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反对注入教学法不要把分数看重
毛泽东：”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毛泽东：”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毛泽东：”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教育制度要改革〔１〕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
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
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
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
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
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这是毛泽东同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
“1958年，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高度肯定了天大的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听说天津有60多所中学。办起了生产车间或校办工厂，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毛泽东年谱》3，406，1958.8.13）
几年后，毛泽东在与哈军工学习的侄子毛远新的几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毛泽东年谱》，5，380，1964.7-8）
几天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毛泽东年谱》，5，401，1964.8.29）”
教育应该重视实践（尤其是理工科），而文科应该是情怀和思想上的培养，现在的分数教育确实严重，都是想成为人上人，一定程度造成了内卷，而教员的丝路是对的，应该与生产劳动结合，与基层实践者结合。确定是为集体服务的教育，而不是人上人和自私，官本位等。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精髓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此概括很难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也使毛泽东思想变得抽象空洞，实际上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因为古今中外，但凡稍有成就，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科学家、专家教授学者，都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里的“人民”指的是以工人、农民、解放军为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而不是当下以官员、老板、买办和依附于前三者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
毛泽东思想非常具体，如他在工业领域提出以“一参二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在外交领域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等，他的《论十大关系》更是治国理政的经典文献，对当下同样极具现实意义。联系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实际，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理解将更透彻，领悟将更深刻，收获将更丰富。
这篇《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是毛泽东1964年7月和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他在谈话中提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 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等观点，对当下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鉴意义。事实上，当下教育之所以问题频出，就是因为偏离了毛泽东思想。
当然，对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应坚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如他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指社会实践，虽然也包括对敌对势力的镇压，但更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及上层建筑进行辩论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当然也包括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过程，绝不是某些公知和无良学者宣扬的所谓“肢体斗争”、“残酷迫害”和骇人听闻的“打砸抢”行为。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理论成果与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走资派官方的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论点完全一致，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到毛泽东去世时的二十七年，毛泽东有六大贡献：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紧接着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的经济建设，军工建设及工业体系的完善。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新中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其实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新中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舰》。 1964年10月，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2月《文革中》，新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文革中》，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9月《文革中》，新中国第一艘核子潜舰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子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中国第一艘战略核子潜艇下水。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子潜舰》与《战略核潜舰》了解较少。这里所说的《战略核潜艇》，意思是说中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中国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如果六十年代以来新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第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舰》的研发，又全部是中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高官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在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新中国主要靠人力建造的84,000多个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新中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阻绕《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中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六是毛泽东时期，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新中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即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爷爷奶奶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正面回应，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泽东有误解，扭曲史实，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应该正视历史，正面回应，正确评价毛泽东。
一是有人说，在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只没有对新中国逼过债，对新中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 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雪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新中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新中国。在遭到中国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新中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 1959年9月30日，赫鲁雪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新中国放弃台湾，并要求新中国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新中国坚决的抵制。 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新中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新中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新中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 要用新中国的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新中国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新中国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 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即《不杀》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毛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工，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泽东回答， 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杀人的决不放过一个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做法。
三是针对所谓的史达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质疑。所谓史达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契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 ，专家们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完全自费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书中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检视历史，绝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因为自己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爷爷奶奶们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饥挨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而作出的个人极为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的爷爷奶奶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懒鬼”，就否认当年的爷爷奶奶们为新中国其中包括你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
新闻《大龄考研人，掉进另一个“内卷”大坑》文章来源: 财经故事会 于 2024-05-15 。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在最近几年，考研人数持续攀升，从2015年的165万，激增到2023年的474万。
2024年虽然回落到438万，但是内卷的本质似乎并没有改变。更何况，2024年研究生录取率只有20%左右，这意味着每10人中，就有8人面临着落榜。
将镜头对准大龄考研人，他们究竟为啥要逆向大龄考研？备考期间遇到哪些难题？生活来源如何保障？在这场无声的考研赌局中压下筹码，这一切的努力都值得吗？
大龄考研，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钱。虽然重归学习角色，但是仍然要生活。房租、吃饭、生活用品、复习资料，甚至是辅导班、自习室……日常支出难免，那么钱从何而来呢？
有人认为即使准备考研，也不能断了收入来源，所以她选择的是在职备考。所以她除了每天晚上下班到家晚八点到十一点的学习时间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见缝插针”学习。她将专业课笔记电子版导入到微信读书上，然后利用上班通勤的时间来“听书”。在公司，开一些无聊的大会时，插空背几十个单词。
她心安理得当起了“全职女儿”，吃住都在家里。决定考研之后，她跟父母很好的沟通了一次，想要趁着自己还有冲劲儿的时候，再拼一把。司念念从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家庭，她的决定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三十岁在家啃老，她也不好意思，就跟父母说，自己可以做饭。可是这厨艺实在是难以恭维，便承担了每顿饭刷碗的活。从小，她最讨厌的事就是刷碗，但是现在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用劳动换房租，她在安慰自己。
同样是在家全职备考，一向好面子的他实在是难以再向爸妈张口要钱。所以，他选择去夜市摆摊。从1688和拼多多上进一些便宜好看的小饰品，每天晚上摆2个小时，好的时候能有一百多的收入，虽然和自己辞职前月入过万的收入没法比，但是买点生活用品、学习资料的钱是足够了。
有人则选择了回到农村奶奶家备考，没有什么社交，也没法点外卖，这样生活成本更小。所以花费基本上也就是考虑资料的一些花费，她就秉承着，“坚决不报班，也坚决不花冤枉钱。
她的考研经济账本一摊开，除了报名费200之外，只买了两本英语的历年真题和30块钱的网课视频。
和她不同，虽然也是脱产备考，但是工作前几年，他手头攒了10万块钱。这次考研是抱着必上的决心，所以他花了15,000块钱报了一个1对1保过的辅导班。他觉得这笔钱是花得比较值，起码是有专业的人去给你指导，不必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方向浪费时间。
她还有一笔额外的花费，就是在家附近包了一个考研自习室，一个月是1800块钱。因为在家学习，诱惑太多，自控力实在是个问题。书桌离床的距离很近，很容易就学着学着就想躺在床上。但是到了自习室，她起码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的读书，毕竟是花了真金白银，也更有动力学习。
落了考研的榜，上了生活的岸。小鱼在30岁生日的前一天，收到了清华的拟录取通知。她动情地写道，“18岁的风越过了重重山岗终于来到了今天。我依然是最好的年纪。敬青春,也敬重启的勇气。"
而几年前，和她来自同一个小县城的黄璇，也做出了大龄考研的决定。31岁考研，33岁毕业考上北京高校的事业编。在她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如果没有当时决定考研的勇气，她也就没有机会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开启不一样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功上岸。可是，所有人都上了生活的岸。
30岁的刘某就在考研辅导班里认识了自己的老公，开始了一段相差6岁的姐弟恋。虽然并没有考研成功，但是三观一致，情投意合的两人迈入新婚的殿堂。一年的时间里，她解锁了妻子、母亲多重角色。更开心的是她的父母，一年前还在为女儿任性要考研却拒绝相亲而生气，现在天天抱着小外孙笑得合不拢嘴。虽然当了妈妈，但是她还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我从来没后悔去考研，说不定哪一天我又重新备考。”
那个说自己在自习室才能学进去的马某。她并没有上岸，但是，她开了家名叫“上岸”的考研自习室。“我这人啊，还是喜欢折腾。我看我那个自习室天天满员。我一琢磨，这事能干啊。”她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在小区里盘了个150平的房子，简单布置之后，便对外招租。生意火爆得很，一个月回本不说，还赚了小两万。
这不，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已经从找不到工作的“大龄求职狗”摇身变成了小老板了，据说下个月就准备开第二家店呢。而有些人，已经做好了二战的准备。一战她比北大录取线只低了1分，十分遗憾。“那可是北大啊，难道就不值得再去奋斗一次吗？”
而且可喜可贺的是，备考期间，她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的考研历程和复习方法。一年的时间，不知不觉涨了1万多粉丝。如今，“考研博主”的身份让她每个月有两三千块的广告收入。这让她的脱产备考没了“后顾之忧”，也要为自己的北大梦再冲一把。
大龄考研值得吗？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单纯算经济账，大龄读研似乎并不那么划算。
一位2023年届Top3名校应届博士生，就后悔多读了几年书，“我今年博士毕业，拿到最高的Offer也就年薪60万，再看看比我早工作几年的本科同学，如今年薪百万不罕见，手里还攒了几百万，很羡慕”，他向《财经故事荟》诉苦，“要走学术道路可以读博，但残酷的是，读完博士进高校也很难。”
而对于职场老炮儿来说，全日制读研还意味着职场的中断。
更何况，如今不少985高校，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院校，已不再为专硕生提供宿舍，这无疑增加了求学的经济压力。
按照市场价，每月额外的两三千房租，三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读研的总成本可能会飙升至20万。
再来看研究生教育的趋势。近年来，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上升，专硕生的录取比例也在逐年提高。从2010年的学硕与专硕3:1的招生比例，到2023年专硕报考人数超过6成，甚至在清华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专硕与学硕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4%与26%。这无疑显示了专硕教育的日益受重视。
回到职场现实，对于许多专业来说，本科学历加上三年的工作经验，可能在职场上比刚毕业的研究生更具竞争力。
而对于试图通过读研，来摆脱35岁中年危机的大龄职场人，““读研之后马上快40岁了，更不好找工作了吧”，这也是文刀的顾虑。
然而，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正如那群逆流而行的大龄考研人一样，听10000种声音，但终究只能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
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
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
《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
《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
《自修大学》的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
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他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无数学生们，经历过学校教育的人们，当你们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做何感想？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已经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你们身边游荡？
《教育》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正如列宁所说的“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资产阶级偏见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现，就是“知识私有”、“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理论至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几经反复，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资产阶级总是伺机反攻倒算，力图使旧的东西复辟。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教育界又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上大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阶级转换“等忽悠年青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理论书将知识私有化。说什么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讲学文化知识，开门办学就是不要学理论，工农兵上大学“质量低”，学校要有砖家叫兽内行来领导等等，已将教育为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
毛泽东：“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的经验，至多只不过起了一个总结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几千年来，知识一直被当作私有财产，成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这种历史的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本来，在原始社会，并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产生了阶级，原始社会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才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
恩格斯说：“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可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体现了阶级的对抗。
没落奴隶主代言人孟轲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识也不例外。
资产阶级“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旧中国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反动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灵魂一道出卖给反动统治阶级，作了反动派的忠实爪牙。有些人则把知识作为商品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争名夺利，因而“知识私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所有制变更了”。被作为“私有财富”的旧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却不能象对待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工厂那样处理，既不能剥夺，也不能没收。因此，解放后，新中国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这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痕迹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费用大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负担的，即《免费教育》。《免费教育》的成果应归社会所有。“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个人不应当有“任何额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国刚从旧中国过来，有些人对旧中国遗留过来的“知识私有”观念也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在中国，虽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基本上变为公有制，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原有对立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优越的地位。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还起着腐蚀作用。新中国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在分配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高，是所谓复杂劳动，有权从社会领取较多的消费品，因而生活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些就给“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相当“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变不过来。原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厂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却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识”为资本，继续向上爬，做骑在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
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贩卖“知识私有”论，教唆青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当作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知识私有”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和泛滥的思想政治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后承认了错误，邓小平向毛泽东保证：改正错误！永不翻案！当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坐实了走资派的皇冠。
总之，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抓《教育》恢复高考，还是老一套让知识私有化。不过换了一个名称叫“上大学改变命运“或叫“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让少数人先富先有知识，然后离开农村工厂低层人群，转流到城市富有阶级做上等人。这个“知识私有”观念是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形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有它赖以存在和泛滥的经济、政治条件。
因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是针对“知识私有”这种传统观念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危害，对症下药地进行无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资派邓小平们掌权后就造谣说：文革所谓批判“知识私有”就是“不讲学文化”，就是提倡“文化无用”或“知识无用”的奇谈怪论。其实，“文化无用”论是“知识私有”的反动理论受到批判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决不是说“知识无用”、“技术无用”、“文化无用”。无产阶级非常需要知识，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关键问题是对知识持什么态度。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还是作为个人猎取名利的资本？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作彻底的决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曾经已经取得过伟大的胜利，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还刚刚开始，教育革命并没有搞过头。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修正主义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开放后变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资产阶级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影响是相当顽固的，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阵地完全占领下来，改造过来，要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私有制的锁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己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在所有制方面，当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因此，文革中要彻底清除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是要必须继续完成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把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革进行到底的。
尤其是对教育革命的 “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必须打破这种状况，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文革就是这样做的。
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们是必须热情地扶植和发扬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宏伟纲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新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
广大革命师生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的成长。
三结合的写作组或批判组的成立，等等。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对于无产阶级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壮成长，加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目标。
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势力和旧的传统观念是相当顽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必须把上层建筑各个阵地牢固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牢牢掌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本文节选自《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泽东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完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毛泽东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泽东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泽东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改开后的整个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
也是出于毛泽东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毛泽东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毛泽东：“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录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毛泽东：“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毛泽东：“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
信中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
信中还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
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毛泽东：“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附：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7日复信林彪，信中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是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几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
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文革中。
上海的形势是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何搞好教学改革，上海是否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搞些调查研究，创造一些典型材料。
（文革中大学的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搞不下去的。
过了夏天屁股要坐下来。
中学文化大革命要走向正规。军训还要搞，中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复课闹革命，有的单位搞得好，有的单位搞得不好。这是关系到革命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讲，是关系到把青年人培养成接班人，变不变色的问题。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前曾经毛泽东审定。
在旧中国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灵魂一道出卖给统治阶级，作了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砖家叫兽们则把知识作为商品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争名夺利。
自从人类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知识》的积沉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人类如何生存。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有知识的人是如何剥削压迫的，被剝削和被压迫者是如何反抗的。
这《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两门知识是工人农民们必须要懂得的。共产党是工人农民们的先锋队。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是工人农民们的先锋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工人农民们要懂得这《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两门知识。
毛泽东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或别的什么阶级学习这两门知识。但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做事的人必须要懂得这《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两门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所有制变更了”。被作为“私有财富”的旧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却不能象对待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工厂那样处理，既不能剥夺，也不能没收。因此，解放后，新中国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这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痕迹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费用大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负担的，即《免费教育》。《免费教育》的成果应归社会所有。“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个人不应当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可是新中国刚从旧中国过来，有些人对旧中国遗留过来的“知识私有”观念也相当严重。
这是因为，在中国，虽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基本上变为公有制，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原有对立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优越的地位。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还起着腐蚀作用。
新中国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在分配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高，是所谓复杂劳动，有权从社会领取较多的消费品，因而生活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些就给“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相当“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变不过来。
原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厂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却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识”为资本，继续向上爬，做骑在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
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贩卖“知识私有”论，教唆青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当作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知识私有”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和泛滥的思想政治条件。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后承认了错误，邓小平向毛泽东保证：改正错误！永不翻案！当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坐实了走资派的皇冠。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抓《教育》恢复高考，还是老一套让知识私有化。不过换了一个名称叫“上大学改变命运“或叫“知识改变命运。
就是让少数人先富先有知识，然后离开农村工厂低层人群，转流到城市富有阶级做上等人。
这个“知识私有”观念是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形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有它赖以存在和泛滥的经济、政治条件。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是针对“知识私有”这种传统观念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危害，对症下药地进行无情揭露，深刻批判。
走资派邓小平们掌权后就造谣说：文革所谓批判“知识私有”就是“不讲学文化”，就是提倡“文化无用”或“知识无用”的奇谈怪论。
其实，“文化无用”论是“知识私有”的反动理论受到批判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决不是说“知识无用”、“技术无用”、“文化无用”。
无产阶级非常需要知识，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关键问题是对知识持什么态度。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还是作为个人猎取名利的资本？
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作彻底的决裂。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曾经已经取得过伟大的胜利，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还刚刚开始，教育革命并没有搞过头。
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修正主义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开放后变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
资产阶级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影响是相当顽固的，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阵地完全占领下来，改造过来，要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私有制的锁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己逐步发展起来。
在所有制方面，当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
文革中要彻底清除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是要必须继续完成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把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革进行到底的。
尤其是对教育革命的 “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必须打破这种状况，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文革就是这样做的。
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们是必须热情地扶植和发扬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宏伟纲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新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广大革命师生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厂开门办学。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的成长。三结合的写作组或批判组的成立。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对于无产阶级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壮成长，加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目标。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势力和旧的传统观念是相当顽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具体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如何推动学习？和如何巩固学习？等五个问题，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为什么要学习？毛泽东：“再不进货只有关门大吉”。
一是要领导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要领导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没有学问是不行的。毛泽东突出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大学问，可以大大提高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
二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毛泽东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毛泽东形象地说：我们的好多干部本领只有一点点，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不进货，只有关门大吉。“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三是要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大党、强党。毛泽东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培养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有战斗力的中国共产党”。
学习什么？毛泽东提出学习的三大任务。
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三大任务：
一是要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给以批判的总结。
三是要研究抗日战争（民族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但共产党员必须读通其中的道理。同时对党的建设、联共党史等，“要长期地学下去”。而对党的政策看一眼就丢掉亦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一句话，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实践，要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怎样学习？毛泽东：“挤”和“钻”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干部既要生产又要作战，还要完成其他日常工作。
“没有功夫”成为许多干部不学习的理由。针对这一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毛
泽东指出，“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就用‘挤’的法子叫它让让步，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
延安时期，部分党员干部限于自己的识字水平，以“看不懂”为借口抵触学习。
对此，毛泽东给出的方法是“钻”，毛泽东指出，对我们不懂的东西，不能只取守势，不取攻势，“如果我们把不懂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攻无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
如何推动学习？毛泽东：要进“无期大学”
毛泽东提到，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
这个大学是天下第一，是“无期大学”，是延安的独创，任何人都可以进。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乃至军队都应该设立类似的教育机构，建立学习制度，使党员干部有组织地学习。
但组织的学习不能伤害党员干部学习的热情。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
学习运动的开展要有组织地进行，亦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要给党员干部自由看书的时间。
“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既要约束干部完成“规定动作”，又极力提倡干部做好“自选动作”。
如何巩固学习？毛泽东：都要“学到底”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都要“学到底”。
“学到底”，在毛泽东看来，至少有三层含义：
一是活到老学到老、长期学。毛泽东勉励年长的同志学习时说，“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
二是学习的内容要广泛，理论问题、时事问题、政策问题都要学习，“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如果在世界上有许多自己不懂的东西，那共产党人就不算最好的革命者。
三是学习要刻苦，“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毛泽东指出：“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采取“学到底”方针，一定能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毛泽东的“学习观”：
学用统一观：
在毛泽东看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学习”。
毛泽东认为学和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学是基础，用是目的，用也是学习的过程，学习是为了将学到的知识观点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更好地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学而能用，学而会用，学用统一，不可脱节。
毛泽东形象地指出，学习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一些同志，学习目的不明确，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完成任务而学习，停留在单纯的学习上，所以书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嘲笑这种学而不用的人只不过是“古董鉴赏家”而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就擅长学以致用，如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对中国古典文学颇具研究，并能借鉴其中历史经验，来救国治国平天下。毛泽东还常常古籍新解，活用古籍名着中的地名、人物、语言，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活学活用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观：
首先，毛泽东在我党历史上很早就认真关注和研究学风问题。
毛泽东揭示了学风的本质和内涵：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毛泽东把学风纳入党的建设的理论框架，指出学风也是党风，并且学风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把学风问题摆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的位置上。
其次，毛泽东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毛泽东在运用马列原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明确地把理论联系实际确定为党的学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学风观，为党的学风建设奠定了基石。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再次，毛泽东同各种不良的学习风气作坚决斗争，特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还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从理论上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纠正党内不良学风、改造全民族的学习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
毛泽东的全民学习观：
今天中国《全民学习》己成一个文化现象。而这种思想萌芽在毛泽东的学习观中早已有之。也是从毛泽东开始形成的。
毛泽东从战争年代起，就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号召人人都要努力学习，并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首先，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要继续改造学习，并且强调要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
其次，年轻人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习成年人已经学会的许多东西。
再有，农民要抓紧识字学文化，以适应从事生产劳动的需要。
还要广大干部应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形成学习上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的好风气。
毛泽东在强调学习时，着重针对党的领导干部，指出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他们是否学习以及学习的好坏，对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强调各级党政领导要带头学习，成为群众的表率。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学无止境，一万年以后还要学习。
毛泽东的全面学习观：
首先，在认识的来源上，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
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
甚至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有字之书”更重要。
“无字之书”就是群众，就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
在许多讲话和谈话中，毛泽东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反复说明一个道理：
毛泽东强调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知识，这是最丰富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提出要多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民众百姓学习，才能成为既掌握了书本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
其次，在学习的对象上，毛泽东主张，无处不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要学习和研究当代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
既提出“要向古人学习”，做到“古为今用”。
又发出“向外国人学习”的口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洋为中用”。
最后，在学习的内容上，毛泽东认为，学习要有宽度，要博览群书，有一定的知识面，构建一定的知识结构。包括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
毛泽东：“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