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四早上，太太一早先起床，洗漱完毕，照例抱着跟我们同睡一床的小女儿下楼去。我迷糊之中听得她开门、关门、下楼，正想再赖会儿床，却忽然又听得一声重物落地的钝响，然后是反常的安静。我心里一惊，感觉不好，连忙跑出来瞧个究竟。

    原来太太下楼时脚下打滑，一屁股坐在了楼梯上。她护女心切，抱紧女儿的同时抓住了楼梯扶手，母女重量都跌压在臀部。早在楼下准备早餐的丈母娘忙接了奥丽维娅，太太紧锁眉头又在楼梯上坐了半天，才龇牙咧嘴地慢慢站起来。

    等我洗了澡下楼，准备吃早饭上班去，才看见太太还趴在沙发上。问她情况，她说有些疼，不过估计没有大碍，实在不行，在家休息一天罢了。那天晚上太太打电话到办公室，催我早点回家，说她疼得更厉害了。偏巧工作上又有一些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等我回到，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

    太太苦着脸说，她中午睡了一觉起来，不想疼得她不能走、不能站、甚至也不能坐下，只能勉强趴在沙发上捱时间。我匆忙吃了晚饭，就弄太太下楼，又背又扶，且搀且拖，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楼下。幸好平日交情不错的楼下邻居老洪热心善意，快半夜还出门来忙，开车送我们去了附近的医院。到医院门口，老洪和我又费了半天力气和时间，才把太慢慢挪到急诊室里面去。

    我平常每早上班，都路过这个医院和急诊室门口。除了看见两三辆救护车来去之外，很少感觉到像电视剧“急诊室见闻”里那种时时刻刻都有性命攸关的惊心动魄。那晚我和太进到急诊室，却被里面的繁忙景象吓了一跳。

    急诊室空间很大，十几个医生坐在中间的办公区域，而四周靠墙则都是临时病房，粗粗一看，足有三四十间之多。因太太不能站、坐，很快有人推了张担架床过来，让她趴在上面。然后有个叫约翰的医生过来问了情况。我们忙说了缘由，又表达了太太害怕伤了尾椎骨而导致永久伤害的担心、乃至对可能瘫痪的恐惧。医生不慌不忙，表示理解，说过会儿就来给她量血压什么的，然后就又回到他的办公位置上去。

    这一等就是大半个小时。我们无心说话，就四处张望。只见每个病床上都有人占着，有的病人正在打点滴，有的病人用着氧气罩。一转眼又看到一个光头的病人眼放凶光地四处张望，兀自吓人。最吓人的却是离我们临时站立处不远的一张床，乍看之下以为是张空床，细一瞧，才发现被单微微起伏，原来被单之下还躺着一个瘦小到几乎不占空间、瞧不出重量的病人，在那里借助氧气罩拼命呼吸。

    不时有急救人员推着新病人进来。我们边上的一个白人女士，也不知何病，只见她坐在担架床上，口里含着一个烟嘴样的物件，气定神闲地一直不停吸吮，又时不时和边上的黑人男友抱怨几句。另有一个像是无家可归、神智失常的老妇人，被穿着警服的人送进来，一壁唠唠叨叨，不知是怕还是厌烦。

    等了大半个小时，约翰医生终于过来给太太量了血压，然后说了一声“正常”也就抛下我们了，大概是断定没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们被一位高大的黑人女士推送到角落里的一个隔间，里面已经有个年轻的西裔女子。她穿着病号服，玩着手机，也在等医生诊治。

    其时已快凌晨一点。太太迷迷糊糊趴着，我也迷迷糊糊坐在椅子上、趴在太太的床头求眠。却又有一个护士过来，要登记我们的详细信息，家庭住址、保险信息之外，还询问职业状况。护士看太太姓陈，想当然地也叫我“陈先生”，我只好红着脸解释我们中国夫妻不一定同姓，倒惹得护士笑了一顿。

    护士走了，我又准备求眠，却有医生来看诊临床的西裔女孩。医生问她以前腹部疼过没有，又问她有多少和什么样的性伴侣，再问她以前有没有尿道感染……听得我倒十分不好意思起来，恨不得打几声呼噜以假装自己睡着了、什么都没听到。

    过了不久，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太太。他看去是个印度裔，年龄不大，个头不高，穿着倒很讲究，自称“阿瑟”，对太太说话一口一个“Oh dear”，听得我发笑。他告诉太太应该没有大碍，会很快给她一些止痛药，另外需要进一步做检查，问我们是选择局部X光还是全身CT扫描。我们选择了前者。

    如此这般又等了大半个小时，那个叫爱丽丝的护士一直在过道上来回穿梭、照顾各色病人，终于拿了几粒药过来给太太服用，告诉我们哪颗是止痛用，哪颗是放松肌肉用。太太得了救星般连忙服下。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一个大高个医生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要做X光。确认之后，他就将太太的病床挪出来，往另一处推送，我也步步紧跟。到了检查室门口，他们却叫我止步，检查室里不允许医生、助理和病人之外的闲杂人等。

    照完X光出来，太太又被推回原来病房位置。我们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其间我听得医生过来跟那个墨西哥裔的女孩讲话，说她得了“肾结石”，因此腹部疼痛，然后就把她转往别处去。大约过了一小时，阿瑟医生过来给太太“宣判”，说她尾骨轻微骨折，但是并无大碍，回家静养就好，医院会开一张证明需要休息十天的假条，以及一堆止痛药物。我们如得了圣旨般长舒了一口气。

    此时我倒再无睡意，东张西望之际倒注意到隔壁就是儿童专室。里面有父母陪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大约有三四家。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已经可以出院，却必须放在婴儿提篮，提篮又用安全带固定在担架床上，再由护工推出去，年轻的父母满面忧戚紧随其后，看得人大起恻隐之心。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护士带来各种出院手续让我们签字，然后说我们可以回家了。太太下床站起来，发现在止痛药作用下，自己居然可以慢慢挪步，也有心情和我说笑了。

    到了门外，我看看手机，已经是凌晨五点多。其时月朗星稀，天空有白色云块匆匆游走。街道两边的树在犹自寒冷的风里摇曳，树枝们却正无限柔软起来，以渴望缠绵的姿态伸向天空。有些枝头更爆出了星星点点的绿叶和白花，提醒我们春天已经是一触即发。一路也看到各色行人，有早起遛狗的老人，也有刚刚下班的医护人员，还有早起赶往地铁站的上班族。太太和我倒感叹平常这时正在呼呼大睡，哪晓得已经有很多人开始为生计奔波在外了呢。

    过了几日，太太好多了，我就和她开玩笑，感叹道：“去了一趟急诊室，人生又完整了一回。”太太也只好苦笑。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保险公司一张近2000元的大额账单，这也只是保险公司已经支付百分之八十之后的自付额而已，倒不由想起那句调侃话：“缺什么千万别缺钱，有什么千万别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