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个知识分子选十二名当代表

毛泽东：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

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有多少个知识分子？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这七十个知识分子是自愿的有信仰的，是不顾生死的。

《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有党员人数有《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二十八年后成立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成了人数众多的大党，实践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种子、是酵母、是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先锋。

这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规模。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由此，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初心使命的过程中，也开始了自身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

从1921年至1949年，党员数量在波浪起伏中迅速增长：

1921年7月一大时，58名（《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的说法是“50多名”）。

1922年7月二大时，195名。

1923年6月三大时，420名。

1925年1月四大时，994名。

1927年4月五大时，近5.8万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万多名。

1928年6月六大时，4万多名。

1934年，30多万名。

1937年初，4万多名。

1945年4月七大时，121万名。

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增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多次曲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说：“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这样的大小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经历有关。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有过蓬勃发展，也有过失误曲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变化，直观地反映了这个过程。

抗战期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赢得了人心，也扩大了自身队伍，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直线增长，而且从1945年的七大开始，党员数量就没有再减少过。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员和党组织从秘密转为公开。基于党的事业、影响和掌握政权的地位，更多的民众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队伍一路发展壮大。虽然党也不断对自身进行过清理，但党员人数仍然呈现出有增无减之势。

1949年至1978年，党员数量是：

1949年底，449万名。

1956年八大时，1073万名。

1969年九大时，2200万名。

1973年十大时，2800万名。

1977年十一大时，3500多万名。

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

依靠这种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解放战争为例。1946年7月时，人民军队约127万人，而国民党军队约430万人，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

到1947年7月，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减少到373万人。1947年7月，毛泽东提出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最后只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

依靠这种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以“一五”计划为例。新中国构画的第一张蓝图，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新政权的期待和对国家发展的美好愿望。

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填补了重工业建设的很多空白，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开始形成了工业布局的新框架。

纵观1949年以来的经济总量：1952年是679亿元；1956年突破1千亿元人民币。1978年的3645亿元。

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和力量不断扩大，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不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利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形式，组织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其中，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克服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坚持罢工56天，最终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各革命根据地，党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开始学到治国安邦的本领，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成为以后党在全国执政和领导各族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预演。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大力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推动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造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特别是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建设工程。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队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精神状态，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为奠定国家的工业和民生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1953—1956年建成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是发展中国汽车制造的最早的标志性工程。为了建设一汽，中组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50多名厅局级干部到筹备组从事领导工作，东北局调配了529名机关干部并从农村中挑选了一大批党员、团员及复员军人，使来到一汽参加建设的干部猛增到4000多人。

第一机械部抽调了全国一大批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汽车行业的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建工部从上海、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调来大批技术工人和能工巧匠。

几万名建设大军冒着东北的风霜雨雪，披星戴月，终于在1956年7月生产出了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发挥了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先驱的作用。

这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将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中国人民。

而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

有外国学者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走资派改革开放后号称中国有史以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中国特色走资派政府内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网上民间称砖家叫兽）头衔的人多如牛毛。

但是能够像毛泽东和董必武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信仰和坚持去做，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有绝迹之问，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

中国特色走资派政府内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颇像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中的大学教授一样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曾经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时，他们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晕眩的市场经济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迅速回到边缘。而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复辟资本主义时期面临着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最多问题，最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然而，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就是推卸责任。忙着去为自己多赚钱，忙着为自己多争名，忙着找女人，忙着为自家自身的自私自利，那有时间管闲事。

《知识是为改变命运的》。《读书是为升官发财的》。四十多年来的教育宣传，每天都在说教下，潜移默化下几代人都已植入基因。知识分子们也只是听话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