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回老家，因为匆忙，也只在乡下呆了下午两三个钟点的时光。按老家人的习惯，赶着日落之前上了一次坟。

    那一片坟地是我们应庄人的死后安置之所，界于应庄、魏庄还有王庄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离每个庄子都有一点距离，一直也不是主要的种粮收割之地，只几户胆大的人家，在坟地周围每年随意长些水稻、小麦、豆类而已。冬天去的时候，坟地四周满是芦苇野草，干枯萧疏，叫人悲从中来。

    母亲是个会哭的淮安妇人。这次哭起来伤心，是因为老家人又走了几位，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婶娘，三爷的老婆，我们淮安老家按规矩叫“三妈”的。三妈去时方才六十三岁，得的是脑溢血，从在二女儿爱华店里发病到送市里医院再回到应庄安葬，也就是两三天的工夫。

    因这几年大家都说三爷三妈是开始享福的人，不想三妈如此撒手而去，倒叫人平添了许多感慨来。正如我母亲经常喜欢唠叨的一句话：“世上两件事，人自敢儿做不了主：一个是生儿子还是生闺女，还有一个是寿根子长短。”

    三妈曾经是应庄让人同情的妇人，因为她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生到儿子。虽然说在淮安应庄这种地方，重男轻女也早已渐渐是个远去的、不再裹缚人腿脚的旧思想，但又毕竟是在中国，毕竟是在中国的农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三妈因为生多了女儿，还是很受了些委屈和苦难。我自己就清楚记得几件三妈躲避检查、偷生三堂妹爱芳和四堂妹爱玲的事情。

    其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说紧也紧起来。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似乎穷苦的人也更有转圜的余地：如果家里没钱没房没公职，是不大怕村支部的人来罚款或者拆房的，三爷三妈他们当初多少也抱一点这样的心态。

    有一次我在自家没人住的柴房玩耍，突然看见黑洞洞的一堆柴禾方面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是三妈。我正要大喊大叫，三妈连连摇手止住了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三妈一个大人要在大白天躲在我们家那黑里巴乎的柴禾堆里，又一时找不得人问，十分纳闷。待我走出家门去找田里跟众人一起劳作的母亲，才看见当时的生产队长带着妇女队长等一伙人，气势汹汹地沿沟顺埂地连走带跑，嘴里喊着“谁也别想跑掉躲掉”之类的话。晚上问母亲，才知道三妈已经怀了三堂妹，大白天在我们家柴房是为了躲避抓妇女去强行结扎的干部们。

    还有一次是在月色如水的夏夜里。我在三爷家门口玩，却忽然见月地里一个人扛着个小孩踏月披星穿田过埂而来。三爷则匆忙地跑到田头，接了那人肩上的小孩，两人神秘小声地互相抱怨几句。自然还是三妈：虽是夏天，她还蒙了扎头巾，害得我连声称奇道怪。三爷三妈又忙要我噤声，想起来他们是连他们家隔壁的二叔一家都不让知道的。那一次三妈怀了第四个女儿，就是后来出落得最漂亮的小四子、堂妹爱玲。

    爱玲出生在深秋时节，二妈和我母亲帮忙接生的。婴儿出来，两位婶娘往身下一摸，只好如实禀告三爷三妈两口子：又是个丫头。三爷就转头去厨房，倒在柴火堆里睡下，一会儿抱怨三妈不争气，一会儿慨叹自己命苦。三妈也一声儿不吭，哭的心思和力气也全都没有，只在床上把脸向墙地躺着。二妈和我母亲不忍心，生了火，烧了水，把小婴儿洗净、烘干、裹好了，放到三妈怀里去吃奶，又给三妈下了碗红糖鸡蛋面，才各自叹息连连地回到自家屋里。

    在女儿们长大的那些年头里，三妈在村子里大约多多少少是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意思，却又必须要抬起头来把日子往前过的。父亲有兄弟四个，其余三兄弟每家都有一到两个男孩继承香火，唯独三爷三妈两个因为这事情心里始终抹不直。三爷的脾气是有些火爆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因为四个女儿的事情，他和村子里的某些人家，他和三妈之间，是没少了吵架和打架的。

    三妈身材颇高大，亦十分健壮。早年间，三爷教她在打麦场上学骑自行车。他们在二八的大自车后座上绑一根扁担，这样倒下来时人也可以脚支地避免全盘摔倒。他们在打麦场上一圈一圈地转，可是三妈到底没有学会，三爷就骂骂咧咧地说她，“儿子也生不出来，车子也学不会”等等。三妈不睬他，自坐在打麦磙子上点了香烟吸起来。我一直想不清楚三妈一个相对年轻的妇女是怎么学会像村子里的老派妇女一样抽烟的，想来应该是生了四女儿之后的事情。

    等我上了中学，自以为是地懂了许多科学，回去给大人们说，生男生女不是取决于女人的卵子，而是取决于男人的精子。大人们自然是觉得我搬来的理论不值一哂，我也并不能因此为三妈平反。

    有一年三妈的眼睛不好使了，不知道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也舍不得去医院里治疗，常是红着眼睛看不清东西人物。三爷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偏方，夏天的一早，捉了些爬网吃虫的大蜘蛛来，叫三妈生吞活咽，说有“以毒攻毒”、去三妈眼中火毒的效果。三妈居然也信了，吃了。过了几年，她的眼疾不再厉害，但我总想跟那些被她生吃的活蜘蛛应该没什么关系。

    年岁大的、不出门打工的乡下人，农闲时间没什么大事可做，多喜欢麻将和纸牌之类的赌博游戏。三妈的几个女儿相继中学毕业，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挣钱贴补家用。三妈也逐渐喜欢上了跟其他的妇人们打纸牌取乐。她早些时候喜欢看，后来看熟了，胆子也大了，手上也有女儿们孝敬的两个闲钱，便也自己上桌子打起来，一慰久痒之手，却也不过五块、十块地打发一个下午时光的小打小闹罢了。日落之际散场，赢钱还罢，输钱的时候，不打牌的三爷少不得要唠叨几句的，为此两人吵起小架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三妈的身世和母亲颇像，都是四个妹妹两个弟弟的老大姐，出生在运河西边的三堡乡，从不曾上过学，小小年纪就既体验旱田辛苦，又经历水乡劳作，既当姐又当妈，又嫁到兄弟众多的夫家，没有家底子可分，也没有公婆可以分忧解劳。然后儿女们就出生长大，等到年轻一辈嫁娶成婚，父母一辈人就已经被归类成老头和老太们了。

    可是毕竟老年的乡下人是有点盼头的，三爷和三妈也不例外。三妈的女儿们都还嫁得不错，留在家招了个入赘女婿的老二爱华两口子也伶俐孝顺。起初几年，因为每个女儿又都生了个女儿，三爷三妈心下还是偶尔闷闷的，等到爱华他们因政策允许生二胎生了个男孩之后，三爷三妈常常是笑得合不拢口的。那小孙子是个多话的，能一直不停地叫“奶奶”叫上数十声。大家常开玩笑说“你奶奶死了都能给你叫活了”。三妈口上说他烦，却是一直哈哈笑着的。

    我出国的这些年，听说三妈是开始“享福”的。她闲时打打纸牌抽抽烟，带着孙子弄弄饭，忙时还自己下田割稻收麦、插秧拔草。三爷身体也还健朗，或者做点扎筐编斗的老手艺，或者在工地上帮忙，不时贴补家用。爱华两口子承包了一家地理位置不错的供销社商店，经营日用百货之外，更靠农忙季节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品来添利润。几年前他们在旧屋地基上盖了一幢时下流行的别墅，去年开始，又听说我们老家也有拆迁的可能，三爷一家的房子更是大有增值的余地和潜力。一切都在向更美好的、那个传说的康庄大道上发展着。

    去年秋天，三妈从常州的三女儿爱芳那里回来。因为小孙子应楚桐也转到城里上小学了，二女儿爱华又能干，做饭之类并不要三妈搭手，因此三妈每日事情不多，不过是洗抹锅碗、浆淘衣服之类。却不想，那一天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抽烟，却忽然就发了脑溢血。待家人急急忙忙把她送到医院，已然是晚了，抢救了半天，就只好拖回应庄老家办理后事。

    母亲一边哭，一边念叨三妈的好处。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和父亲拌嘴儿生了气，大年初一躺在床上哭泣，三妈过来细言慢语劝慰了一通。虽然母亲常说三妈是个“海涵”人，我却觉得三妈多少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大年初一早上劝慰母亲的一幕，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

    旅居国外这些年，我时不时打电话给三叔。每每三妈接着了，常是惊喜地叫一声我的小名，就说：“我让你三爷来接电话！”害得我禁不住跟她开玩笑：“三妈，今天咱娘儿俩聊聊！”三妈就憨憨地笑，然后道：“你三爷来跟你讲电话了！”

    在三妈的坟前想到这些，我不禁也再次鼻酸泪涌起来。三妈原是江苏省淮安市三堡乡沙庄人士，大名叫沙素英，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