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走资派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大学里尤其是著名大学里培养的都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知否《五四》为何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分水岭意义。

《五四纪念》从《五四运动》刚满一周年时己开始：

1919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认为，五四精神应该包括《牺牲精神》、《社会裁判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五四运动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并呼吁青年学生们《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

李大钊在1921年将《五月四日》称为《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认为五四精神由《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等要素组成。

1940年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为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全民族共御外侮的社会环境中，五四话语的关键词是《爱国》，这恰是《五四精神》最为突出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个《五四青年节》题词：“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爱国、团结、劳动》成为对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对《爱国》的表达就是要《立足本职岗位》，《又红又专》，《艰苦奋斗》。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国日报》(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随感录《五四纪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纪念’到了，强调了五四运动的牺牲精神：“五四运动精神如何，乃是为民众而牺牲。到民间去吧，这一条坦道是永能保持这个精神的。”

五四运动：“要争外交，要读书，须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须推倒国内外的压力，要推倒国内外的压力，须以国民的资格，加入国民革命运动。”

“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

《民国日报》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带有鲜明的党性色彩，作者均为国民党人，其言论完全从孙中山学说的立场出发。当天，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二十万人纪念五四”大会，其意“继续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声势之浩大为此前历次学联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所远不及，把纪念五四运动转换为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场景在以后不断重演。

《五四运动的成绩》，向青年发出新的号召：“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没有组织，没有主义，而是情感的结合，尚有如此成绩；今后在本党指导之下，有主义，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敌人奋斗，当然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亲爱的青年们！联合起来，在本党指导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气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驱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常之学业，则遑不计及。什种情形，十余年来，为全国学界之普遍现象”，并在“党务”栏刊登消息《五四运动纪念》。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其间，是北京及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活跃分子。毛泽东曾认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晨报》等研究系主办的报纸上，观点与其他革命人士的区隔并不明显，如陈独秀将五四运动精神归结为“(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李大钊似稍进一步，他把“五四”看作与“五一”一样的节日，“因为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将纪念五四运动逐步纳入青年工作的一环。1924年4月，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强调：“‘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

“‘五四’运动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扩大，没有在运动中起领导的作用。这次运动在一般学生领导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单独反日，没有认清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民众的敌人，甚至有浓厚的亲美倾向)，同时也不能持久。这个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弱点。后来的‘五卅’运动，因为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就纠正了这种弱点了。”

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存在(因为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第二是由于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时代，不能不从民族本身的基础上发扬起民主的科学的精神，新文化基础是不坚固的”，“然而现在是完成的时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国共两党之亲密地合作起来，而且又加上了各党派的合作，共同为救国建国的大事业战斗”。

1939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前夕，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提到“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运动参战运动周，西北青救并已提议‘五四’定为青年节”。

毛泽东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国的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实行起义。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了中国人民使用新斗争方法：罢课、罢工、罢市、街头演讲、群众示威、抵货等等。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则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没有越出带着浓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结社之外，辛亥革命时则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开始创建了政党。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民使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工会、学生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自然，这种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经局部的出现过，但是使这些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在千百万群众亲身的经历中来大规模的成功的使用，则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之，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

《纪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国青年伟大光荣历史的一页——在延安“五四”集会上的报告》。社论说：“‘五四运动’的掀起，表现了中国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现了中国青年对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国青年清楚地认识了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才是中国青年真正出路。‘五四’运动是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一个伟大觉醒，它继承了太平天国、黄花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创造了新的群众的组织、新的斗争形式，给予以后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作了新的肯定。

《纪念“五四”》，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大时代的感慨：“从五四到现在，中国已经历过许多的大风暴。这时期内历史内容的丰富，实为中国过去数千年所未有。活在这个伟大时代，并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火炉中，和时代的敌人搏斗，这的确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肯定五四运动具有三点意义：一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上开辟了一条新文化运动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国旧的文化传统，开始介绍欧洲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声”；三是“中国青年有组织地走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凯丰对“五四”的总结与毛泽东一样，朝着建构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是“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的意识支柱——礼教，反对孔子的教条”，是“文学革命的提倡”；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五四运动造就了“最光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纪念“五四”》，特别提到的群众基础：“‘五四’运动，有些人把它缩小为学生运动，忽略了当时各阶层的参加，忽略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这是不对的。‘五四’运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学生只是当时运动的发动者、首倡者，起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一切革命运动，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有力量，‘五四’运动的伟大就在于此。”对新文化运动提出过的“劳工神圣”口号，亦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一口号给中国历史上贱视劳动者的思想一个破天荒的打击”，纪念五四，“发掘光大‘劳工神圣’的思想，知识分子更应进一步与工农结合，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五四’不特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在政治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争取民主政治思想的运动；在思想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反封建思想、反旧孔教、反玄学而推崇科学思想的斗争；在文学方面，它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为今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开了一条发展之路。所以‘五四’运动，除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还是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变点”。

“‘五四’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旧范畴转到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是中国知识青年热心追求先进革命学说和走上群众化的伟大的转变点”，“实在的，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彻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五四’以来，我们看见过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没有决心与工农民众结合到底，后来都弄得一事无成或走投无路”。

艾思奇认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只在思想上准备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形式上的革命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准备，或者说，五四文化运动是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时代，而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五四文化运动”与戊戌时期的文化运动不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旧中国文化思想进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运动”，回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这似乎是他个人坚持的一个提法。一字之去，对一个富有哲学素养、讲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有意为之，其间差异值得人们嚼味。

“‘五四’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的启蒙运动，如今不单‘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着中国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牺牲了若许头颅鲜血，人民受了千辛万苦，所换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来，这的确是自有‘五四’以来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岁了，咱们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

当然也有：“许多在五四时代前进的分子，现在蹩在时代的后面了，像我便是一个”。“这前后三十年间，我也并非在睡觉，却是不够警醒的；也并非不感苦恼，却是找不到出路。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