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不清算走资派邓小平岂是共产党
习近平当局不清算走资派邓小平岂是共产党？习近平当局不彻查走资派邓小平岂是共产党？
走资派邓小平独自指定的二位"木偶皇上“胡乱邦和赵紫阳如同儿戏。
走资派邓小平后又独自指定的三位江泽东、胡錦涛、习近平法理何在？第三任习近平又篡自修宪改任期法理何在？
自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之后，温水煮青蛙用了近十几年的时间彻底否定解散取消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体制，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却还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个“特色“来忽悠法理何在？
走资派邓小平们就是向美国学习，也是只取有利于走资派权贵私利的部分，如不利于走资派权贵私利的部分就不学的。
走资派邓小平们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政治骗子，政治流氓，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自私自利的小子。
走资派邓小平们滥用职权，挟私报复，腐败的先河，反共产党反人民反中华民族最邪恶的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政治流氓，“永不翻案“的政治骗子，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
转载《撕掉邓小平的红画皮》
作者：它乡异客 于 2024-5-17
作者分类:转载|通用分类:政经军事|已有2评论
关键词：邓小平, 画皮
邓小平披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红画皮必须彻底撕掉!必须现出邓小平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政治流氓，“永不翻案“的政治骗子，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网络文革人民群众提出以下七个重大问题强烈要求党中央予以彻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开事实真相。
一，依据《杨尚昆日记》揭露邓小平和叶某英秘谋，操控1976年“4.5”反革命暴乱的事实。毛主席为首党中央当时作出“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邓小平政变复辟后邓组建的党中央有什么理由推翻原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为邓小平彻底平反? ! 现强烈要求党中央对此予以公开事实真相，撤销为邓小平翻案平反的错误决定，撕掉邓小平的“红画皮”!还邓小平反革命的真面目!
二，1989年夏天的反官倒，反腐败的群众运动，究竟有什么错? 邓小平家族的腐败事实难道不是客观存在，铁证如山吗?!
邓小平竟然滥用职权，挟私报复，动用军队惨无人道地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天理何在?!邓小平开了共产党镇压学生运动的先河，开了武装纵容党内腐败的先河，开了党与人民为敌的先河，从而造成中国社会整体腐败堕落的恶果。
这种祸国殃民的逆天大罪，党中央必须严肃追究邓小平的党纪国法责任!为被镇压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
三，邓小平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头子，邓小平多次检讨及发誓，并且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承认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客观事实存在。
然而，毛主席逝世以后，邓小平就早有预谋的发动反革命政变，用枪指挥党，作出否定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自己为自己翻案其法理正当性何在?!
强烈要求党中央宣布邓小平主持泡制为自己翻案的《决议》是无效的《决议》!
为毛主席伸冤!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名!
为文革烈士平反昭雪!
四，1992年邓小平已经是一个退休的普通党员，带着家人跑到南方去游山玩水，还要操纵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号施令，史称“南巡讲话”。
公开叫嚣“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据说，邓小平背着党中央在珠海召集中央党政军领导杨X昆，刘x清，杨x冰，乔x等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内容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这个会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法性在哪里呢?!
强烈要求党中央彻查邓小平“南巡讲话”分裂党中央及另立影子中央的反革命阴谋!
并彻查太上皇邓朴方!
五，据说，邓小平有一个“政治交待”，传播已久，至今没人出来辟谣。
邓小平说要“向美国宪政学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成美国式“宪政国家”，并建议把中国共产党“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图穷匕首见，邓小平“改旗易帜的狼子野心已经完全暴露。
邓小平已经完全彻底地背叛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想，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党和人民!完全彻底地复辟资本主义，投降美帝国主义!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所要的结果。
强烈要求党中央彻查邓小平这个十分露骨的反革命“政治交待”!
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个真相交待!
确认邓小平投靠美帝的汉奸卖国事实!
六，网传，邓小平在行将就木之前，对内定继承人江泽民等一个“最后的遗嘱”。
邓小平要求：江泽民等必须沿着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谁偏离了“谁就下台，你也一样”，是否偏离“改革开放”的道路， “谁说都没用，只听一个人的”，“这个人就是美国。”
邓小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权交给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中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
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强烈要求党中央彻查邓小平反党反人民反中华民族最邪恶的“最后的遗嘱”的真相!
七，密召集嫡系家庭成员商谈今后二十年及他死后的安排。
邓小平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指出:“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解体中国共产党分裂中国，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清算，我们的后代才会安全。”
邓小平对死后的安排，是邓小平反党反革命本质的最彻底地大暴露。这个事实是否存在?
强烈要求党中央彻查邓小平这个秘密会议要“解体中国共产党分裂中国。”的全部事实真相!
评论 (2 个评论)：
successful 2024-5-17
对毛泽东如果以功过是非来定论, 功劳就不谈了. 最大过错1 976年的四号文件, 错误的保护了邓小平, 导致后患无穷.
successful 2024-5-17
-----------------强烈要求党中央彻查邓小平反党反人民反中华民族最邪恶的“最后的遗嘱”的真相!-----------
《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
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国赫鲁晓夫把学校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能够长期地、猖狂地统治我们的学校，就是因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全国解放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就出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领导权。他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讨好地说：“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窃取领导权制造“合法”根据。接着，他就提出在学校要实行“校长责任制”，把学校的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九五六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要让资产阶级教授当校长，要让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学校党委书记。他怕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龄不够，还专门“指示”说，学校“党委书记有一、二年党龄也就可以了”。
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更公然取消学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胡说什么“革命不一定要共产党领导”。他的爪牙就在学校搞所谓“三三制”，即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领导体制。他还决定在院校成立“校务委员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地位，完全从体制上固定下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导演之下，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之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唱赞歌。有的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要靠他们，他们也能依靠，就是他们天天骂娘，能教课也是好的。”有的说：“右派教师也能起主导作用”，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脑子里是资产阶级思想”，也“一定要向他们学习”。有的恬不知耻地称赞“国民党时期留美学生”是“我们现在大学里掌握命运的人”。有的甚至叫嚷：“学校究竟谁领导？国共合作嘛。”“这里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资产阶级合作不可。”
在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的支持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价十倍，眉开眼笑，简直成了主宰我们学校的太上皇。从教学到行政，从招生到毕业分配，一系列的实际大权都操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洋自得地说：“前几年学校是小生表演，现在还是要我们老生登台”，“我们这些人是学校的实力派”。有的反动学术“权威”甚至瞪着眼说：“我这个人讲话难听，喜欢骂！”而这个反动“权威”所在学校的校长则奴颜婢膝地回答：“我就是喜欢你骂”。看，他们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严重危害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狂地反对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感情，热烈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却遭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仇视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的旨意，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公开诬蔑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左’倾狂热”，是“贴新标签”、“生搬硬套”等等。他们利用所篡夺的职权，不准在教室里张贴毛主席语录，砍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课程，解散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课堂。有许多革命师生被迫组织秘密学习小组，关着门悄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竟成为非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猖狂地抵制和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五八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冲出了关门读书的“世外桃源”，大搞教学改革，积极地投身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进行锻炼。但是，盘踞在学校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场教育革命猖狂地进行了攻击和破坏，公开跳出来咒骂教学改革是“乱、糟、偏”，胡说：“共产党政治打一百分，军事打一百分，教育只能打三十分”，污蔑我们“不懂教育”。陆定一等纷纷出场，给他们叫好、撑腰，重新制定和恢复了一整套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教学秩序，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本加厉地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广大革命师生，特别是对工农子弟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招生录取的“分数线”，把广大工农子弟拒之门外，不管你的政治思想条件和其它条件如何，只要考试差半分，也不录取。在学校中，他们从讲课到实验，从辅导到考试，对工农子弟、工农调干生层层把“关”，处处刁难，在“保证质量”的幌子下，千方百计把工农同学踢出校门。有一位工农同学因病补考，明明及格，而那些资产阶级的“教师爷”，却以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为理由，给打了五十九点五分，迫使这位同学留级。这位同学愤慨地说：“这一‘点’就点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同学的仇恨。”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年学生。他们通过讲台、课本、讲义、发表文章、个别辅导等种种途径，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修身治学之道。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标准，大力培养所谓“尖子”、“标兵”，树立“样板”，公开号召：“杨振宁推翻一个定律得到诺贝尔奖金”，“你们要踩着牛顿的肩膀往上爬”，“为工程师而奋斗”，等等。他们还用高助学金、优秀生制度等为诱饵，“鼓励”学生争名夺利，埋头读书，只专不红，妄图使广大革命师生逐步和平演变，成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旧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枷锁，严重摧残广大知识青年的身体。他们以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为借口，把许多古的、洋的、反动的、烦琐的、落后的、脱离实际的东西，东拼西凑通通塞进课程，加上繁重的课外作业，使学生整年整月埋在故纸堆里，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甚至故弄玄虚，不懂装懂，无耻地吹嘘说：“越是听不懂，越说明水平高。”他们还采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考试，出偏题，出怪题，对学生进行突然袭击，弄得学生精神紧张。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学生病了，他们还硬用担架把学生抬进考场，甚至以不宜继续学习为理由，将得病的学生踢出校门。
严酷的事实证明，当时在我们的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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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场极为深刻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教育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学校就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红色熔炉。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夺去，教育就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学校就变成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黑色染缸。
广大革命群众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是极为愤怒的，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造了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反，把资产阶级篡夺了的教育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是，仅在组织上夺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批判，大破特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否则，无产阶级已经夺回的权是不巩固的，还有重新丧失的危险。
当前形势大好，必须乘胜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教育战线的一切阵地。
人民日报 1967.11.26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群众反映》信上批示：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说：学制可以缩短。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毛泽东：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毛泽东等一代人所创造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下定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又一个重要动因。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走资派们丑化了，淡忘了，还有的人撇开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的抹黑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有系统完整地全面的调查学习和研究的，并且确立了以“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毛泽东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教员。
年轻时期的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毛泽东曾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主持创办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这些免费学校的目的，一是“造成新中国农民和工人能成为有开拓者能力之材”，二是提供“边学理论知识又有实践之场所”，更重要的是克服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的弊端，实现“疏通隔阂，让学习者参与社会实践与学校理论学习相结合，谓之“团结一气”。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毛泽东曾在一师附小教育实习，现在还可查到当时毛泽东的一篇国文教学教案，其中将这节课分为环环相扣的5个环节，一是读(字)，二是讲文法，三是做选例，四是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五是练习。教案通篇体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适应个别差异，扩充内容，与社会相联系，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思想。
毕业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事(相当于校长)，毛泽东发动学生组织自治会，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教师、教学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见;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等建议，均被采纳，对湖南一师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毛泽东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经历过学校教育的学生，当你们读到毛泽东的这些评论的时候作何感想? 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们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学生身边游荡?
批判旧教育制度，是为了树立新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泽东起草《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篇阐明宗旨：“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除强调自主学习之外，《大纲》还特别提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钻研能力。他让学生阅读28种书籍，由教师先列出书中主要问题，让学生自己阅读，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泽东起草《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大教授法》对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与民众教育，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以一种职业教师的本能，仍然始终高度关注着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强调：“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那种迫切的语气饱含着对青少年的呵护之情。从此，全中国的青少年都记得了他老人家要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虽然教育事业的规模，包括学校与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全国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学校的教育方法却与毛泽东所期望的相去甚远。这种不满在“二月来信”的批示中集中于：未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会使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落空。在他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教育现状的突出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劳动群众;尤以文科大学最为严重。
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比较一下，就会看到，一百多年前的毛泽东对教育现状大声疾呼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小题大做，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反映。在毛泽东看来，“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批判的旧教育方法，在已经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国还在大行其道，“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十多万抗日干部，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干部力量。
当毛泽东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年代准备把中国的未来交付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期望着如同当年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新一批栋梁之材时，他却深深地失望了。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这些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呆了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青年学子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表现得极不成熟。《
毛泽东在文革中召见学生领袖时所说的：“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他们没有想着为人民做什么好事，却热衷于 “以我为核心”，那“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结果就成了“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的孤家寡人。
如果没有毛主席从底层人民出发，进行的前30年的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农村人民公社办学校，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会有那么多的工农子弟、草根子弟进入高校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泽东!
不要总认为历史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贤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经跌入深渊者，其丑恶与罪恶几乎同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及社会蟊贼们一样可恨。
尤其经过四十多年走资派邓小平们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高考》《上大学》都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离开低层去做权贵人上人升官发财。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看看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能学有所用？一些人只是拿到了一张走向当今社会的通行证和资格证而已。他们从幼儿园算起，到取得终极学历后的半生所学，细细算来许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一无所用。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
毛泽东生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教育和改造是持之以恒的，也是一如既往的。因为历来统治一个国家的官僚队伍和意识形态队伍中，知识分子总是占据大多数和重要位置的。
因为他们掌管着国家的统治权力和舆论宣传机器，所以，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行事作风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后世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明确告诉所有知识分子，判定你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学得的知识再多，究其一点就是看是否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无作用和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做到为大多数人服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思想观点出了偏差，他的知识越多不仅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会对社会和民众产生巨大的危害。
为了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走出传统思想道德的牢笼，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都是坚定而明确、复杂而矛盾的，甚至说是既爱又忧，甚至不缺少一定的“恨”的。
毛泽东殷切期望知识分子能够脱离不健康思想的束缚，回归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确道路上来，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心甘情愿地、和谐友好地和人民群众生活战斗工作在一起，同心同德地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
可事实终不及他美好的愿望，尽管他坚持不懈、煞费苦心，也终难心想事成。和历史上所有试图打破传统思想藩篱、励精图治的封建政治家一样，他们善良的愿望不仅没有赢得更多知识分子的理解、支持与赞同，反而在他们身后招致了不少当时以及后代知识分子的误解、谩骂、诋毁与诽谤。只要看看这些年某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是如何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谩骂毛泽东、诋毁毛泽东、丑化毛泽东的，就可以略见一斑。
毛泽东在一生军政事务缠身之余，在知识界交往的朋友很多，这些人中既有他事业的同道者，也有来自他事业的旁观者和对立面者；既有他年轻时的同学、老乡、亲戚和朋友，也有在后来整个革命生涯中结识的来自不同阶级、党派、学科的知识分子。
只要稍一扳指，就可列举出许多来：章士钊、柳亚子、张澜、李济深、齐白石、张大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钱学森、李四光，还有虽未谋面却神交极深的鲁迅……当然还有许多，这些人大多数和毛泽东完全如一般朋友那样自由往来，谈笑风声，诗词酬答，燕宴交乐。
毛泽东既尊敬他们，又对他们寄予厚望，生怕他们哪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思想意识上一不小心就滑向几千年旧制度、旧传统的深渊，由具有一般平民情怀的善良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平民社会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一跃而成为平民阶层的精神压迫者乃至剥削者。
纵观自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至后来发动的历次改造知识分子运动，毛泽东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是很明确的。绝不存在某些酸腐之人、恶毒之人狂吠的那样，什么仇视知识分子啦，什么压制知识分子啦，什么迫害知识分子啦，等等以小度大之说。
由于传统道德思想的深刻影响，由于几千年读书做官论的隐隐导向，“学而优则仕”成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向往之并为之终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为啥读书？就为了有朝一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为了书中蕴藏的名和利，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人上人。封建知识分子如此，“五四”以后中华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就连建国以后历经改造后的许多新中国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尤其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他们哪还有心思虑及几千万工人下岗后是如何艰难度日的，他们哪里还顾忌到农民失去土地资源后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哪里还管得上环境资源是如何被严重毁坏的，他们哪里还管你穷苦百姓年收入够不够富人官员宴席上半瓶酒、一道菜的。
在权贵富人的意识里，甭管我如何如何，反正有人为我叫好，反正有人为我吹号，反正有人为我歌功，反正有人为我效劳和撑腰，你大多数处于贫困之中的民众算得了什么？谁让你没有日天告府、搅海翻江的本领捞取钱财呢？看看如今电视上的经济栏目和娱乐栏目里，有几个工人农民士兵在谈自己的低待遇、高劳作、薄收入？能招摇于荧屏的大多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先富者和那些学有所成精英们。
这些人相互依存、琴瑟和鸣，有钱的为有知识、有话语权的分享残羹；有话语权的为有钱的呼吁政策庇护，吹响企业家美名。到头来苦了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既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就如生活在非洲原始从林中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该吃草的偷偷吃草，该吃肉的大胆吃肉；该被吃的惊恐被吃，该吃弱的肆意吃弱。这就是丛林法则，这就是公平竞争，这就是有唱戏的、有喝彩的、有敲边鼓的、有呐喊鼓掌的社会现实。你若为此不纳，那就也变出一个强者看看？
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有了道德伦理思想文化的人类，从来就没有脱离开过洪荒时代的兽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人类有了太多的被称为知识精英的人，他们把自己所依附的强势阶层的种种掠夺行为美其名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民主人权。用这些美丽的谎言扰乱平民百姓的视听，其目的无怪乎就是把你卖了或者吃了，还要吧咂着满是油腻的嘴巴、鼓囊着满是钞票的口袋哄骗你说：这是帮你消灾，这是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是引领你步入天堂。
中国有一句贯穿古今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话绝非茫无所指。看看助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次农民大起义，有几个是读书人发起的，有几个是由读书人领导的？有几个草莽英雄身后不是跟着一大群生活落魄顺风而倒的知识分子？再看看历朝历代那些大奸佞、大恶人周围，有几个没有几个穷酸秀才在为他们出谋划策鼓掌叫好？这些知识分子唯独忘了自己作害的人中大多就是原本和自己一样的底层受压迫者，或者能真正为国为民有所担负的国之栋梁。
当然不是一味说所有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全都是这般可恶可悲模样，必定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进步离不开大量优秀知识分子。这里只是说部分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和反派作用，藉此揭批这些人为虎作伥的卑劣、助纣为虐的可恶。也可能是鉴于这些原因，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身为复合型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才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造，才衷心热切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洗心革面返璞归真，成为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
建国以后，毛泽东利用国企管理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经验，使知识分子与工人、企业领导与知识分子和工人结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劳动整体，同心同德，共同作战，形成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类群体结构。
他利用“五七干校”，给坐在办公室里只听汇报的领导干部和整天坐在书斋里几乎和基层隔离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参加劳动实践、接触工农群众的广阔平台。他利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机会，让自小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的年轻知识人，深入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他们切身感受、领悟、实践中国的农村与乡村的实际生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也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才使得如今中国的政界、商界、金融界、知识界和军界，形成了由当年下乡知青一统天下的崭新组合。他利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让学制缩短，教育革命，使得学生不但以学为主，还能兼学别样，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
其实看看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能学有所用？一些人只是拿到了一张走向当今社会的通行证和资格证而已。他们从幼儿园算起，到取得终极学历后的半生所学，细细算来许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一无所用。
这不仅是极大的知识的浪费，更是长期学习时间占用后的严重的人才资源浪费。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参加工作后的实际的知识用途，集中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就可以节约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财富浪费，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毛泽东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不啻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一笔极其宝贵而且享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留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大多很顽固，诸如：贪生怕死，安于享受，自命清高，孤僻偏执。有的又善于卖弄、激烈盲从，也有的报复嫉恨、使奸用谗。平时虽嫉恨权贵不仁，而一朝得势，竟自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这些岂不都是某些知识分子致命的软肋吗？
那些在文革中极端左倾的人，今天不是又极端右倾了吗？许多朝为布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旦依傍于权力与财富后，不是变得更其可恶与丑陋吗？那些曾在过往的运动中因自己或家人受到某些触及者，为报私仇不是罔顾事实地在肆意丑化诽谤歪曲历史及有关人物吗？那些为了点滴荣华富贵而丧失了人格的所谓知识精英们，不是一个个都成了富人权贵乃至外国反动势力的奴才与帮凶了吗？
不要总认为历史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贤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经跌入深渊者，其丑恶与罪恶几乎同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及社会蟊贼们一样可恨。
作为洞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毛泽东，他敏锐的目光往往透过时代烟云，比任何人都看得高远深邃。因此，他才在自己建国后短短二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带着政治战略家的恢弘气派和旷远目光，把改造知识分子作为稳固共和国基石的一项大事、要事来抓。
虽然因此招来了部分目光短浅之人的抵触、别有用心人的诽谤、自私狭隘人的谩骂、人民敌人的仇恨，可他的美好愿望因为立足在坚实的土地上，不连带任何个人私利与图谋，不隐藏任何狭隘与祸心，因此将永远成为未来社会中一切知识分子正确前进的方向。
终有一天，后世的人们、后世的社会，会在自己历史文化的丰碑上镌刻上毛泽东无数巨大贡献中的又一大亮点：改造知识分子，使其真正同劳动群众相结合。
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教师不得歧视学生，不得有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过，想必很多90后的学生多少有些恐惧不安吧，甚至当年老师体罚自己的情形历历在目一般。在90后的学生时代，老师会对不听话、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体罚，最常见的就是要么上课站着听课，要么被老师惩罚抄写试卷或者课文。甚至还有不少老师会对学生进行打骂，还有扎马步、打手板等等行为。
有时候，每次老师提问或者默写没过关，中午不让回去吃饭，什么时候通过了老师的提问什么时候才吃饭。上课提问回答错误或者回答不上来，老师也会有打手板或者上课拿书站到教室后面听课等行为，想必很多学生也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吧。更有老师面对那些不听话、上课调皮捣蛋的学生要有了新的想法，这也意味着新式的“体罚”诞生了。
“新式体罚”在中小学中盛行，学生和家长也无可奈何。“新式体罚”就是“罚抄写”，这一体罚模式在中小学生中比较盛行。新的体罚模式流行之后，学生犯了错误或者是上课不认真听讲，老师就会罚学生抄写文章或者是生词，一般情况下抄写的次数不会少于10遍，甚至会抄几十遍。
《文革》中，学生贴大字报造老师的反是从这些开始的。
毛泽东在28岁时撰写的此文于1921年以《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为题发表于《湘江评论》。
毛泽东创立自修大学的初衷是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毛泽东认为，出国之前，需要先对当代学术有一大致了解，留学才会真有收获。
此文曾经过胡适先生的修改。胡适先生是杜威先生的学生。杜威先生则是美国现代民主教育的开山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教育。
在民主教育中，学生被视为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些经过精心训练就可以形成一些条件反射的马戏团中的动物。
胡适之外，杜威先生的学生还包括陶行知、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人、西南联大创建人之一）、蒋梦麟（曾任民国教育部长）、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郑晓沧（曾任浙江大学代理校长）、陈鹤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李建勋（曾任北师大教育学院院长）等。在这篇850字的短文中，包含着杜威、胡适和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
这篇百多年前的文字切中今天走资派中国特色教育的弊端，一字不改，即为时文。新式教育学校的学生应该有尊严。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全文如下：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之工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得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不少。
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
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
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概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会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却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晦，也无从隐晦得了。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
一来，师生感情甚笃。
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
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
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产，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了。
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殊组织。“
《毛泽东论教育，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
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
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毛主席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毛主席还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炒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见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数数这九项改革，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改革！
第一项改革：对民众价值观的改革
新中国一成立，毛主席在领导制定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就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五爱”形成了全国人民大众的共识。
还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刑不上大夫等腐朽没落的思想，把几千年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自私自利、当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梦想，被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几千年的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和吸毒等丑恶现象被彻底消灭。
第二项改革：婚姻改革
《新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买卖婚姻、父母包办婚姻、“童养媳”等旧婚姻制度。毛泽东一句话“妇女可以顶半边天，就可以自由恋爱”，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妇女地位，并把妓女改造成能够自食其力、为国家做贡献的新女性，在婚姻领域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
第三项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
在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仅用4年时间，就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新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第三大军事强国。中国从此开始迈向四个现代化的征程，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赶超世界用了20多年时间，综合国力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才能够完成的业绩。
第四项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
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后，由按生产资料占有权（权力大小、资本多少）分配为主改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强化了劳动者的主人公意识，大大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出现了全国人民人人劳动、人人爱劳动的壮观场面。剥削和压迫第一次消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号子里。
第五项改革：吏制改革
打破了几千年以考取士、以钱买官、父位子袭的官吏选拔制度，工人、农民也可当大官。这些人都出自于普通工人农民家庭，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有的就是他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个人杰出品德和能力。在那个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9%以上的官员都是清官”。
第六项改革：文化教育改革
实现全民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均不收学费，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除了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糟粕。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全面打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第七项改革：卫生改革
改革“城市老爷卫生部”和“城市老爷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且以“救死扶伤”为目的，改变了几千年来看病拿钱、无钱等死的老皇历。中国医疗卫生工作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村合作医疗”成为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的经验。
第八项改革：政治制度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时代，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的优秀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充分行使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九项改革：司法改革
改革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里钱权主导法制的司法弊端，法律充分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愿，劳动人民可以对一切坏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取消了告状要交费的司法程序，司法工作人员不为金钱服务而为公平正义服务。变刑罚为劳动改造，对罪犯重教育轻处罚。法少而执行严，极大地限制了钱权对法制的干扰，基本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确立起社会主义道德观，以德治国，依靠群众，人民治安人民管，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