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爷爷；当我继续在南方自我流放的时候，突然得知他于一周前不幸去世的消息——2000年6月29日中午

在上帝考验我的一个夜晚，我不幸成了流亡者。

这是一个懦弱而卑怯的灵魂，一个贪婪而充满可怜的情欲的肉体。但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他因深感有罪而夜不能寐。愿主看顾他。

又是一个有野花开放的夜晚，谁在敲我的门，是主耶稣吗？还是罗马那些发不出工资的士兵？

判断门外的是谁，首先是“认识你自己”。

（一）

一个多病的孩子，在北方寒冷的冬天里，蜷缩在草屋窗台下可怜巴巴地沐浴着中午的阳光。我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但这个世界对这种事情见多了，它对我不屑一顾。不过这也正好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后来命运把我拖进城市，城市里所有的高墙相互板起陌生的面孔，直到后来我也一同板起一样的面孔，直到后来这些面孔风化并点点剥落。

墙不能用墙去融化，而需要软弱。我自己就是这墙上的一块冰凉的石块。

遗憾的是，我理解这个道理太晚，以至浪费了太多的抒情和血汗。

（二）

我出生的地方叫北大荒。

爷爷随他的父亲来到北大荒的时候，那一年，他七岁。

那时北大荒还没有我们这个村子，逃荒到这里来的，只有两户人家。那时荒野里有很多狼，夜里常常蹲在我们家的窗户下面嚎叫。

爷爷来自南方，为了吃饱这个目的——正如今天我来自北方，为了同样的目的。

我想他关于北方的梦和我关于南方的梦一定惊人的相似。我们没有历史，也没有空间。

（三）

10年前爷爷远远超过了他当年父亲的年龄，而他的父亲，早在村南头的地里安息了。夏雨秋虫，草长莺飞，孩子时的我总在他的“房子”前充满敬畏之情，仿佛自己的一部分也被埋到了土里，变成了自己无法想象的事物。我也常常想象那位未曾谋面的老人在长满蓬蒿的咫尺以外的寓所里的表情。他在听着他的儿孙们继续举着他用过的镐头，在地里刨食，叮叮咚咚，已过了很多年。

北大荒的农民的数量超过了狼的数量，这代表着40年的历史变迁。其中有新坟默默崛起，有旧坟被风铲平。其中有我的位置，我从小就这么想，有莫名的恐惧。

爷爷老了。这是我那次匆忙回乡最深切的感受。他叼着烟袋蹲在冬天的墙角里晒太阳。看我回来，拉着我的手抹眼泪（眼泪已干了）：“我还寻思活着见不到你了呢……”爸爸从外面回来，老得象爷爷，放下肩上的锄头，看着我，也竟大声哭嚎起来：“都说你死了啊”。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四）

同样是黑黑的土炕，补丁铺盖是那么的温馨，我的双腿那末的疲惫。我渴望一个温暖的小窝，慢慢卸下超过我年龄所能承担的重负。然而，我发现，放飞的风筝既不属于蓝天，也不再属于大地。

故乡死了，在我刚刚有故乡意识的瞬间。我，从此成为流亡者，故乡和祖国只能在精神世界里不断被建造和推倒。

最后的故乡。

最后的夜晚，最后的星空。

有一滴泪从这星星眼中滴落，我们彼此吻别。苦难而充满梦幻的20年，从中生长出唯一的果实是夭折的蒲公英，她养育了它，却主动掐断了与它的血脉联系。

悲剧在于，无家可归者既无舟辑可泛，也无停船的彼岸。

（五）

离家的时候，爷爷已不能起炕了。我默默地站在炕边，又默默地推门走出来。

东北的早晨空气很清新，有充满醉人的凉意。我站在爷爷的父亲的坟前，烧纸，透过烟火能看见蓝天在山岭上颤抖，空气中有古老的肃穆，有些苍凉，有些温暖。

眼泪终于流出来了，入雪，入黑土，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和这个老农普普通通的儿孙们，为我可能永远再也不可能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了。

村庄还在沉睡，鸡犬之声稀落。

哥哥送我到车站，脸上有了很多皱纹，青春在他的身上早已过去，尽管他才刚满二十七岁。怀里抱着小侄女儿，鼻涕冻僵在脸上，小眼睛呆呆地看着车轮。

妈妈没有来送我，车站使她绝望。

（六）

妈妈是一个最能忍受负重的人，拉扯大四个孩子，而今，她已象一个被榨干了的煤油灯，惨淡地明灭着。而因我的“狂妄”，我的祖国几乎毫不犹豫地把这盏灯熄灭。祖国是母亲的敌人，这种意识令我恐惧。

20年来，在寒冷的冬夜里煤油灯是唯一可供取暖和照明的，一边照着妈妈手里的针线，一边照在伏在饭桌上读书的孩子们——这也是村里熄得最迟的灯。在不幸来到北京之前，我以自己今天后怕的“自我剥削”在这灯光里读书，我以自己考上大学安慰着中国农民的母亲和他们的子孙。现在，我却荣幸地变成了他们的反面教材。我不敢正视那盏油灯，她太慈祥，太善良。我有同样多的理由在这微弱的灯火中忏悔，代表年轻的我自己，代替我那强大的祖国。

（七）

母亲的命运是良心的命运。因而是日后远行的孩子的命运。

妈妈也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因为她有四个孩子，先后整整十年，要步行到三十里外的镇里去上学，她必须起早摸黑地做饭，为我们准备干粮。大雪封山的时候，

妈妈就站在村头，等候着在风雪中归来的儿女们，日益发白的头发在风雪中乱舞。

我上大学那年，全村人摆宴庆贺，邻居的老太太说：这些年可苦了他妈……

从小似乎有两种观念让我感到很骄傲，活得也自信。一种是我们是社会主义，一种是我们可以帮助穷人。

记得有一年，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领着他七岁的孙子，从河南那个地方来讨饭，讨到大队书记那里被赶了出来，他们来到了我家。妈妈把两个玉米饼子给了那个孩子——我透过纸窗的破洞看着他们在雪地里远去了，那个孩子破烂的鞋子露出发红的小脚一步一步走远了。

孩子们盼望节日的心情是最强烈的，因为我们饿。中秋节的两块月饼一定要分成四块。四个孩子一人一块。“妈妈你呐？”有一次当我刚要吃下这块月饼的时候突然问，“我已经吃过了。”妈妈说完就走了出去。我转到厨房，看见妈妈在慢慢地喝玉米粥，慢慢地吃着自己腌制的咸菜。那时我突然才明白：原来，我们，就是穷人。我们“生而平等”吗？我们不“勤劳勇敢”吗？一次我过生日妈妈给了我一毛钱，让我在镇上的饭店里吃两个白面馒头。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和同岁的堂哥在饭店狼吞虎咽时的情景，然而丢人的是，一位好心的服务员给我们端上了一碗肉汤，我们却怕付钱匆忙地从饭店逃跑了。

我长期不理解小学课本中关于“马路”和“公园”等概念，它们离我的童年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后来我看到很多作家关于“农村插队”的回忆录，我并非不同情他们的命运，只是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对农民寄于同样的同情呢？如果农村生活很苦，那么农民生来就在那里“插队”了，而且长期以来，几乎无任何“回城”的希望。他们天生就应该在那里，就如被栽种在那里的树木一样吗？

妈妈应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但她的幸福在哪里呢？这个疑问被我在农村20年真正的“插队”生活深深地砸进了灵魂里，我把它带到了城市，带到了南方。

汽车在村头转弯处绕行，我可以望见家门口，我亲手栽下的树已长高，落光了叶子，妈妈正站在那里，白发如秋叶般飘舞……

（八）

汽车经过县城，我来到初三的班主任家中。过去她对我的关爱鼓励我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去敲她的大门。

“你使我很失望。”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你本来是该很有前途的。你别忘了，你是你们那里建国以来第一个进京的大学生。”她的眼圈红了。“你对得起谁？”

当她的房门关闭的刹那，我听见她的丈夫向她抱怨说：真不为别人着想，这个时候还……

那晚我与一位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多了，半夜一个人跑到母校的大操场上高歌不止。

这个同学借给我200 元“盘缠”，这是我欠东北故乡最大的一笔债务。

还有一笔人情债：我中止了与一位有日本血统的女孩子的书信联系，我是在她的怨恨和不解的目光中狼狈地告别黑土地的。

我终于一无所有了，但谁知无人挥手的浪子内心的悲凉？

（九）

流亡的道路必然经过北京或必然从北京开始。

到北京，才知道绝望。

我向大学的班主任告别。

“你是一个很倔强的学生。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书记说的，这可是很有分量的。”

班主任醉熏熏地。他的出国手续办完了，终于如愿以偿，尽管为此他出卖了他四十多个学生和他自己。他终于舒了一口气，瘫倒在床上。我想起了马戏团里的狗，为了那块食物，如何象人一样表演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马戏团里，已经参加表演的人和拒绝参加表演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敌意，这正是我的老师和我目前的关系。

“为了活着，你必须委屈自己，没办法，我年轻时比你们还认真。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说。

“象人一样的狗和象狗一样的人都是错误的。”我也摸只烟插在嘴里。

“你爸爸给我来信了。求我关照你。”他眯着眼睛看我。

“你得承认，中国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可惜他们未能建立最好的国家。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授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教授，而这一点，中国的父亲们却还不知道。这是教授所以产生的原因。别指望我求你，尽管我珍惜我自己的学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写历史”。

“历史不过是一片死亡之海，你我不过是一只蚂蚁。淹没与被淹没是历史与人的关系。历史已经这样，还会是这样。”

“人作为时间之片段为无限所包围。但人所为人，应与自我相吻合。”

“人区别与动物在于人能够承认现实，不断改变自己以自保。”

“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动物生存，而人生活。承认现实，保留人性。顺便说一下，动物往往比人高尚，至少比某些人高尚。”

“我年轻的时候象你们一样……”

“如果你们年轻时的确象我们一样——用你们过来人的话说叫什么来着？对，幼稚冲动或不成熟，那我丝毫不觉得高兴。坦率地讲，毋宁说在侮辱我们。我宁愿你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不一样，那样世界和未来对中国可能还会有些信心。我确信，你说的成熟与无耻和麻木几乎是一回事。”

他冷笑着，不屑置解。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将如何生活？”

“是啊……”我沉默了会儿，问：“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又不能投降，您认为该怎么办？”

“逃跑。”他说。我们一同笑了起来。

（十）

我挥手告别高高的校门。

这是我20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圣地啊，我的文学之梦，父母的心血和妹妹用“生日鸡蛋”（相当于城里人的生日蛋羔吧）换来的学费，就这样被我挥手而去了！

妈妈，这里不属于我们，请原谅我。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但天上死者的眼睛第一次有些温暖。我第一次有勇气仰面长天。

但我看到了仍然冷静的黑暗。

街道上一片死寂。这是一座死城。

在这个夏季的清晨，很多年轻的树被埋在倒塌了的土墙里。

墙外有一棵树，在风中静止。它的形状象手，这是被活埋在地下的生命伸出来的求救的手——求救于遥远的天空吗？不是求救也罢。那是在表达一种固执：僵硬的存在。这正如寒风中落光了叶子的树，光秃的枝丫擎在冷漠的高空；如那光秃秃的僵立。

据说这座城市绿化的很好。走进长街，会让人设想沉重的地面下许许多多被活埋的故事。而今人们随意踏过。我是这游客中的一员，尽管我的一部分生命也被埋葬在了这片土地。

一堵高墙正在它倒塌的地方施工，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各种工匠为了“生存权”正从全国各地赶来，表演着各自的匠心独运，他们争奇斗艳。

我的步行方向与这源源涌入之群的正向反。这个方向，离开北京的方向，人迹寥寥。

墙很高，不知是日是夜。   

（十一）

北京西南方向有一个小镇，我寄宿在一个好心的农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远方的父母知道我在何方吗？我将往何方？

与流亡相比，监狱是幸福的。

（十二）

在这无声的世界里，四周是灯光漂白了的沉沉的四壁。世界仿佛在谛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又仿佛在等待着那驾古老的水车，在那晨雾迷蒙的天光里，吱吱呀呀开始新的旅程，腥臭的梦随昨夜一起收缩。

“嚓！”我划着一根火柴，看着它熄灭，打成卷，变成灰。空气在燃烧的瞬间颤抖，冰冷得发热。

这似乎是昨夜流星的故事。划过长空，划过严冬，在天幕中划出一道道血痕却不再滴血；在无边的暗夜里燃烧却不再爆响。

那是在历史的上空炸裂，在那瞬间留下短暂而不朽的殷红。

它在孕育着的母体内爆裂，把婴儿尚未成熟的躯体炸向横空，让那纯真的造物遭逢裂变，在冷漠的夜光下经受重组生命、连合灵肉的苦难历程。

黑暗愈合，弥漫在我的眼睛里。

（十三）

我梦见自己走在沙漠里，停下来必然死亡，而前行未必新生。终于前行。

我仿佛重新来到这世界上，背后是布满血污的天空。

（十四）

沉寂了，这世界沉寂了。

连同静静夜里的那几声狗叫。

山村的世界是一首苍凉的歌。夜如黑压压的军队淹没一切无语的怆立。悲壮渐渐退出我心灵的舞台，绝望慢慢从地平线上染白我理念的天空。

一个多月的时光仿佛是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唯一的生物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弃儿。

吹面而来的寒风也多少减轻了肃杀的淫威。独自一人徘徊在暮冬的小街上，中午的阳光分外温暖；我在无边的静穆中倾听自己内心切切低语：春天，就要来了……

山从凄冷的茫茫长夜中挣脱出来，站在远远的天边。只身在这陌生的早春世界里，打个冷战后，抬头去寻找横在天空的大雁，一边望我一边想：那北去，那鸣叫，那周而复始……

身边是川梭而过的列车，编制着乡愁的沉重和时光流逝的苍茫。远方是一片空白，带着空空荡荡的疲倦。铁轨交叉着手臂冷笑，送走一批又一批麻木的人群。走了，走得象群候鸟。生存规律高举屠刀，在检票口撕裂着恐惧递过来的灵魂。

支撑生命之烛灼灼不熄的是生命本身。让思想之光闪耀在冥冥的天幕上，伴陪我的孤独，照耀我一无所有的丰富。

（十五）

燃烧的夏季后，这是一个漫长的严冬。

一个孤独的流亡者踏在厚厚的积雪上，他可以分辩出熟悉的吱吱的雪裂声。沉睡的冻土埋藏了几千年关于丰收和幸福的渴望。远处几个老农象几匹老马，在古老的铁犁边围坐，烟头如哭皱的眼睛，在麻木的皱纹间明灭。我抓起一把雪、融化、滴落、这一代一代人的青春和叹息……

我想起塞北深秋的旷野，母亲的白发在透骨的清寒中随原野之风飘舞，如剪影般贴在天高地远之间，弯曲在黑土秋风之际。老父如拐杖立在村头，迷离于天际嘎嘎而去的是乌鸦的身影……只有在鼾声从四围传来的时候，我才能让眼泪在蚊帐里漫流。赤裸裸从床上起立的是我的灵魂，长跪山巅面北哑嘶……

（十六）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离开了山村陌生的人群，继续徒步远行。5 年前我跪伏在母亲的苍老里打点上京的行装，今天，我的目标是上山。我不能拒绝，来自冥冥之中关于继续远行的呼唤。

远行中的地平线也一样单调吗？如日出日落划出单调而封闭的光弧。其实，太阳每天都是旧的。脚底磨出血泡，山近了，又远了。面包和午睡成为生活的全部内容。每个年轻的夜晚，在枕边饮泣的是信仰女神，让她的丰满和情爱在我疲惫的鼾声中残殒、调零。

我想有个家，厨房里传来妻子唤起吃饭的声音，柔和而温馨；可是有家又能怎样呢？伸手就能摸到沉重的墙壁，石荧钟滴滴哒哒地走过每一个苍白单调的日子。

我又渴望遗忘的救主，以免那如泣如诉、如诗如潮的情怀一涌而出，我被自己淹没在缠绵悱侧、凄清哀惋之中。我让自己的身体变轻、变小、象一粒灰尘，汇入无边的太阳光里，淡泊于虚无。

（十七）

向西是太行山脉，对于我这个平原之子，那里充满着各种童话般的诱惑。大山的神秘是它可以折断猎人的视线，可以折断未来与过去的联系，折断自己与身后事的联系。

我终于来到了大山的怀抱里。“逃进山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唯一自由主义的姿势。

有一只天鹅从山巅跌落，她跌落在我的眼前，她哀伤的凝望着我，然后死去。

我的心灵仰面长空，流下热泪。而我的肉体闻到了天鹅肉的芬芳……

（十八）

庙会是山里人的大事。美国人搞大选，中国人赶庙会。

很远、很远的山后面的山顶上，有一座破庙。一个残废的老农为了到庙里祷告，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向山上虔诚地爬行，血迹在山石上依稀可见。一直到庙门。

纸灰飞舞，香烟缭绕。两个老妇跪在庙前，嚎啕大哭，含混不清地向神灵述说着她们的不幸。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一个讲了很久很久的故事，还能够讲很久很久。

（十九）

山风猎猎。有细小的嫩绿正破土而出。

生命是顽强的。北京的西南有高山，北京的东南有大海。

乌呼，人与人的心灵是不相同的。

（二十）

告别红砖绿瓦，告别白山黑水，我一路向南。

火车站是一个民族的缩影。我蜷缩在这个缩影里愈发寒冷，无论肉体还是灵魂。

自由主义在火车站的人群中面临最大的挑战。

昏暗、混乱、肮脏，“挤”是这个人群或这个民族唯一现实存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形态。我望着列车在连滚带爬中拉着幸运者（挤上车的人）排着等级（“按力量分配”建立硬坐、软座、硬卧、软卧这样的等级制度）驶去。包括驶向灾难。

我几天来由于力量不济，不得以“下塌”在火车站。睁开惺松的双眼，突然见一老人，衣裳褴褛，跪在面前，向我乞讨。

半夜时分，警察来了，用脚示意我转一下“下塌”之处，以免有碍环境卫生和影响国家的尊严。

于是我转移到离永定门火车站不远的陶然亭公园。

公园的简介上写着：“当年毛泽东和高君宇等人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斗争。”我感到很辛酸，为中国的历史。

夜晚公园的长椅上可以看星星。白天偶尔可以租船躺在水面上飘摇。记得有一个游园的孩子对他爸爸说：“爸爸你看，那边船上的叔叔好像死了。”“嘘，别瞎说，”爸爸说，“那是一个捡垃圾的，你看他的头发和衣服有多脏？你要好好上学，不然长大了就会和他一样。”一家人幸福地划船远去了。

好在我已经认定喧闹的北京和我没有关系了。

好在我已经认定幸福的生活和我没有关系了。

（二十一）

有一天，当必然的和未然的界限淹没于血泊之中的时候，思想便与存在分离，逃离苦难的尘世，将人之精神与人之生存痛苦地撕开。作人的荣誉迫我成为游荡之鬼。

我们生下来就面临着两次死亡的挑战，第一次是窒息的沉重，第二次是麻木的轻松。第一次造就出一批精神病患者，第二次则生产出大量活动的僵尸。

我超越了第一次死亡，那是自我欺骗的结果。现在我面对着第二次死亡的突然降临，与它对峙。背后是低重的旗帜和残落的手臂。两腿发酸、微微颤栗。血从我苍白的双唇滴出。

人的不幸正是人的伟大。人的心灵往往在大病初愈的时候才焕发出动人的光彩，生命当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表现出人的尊贵。

这是流亡者的哲学。

它引导我沉思上帝。

（二十二）

“诗人之死”之后，文艺之神彻底堕落，如妓女，引诱着本世纪的民工与流浪汉；政治家剥去光环，露出长满青春豆的脊背。政客和商人们西装革履，从每个城市窗口淫笑着走过。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深圳之窗已被挤破，海南之门刚刚开启。

猪圈打开了一条小缝，但规定撒欢的人们必须四脚着地。

这是唯物主义胜利的时代，邓小平和王朔，原始资本主义和官方黑社会。它消灭了伪崇高，也消灭了真崇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政权里面出金钱。然后金钱里面出一切东西。

列车向南，我看到无数坟冢在车窗外一一闪过。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一定是老经验了，对于一切人口迁移运动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们有理由闭目养神。

我想，他们是幸福的。

（二十三）

广州可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城市，但显然是中国最有生机的城市。如何把生机和秩序结合起来，一直是中国人未能完成的一门历史课。它分割着野蛮和文明。

中国再一次步入考场。北京的硝烟为这场考试笼罩上了更多悲观的色彩。

明天过海。

轻轻地把门关上，天已发蓝。

收拾凌乱的稿纸，把皮箱里的一切无泪地倒空。

第一次乘火车睡卧铺是去年回家，是因“遣送回乡”而得的恩泽。现在离开大陆，又要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乘船了。

大海的诱惑力在哪里呢？

（二十四）

海上漂来一艘船，浓雾在船头扩散，同黑夜连成一片。远处有渔歌，象哭象笑。

轮船把我拖起来，扔到孤零零的海上，恐惧多于憧憬。千百年来，五月花号船穿行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找到的并不都是新大陆。海水在起伏之间，眩晕了我的灵魂……

本世纪末的全部希望和绝望都挤满了这小小的船舱，向南涌去。古人上山，今人下海。后面有追兵掩至，喊杀声和追悼声漫过每一个世纪的关隘。

（二十五）

潮水退却后留下了理智的沙滩。

海阔天空，这或许值得欣慰。苦涩的海水、沙滩如商场，商人在海陆交接处厮杀为瓦砾，磨碎为齑粉。或饥饿成鱼或沉淀如盐。看着这些寄居蟹们拖着各种壳在忙碌着他们的第四产业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游戏，鱼们纷纷浮出海面，面面相觑；死鱼则翻其白眼，默默无语：这些东西真的也来自大海吗？

苏联的那个敏感的女诗人说大海象征专制，我感到大海是一种苍老。一种停滞。

我能回来吗？

海口三角地的夜晚，天上有美丽的星星。无边的宇宙啊，相对而言，我是什么呢？一粒灰尘，是无。在这令人敬畏的宇宙中，尘世的一切烦恼显得那么可笑，为如此可笑的事情发愁不是更可笑吗？

正当我物我两忘、神游太虚之际，突然饥肠翻滚。我得去找吃的。沉重的肉身是我的上帝，它拉着我来到一家工厂，我的“曼彻斯特时代”开始了。

12小时体力劳动虽然辛苦，80人的“宿舍”虽然拥挤，苍蝇环绕的饭堂虽然肮脏——我的心多少安静下来了。面对无罪而死的人，我是有罪的。“诗人之死”为这个罪恶的时代赎了罪，我又有什么权利展望耶璐撒冷呢？放弃一切物利和虚荣、去寻找苦难，这是我从那个夜晚接受的绝对命令。

这和他人无关，理解不理解和我又什么关系呢？

啊，海南，中国的淘金岛，而我的自我流放之地……

（二十六）

回首的沉重已不是挥手的从容。逻辑在现实生命中被抽出。冬天里的阳光是憔悴的，象哲学家苍老的笑。是否把自己昨天的日子遗忘，每夜自己同自己商量，没有结果。

原以为苦涩的海水可以淹没冰冻的黑土，窈窕的椰树会掩过剥落的红墙——逃不过的是这节日的爆竹，炸裂你紧锁的窗门，点燃你蒙满灰尘的烟盒。

殷红在蔚蓝里扩散，或者沉淀。目送纷纷扬扬的落日，仿佛注视着旋转的鸽群，在楼间散落。

我把自己流亡了，这就值得安心和夸耀吗？耶稣走向了十字架，而我逃跑了，——“是逃跑”，而不是自我流放。即使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不比我更有荣耀吗？

（二十七）

家中来信了，希望寻求我经济上的支持，正当我在海南正准备寻求他人在经济上对我进行支持的时候。这主要原因在我，我甚至比米开朗琪罗还要骄傲。

但这个忙是必须帮的。舅舅家因种地的问题与村长发生了口角，村长的儿子是在县公安局工作，村长说要通知他的儿子找舅舅家算帐。当夜一场司空见惯的悲剧发生了，舅舅家“集体服毒自杀”了。抢救是来不及了，最后只有我的小表妹得以生还，因服毒剂量少。但身体已被摧残了，在村里由“赤脚医生”每日输液维持着生存。但迄今已无钱输液了，这想起了比李嘉诚差不多——这是我在家信中为安慰父母的吹嘘——的表哥我。

我的老板原来是一位导演，现在海南搞农业扶贫开发。他说导演最适合作老板。

我尚未能理解。我推开老板的门，请老板对我“扶贫”一下，当然，我胡编了一个理由。但我相信，导演的眼睛是雪亮的。老板借给了我500 元钱，条件是以后在公司里，我要做“他的人”。我真的从心里感激他。

然而本月十日夜是一个很不幸的夜晚，市公安局为了“清除民工污染”（即把到大特权地区或大特区盖房子的盲流赶回大陆）而进行了一场突击战斗。战斗在夜里打响了，我英勇的人民公安战士把我也抓进了看守所（或是民政收容所），因为我也没有暂住证。在司空见怪的拳脚相加之后，我贡献了500 元钱，第二天得以恢复自由。我一位朋友同他内地来的妻子也被同广大民工群众关在一起，一个嫖娼，一个卖淫，被判拘留十五天。“国家给他俩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中国可以说不》语）我真心感谢那位长官，他说他收我的钱是给我面子。

然而我的面子很难保全，救不了可怜的小表妹，恐怕也无法向导演还钱了，虽然他仅仅期望我作一个演员甲或丙而已。我有一种作过小偷般的内疚感。

前几天晚上看电视新闻，迷人的女播音员微笑着跟全市人民唠着：前几天，我市公安干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清理盲流的阶段性胜利……女播音员很象我的表妹，再仔细看去，有一股红红的血从电视屏幕四周溢出来……

昨天小表妹竟然来了一封信，说她身体已经好了，想到北京去当小姐。

农民的女儿的身体真好。然而我真怕她想家：东北的土地很肥沃，东北的资源很丰富。

（二十八）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摸过这么多钱，而且据老板说，它们都属于我：天哪，年终奖一万元。据说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是肮脏的。看来这有些夸张。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价值论为什么不能相互融合呢？

我走到街上感到自己从此站起来了。有一种谁敢惹我的劲头。一辆奔驰车迎面扑来，溅了我一身灰土。

我能从窗口看见老板模样的憔悴，也能看到资本价值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改革万岁。我带着一种一九四九年的感觉走进邮局，给家里寄钱……

由于政府也很困难或者因为“绿条子”，家里半年以后才与我分享第二次解放的喜悦。

（二十九）

老板派我在某市注册分公司。工商局企业科我跑了十几次，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几份文件的修改，我以和绅在皇帝面前的谦虚倾听他们的教诲，内容包括关于标点符号的。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第二天未加修改就送了上去。“这回嘛，修改得还差不多。”那天这位主管科员这样回答。然而“然而，公司的名字不能叫顾问公司，因为只有政府才有顾问。”于是我作出顿开茅塞恍然大悟状。

寻租虽然增加成本，但提高效率。这也是至今人们还能够容忍腐败的唯一原因。

所以，工商局“还是要说不”。而随后发生的一次“金融恐慌”几乎把我吓得半死：我们通过自带汇票在本市一家银行存入了几十万资金，在当日下午经查资金已经到位；然而，几天后，当我们用支票支取现金时，柜台小姐不屑一顾地教训我们，经查，你们的帐号上一分钱也没有！经过哀求和斗争，最后查明，这一巨大的“失误”

是由于这位银行出纳员在用电脑确认帐号时发生了错误，而我们的资金自然注入了别人的帐号。感谢银行的一位领导出面，我们收回了自己的资金。整个一天的工作计划彻底打乱了，银行没有责任，因为据他们说，这是电脑的责任，而他们帮我们追回了资金，我们还应该感谢他们。

我发誓这不是电脑问题，首先是人脑问题。在这个时候，要是不联想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理论，我们该多么的迟钝啊；万一不小心联想到这一理论，我们应该多么地战战兢兢啊！

今天公司刘小姐推门进来找我借钱，说家里出了一点麻烦。我作为难状。最后“伊”哭了。哭起来“伊”显得更漂亮。我借给她1000元，我希望她以后在公司里成为“我的人”。

（三十）

我考虑再三，准备辞退王顶。他竟然扬言要找他表叔（我省任人大副主任）派人来收拾我，如果我敢炒他的话，他贪污了公司5000元，我找公安局的朋友，他说民营企业不存在贪污问题。这种人怎么留呢？不过我真有些怕他，他宣传他有黑社会的背景，他自称他就是流氓。

他老婆说如果他没工作就到我们家上吊。

应该给教育多投点资，我想。

然而，全部问题不在教育。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三十一）

阔别多年了，北京。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挺神气。然而又悲凉起来，北京不见了。在我熟悉的北京之上他们建造了又一个北京，我们彼此都很陌生。

鲁迅再回酒楼，如何也找不回当年的那种茴香豆的味道了。回到母校，简直认不出来。北京长高了。而北京的树显得更低，如在钢筋水泥中苟活的草。树，代表过去，代表我的过去被活埋在地下以后的挣扎。

记得欧洲有一位文人说，树的衰老从头部开始。看来中国的衰老从北京开始，北京的树让我绝望，北京的污染让我恐惧。在繁忙的落日里，我能听见上帝的叹息声：你们悔过吧。

此岸已淹没，彼岸……

这个城市建筑在“过去”的北京之上，只有几株树还是梦中模样。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原来是一个大村子，村长的孩子在城里读书，不需要再回来了。

北京不见了。我想回去都回不去了。我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只要“妻离子不散，家破人不亡”，就要象陀螺一样把自己旋转起来。旋转很累。不旋转更累。我以此自慰。

生命本身不会是一种手段吧，我突有此想，不寒而栗。

南方一片污染。与北方一起污染。与地球一起污染。

连绝望都是一种商品了，被“学者和思想家、作家和记者”拿来卖钱，我还有什么呢？

连忏悔也开始商品化了，我只剩下黄色笑话。这与这个黄色时代是相匹配的。

鲁讯需要的不是包容，而是认识自己。宽容是确认自己与他人同样是有限者或被造者，而不是自己更博大，可以“大人不记小人过”。黄色的时代是表演的时代，我是“行货”也是“道具”。

（三十二）

昨夜一梦，自己躲在寄居蟹里，被封死，如何也出不来。

我为自己是一只大寄居蟹而庆幸。我听见了高墙倒塌的声音。灵魂惊起，远遁高天，于是世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我可爱的小女儿快乐地跑过来，把我象贝壳一样拾起。

（三十三）

所有的空间在扩大中消失。丑陋的土地堆满了楼房的垃圾，摇动着葱茏的旗帜，晚霞是污染的清白。

我没有旗帜，光秃秃的生长，光秃秃的死去。在充满主义的世界里也算是一种主义。我坚守住这种光秃，不敢退步。拐杖们乐得颤抖，以为好玩；猎人以我为狼，在角落里磔磔怪笑。猪以我为猪，我们称兄道弟。

故乡在夜里降临，同我一起衰老，一起成熟，一起嚎叫在旷野之冬。一起阐释年轻的尸体在街道上挣扎的意义。在落日的时候，同我一起在暗淡下来的天光里放歌。

（三十四）

始有苍凉之感，从英勇的自杀到无为的自杀。时间在无为的奸污中麻木。只有天花板如无字的书，压在你的脸上。

小心翼翼地投身葱葱绿林，按说，匆匆分手也便而已而已。野草却株株滴血，丝丝垂泪；窗口散发的白发飘在村头；风卷起纸屑，满天飞舞，如殒落的星辰，铺落在夏日黄昏。而今黑夜已被漂白，象多年洗过的旧衣。冬云缓缓流过，拧一把，落下雨来。

（三十五）

仿佛年轻了的时候，年轻的回忆却在那里苍老。

七八个春秋，南北而北南。

回忆是美好的。这就足够了，因为有些情感只能在回忆中才是美丽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回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象身边的一本书，随时可以在疲惫的时候打开，会从你的肩头卸下很多沉重。

（三十六）

我乞求匆匆中忘掉自己，尤其在这春天又来到的时候，让我躲进春天单调的绿色中，同这模糊的季节更替一起模糊。

海子在春天里已死去几年。任何“理性”的思辩在年轻的尸体缓缓倒下去的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让我们把希望一同埋进土里，同这罪恶一同埋进土里，同这罪恶的春天一起绝望。

人们走在街上，漫不经心地经营着生计。

我还是忘掉的好吧。时间象这大海，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浪花，又舒展出一片虚空。我是那礁石，在沉浮中支撑，等候生命的手臂在水面伸出，证明毕竟有生命比我更有活力，比我更优秀。

在四周甜睡的夜里，我拉开窗帘，把自己贡献给这窗外寂寞的世界。与这世界相互忘却，然后同这春天一同繁荣。

（三十七）

所有的空间已堆满了沉重的绿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又渴望逃回北方去，然而绿色恐怖仍如洪水般追逐而来。

我憎恶这绿色的世界，我向往大漠孤、长河落日的苍凉与悲壮。“我酷爱我的地面；我憎恶这以地面为基础而繁荣的野草”。春天，带着热带海洋温热的娇喘，从背后赶将而来、淹没树枝、压过石砾、渡过冰河、城市和村庄、掩过尸体……所有的蚊虫们一同拥来，爬过我的窗口，在孤零零的灯光周围叮叮跳舞。

腐烂的灵肉被绿色摧残、发霉、又生长出绿色的毛、成树、婆娑起舞。

（三十八）

今天是清明节。外面的天气阴沉得很。又是一年春草绿。在遥远的北京，还是那样灰色的天空吗？灰色的雨在冰冷的树枝间无声地织出一片茫然。

冬天里的公园。过去的连同活着的，都在沉默。夕夕相伴，已经十年。仍然是湿漉漉的云，仍然是这湿漉漉的心情。想在这鬼节、在十字街头、荒山野岭，所有的孤魂野鬼从被弃的角落里涌出，布满大街小巷，立在夜行者的床头案上，在雨幕中注视着每个窗口，欲言又止。

悲哀归于沉寂。只有满眼的飞雨将这世界乱成一团混沌。我也便在这混沌中安然，仿佛有些欣喜，为逃避之轻松。

（三十九）

反叛者与其反叛的世界在相互冲突中使彼此异化。从此以后，自我消失，得一似我非我者，坚强表现为残忍与冷酷，开始了几个疯子的伟大历程。

（四十）

半轮月在空中漂浮，象沉在水盆里的鱼。常常在梦醒来的时候问自己：我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我这是在那里呀？

草原上的小村子在流浪的世界里缩小为零。自己则象一粒灰尘，经常无意识地在茫茫中飞旋。

我没有家乡，没有母校，没有祖国，也没有工作，我只是提着装满了空空的记忆的打着补丁的布袋，在不属于我的世界长街上乞讨。

为什么频繁的时空轮转一度在我的意识中是一片空白呢？我又仿佛一直站在一个地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起点。车站、码头、机场、只是一枚枚邮票；寄走的，只是我的冲动，而终留我坚强之骷髅，在北方的天地里峭立。

灵魂如雨，从这夜里漫开，躲在你寒冷的院墙下，如野狼长嚎，交出狼的矜持、驯服如狗——精神跳上高墙，随风沙飞扬。夜风从坟地吹过，露出半付白骨。死亡是唯一的归宿，足以照示你的将来。

上帝再一次显现。故乡在他的光里缓缓融化。

（四十一）

这是一个无聊的年代。

这样的生活除了能够活下去之外，还能够意味着什么呢？非旦如此，曾决心埋于地下的往事又不断被生存恐惧翻找出来，作为你苟活的压迫，提醒你挣扎于人鬼之间的独特身份。

现实是一片沙漠，你是其中一滴水；历史是冰冷的铁轨，你是路面上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理性是什么呢？一把伞，在王道主义的风雨中遮盖一棵日渐风化和苍老的灵魂。

绝望了的人类找到两个办法安慰自己：一种是讲故事给自己听（文学、宗教、艺术）；一种是自杀。前者毁灭精神，后者毁灭肉体。

世纪末来临，讲故事的开始胡说，而自杀的仍不见动手。

（四十二）

在一个苦难的时代，或几乎在一切时代，有人这样自我安慰：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心灵迟早会遇到自己的朋友，为此，心灵会心甘情愿、欢欢喜喜地忍受千年的孤寂。

我怀疑，这样的“心灵”也能叫“心灵”吗？果真如此，千年孤寂不是心灵的节日，而是心灵的悲剧。在“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更有价值”的极端唯物主义的当代，“莎士比亚”如何有兴致瞻望未来呢？

更重要的是，此岸世界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应该结束了，100 多年来，关于2000年的憧憬还少吗？当它今天降临的时候，我们不过仅仅是会舞弄计算机的猴群——我们仍然没有放下从地上拾起的、准备击向邻居的石块。这种政治学从山顶洞持续到中南海。

多少未来的乌托邦象尿布一样凉在历史的阳台上，发出了醉人的味道，而我们仍是啮食同类的山顶洞人，区别仅仅是吃人在过去被解释为饥饿，现在被解释为是一种“食文化”。吃人是有理的。我们是真愚昧，我们是真野蛮。

线型历史观在我的心灵里存在了30年。它终结于1999年。千年审判对我来说，首先是埋葬了历史主义的幻像，我目送它象目送一只风筝消失在无限的天宇里，而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它是一只口含橄榄枝的飞鸟。

从这天宇中同时洒落了无数象形文字，它的名字是文学，而不再是神恩或天启。

千年审判是唯一的未来，判决书还未写完，故圣灵永远临在。

（四十三）

是啊，我必须努力，以便配得上不断慷慨奖励给我的苦难和屈辱。

（四十四）

我曾对一位朋友说，海德格尔的“人之被抛状态”的说法不够真实，其实生命经常处于“被拖状态”：肉体拖曳着灵魂构成生命的基本状态。灵魂企图摆脱“被拖”宿命的挣扎，这种努力产生了文学。我的文字是被拖曳者的喊叫。在商海拒绝为商人，为此，“学人”之我与商人之我进行了10年内战，日日与自己搏斗，战争在生存恐惧中进行。夜夜与自己商量，仍没有结果。

于是自然“夜里总睡不着”，“人不寐”由此而出。但看来夜行者非我一人，卢跃刚先生信中感慨：“又遇到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岂不快哉！”谢泳先生说，“人不寐是一个有深意的名字”，显然是深有同感。

睡不着的时候“为桌子”堆积了无数象形文字，又纷纷入土；或约一两个朋友在暗淡下来的天光里喝酒，为这些拒绝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字一起下葬。

我已经老了。我要“向内求道”。在最后的审判上，我希望能象林彪晃动叶群的短裤一样挥动着自己的“作品”，为一种并不纯洁但企图证明纯洁的那种人性。

（四十五）

1993年喜为人父，且是好事成双。于是不得不告别满腔悲愤和咬牙切齿的时代，向慈眉善目和嬉皮笑脸蜕化，并日益一本正经地以曾经最反感的“毫厘主义成熟”

来面对“激进主义的不成熟”。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理由值得我跟谁拼了，第一个就是我的宝贝女儿。但我仍警惕堕落到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智慧上去，故1999年开始附庸风雅，频繁冒充青年学者混迹于大方和泰斗之间。结果差强学意，“人不寐”渐渐以“人不行”或“人不怎么样”闻达于市井和殿堂。

懦夫时代的早临，忏悔意识同时而至。忏悔在道德上是“尊命文学”（尊上帝之命），在理性上是为了实现抒情的平衡。更别有用心的目的是我希望把一切都收拾干净，“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但在远行中女儿渐渐取代了故乡的位置，这是一种更强烈的思念与愧疚。

我有一种折衷的企图：将来带孩子去看望故乡。

然而我毕竟要回来。“回来”？我们去哪里呢？

上帝是一双眼睛。

上帝是故乡。

（四十六）

“无根基性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曾北上西伯利亚，东去美利坚，西上高原，南下大海，皆无我歇脚之地，更非我精神家园。

今夜，我来到草原。

我坚信草原曾是人类的家园，因此草原之行毋宁说是回家之旅。高原是人类的老年，它的意识是宗教。草原是人类的童年，它的意识是诗歌。

我们的童年都有属于自己的草原，虽然面积有大有小。那里有夏草秋虫，还有叫星星的邻居的孩子，还有叫月亮的“大众情人”，我说的“大众”除了乡村诗人，更多是孩子们。每个孩子都在草地上向她倾诉过童年的孤独、忧伤和各种梦想。

我已经近十年没有使用过“碧空如洗”、“浩月当空”这样的词了。来到草原我又想起了儿时作文里常用的句子。这使我有些伤感，也有些安慰。草原上的月亮依然年轻，依然美丽，还是旧日的风情；而我们城市的月亮已经满面灰尘，满脸皱纹。

我带着近乡情怯的心情抖落城市的灰尘。草原上每束野花是我的情人。而每一株小草，是我与野花的孩子，我与野花的女儿。我祈祷来自城里的猎人（他们已经杀光了城市里的蜜蜂和蝴蝶，并将仅存的几只鸽子关进了铁笼，而城里的小草正在一片一片地死亡）不要伤害他们。我记得一位伟大的女方性曾说过，每次她走在草地上都感到很抱歉，因为她能听见小草正尖声冲她喊叫。草原是拒绝“成熟”的。

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从草原到城市是人类在一定时期里应该选择的道路。

拒绝城市化作为文学抒情我未敢后非，但它在生活中是一个谎言。我的问题是，我们所走过的通往城市的道路和即将走过的城市之路，是否是唯一的，其代价是否可以再少些，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是否真正尽到责任了？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沙漠正在扩展，而有可能最早从华北这个地方腐烂。稍有责任感的人日益生活在末日恐惧中。现在我们就应该反省，“否则永远也不用再反省了。”我们即将无处迁徙。

我们把城市弄脏了。我们是做错事的孩子。

我们能诚实地承认墙上乱七八糟的笔迹是我们自己图抹上去的吗？

不，我们全部精力被用来说谎。

耶路撒冷曾被毁灭过，这是最后一次毁灭吗？

（四十七）

90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

它在结束之前就结束了。

我第一次有一种苍老之感，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和20世纪一起自杀。留在旧世纪天空的是还年轻还有热情的灵魂，它如今已经是一只无家可归、伤痕累累的候鸟；“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海子）。

它将寻找同行者，为这样一个自私的目的：免除精神的孤独和死亡的恐惧。

在20世纪喧嚣而又寂寥的傍晚，它在寻找“我们”。“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候鸟。我们飞行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我们飞行在“1984”（奥威尔）和“末日审判”之间，我们飞行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

鸟是自由的。

多年前我们从乡村起飞，又从城市起飞，来到天空。我们不想回到霍布斯和卢梭的森林里去。我们要寻找“精神的家园”（王小波）。“回家的路”（汪丁丁）指向常识，指向个人、指向心灵，指向“水面以下”（朱学勤），指向孩子的世界、指向人类的村庄，指向我们自身。

但候鸟是相对自由的。

别尔嘉耶夫说，自由是最沉重的事业。何况“在贫困的年代，诗人何为？”（菏尔德林）

我们至少受到两种限制：季节限制和我们曾经飞行的历史高度的限制。

季节的寒暑冷暖迫使我们四处迁徒。候鸟起飞不仅为了人类寻找天空，也为了躲避人世的寒冷和“来自的祖国慷慨投掷的石块”（布罗茨基）。这是一个狩猎的季节，狩猎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力量成为唯一的价值：“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要重要得多”（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因恐惧而和平的季节，恐惧攫取一切道德资源并攫取了自身。

我们试图寻找自己的季节开花，九十年代不是这样的季节，它是对那个季节的寻找。

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从我们的历史高度上纷纷折断，这个高度在“月球之下”（古希腊哲学），更在“灿烂的星空”（康德）以下。由于此岸世界的苦难，由于“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我们失去了终极关怀，断送了对彼岸世界的追寻。

我们跌落着，带着救世主的悲悯和唐诗宋词的虚荣，支撑我们的失落。然而我们仍然跌落着，崇高变成了文学幻觉。扬起的象形文字组成了作家的激情与偏执，却失却了思想家的自由与理性；漫长的跌落累积了“来自灵魂的恐惧”（谢泳）和关于“活着”（余华）的伪智慧，面对“存在的勇气”（蒂利希）而“顾左右言他”。

好在90年代，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关于90年代最有价值的记忆。

“我们”的定义可以越来越以我们折断的高度和投向我们身上石块的重量来分辨。这是自由的命运，这是候鸟的命运。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之间，我们选择了生命可以承受之重，选择了有限的“位移”和有限的“错位”（布罗茨基）；即我们选择了候鸟的生存方式与飞翔路径。

我将永远瞩目黄昏天际中低回的鸟群，并以我参与进去的方式为它祝福。

（四十八）

1999年最后的一天，我带5 岁的女儿到草坪上去玩。我们躺在草地上，目送20世纪的太阳缓缓西沉。我心中有一种感冒了似的温柔和伤感。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希望尽快为这个荒诞的世纪送葬，又担心新的一天我们仍然仰望同样的天空，我们仍然穿着陈旧的衣裳。太多关于2000年的憧憬繁殖在过去的年月，当它如此平常而至，我们已经丧失了再憧憬未来的资格和兴趣。

基督是对的，尘世的千年王国不过是一个政治谎言，历史主义者不过是伪先知。

“爸爸，这天空好危险。”女儿望着这高而蓝并望不到底的天空恐惧地说。

我惊诧孩子对宇宙的感觉。望着女儿，我又有一种强大的惭愧之心。把孩子放到一个污染的，丧失憧憬意义的新世纪里，我是有罪的。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有罪的。

多年来，呼吁忏悔我不遗余力，但总在大师和名流那里得到“我们为什么忏悔？他们才应该忏悔！“这样的反应。自由主义的幽灵从80年前在城市广场上游荡，至今我们仍然无处为其招魂，这种失败是我们理性的失败，也是我们道德的失败。

我们有理性和道德的双重理由”向自由忏悔“；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忏悔精神的贫困才导致20世纪我们交了可耻的白卷——甚至比白卷更可耻，我们向自己的灵魂泼了太多的脏水。

我不敢追随快乐的猪群蜂拥于跨世纪的门坎，作为一个失败者，我还没有资格到新的世纪去。我宁愿留在旧世纪的天空，向上帝忏悔，坦露我的灵魂。

（四十九）

托玛斯- 曼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可是哪里有自由呢，自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

我要回家。家在天外。

（五十）

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199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当我在小酒馆里向我的一位朋友谈论“朋友们为什么总是互相指责”这个令人烦恼的话题的时候，上帝的背影开始向我显现。

我突然内心无限澄明，豁然开朗。

主啊，我们都是有限者，而你的存在给了我们存在的意义。

一种忏悔意识从此包围了我，它鼓舞我为自己的灵魂和房子对面的灵魂一起祈祷。

耶酥以爱报怨，这是以德报怨和以怨报怨的超越。

当罗马的镣铐踏着兴奋的脚步声慢慢逼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为难：过去英勇、嘲弄和投靠的表情一样是陈旧和愚蠢的。

认识你自己，梭仑用这句话宣告了文明社会的到来。认识上帝智慧始，拿撒勒人耶稣是“羊的门”。

上帝啊，我还要等多久呢，当你转过身来？

附录：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2001年06月22日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东北老家了。我对那片土地的记忆随时间的流逝也渐渐支离破碎，就像我对自己的记忆一样。如果一定要说些印象，也不断变幻无常。从“北大荒”到“东北小姐”，就像从“九一八”到“雪白血红”或“暴风骤雨”一样，代表了这种记忆的某种变迁。不过故乡之情永远是一种无法用理性割断的宗教情感，它成为思想走投无路时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又是一年的春夏之交，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我从躁动不安的广州出发，把自己安置上火车，踏上了回乡寂寞的旅途。

华北地区干旱严重。从华北到东北，我的总体印象是：“北方很渴”。这块土地曾诞生过汉字，但汉字已经死了，它对土地的干渴保持沉默，甚至以导向的名义向自己的母亲撒尿。去年南方一份报纸曾经发过一篇“２０００年北方大旱”的新闻稿，但就在我离开广州的时候，她的喉咙被割断了——今天，谁还能为北方发出一声叹息，难道一定要等“石人一只眼”这样的呐喊吗？“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泪流满面”，现在我面对这挣扎的故土，只剩下面对故土的挣扎。谁扼住了我们的喉咙并在地下堆起了干柴？

列车过了山海关，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疲惫不堪地伸腿平躺在眼前，她的下体在流血，浑身长满疮疤。我确信，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之一，但她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土地之一。不过由于政府工业的衰败，这里的污染尚不严重。望着童年的月亮依旧挂在关外的夜空中，我对这种侥幸感慨万千。

一路春小麦和淡黄的蒲公英点燃了我关于童年的很多记忆。这种“感冒似的温柔”在哈尔滨市嘎然中断。为了抓紧时间赶路，在乱糟糟的长途汽车站我被“骗”上了一辆开往齐齐哈尔方向的中巴，车厢里烟雾弥漫，脚臭冲天。之所以说“被骗”，主要不是因为发现“豪华”和“脚臭”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在于逐渐发现实际发车的时间和公布发车的时间竟相差了近一个多小时。为了“满载”（像猪笼一样在车厢里塞满乘客），车主根本不在乎“准时开车”的承诺，更不在乎烈日下闷在车里或已经进入“彀”中的乘客的感受。是的，这种情况我见多了，不过每次我都感慨，连这样的普通人都如此平常地无视规范并漠视人的尊严，那中国的自由真正的根基在哪里呢？“人民群众”和独裁者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谁坐那把旧椅子的区别罢了。是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没有来自耶路撒冷的钟声，这地永远是贫瘠的。

“为什么还不开车呢？”我忍无可忍问道。

“我们正在办手续”，车主一边用手和嗓子拉客人一边补充道：“真的，不骗你，——我骗你干啥呀？！”他脸上还带着某种得意的微笑。

理直气壮、若无其事甚至还沾沾自喜地说谎，丝毫也不觉得脸红，这几乎是一种民族性格了。与谎言平常心相联系的是对暴力的平常心。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须小事发生的殴斗，而司机则用一路脏话陪同我们——您得相信，他除了骂人就不会说话了。

东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灾民，长期争抢有限生存资源培养了原始的敌人意识和以狡猾为智慧的民俗。人们常常说东北人豪爽、大气。这就像说“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善良勇敢”一样是一个流行的谎言。如果说豪爽就是指对拳头的兴趣高于对讲道理的兴趣，那么，非洲的土狼要比东北人“豪爽”多了。事实上，东北人是典型的灾民，自私、贪婪、猥琐，富有暴力倾向，有时又胆小如鼠。根据我在《灾变论》一书中的理论，我认为这种性格和灾害、战乱以及历代饥民流迁这种历史境遇有高度的相关性。灾民性格是中国的民族性格，但在东北，移民之间的陌生感无意间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敌对情绪，近代以来长期的军事动员和战乱则滋生了深刻的恐惧感和暴力精神。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有两个精神家园，黄土地和黑土地，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间，两者同时承担了“老区”和“广阔天地”这种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这种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观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仅如此，对于“战斗者团体”而言，无论在部落战争、明清战争、清俄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国共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等等军事事件中，还是在屯兵戍边、土地革命、工业化改造、重构二元社会结构、梯级经济开放等经济事件中，东北地区这块黑土地都成为资源单向输出的火药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东北地区发生“富饶的贫困”这种经济困境的历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确被征服了，但贫穷并没有被征服。——当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时，这种问题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几十年来，这里惟一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军队的马蹄之下。

我的祖辈来到这个小村子安家落户时村里只有三户人家。六、七十年的“历史进步”在这里体现为三户人家发展为二百多户人家。不过这次回来一个特别的印象是，全村像坟墓一样安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原来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南方或什么工地去打工去了，其中大部分人宁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里过春节，也不愿花钱返回来，因此这几年春节也冷冷清清。有人被当作盲流“收容遣送”回来，但他们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现在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檐下看见一些老人蹲坐在那里聊天、吸烟，有的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计。他们轻松又无奈地和我谈论起这些年村里的新闻和变故。远处一些脏兮兮的猪、鸭在我童年“游泳”的泥坑里悠闲地寻食——不过那个“大坑”如今已经被岁月的风沙填平，长满了斑驳的青草。

最令我吃惊的“新闻”是：这十来年，全村有６０多位我熟悉的父辈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大多死于贫困、劳累和疾病。而全村只有３６０多口人，他们过世时的年龄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岁。在这些早逝的乡亲中，还有我两位小学的同学，他们刚刚过三十岁。死因很简单，生病却无钱可医。

这种悲惨的遭遇目前正折磨着我的一位堂哥。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伯父摔伤了腿，伯母患了风湿，堂哥和侄儿得了肝炎，而大嫂则刚刚做过癌症手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这种境遇离新闻联播有多远呢？谈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时，我看见堂哥正从自己家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经风烛残年……谁来帮他们一下呢？我透过农房的屋顶凝视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在那里舒卷自如。这世界的苦难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想起诗人海子的诗句：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我内心低呼天父，只有他为这苦难死在我们的前面了。

他们不勤劳吗？不，他们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了，但最勤劳的人最贫困，这就是这地上苦难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这种贫困还滋生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对巫术的迷信和对偶象的崇拜（如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恋）。所谓巫术迷信在农村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民间叫“跳大神”。我怀疑从东北地区发端的“鍅耣功”与这种生存背景也密切相关。不过我想，“跳大神”这种“邪教”不仅仅源于无知，更可能是源于贫困——无钱治病的人显然更乐于接受巫医神汉的廉价处方。人们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女孩患了心肌炎，家人认为这是“鬼上身”了，就用各种巫医的法子治疗。孩子受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后还是我母亲坚持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否则结果真不堪设想。我从小生长在这里，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村外野地里有一些小坟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至今风从野地里吹来，仿佛是孩子的哭声……

谈到时下无以复加的腐败，从村级政权到县级政权，老人们几乎争先恐后了。他们的结论是，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啊。事实上我在城市里也经常听见类似的牢骚。但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更深切的无奈和忧虑。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老人们纷纷向我“朗诵”着当地广为传诵的一些民谣……农民有自己的幽默，他们说，千万不要再给村里换新领导来——为什么呢？旧的已经吃饱了，新的岂不更难填？！当我问到村选举时，他们则哄堂大笑了，我便觉得脸上发烧，就好像乡村选举是我的主意似的。

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确感到中国已经进入了“笑话时代”或“民谣时代”，政治笑话和黄色笑话几乎成了第二汉语或一种真正的公共话语。我没有做过统计学上的分析，但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民谣取代意识形态、所有的人都成为“夜间人”，肯定昭示着一种社会危机，或者说，这个社会系统自我矫正机制严重失灵了。孟德斯鸠说：“专制是人反讽”，“路人以目”的状态憋久了，互相演戏演累了，会突然有一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向村头走去。几个满脸汗水的孩子正从田地里回来，她们手臂里挎着和她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柳条筐，筐里盛满了在当地叫“芩麻菜”的野菜。这种有苦味的野菜是这里的农民春天里主要的菜肴。十多年了，或者几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春天里挖野菜，夏天割猪草，秋天起土豆，冬天打柴禾，拉着耙犁一大清早去捡粪……现代国家权力已经成功地延伸到每一个偏远的村落，但是，“现代文明”离这里仍然非常遥远。从孩子的穿戴上我就知道，她们今天的生活并不比我的童年好多少。我的童年有多苦呢？我讲一个例子罢。

在我上镇里读初一的时候，我过生日妈妈给了我两毛钱。我约好和我同龄并同学的堂哥一起到饭馆去买了两个白面馒头（那时候只有到过年才有细粮吃），花了一角钱。我们选了一张桌子坐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也许吃得太急了吧，一位女服务员一定看见我们被噎着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两碗有几块肥肉的热汤。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担心她要我们为这汤付钱。也许这位好心的阿姨以为我们不好意思吃呢，就转过了身去，这时我们急忙喝了一口汤，然后把半个馒头塞在怀里“机智”地跑了出去，甚至跑了很远还回头看是否有人追上来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好心的阿姨，就像我至今还记得喝那口汤时嘴里被灼烫的痛楚，以及那肉汤的香味。即使到了高中，我仍然很馋，我常在食堂里看着有的同学挑到桌上的白肉，——我多想捡起来放到自己的碗里啊……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想，对一个一个拥有这样的童年的孩子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要帮助天下受苦的人民，这种宣传的效果的确是很有限的。遗憾的是，我的童年接受的正是这种教育。今天呢？当老师对那个挎着野菜的孩子讲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时，她会怎么想呢？

我当天趁着夜色驱车返回了县城。我自己的一家人已经离开了农村，而我出生的那间老屋也以６００元的价格卖给了邻居，并且已经装修得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在自己的家乡孤独一人”，“我已无家可归”，一路上，这种伤感再一次袭击了我。我又强烈地思念起远在海外的女儿，现在我连探望她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我也想起鲁迅的《故乡》来，我突然感到他写得并不真实，我甚至怀疑他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毒害”了，以致真以为自己离开了故乡，并以为真有一个英俊的少年闰土呢。

在县里听到的信息同样是灰暗的。

下岗折磨着很多家庭。县政府大院里有两位天天主动为政府擦洗房屋玻璃的下岗女工，她们的要求是擦洗一遍所有现政府办公楼房的玻璃要５０元钱。据说目前政府已经答应接受她们，据说这种工作让更多的下岗工人羡慕不已。一位离了婚的女工更悲惨，她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全部积蓄是“下岗”时单位一次“赎买”全部工龄发放的５００元钱，此后她和单位再无任何关系，她必须自谋出路。什么出路呢？她四十多了，没有文化，当鞋匠竞争太激烈，买三轮出租车又不会开，开饭店嘛，几乎整个县城的街道都是饭店，每家都惨淡地经营着……很多年轻一点的下岗女工选择了南下当“小姐”这条出路，于是东北小姐几乎成了全国“扫黄”的主要工作对象——但那些道貌岸然者在盘剥和侮辱这些女孩的的时候，多少想过她们背后的辛酸吗？想过她们是从工业基础最发达并为“祖国”做出过贡献的地方来的吗？想过她们如何瞒着自己的发不出工资父母在等着她们往家里寄生活费和买药的钱吗？不，他们不记得，尽管他们本身很多就是嫖客，尽管他们比谁都无耻，尽管他们也有年迈的父母和下岗的姐妹，但他们仍然打算吓唬这些女孩子，甚至把“东北小姐”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项目”……

县里这些年的治安情况也不断恶化，抢劫和杀人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有些案件多年没有侦破。政府部门也很不容易，治安经费的短缺也许也是制约破案积极性的原因之一。亲戚告诉我走在街上脚步要快，并捂住自己的钱包。事实上夜里的街道上冷冷清清，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躺在路边，而月亮则板着千古不变的面孔，高高地挂在树梢的后面。

现代化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代价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做这样的选择：让社会的某些部门为此付出代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社会的弱势群体永远是代价的承担者。我的故乡就“沦陷”在这些理论中最极端的一种理论的实践之中。大约４００多年前，英国的农民为蒸气工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客观地说，那场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场骗局，曼彻斯特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吸收了部分流离失所的农民就业，并为欧洲带来了“双元革命”的黎明。我祈祷市场化在中国不要再像工业化一样仅仅是一个政治神话，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１００多年前，中国的农民持续几十年以古典革命的方式表达过他们对民国伪现代化的绝望，拥有故乡的人们应该长点记性。

我即将告别故乡了。漫天柳絮杨花下起了“六月雪”。我和一大批民工挤上火车，在咒骂和殴打中我在想：也许，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还从未诞生过，因为那些学者们从来没有在这里拥挤过。“暴风骤雨”已经烟消云散，“小岗村”的血手印也已经被漂白。黑土地被革命和改革两次“内卷”耙梳，然而仍然套着种性制的政治笼头和井田制的历史锁链。

自从去年妻子和孩子移民海外以后，我一直面对这样的问候而不知所措：任不寐先生，您是哪里人啊？是啊，我是哪里人呢？我想现在我有答案了，我是一个东北人。这种回答和一位政治家说“我是一名柏林人”所持的理由应该是相似的。

再见了，故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我起飞的刹那，这首歌在万里云空轰然响起……

2001年0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