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数数这九项改革，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改革！
第一项改革：对民众价值观的改革
新中国一成立，毛主席在领导制定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就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五爱”形成了全国人民大众的共识。
还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刑不上大夫等腐朽没落的思想，把几千年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自私自利、当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梦想，被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几千年的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和吸毒等丑恶现象被彻底消灭。
第二项改革：婚姻改革
《新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买卖婚姻、父母包办婚姻、“童养媳”等旧婚姻制度。毛泽东一句话“妇女可以顶半边天，就可以自由恋爱”，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妇女地位，并把妓女改造成能够自食其力、为国家做贡献的新女性，在婚姻领域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
第三项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
在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仅用4年时间，就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新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第三大军事强国。中国从此开始迈向四个现代化的征程，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赶超世界用了20多年时间，综合国力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才能够完成的业绩。
第四项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
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后，由按生产资料占有权（权力大小、资本多少）分配为主改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强化了劳动者的主人公意识，大大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出现了全国人民人人劳动、人人爱劳动的壮观场面。剥削和压迫第一次消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号子里。
第五项改革：吏制改革
打破了几千年以考取士、以钱买官、父位子袭的官吏选拔制度，工人、农民也可当大官。这些人都出自于普通工人农民家庭，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有的就是他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个人杰出品德和能力。在那个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9%以上的官员都是清官”。
第六项改革：文化教育改革
实现全民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均不收学费，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除了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糟粕。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全面打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第七项改革：卫生改革
改革“城市老爷卫生部”和“城市老爷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且以“救死扶伤”为目的，改变了几千年来看病拿钱、无钱等死的老皇历。中国医疗卫生工作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村合作医疗”成为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的经验。
第八项改革：政治制度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时代，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的优秀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充分行使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九项改革：司法改革
改革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里钱权主导法制的司法弊端，法律充分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愿，劳动人民可以对一切坏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取消了告状要交费的司法程序，司法工作人员不为金钱服务而为公平正义服务。变刑罚为劳动改造，对罪犯重教育轻处罚。法少而执行严，极大地限制了钱权对法制的干扰，基本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确立起社会主义道德观，以德治国，依靠群众，人民治安人民管，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把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复辟巅倒成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大中小各学校和各种私校及各种名目的补习班都己成为“大卖场”。师生成了买卖关系。重点大学的走资派及砖家叫兽便萌生了“学生毕业到40岁如果没有赚到4000万，这学生就不要回来见老师”。而马户又鸟们又鼓吹“上大学懂知识只为改变个人命运“成人上人先富。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把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复辟巅倒改制为分数压倒一切，考试决定成败。导致学生成为分数的奴隶。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以开放为名，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去中国化崇洋媚外，从教材到教学全面西化，中伤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的教育全面沦为“逐利”机器、赚钱工具。为了赚钱不择一切手段产生的五花八门的自费补课、学历造假产业、冒名顶替入学，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实真相等欺骗手段，冒用他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散发着铜臭味《教育》泛滥成灾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釜底抽薪的复辟颠倒社会主义的教育危害最深远。十年成林，百年树人。教育，历来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战略大计。看看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改革开放40多年的资本主义“教育”，无不让中国人民寝食难安、触目惊心。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高举“考分”大棒，釜底抽薪，将教书育人引向歧途。中华民族怎能实现民族振兴?!
考分压倒一切。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改革开放多年来，以戒备森严的“高考”引领大中小学教育统统“考分第一，一张试卷定终身”。特别是高考，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警察、武警，甚至防爆警统统出动，制造一道道“封锁线”。甚至穷尽一切抓“作弊”高科技手段。对付“考试”。
特别是什么考试，都是“唯一答案的”标准命题。把孩子“创新”、思维、想象一网打尽。甚至统一“电脑”阅卷确定“对错”的打分。——电脑控制了人脑。将学生统统变成了考试的“机器”。这样的教书育人，究竟能育出什么“人”?——不言自明。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打着“与世界接轨”的幌子，以外语打压中华民族国学。自中国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特色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外语4、6级考试、举国上下铺天盖地。甚至从一年级开始天天上外语课。中国的中文却却被边缘化了。并且把“外语”作为进入(除工农之外)各部门单位的“门槛线”。升学、职称、评级、等等，甚至不论中文论外语。大中小学生的中文书写能力像‘狗爬’。闹的中国人民哭笑不得。
教科书是教育的精神实质，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的中国特色教改却釜底抽薪全面“去中国化”精神。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中的《经典》篇章被不断的“删除”。譬如：唐宋诗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题材的优秀范文多一 一被删除了。《毛主席诗词》、《长征》、《多收了三五斗》、《我要读书》、《谁是最可爱的人》、鲁迅文章、四大名著等等等等，统统渐行渐少了。相反，花花草草、宠物狗猫、吃喝玩乐、五毒俱全、奢靡“时尚”的越来越多了。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教改釜底抽薪的实质不是明明白白了吗?
学生们要分不要命的中国特色教育，摧垮了中华民族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特别是高中阶段三年的“封闭式”教育，所谓“最后冲刺”，把学生们的身体多搞垮了。甚至连家长们的自由也被搭上了——什么“学区房”服务陪读，应运而生、雨后春笋。特色小中大教育，将孩子们的眼睛多弄的“一片白茫茫”。大学生新生军训，不时都有“晕倒、休克”，甚至没命的。可见“中国特色”学生的实际健康状况，是多么的令人担忧啊!
青少年理应是“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是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中国特色政府的青少年，究竟成了什么样?! 只比考分不育德。全“为他人作嫁衣裳”。中国特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考分高的三分之二都出国不回“家”。一批是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去一线工作。一批是甘愿成为“二奶" 和"小三”。在校时，就有学生“以肉体”交换文凭、学位，甚至手机卡，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叫兽教师可以“性侵”学生，学生还津津乐道。——正是特色大学特色多呀。如此的“中国特色教育改革”，对我中华简直是釜底抽薪，难道还不危险么?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黄赌毒黑嫖”五毒俱全早已绝迹了。可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40年，黄赌毒黑嫖又重新泛滥全国城乡“天上人间”，并且愈演愈烈。前30年，为啥几乎“一夜之间”就彻底铲除千年遗留的五毒俱全?!而后40年的“扫黄打非”，越打扫五毒俱全却愈演愈烈!究竟是真打还是假打——只有“顶层”最知道。
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儿童的个性特长和理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放飞”;甚至受到不少的压抑。主要表现在我国儿童：缺少自由童贞童趣实现的时间;缺少个性张扬和展现的空间和实践;被考分和标准答案压抑了各自的特长;被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课外“补习班”搅的晕头转向;被父母家长的溺爱和包揽束缚了手脚;被浮躁狂热急功近利的社会拔苗助长。把中国的孩子整的——缺乏“个性、特长和理想”，导致自我生存能力不强。
哪个补习班 不是本着金钱办?中国特色教育改革，改出了普遍全国城乡的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尽管全国人民怨声载道、苦苦呐喊;尽管舆论媒体《5岁娃要上7个班》等的、长期呼吁;教育主管部门也三令五申不准办各种课外补习班。但客观事实是，各种各样的课外补习班却依然——历久弥坚、历久弥新的在泛滥。据不完全了解，6-7岁小孩多要上4-5个“班”。什么——英语班、珠心算班、拼音班、跆拳道班、文艺(特长)班、等等等等。一周7天忙的不亦乐乎。
为什么课外办班的积极性如此高涨呢?有的班甚至还要被安排在夜晚。其实，根本不是为了全面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而是为了一心一意赚钱。5-6岁的孩子学跆拳道，一周上课1-2次，每孩收费好几千。还有什么过几天要升几级，每升一级再收几百元。你说5-6岁孩子跆拳道的武功究竟能有什么“级”?!岂不是变着法儿“死要钱”!
不少课外补习班，还和有关商业单位互相勾连赚孩子的钱。一些补习班上，教师给孩子拍几张照片。并且要家长出钱每一张照片15元，(和照相馆勾连)放大、制照片框，每一位孩子又要600多元钱。简直是把孩子当作“摇钱树”。
你说这样的补习班，真能提高孩子德智体美素质吗?说好了，要杜绝课外各种补习班。各地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哪儿去了呢”?难道补习班真的是孩子成长的——起跑线?!教育起跑线恰恰是——教育资源的相对均等。学前补习班却却是——拔苗助长。学习期间的课外补习班是——变相的、巧立名目的圈钱。甚至是“抢钱”。
把赚钱的枪口对准“孩子、老人、病人、残疾人”是极不道德的。资本原始积累中，每一个铜板里都流淌着血腥味!在变态的教育里，每一个补习班都散发着铜臭味!公知一旦失去“良知、良心”，国家则难以想象。金钱一旦战胜“道德、诚信”，社会即不堪设想。
新中国前30年的“工人文化宫、农民文化宫、青少年文化宫”全没了。充斥大街小巷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娱乐厅。城乡遍地的是“门庭若市”的麻将馆。娱乐厅里人头攒动，“投币”声声声不息刷卡处排成长龙。麻将馆里赌客满座，十亿成人八亿赌，看赌的押赌的挤的水泄不通。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中国特色改革开放，把中华民族“文化”也“改开”的——天翻地覆。
文化宫没了。前30年全国城乡处处可见的“工人文化宫、农民文化宫、青少年文化宫”。被改开的“干干净净”。
文化宫最大的特点：全免费。各级人民政府提供的全民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和平台。藏有百科书籍无数，是文化知识的海洋。室内外体育项目不少，促进人民健身。文化从阅读到创作、从文艺到声乐、样样俱全。文化宫内涵丰富多彩，在内活动时间不限。常常是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孩子们节假日去处的“首选”。文化人生、健康人生。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娱乐厅多了。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乡形形色色的“娱乐厅”比“公共厕所”多多了。
娱乐厅最大的特色：有人没钱莫进去。没钱卡、硬币的，你休想进去。五光十色的电子娱乐机，与日本香港澳门赌场的“吃硬币机”是一样的——赌味甚浓。低门槛多收费，项项娱乐充满“赌”的吸引力。为电子灯光效果，全封闭空气混浊，特别不利孩子健康。去多了，往往烧钱、伤身又丧“心”(志)。常常是(涉世不深的)孩子们的“喜爱”。从电子娱乐到“电子游戏”—— 一发不可收。“游戏人生”从小酿成。“赌博心理”从小培养。
麻将馆遍地。哪里没有麻将馆，哪里就不是“中国特色”之地!中国特色“麻将馆”不仅成为了“产业”;而且已经开到了“家庭”。譬如官员家庭：夫妻子女等4个共产党员麻将“赌钱”早已成常态。还美其名曰——“健康”麻将呢!中国特色麻将“赌”——连国家“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的官员多参加的!
中国特色“麻将馆”，确保是“世界第一”的!中国人麻将“赌”，稳居“全球第一”的!一个遍地“娱乐”的国家一个遍地“赌博”的社会一个“文化”贫乏的民族。
人人都说：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即民族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古诗文又说：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一生下来都像一张白纸似的“真善美”。后天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恰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污泥而不染”却是凤毛麟角的例外。所以，孩子成长的环境——特别重要。
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生态环境，绿水青山、风清气正。养育陶冶得孩子们——“路边拾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中国后30多年的社会生态，在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中演变了。
主要表现在：一是大中小学的教材中“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的、优秀传承的”，被改革的越来越少了;而美国等西方的、外国的越来越多了。动摇了孩子成长教育的基础和根本。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
二是互联网“游戏”天昏地暗、电子娱乐厅遍地。把孩子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多引导到“电子游戏”上去了。而中国的“网管”基本不管。直接造成不少孩子“电游”成隐、甚至昼夜不归严重影响正常学习和健康成长。
三是手机“游戏、微信”、将孩子变成“低头族”。严重妨碍了孩子们“抬头看路”，严重影响了孩子们聚精会神的学习进步。
四是黄赌毒黑嫖“五毒俱全”长期泛滥“天上人间”，稚嫩的孩子们怎能经得住如此的“诱惑”。虽然我国年年“扫黄打非”，但是客观事实却却是年年黄赌毒黑嫖依然甚嚣尘上。
五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全面严重污染，雾霾性呼吸系统等等疾病时刻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铁的事实。
正是据有上述5方面的客观事实，直接关乎着孩子们的未来，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新时代“把青少年引向何处去”的一场伟大斗争。
21世纪，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离不开“教育”的竞争。必须特别重视女性教育。女性，都是儿童的第一个“老师”。青年是祖国的明天，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名师出高徒。孩子好不好，关键在老师、尤其是“第一个老师”。因此，女性教育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特别是“孔老二”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什么“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唯女子小人难养也”，等等影响千百年。中华民族客观存在“重男轻女”的教育。还有什么“嫁出去的媳妇泼出去的水”，等等。往往多把女性教育边缘化。
特别是我国广大农村和边缘山区，更加轻视女性教育。片面认为：男子是“传宗接代”;女人迟早嫁人。再加上经济条件有限，往往姊妹几个，只供男孩读书，而女孩提前劳动。
中国历代至今官员中，往往女性成了“凤毛麟角”。都是男子的世界。这也说明。中华民族女性受教育比男性受教育普遍落后。
这种封建没落教育观的历久弥坚。严重阻碍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中华女性受教育的长期劣势。必将严重阻碍中华民族的振兴。
《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在我校的专政》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 1967.11.26
建国十七年来，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和支持下，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归结到一点，这就是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旧北京师范大学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典型之一。
中国赫鲁晓夫早在解放初就宣扬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主张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陆定一也诬蔑党不会领导教育，鼓吹在大学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国共合作”，实行“三三制”。按照这些“指示”，师大实行了一整套“专家治校”的领导体制。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成了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垄断了学校行政、教学和科研的大权。在校务委员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绝大部分。各系系务委员会也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被任命为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学校从教学、科学研究到招生、毕业分配等工作，甚至连政治思想工作计划，都要由他们讨论决定。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以合法的形式掌握了教育领导权，形成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主张的“教授治校”的局面。
中国赫鲁晓夫多次鼓吹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陆定一更叫嚷：“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能利用还要利用，戴起帽子来利用。”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牛鬼蛇神纷纷登上师大的讲坛。臭名昭著的老右派董渭川，在一九五七年就疯狂地叫嚣要“由教授、副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集中教权、人权、财权”。象这样的反动家伙，居然再度登上了讲台。他利用讲课机会猖狂地向党进攻，歇斯底里地叫喊“士可杀不可辱”。“章罗联盟”的狗头军师黄药眠，也被摘了右派的帽子，趾高气扬地登上了讲台。他以讲《阿房宫赋》为名，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校外的吴晗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纷纷被请到师大来放毒。社会主义的讲坛，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把编写教材、科学研究等大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曾经在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上，亲自为我校两个资产阶级教授鼓气。他说：“你们编出书，要是有人批判，我负政治责任，你们负学术责任。”会议结束后，他竟然让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让两个右派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其他一些教材的编写权，也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科学研究的大权也被他们所掌握。学校明文规定：“我校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教授、副教授、讲师”，“设立学术委员会，由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副教授若干人组成”。一九六二年，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举办什么“科学论文专著展览会”，大量展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教授解放前后的各种专著论文，引诱青年向他们学习。《师大学报》大量地发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章，甚至登出了一九五七年参加臭名昭著的六教授会议的大右派陶大镛的毒草。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所采用的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编写教材、搞科研的形式，完全被否定了。
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惟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继无人，于是大抓“师资培养”。他们叫喊“要到棺材里去抢救遗产”，搞所谓“对号入座”，给许多资产阶级教授配备了青年教师作助手，要青年教师、研究生拜倒在资产阶级教授（有的还是右派分子）脚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培养“接班人”的权力后，更为嚣张。有的资产阶级教授就“教导”他的徒弟说：“青年人向老教师学习要迷，要亦步亦趋”，“有了批判的念头，就学不到东西了”。
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紧紧勾结在一起，篡夺了学校的党、政大权。他们疯狂地反对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残酷地打击、排挤和迫害工农同学，极力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年多来，广大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得落花流水。师大的领导权也终于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了。我们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复课闹革命，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人民日报 1967.11.26
“教授治校”论可以休矣！
北京大学文革《教学批判》编辑组
旧北京大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典型。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窃踞了校、系各级领导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实行资产阶级右派“教授治校”的主张，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制造了种种谬论。
一曰：“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赫鲁晓夫在一次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各种不同形式的出卖劳动力，都是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当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时，中国赫鲁晓夫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气说：“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呢？是为别人服务的。地主资本家没有了，你们难道不是就是为工农服务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更露骨地说：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过去的事或者将要过去的事了”。他还恶狠狠地训斥广大革命干部说：“开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得。”这是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
毛主席在十年前就曾经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主席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翼的极端反动性，他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把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鼓吹的“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反动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二曰：“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的“学术”吹得神乎其神，同时又极力丑化无产阶级。中国赫鲁晓夫公然提出：
“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承认后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比前者高。”陆定一则说得更肉麻了：“离开资产阶级还有谁来教我们？”对于冯友兰这个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陆定一竟无耻地吹捧说：“我看了冯友兰的书，他的确比我们高明些。”他还公然主张“在学校里，马列主义要搞，孔夫子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要搞”。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那种对学术不作阶级分析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
三曰：“技术，党不能领导。”
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常用的“法宝”，早已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而中国赫鲁晓夫却以一种曲折隐晦的语言，重新祭起了这一“法宝”。正当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教育革命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的时候，他跳了出来说：“目前在高等学校中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什么人可以当校长？什么人可以当校务委员？陆定一作了解释：“技术，党不能领导。”“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一九六一年，陆定一公然把反共老手翦伯赞等找去说：“一切组织都由党员来领导，我不同意，今天就请你们来当校长。”他还明确说：“系主任、校长是有权的。”陆平紧接着把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拉入了校务委员会。从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统帅一切。很清楚，陆定一提出的“技术，党不能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率领着我们千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摧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流毒。
人民日报 1967.11.264
不要总认为历史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贤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经跌入深渊者，其丑恶与罪恶几乎同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及社会蟊贼们一样可恨。
尤其经过四十多年走资派邓小平们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高考》《上大学》都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离开低层去做权贵人上人升官发财。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看看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能学有所用？一些人只是拿到了一张走向当今社会的通行证和资格证而已。他们从幼儿园算起，到取得终极学历后的半生所学，细细算来许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一无所用。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
毛泽东生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教育和改造是持之以恒的，也是一如既往的。因为历来统治一个国家的官僚队伍和意识形态队伍中，知识分子总是占据大多数和重要位置的。
因为他们掌管着国家的统治权力和舆论宣传机器，所以，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行事作风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后世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明确告诉所有知识分子，判定你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学得的知识再多，究其一点就是看是否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无作用和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做到为大多数人服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思想观点出了偏差，他的知识越多不仅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会对社会和民众产生巨大的危害。
为了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走出传统思想道德的牢笼，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都是坚定而明确、复杂而矛盾的，甚至说是既爱又忧，甚至不缺少一定的“恨”的。
毛泽东殷切期望知识分子能够脱离不健康思想的束缚，回归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确道路上来，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心甘情愿地、和谐友好地和人民群众生活战斗工作在一起，同心同德地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
可事实终不及他美好的愿望，尽管他坚持不懈、煞费苦心，也终难心想事成。和历史上所有试图打破传统思想藩篱、励精图治的封建政治家一样，他们善良的愿望不仅没有赢得更多知识分子的理解、支持与赞同，反而在他们身后招致了不少当时以及后代知识分子的误解、谩骂、诋毁与诽谤。只要看看这些年某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是如何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谩骂毛泽东、诋毁毛泽东、丑化毛泽东的，就可以略见一斑。
毛泽东在一生军政事务缠身之余，在知识界交往的朋友很多，这些人中既有他事业的同道者，也有来自他事业的旁观者和对立面者；既有他年轻时的同学、老乡、亲戚和朋友，也有在后来整个革命生涯中结识的来自不同阶级、党派、学科的知识分子。
只要稍一扳指，就可列举出许多来：章士钊、柳亚子、张澜、李济深、齐白石、张大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钱学森、李四光，还有虽未谋面却神交极深的鲁迅……当然还有许多，这些人大多数和毛泽东完全如一般朋友那样自由往来，谈笑风声，诗词酬答，燕宴交乐。
毛泽东既尊敬他们，又对他们寄予厚望，生怕他们哪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思想意识上一不小心就滑向几千年旧制度、旧传统的深渊，由具有一般平民情怀的善良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平民社会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一跃而成为平民阶层的精神压迫者乃至剥削者。
纵观自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至后来发动的历次改造知识分子运动，毛泽东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是很明确的。绝不存在某些酸腐之人、恶毒之人狂吠的那样，什么仇视知识分子啦，什么压制知识分子啦，什么迫害知识分子啦，等等以小度大之说。
由于传统道德思想的深刻影响，由于几千年读书做官论的隐隐导向，“学而优则仕”成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向往之并为之终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为啥读书？就为了有朝一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为了书中蕴藏的名和利，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人上人。封建知识分子如此，“五四”以后中华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就连建国以后历经改造后的许多新中国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尤其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他们哪还有心思虑及几千万工人下岗后是如何艰难度日的，他们哪里还顾忌到农民失去土地资源后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哪里还管得上环境资源是如何被严重毁坏的，他们哪里还管你穷苦百姓年收入够不够富人官员宴席上半瓶酒、一道菜的。
在权贵富人的意识里，甭管我如何如何，反正有人为我叫好，反正有人为我吹号，反正有人为我歌功，反正有人为我效劳和撑腰，你大多数处于贫困之中的民众算得了什么？谁让你没有日天告府、搅海翻江的本领捞取钱财呢？看看如今电视上的经济栏目和娱乐栏目里，有几个工人农民士兵在谈自己的低待遇、高劳作、薄收入？能招摇于荧屏的大多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先富者和那些学有所成精英们。
这些人相互依存、琴瑟和鸣，有钱的为有知识、有话语权的分享残羹；有话语权的为有钱的呼吁政策庇护，吹响企业家美名。到头来苦了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既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就如生活在非洲原始从林中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该吃草的偷偷吃草，该吃肉的大胆吃肉；该被吃的惊恐被吃，该吃弱的肆意吃弱。这就是丛林法则，这就是公平竞争，这就是有唱戏的、有喝彩的、有敲边鼓的、有呐喊鼓掌的社会现实。你若为此不纳，那就也变出一个强者看看？
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有了道德伦理思想文化的人类，从来就没有脱离开过洪荒时代的兽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人类有了太多的被称为知识精英的人，他们把自己所依附的强势阶层的种种掠夺行为美其名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民主人权。用这些美丽的谎言扰乱平民百姓的视听，其目的无怪乎就是把你卖了或者吃了，还要吧咂着满是油腻的嘴巴、鼓囊着满是钞票的口袋哄骗你说：这是帮你消灾，这是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是引领你步入天堂。
中国有一句贯穿古今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话绝非茫无所指。看看助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次农民大起义，有几个是读书人发起的，有几个是由读书人领导的？有几个草莽英雄身后不是跟着一大群生活落魄顺风而倒的知识分子？再看看历朝历代那些大奸佞、大恶人周围，有几个没有几个穷酸秀才在为他们出谋划策鼓掌叫好？这些知识分子唯独忘了自己作害的人中大多就是原本和自己一样的底层受压迫者，或者能真正为国为民有所担负的国之栋梁。
当然不是一味说所有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全都是这般可恶可悲模样，必定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进步离不开大量优秀知识分子。这里只是说部分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和反派作用，藉此揭批这些人为虎作伥的卑劣、助纣为虐的可恶。也可能是鉴于这些原因，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身为复合型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才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造，才衷心热切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洗心革面返璞归真，成为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
建国以后，毛泽东利用国企管理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经验，使知识分子与工人、企业领导与知识分子和工人结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劳动整体，同心同德，共同作战，形成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类群体结构。
他利用“五七干校”，给坐在办公室里只听汇报的领导干部和整天坐在书斋里几乎和基层隔离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参加劳动实践、接触工农群众的广阔平台。他利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机会，让自小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的年轻知识人，深入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他们切身感受、领悟、实践中国的农村与乡村的实际生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也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才使得如今中国的政界、商界、金融界、知识界和军界，形成了由当年下乡知青一统天下的崭新组合。他利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让学制缩短，教育革命，使得学生不但以学为主，还能兼学别样，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
其实看看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能学有所用？一些人只是拿到了一张走向当今社会的通行证和资格证而已。他们从幼儿园算起，到取得终极学历后的半生所学，细细算来许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一无所用。
这不仅是极大的知识的浪费，更是长期学习时间占用后的严重的人才资源浪费。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参加工作后的实际的知识用途，集中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就可以节约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财富浪费，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毛泽东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不啻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一笔极其宝贵而且享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留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大多很顽固，诸如：贪生怕死，安于享受，自命清高，孤僻偏执。有的又善于卖弄、激烈盲从，也有的报复嫉恨、使奸用谗。平时虽嫉恨权贵不仁，而一朝得势，竟自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这些岂不都是某些知识分子致命的软肋吗？
那些在文革中极端左倾的人，今天不是又极端右倾了吗？许多朝为布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旦依傍于权力与财富后，不是变得更其可恶与丑陋吗？那些曾在过往的运动中因自己或家人受到某些触及者，为报私仇不是罔顾事实地在肆意丑化诽谤歪曲历史及有关人物吗？那些为了点滴荣华富贵而丧失了人格的所谓知识精英们，不是一个个都成了富人权贵乃至外国反动势力的奴才与帮凶了吗？
不要总认为历史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贤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经跌入深渊者，其丑恶与罪恶几乎同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及社会蟊贼们一样可恨。
作为洞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毛泽东，他敏锐的目光往往透过时代烟云，比任何人都看得高远深邃。因此，他才在自己建国后短短二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带着政治战略家的恢弘气派和旷远目光，把改造知识分子作为稳固共和国基石的一项大事、要事来抓。
虽然因此招来了部分目光短浅之人的抵触、别有用心人的诽谤、自私狭隘人的谩骂、人民敌人的仇恨，可他的美好愿望因为立足在坚实的土地上，不连带任何个人私利与图谋，不隐藏任何狭隘与祸心，因此将永远成为未来社会中一切知识分子正确前进的方向。
终有一天，后世的人们、后世的社会，会在自己历史文化的丰碑上镌刻上毛泽东无数巨大贡献中的又一大亮点：改造知识分子，使其真正同劳动群众相结合。
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教师不得歧视学生，不得有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过，想必很多90后的学生多少有些恐惧不安吧，甚至当年老师体罚自己的情形历历在目一般。在90后的学生时代，老师会对不听话、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体罚，最常见的就是要么上课站着听课，要么被老师惩罚抄写试卷或者课文。甚至还有不少老师会对学生进行打骂，还有扎马步、打手板等等行为。
有时候，每次老师提问或者默写没过关，中午不让回去吃饭，什么时候通过了老师的提问什么时候才吃饭。上课提问回答错误或者回答不上来，老师也会有打手板或者上课拿书站到教室后面听课等行为，想必很多学生也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吧。更有老师面对那些不听话、上课调皮捣蛋的学生要有了新的想法，这也意味着新式的“体罚”诞生了。
“新式体罚”在中小学中盛行，学生和家长也无可奈何。“新式体罚”就是“罚抄写”，这一体罚模式在中小学生中比较盛行。新的体罚模式流行之后，学生犯了错误或者是上课不认真听讲，老师就会罚学生抄写文章或者是生词，一般情况下抄写的次数不会少于10遍，甚至会抄几十遍。
《文革》中，学生贴大字报造老师的反是从这些开始的。
毛泽东在28岁时撰写的此文于1921年以《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为题发表于《湘江评论》。
毛泽东创立自修大学的初衷是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毛泽东认为，出国之前，需要先对当代学术有一大致了解，留学才会真有收获。
此文曾经过胡适先生的修改。胡适先生是杜威先生的学生。杜威先生则是美国现代民主教育的开山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教育。
在民主教育中，学生被视为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些经过精心训练就可以形成一些条件反射的马戏团中的动物。
胡适之外，杜威先生的学生还包括陶行知、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人、西南联大创建人之一）、蒋梦麟（曾任民国教育部长）、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郑晓沧（曾任浙江大学代理校长）、陈鹤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李建勋（曾任北师大教育学院院长）等。在这篇850字的短文中，包含着杜威、胡适和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
这篇百多年前的文字切中今天走资派中国特色教育的弊端，一字不改，即为时文。新式教育学校的学生应该有尊严。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全文如下：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之工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得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不少。
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
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
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概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会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却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晦，也无从隐晦得了。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
一来，师生感情甚笃。
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
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
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产，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了。
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殊组织。“
《毛泽东论教育，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
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
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毛主席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毛主席还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炒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见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