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毕业歌》歌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毕业歌》的词曲作者，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同。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大刀歌》歌词：
雪在飘风在啸
一腔热血在燃烧
谁若侵犯我疆土
男儿奋起挥大刀
管它天上有飞机
管它地上有大炮
铮铮男儿把头颅抛
保我中华护我同胞
挥起大刀冲向前
誓死把敌人全杀完
挥起大刀冲向前
还我领土还我河山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为了母亲为了家园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中华男儿有狼的尊严
狼的尊严
雪在飘风在啸
一腔热血在燃烧
谁若侵犯我疆土
男儿奋起挥大刀
管它天上有飞机
管它地上有大炮
铮铮男儿把头颅抛
保我中华护我同胞
挥起大刀冲向前
誓死把敌人全杀完
挥起大刀冲向前
还我领土还我河山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为了母亲为了家园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中华男儿有狼的尊严
狼的尊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词：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作曲家：麦新
原唱：佚名
作词：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作曲家麦新1937年7月在上海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此曲为歌颂当时在长城附近用刀杀日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而作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大刀进行曲》入选10首歌曲之一。
1933年3月，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鬼子横尸遍野，第一次尝到了大刀的厉害。二十九军的胜利和大刀队的英雄事迹顿时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这歌的名字应该是《大刀进行曲》
这个歌曲有2个版本，如果楼主说有对不上的话，应该就是这个版的歌词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这是后来流传版的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相关资料：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唱着最过瘾、最解恨的一首歌曲。尤其是最后一声"杀！"集中表现了中国军民对日寇的无比愤怒和刻骨仇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背景音乐主旋律就采用了该曲调。全剧共向鬼子头上砍了20多次。要说这首歌曲原是为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麦新（1917——1947），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孙培元，又名孙默心。原籍江苏常熟，生于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救亡抗日歌咏活动，参加“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1940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从事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在开鲁县从事群众工作。1947年，遭土匪袭击，英勇牺牲。歌曲《大刀进行曲》是他题献给当时在华北英勇抗日的29军大刀队的抗日歌曲，作于 1937年。歌曲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感情和必胜信心。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每当你唱起这支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时，往往会受到一种鼓舞，因为这支歌表达了当年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强烈心声，那么这支歌是怎样产生的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英勇杀敌的大显神威。年方19岁的战士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名，缴获13支枪，威名大震。同年7月12日《世界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大幅标题报道：“11日，日军200余名进攻大王庙，被宋（哲元）部大刀队迎头痛击……昨日（日军）围攻南苑，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遂大获全胜……”
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抗日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进步青年孙培元（又名默心，后化名麦新，江苏常熟人）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一首歌曲，开始在里弄里咏唱。不久此歌即传遍了整个上海，后来又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战时期家喻户晓的一支名歌，此歌即为《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最初发表时有个副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歌词的第二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因已唱遍全国，遂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同年8月8日，当时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在上海文庙成立“音乐会”。自发而来的1000多名群众以激昂的情绪高唱《大刀进行曲》，越唱人越多，越唱越是激动。亲自指挥唱歌的麦新更是激动，指挥棒被挥断了，他就攥起拳头指挥。歌手们唱得热血沸腾，竟不自觉地把原曲的第一句唱得有所变调，结果显得更加勇猛、更加刚劲有力了。后来，也就采取了这一唱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麦新千里跋涉，从延安奔赴科尔沁草原的开鲁县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7年6月他赴县委开会，途中不幸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开鲁人民为了纪念他，特将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命名为“麦新镇”。
歌 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此歌作于1937年7月）
毛泽东能做到的，为何别人做不到？
毛泽东所解决的问题，所做到的事，有些是别人做不到的。 战争时期就不说了，因为情况特殊，不是人人能碰到的。 那就说解放后吧。
一是解决匪患了。 土匪为患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从来没有消除过，在有的地方，有世代为匪的家族，到解放初已有几十代了。
然而解放后在短短的三年内就彻底清除了匪患，而且是根除，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了令人毛骨耸然的土匪作乱了。
这不仅在中国是功德无量的奇迹，在全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仍然未能解决恐怖主义和黑社会问题。
在美国，恐怖攻击和枪击案仍然让人们日夜恐慌。
二是消灭了娼妓现象，随之消灭了性病，这也是在历史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全世界至今也再也没有人解决过。
三是解决了耕者有其田和失业问题。
这是解决匪患和娼妓问题的基础。 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就业吃饭问题，就必然有人去当土匪和娼妓。
解放之初，有大量的灾民和流民需要救济和安置，有大批前政权的军政人员包下来需要安排，但是国家又是国民党留下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不法资本家又在百般捣乱，帝国主义 又在封锁干涉。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曾经断言，毛泽东带领的泥腿子们撑不了三个月。
在这种情况，只花了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社会从此走安定。 这也是令举世为之震惊的奇迹。
直到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失业问题。
西方国家失业率普遍在5%以上，他们的政客在竟选时从来只敢说控制失业率而不敢说消消灭失业。
而只要有失业现象的存在，社会就不可能安宁和谐。
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解决的，而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共同解决的。 正因为毛泽东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和史发展的规律，所以才创造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时代不是没有问题，有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大量难题，有敌对势力不断的破坏和捣乱，也有内部的不同意见和工作中的失误。
但是这些问题都能够及时发现并迅速解决。
例如文革中的打砸抢，武斗等等，都很快被制止了。
毛泽东针对李庆霖在来信中所反映的知青问题，回信答复说，此类问题甚多，当统筹解决。
当时对种问题，都是在统筹中逐步解决的。
有问题不怕，只要去解决而且能解决，那么人民就有了希望。
有些所谓菁英专家，挖空心思反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治国无方。 这真是螳螂臂当车，狂犬吠日。
不要说毛泽东解决的这些世界级难题，就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他们又能解决哪怕是一个么？
这么多年了，失业问题解决了吗？
房价问题解决了吗？
三农问题解决了吗？
环保问题解决了吗？
腐败问题解决了吗？
黄赌毒问题解决了吗？
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了吗？
医疗问题，欠薪问题，交通拥堵问题，眼面前的种种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也看不到解决的希望，难得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还有脸自吹自擂，还有脸说毛泽东的 不是。
如果他们能解决哪怕一个问题，人们也不至于如怀念毛泽东。
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同样是人，毛泽东能做到的你为何做不到？ 毛泽东也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
我们一般人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我们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也会碰到种种问题，如何去解决的呢？ 例如考学校，考资质，找工作，找对象，办手续，做生意，包括求医问药，锻炼身体，是求神拜佛，托关系走门子，投机取巧，相信“大师”广告，还是靠自己的 真本事和艰苦努力奋斗？
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受过骗上过当走过弯路？
这么多的惨痛教训，让人们怎能不怀念毛泽东？
试问这些专门反毛泽东的所谓菁英专家，你们可做过一件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么？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全国各级干部的一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包产一定要落实。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 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 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乏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 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 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 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作为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 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 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 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须知我国是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
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 但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 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 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 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 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 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 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 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
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讯》
有人抱怨改革开放后，过度开发污染了空气环境。漫画家作画为证。
漫画 ：一群鱼掉进粪坑，抱怨环境差。
一条蛆爬过来骂：你丫的闭嘴！
你不能用鱼缸标准评价粪坑，根据我们粪坑的标准这已经很好了，完全符合粪坑《特色》的发展水平。
再说，我们是先污染后治理，调配这一坑大粪我们容易吗？
鱼默默忍耐了。
蛆们却一只接着一只，偷偷爬出粪坑，变成苍蝇，飞走了。
部分菁英手遮天，
亿万屁民苦难言。
拐骗坑蒙欺压贬，
谁与人民梳苦难。
鬼怪妖魔舞蹁跹，
疑惑故国三十年。
一朝掀起工农戟，
誓叫日月换新天。
《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彻底改变了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当时延安的文艺理论上达到了历史巅峰，那么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则是在文艺作品上达到了历史巅峰。这两个巅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遥相辉映，将会永远闪耀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天空之中。
在《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出现之前，《工农兵》在历史上所有进步作品和舞台上都只是受苦受难的形象，即便是在最进步的历史名著等经典文艺作品中，《工农兵》也仅仅是受苦受难的怜悯对象，自从有了《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便由受苦受难的形象变成了真善美的形象，由令人怜悯的形象变成了令人崇拜的形象。这就是《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对人类文艺领域最伟大的影响和最根本的改变。
“样板戏”的全称是“革命样板戏”。"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是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普遍流行于人们口头的一种说法。但大家对"八个样板戏"的名单却有两三种说法，以至于到现在也争论不休。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八大样板戏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有的再加上《杜鹃山》和《平原作战》，冠称十大样板戏 。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1968年5月，纪念邮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发行，新华社配发了一篇报道，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八个样板戏”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了。
而比较活跃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未进入“八个样板戏”行列，后来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等也都不属于“八个样板戏”之列。
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会演》中，明确说：“为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而在首都演出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这次演出活动，已在十五日胜利结束。
这次盛大的演出，历时三十七天，演出二百一十八场，接待了将近三十三万名观众。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示戏剧革命成果的大会演，是一次欢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巨大胜利的大会演，是首都文艺舞台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广大工农兵观众齐声赞誉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是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艺术明珠。”
“样板戏”的故事涉及到中共党史的不同阶段：二十年代的农民革命、三十年代的红军、抗日、四十年代内战、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时期。它们确如毛泽东所要求的，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这些基层党员不但自己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而且都扮演着教育别人的革命带路者的角色。《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和《杜鹃山》里的雷刚本来都因为“受压迫”而满怀复仇之心，他们在党代表洪常青、柯湘的谆谆教导下，将自己的仇恨融入整个“无产阶级”的仇恨，从而放弃“狭隘的”个人目的，转而投入到“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事业中。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海港》和《龙江颂》里，英雄则提醒群众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并领导大家抓出了阶级敌人。
八大“样板戏”站稳脚跟后，江青开始培育新的剧目，到“文革”结束前，又有十个作品被命名为“样板”，其中包括京剧《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的主题内容跟前八个大同小异，所得到的待遇也跟前八个类似。
这十八个作品中，只有其中的一些京剧和芭蕾舞作品在今天仍然会在舞台上出现，大家今天对“样板戏”的讨论最多的也是针对这两种样式。
需要指出的是，“样板戏”中虽然有几部在“文革”前已经形成雏形，但是它们在成为候选后，无不经过江青和其团队按“样板”的要求进行的精心修改；而且“样板戏”作为政治工具的功能在“文革”中得到最大发挥，并实际成为“文革”重要的一部分。
“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在纪念首演五十周年。中央芭蕾舞团一直以创编这出“中国第一原创芭蕾”而骄傲。《红色娘子军》最近每年都会有演出，还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在巴黎登上舞台，获得不少掌声。2014年，该团纪念首演五十周年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让它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
文革中，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表达对文艺界政治方向的不满。但她的这第一次出击并没什么反响。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上海，并在那里找到知音。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柯庆施擅于揣摩上意，1963年初，他积极配合江青，组织在报纸上批判文艺中的“糟粕”。同时，江青看中了上海当地创演的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前身），将它们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即后来的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并强势参与了将此剧改为京剧的过程。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说，中国的舞台已被“死人”（指古人）和“洋人”控制。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示中写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革中，毛泽东说，如果文艺部门不能改变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局面，就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它们发工资。”江青领导加工了京剧《海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组曲《沙家浜》等。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样板戏”讲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而故事发生在1949年后的“样板戏”，比如“讲南方农民边抗旱、边斗争阶级敌人的《龙江颂》，和讲海港工人边认真对待支援非洲的粮食、边斗争阶级敌人的《海港》，和讲“抗美援朝”的《奇袭白虎团》。
《红色娘子军》有世界影响力。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关于北京的部分，都曾有对“挥舞大刀的芭蕾”《红色娘子军》的推荐。他们对中国“革命芭蕾”的兴趣有一个先天的特殊原因：芭蕾源于西方，中国化、“革命化”的芭蕾让他们好奇。西方观众看京剧需要面对语言障碍、以及他们从没领教过的唱法、音乐和表演手段带来的不适应。而芭蕾没有这些问题：舞蹈不需借助语言，而且“样板戏”芭蕾的配乐也是交响乐。
最早为西方世界所关注的“样板戏”就是《红色娘子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当时，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为世界所关注。而访问期间，江青和周恩来就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尼克松结束了他的访问，十二天后，美国NBC电视台就播放了《红色娘子军》全剧。《纽约时报》以“尼克松在北京看到的芭蕾”及类似的标题刊出两篇评述。剧评人表扬了芭蕾女演员们的技术。像其它“样板戏”一样，这出戏的作曲的署名也是“集体创作”。
1978年，中国派出150人的艺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展示中国的舞台艺术。《红色娘子军》则因此得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因曾访问江青而在中国为人所知的记者维特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这次巡回演出。谈到《红色娘子军》，她的介绍跟几年前此报上的观点类似。尼克松访华15年后，美国上演了基于此历史事件的歌剧《尼克松在北京》，《红色娘子军》以戏中戏的方式出现，使得这出戏获得了新的传播机会。
在法国，对《红色娘子军》的兴趣不是来自于外交事件。像今天很多中国人看“样板戏”是出于怀旧一样，很多法国观众去看《红色娘子军》，也是出于对自己青春时代的怀恋。1968年，法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以反对社会不公为主要口号的学潮和工人罢工，而这次左翼风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那时，鼓励学生起来造反的毛泽东，是很多法国青年人的偶像。
“由毛夫人缔造的、体现‘文革’精神、而且今天在中国可以登台——以上这些因素构成了它对法国观众的吸引力。”资深法国媒体人韩石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说。韩石2000-2005年间任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此后，他回到法国，于2007年创办了新闻网站Rue89。他自己报道了《红色娘子军》2009年和2013年在巴黎的演出。
据韩石说，2013年这次演出的法国组织方，在为这次演出举行的宴会上摆了很多毛主席语录，在大厅里摆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红色娘子军》在巴黎上演，这对于中国官方当然是一件不小的事。韩石说，中国官员在演出中坐了整整一排。法国观众们对于每一个英雄主义的场面都使劲地鼓着掌。相信法国观众鼓掌是因为被剧中的剧情打动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备战方针，主要是备可能发生的中苏大战。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筑墙”不是简单地强调修城墙而是建议朱元璋发展武装力量那样，毛泽东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简单地号召全国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备战，“深挖洞”是倡导把能够采取的备战措施做好，做深入，做细致，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中国边防军连续打退苏军三次冲锋。接着，3月15日、17日双方边防军又发生两次战斗，苏军进攻均被打退，此后苏军未再登岛进攻。据苏方统计，苏军在这三次战斗中阵亡58人，伤94人。有研究者认为：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当时，中美苏三国，正处在大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关系的细小变化，都将相互影响。就在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从而从政治上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力量对比。
珍宝岛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访华时间是1972年2月，这中间整整3年时间，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中苏大战却没有发生。因此，有人把珍宝岛小打后中苏未大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拉了美国做帮手”，确实很难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今人信服。事实上，珍宝岛小打未演变为中苏大打，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备战工作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对苏联领导层的战略动态做了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1969年3月5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先后三次座谈国防形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搞个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巩固东欧。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警惕，同时又不要迷失方向，被现象所迷惑。
3月29日，叶剑英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上报毛泽东。
事实证明，老帅们对苏联领导层的分析是准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就是苏联军界高层中“鹰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回忆：当时，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推行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对中国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同之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
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是否轰炸中国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只好一边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西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一边听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开战的策略与方案。
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终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苏大战的发生。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还增加了东北、西北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另外，军工科研人员还及时解出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有人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开始时，我军的多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苏军先进的T62坦克构成威胁。后来，在几位元帅的干预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就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
幸运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得到了解决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可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叶剑英元帅知悉后，说：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讨教。
刘光志和弟弟刘来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到济南柴油机厂当工人，受到梁姓厂主的青睐，厂主将女儿嫁给了他并送他和弟弟一起去德国深造。刘光志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从事火炮设计工作，不久即成为副总工程师并参与了虎式、豹式坦克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刘光志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千方百计与斯大林联系，终于将刘光志从苏联接回。回国后，刘光志先跟着后勤部队转战南北。全国解放，他表示不愿意再参与兵器制造工作，被安排到济南一所院校搞教学。
发生珍宝岛事件时，刘光志正因“历史问题”被管制劳动，当了花木园工。有两位军人找到了他，向他出示了那个方程式。
“这道方程式是做什么用的?”老人问。
“搞教学用的。”军人们回答。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的回答让军人有些不高兴。军人说：“你这是什么态度?”
“既然不信任我，还找我干什么?”老人也生气了。
几天后，两位军人又来了，他们诚恳地说：“首长批评了我们，我们……”他们的话被老人打断：“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真怕你们不回来，那就耽误国家大事了，瞧，我已经算出来了，这就是你们要的数据。”
解开了方程式，算出了数据，新式的破甲弹、穿甲弹很快被研制出来。试验时，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都打穿了!
这个成功震撼了苏军将领及技术专家。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叠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叹息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这则故事，仅仅是一个传说，却反映了中苏两国之间多重较量的复杂性。
美国外交界一直坚持一种说法，称当时苏联曾与美国联系，询问如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由于美国表示坚决反对，苏方才未敢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中苏最终没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部分苏联军事将领认为“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苏联决策层中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人并不多。
第二，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方面备战措施有力，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
以上举措，在苏方决策层徘徊于两种战略抉择间举棋不定的历史关键时刻，给了对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慑，从而有效消弭了中苏两国爆发大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