农村妇女会骑自行车的还凤毛麟角,许多妇女学了许久也无法掌握要领。母亲不服输,在父亲回家休息的时候,她得空就推了父亲的自行车,去打麦场上或者屋后小路上练习骑车。她在车后座上绑根扁担,这样跌倒时就不会人仰车翻。母亲反复练习许久后,终于练成了这项生活技能,在我们上学和后来父亲住院治病期间,发挥了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我和弟弟一直学业优异,自然也多亏了母亲长年累月的耳提面命。母亲管教我们的一狠招,确实就是“提耳”,实际上就是提揪耳朵,叫小孩长记性。小时候,我们可没少为这样的惩罚哭鼻子。等我们成年后,我二妈还常提起:“看你那个牙一咬、眼一瞪的样子,不要说小孩子了,大人都能给你吓死了。”
那时候,年纪稍大的农村妇女大多或许会抽烟,却不会织毛衣。母亲又不服,得了闲,得了毛线,就跟自己的妹妹们请教,居然也织就了几件给父亲和我们穿的毛衣,虽然只是极简单的平针钩织,且没有任何花样图案,也让我们十分自豪,村人们也对她刮目相看。
凡此种种,为母亲在村里赢得了“女能人”的称号。记得当初村子里有个杨姓老太太,每次见到我和弟弟,就会夸赞道:“好爹好娘生好子,好天好地结好苗。你妈陈玉芳,是个能干人!”
母亲和父亲订婚后,粗通文墨的父亲给她想了个女性的名字“玉芳”,是以,在应庄,并没有人叫她“大虎”,也是我为什么疑惑她娘家人唤她另外一个奇怪的名字。好笑的是,母亲的两个大妹妹分别叫“二虎”和“迎兄”,父亲又想了个“玉琴”的名字,结果她们两个人都喜欢,而“陈玉琴”也一直是两个姨娘的正式名称。
待我和弟弟长大成人,开始离家生活,原以为母亲的辛苦可以稍微减轻,然而正当中年的父亲却开始疾病缠身。随后的十来年里,父亲一直辗转迁徙于不同的医院和病床之间,而母亲是唯一能够一直在身边照料他的人。农闲季节还好,母亲在医院里陪伴父亲,喂饭拿药,两人也可互相说说话解解闷。到了农忙季节,母亲常常白天在乡下干一天的活,黄昏时分,又骑车赶到城里去照料父亲,一夜辛苦后,她伺候父亲洗漱完吃了早饭,再骑车下乡做事情,“女能人”一度又成了许多村邻亲戚眼里的“女超人”。
父亲去世时,给母亲遗言:“你不要哭,要挺直腿肚子走路,挺直了腰杆子做事。”母亲也常常以此来自勉自励,在农村生活期间,依然把四五间房子和两三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零八年,我们的大儿子可相在美国出生,其时父亲刚去世一年,我邀请母亲来美生活一阵子,一来帮我们照顾孩子,二来她也可暂时脱离老家的环境、舒缓一下心情,三来也算弥补父亲生前不曾来美看看的遗憾。
因为签证关系,我不能回去接她过来。最后,不识字、不讲普通话的母亲一人从北京飞到纽约,虽然路上得到好心人照应,却依然让我见识佩服她强悍的适应和生存能力。在美国的一年里,母亲虽然语言不通,只会讲一口淮安话,又经历中国农村到美国城市的生活方式的巨变,她却敢说敢做,含饴弄孙之余,还出门拣瓶瓶罐罐送回收机挣钱,且结交了一堆年龄仿的老年“罐”友。
过去三年,老家适逢拆迁,弟弟又遭遇婚姻不幸,母亲到南京帮他照顾两个孩子。因弟弟在外面跑营销,常常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而两孩子一个刚十岁出头,一个尚在襁褓之中,母亲一个老太太,既要接送大的上学、放学,更要负责小的吃喝拉撒睡,辛苦之处,大约唯有做父母、带孩子的人才可体谅和理解。
前面两年母亲每周和我电话时,六十多岁的她难免有怨言,却又总是叮嘱我不必担心。现在弟弟的小儿子也已七岁,能说会道,是个快乐的、偶尔调皮捣蛋的小学生。母亲在电话那头的欢声笑语也渐次多起来,让我们也渐感欣慰。
母亲常在电话里对我们说:“你老子讲的,不要哭,挺直了腿肚子走路,挺直了腰杆子做事。”既像是劝慰,又像是激励。因说起这一生的变化,有常和无常,母亲又常道:“人要几十截子才能活到老呢!”我想,只要有母亲的“虎妈精神”在,有母亲在,生活总是会充满更好的滋味和更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