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自邓小平以来没有真正取信于民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信誉。国家没有信誉，万事不能立。.
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没有真正取信于民。
用邓小平理论来取代毛时代的政治，经济模式是饮鸩止渴，是短板的，不会长久的。
中国自改革以来无诚信可言，一直在骗民众。
从给四人帮定罪开始。
四人帮没啥错误，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
给定了非常严重的罪名，这么做是不对的。
政治立场不同，不用人家就是了。
犯不上对簿公堂。
这是中共开了不好的先河，最终在历史上交代不了，没法交代。
一个执政者不单单要对现时代负责，要对历史负责。
今天的中国执政者面对的是经济危机，也要面临政治危机。
中国现在很危险，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失德，失能，还失职。
整个政府机能在空转，政府说话民众不听，也听不进去。
民众说话，政府不让说。
政府与民众形成了隔离带。
这种官民冲突，对立，敌对趋势，政府，民众硬伤是远久不能修复的。
国家执政基础是民众。
没有执政基础，政权就是空中楼阁，水中浮萍，没有根基，现在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很不全面，采取的措施，很不得当。
中国现在缺的是人心。
四十年中国把老百姓心伤苦了，伤透了。
用百姓疾苦拉动经济，这样做很不人性。
政府出台好的政策大多针对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根本没得到政府给予以政策红利。
中国用特色路线这条政策，一走四十年，也算是人间奇迹了。在任何国家都行不通，一天都行不通。
中国将面临新的选择，政府需要勇气，胆识，来带领民众来开辟新的里程。
转载原博文《中国老百姓生活在恐惧和无望中》
新加坡李显龙说，中国老百姓生活在恐惧和无望中，李显龙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信誉，国家没有信誉，万事不能立，李显龙接着说，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没有真正取信于民，用邓小平理论来取代毛时代的政治，经济模式是饮鸩止渴，是短板的，不会长久的，中国自改革以来无诚信可言，一直在骗民众，从给四人帮定罪开始，四人帮没啥错误，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给定了非常严重的罪名，这么做是不对的，政治立场不同，不用人家就是了，犯不上对簿公堂，这是中共开了不好的先河，最终在历史上交代不了，没法交代，一个执政者不单单要对现时代负责，要对历史负责，今天的中国执政者面对的是经济危机，也要面临政治危机，中国现在很危险，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失德，失能，还失职，整个政府机能在空转，政府说话民众不听，也听不进去，民众说话，政府不让说，政府与民众形成了隔离带，这种官民冲突，对立，敌对趋势，政府，民众硬伤是远久不能修复的，国家执政基础是民众，没有执政基础，政权就是空中楼阁，水中浮萍，没有根基，现在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意识到了，但是，很不全面，采取的措施，很不得当，中国现在缺的是人心，四十年中国把老百姓心伤苦了，伤透了，用百姓疾苦拉动经济，这样做很不人性，政府出台好的政策大多真对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根本没得到政府给予以政策红利，中国用特色路线这条政策，一走四十年，也算是人间奇迹了，在任何国家都行不通，一天都行不通，中国将面临新的选择，政府需要勇气，胆识，来带领民众来开辟新的里程。
《青年志愿者》们为到山区边疆去垦荒，这些青年主动“请战”，用鲜血写下“决心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的中国，从战争创伤中走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且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全国普遍存在饥荒状态。
为扭转这一局面，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开垦荒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后，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
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这是一位24岁的北京青年用鲜血写下的“决心书”：“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垦荒战士，我要永远做个垦荒战士，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
一个个鲜红的字，凝结着他对党、对垦荒事业的无限忠诚。写下这封血书的青年叫杨华，被誉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1955年8月30日，在欢送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向杨华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旗帜。
当晚，这支“光荣的第一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旗帜，唱着《青年垦荒队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几天后，垦荒队到达三江平原北部的边疆县——萝北，在茫茫荒原上，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窝窝头用镐刨，棉鞋棉裤用棍敲，虱子臭虫用火烧”，成了那时青年垦荒队员们最生动的生活写照。
受到垦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跃跃欲试。到1956年底，全国二十多万青年成为垦荒队员，在荒原上绽放他们的青春岁月。
1956年，为改善生态环境，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3月，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区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着树苗、铁锹，拎着水桶，浩浩荡荡分途奔赴至延安杨家岭、宝塔山、清凉山、枣园等地，种下一棵棵载着希望的树苗。
此后，各地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将“绿化祖国，向荒山秃岭进军”“给沙漠披上绿装”等口号变成实际行动。
我为祖国献石油。1953年6月，温州师范学校速师班的女学生们响应号召，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奔赴黄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军之中。
在经历了半年多理论学习和野外实践后，1954年4月，姑娘们被分配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甘肃玉门油田。在这里，她们主动向领导申请，组建成立了404女子测量队。
女子测量队的动人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此后，无数青年也接续投身祖国的石油事业。
1959年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平原的黑龙江肇州县境内，打出第一口稳产油井，人们将这个油田命名为“大庆”。
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
经过三年多奋战，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达到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这一年，中国终于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闻名全国的“燕子突击队”。这是一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海报，上面的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
1958年，年仅17岁的邢燕子中学刚一毕业，就响应中央号召，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宝坻县司家庄村，决心“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邢燕子带领村里的女共青团员，组成一支生机勃勃的“燕子突击队”。
1960年，她们一鼓作气开垦了560亩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获了4万多公斤粮食，帮助乡亲们度过灾荒。
就是凭着这股“要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邢燕子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代代青年响应号召，迎难而上，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为党和人民的助手和生力军。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源泉，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动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田野，越过那重重山岗，高举着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许多年了，这首《青年垦荒队队歌》的歌声不时在耳边回响，将我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将记忆追溯到那个树立起不朽的北大荒精神的时代。曾任天津农庄主席、共青农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的杜俊起就是在这熟悉的旋律中走进北大荒，成为共青农场第一代垦荒人，也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奉献的精神践行者。
在去北大荒之前，团中央组织了培训班，对支援北大荒的青年们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武装”。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未知的困难，杜俊起和他的队友们必须建立牢靠的思想基础，只有思想坚定，才能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
真实的北大荒比想象中荒凉，杜俊起说：“那里夏天沼泽遍布，蚊虫成群，晚上蚂蚁和蛇会爬到被窝里，冬天风雪极大，严寒难耐。刚到北大荒的我们，时常因艰苦的环境感到恐惧”。谈到那段岁月，回忆起很多战友将生命奉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眼眶湿润。最让他心痛难忘的，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战友，刚到北大荒不久，在出工的路上被雷电击打牺牲了，战友们一直没有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母，直到父母去世时仍带着思念儿子的遗憾。还有一位战友，妻子和儿子都不幸被压在了沙墩下，自己依旧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劳动，最后将生命献给了北大荒。杜俊起说，像他们这样在北大荒奉献了生命的战友还有许多，他们将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用生命抒写了北大荒精神。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事实上，直到1955年，虽然当时国家积极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但还没有考虑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业的问题。由于国家难以为城镇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都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自主学习，等待分配，所以这部分城市无业青年的情况并不稳定。
1955年5月，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提出参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发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以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开垦258万公顷荒地的任务。
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文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还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
因此，需要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团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全国报名者人数众多，仅天津就有17000人报名。其中北京挑选了60人作为第一批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上海批准了98名队员，天津则选拔了52名队员等，全国各省市共组织了50多批次，共有3.7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垦荒队。
移民垦荒并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而是建国伊始就实施的一项就业安置政策。1950年，劳动部发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
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本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旅费外，并酌量发给救济金作为生产资金的补助。”据《内蒙古大事记》所载：1950年2月16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的绥东7个县（今乌兰察布市）迅速进行准备安置北京移民工作。
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市迁移绥远转入农业生产的，共安置4728人。与此同时，上海也动员农村来城的失业工人返回农村，当年有3500人移民，此后动员人数逐年增加，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到1955年共有24.68万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区的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
国家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区，国家即投入安置资金1亿多元。至此，青年垦荒队的安置，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时城市人口为502.9万，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达到699.7万，其中仅无业社会青年就有30万人。此即是说，在解放后的6年时间里，人口净增近200万人。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长率加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在上海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情况下，上海就业压力巨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因此，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移民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运动。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种去向：
一是去内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移民垦荒；计划疏散的城市人口约为53万人。
其中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30万人。
到1956年6月移民计划被终止时，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移民计划之所以被终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过高，移民与当地农民矛盾突出，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而且没有户籍政策的法规约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况严重等。
事实证明，垦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这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垦荒队的组织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计划被终止，但青年垦荒运动却作为全国性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成为当年移民运动的仅存硕果。
当时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有去黑龙江的动议，经过劝说，改去淮河流域开垦荒地。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建议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去江西为好，不仅气候适宜，饮食习惯也相近，有利于尽快适应环境，投入生产劳动。
随后又委托主持领导青年垦荒运动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探望慰问垦荒队。胡耀邦来到上海青年垦荒队所在地，转达了毛主席的慰问和期望，以渡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的光荣历史任务。青年垦荒运动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吹响了城市知识青年“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号角，成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工人下岗》是被《还乡团》走资派右派蒋介石国民党还乡团复仇的结果。这里不讲《工人下岗》的事。讲讲《公私合营》的事。
从1953年到1956年大约三年时间搞《公私合营》。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如何搞的？有没有如同走资派那样心狠手毒地将工人下岗一样逼成家破人亡，自生自灭延至今日。《公私合营》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需要进行的。《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公有化。而《工人下岗》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是《社》和《资》两条道路之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体现。强迫《工人下岗》是对《公私合营》的复仇。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后，至一九五三年初，对一片战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大清扫。不仅要清扫生活垃圾，还要清扫精神拉圾如妓院赌场吸毒等。同时要肃清蒋匪留下的特务间谍黑帮组织。部分地区如海岛新疆等还没有解放，抗美援朝等战争的存在。工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按|日中国的一套保留下来。有一些小的私人企业工厂资本家对工人的工资欠着时，还得由人民政府帮着先给付了。大约三年多后基本完成了清扫工作，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开始改造工商业，亦称《公私合营》。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了《公私合营》。
从1953年起，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初步建立起了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新中国实现以集体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已经确定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目标。
但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和要素从来没有得到独立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不可能马上建立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但又绝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先建立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从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至1948年9月，全党的共识是：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具体地估计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限。他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基于这样的判断，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中央的这一观点，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体现。《共同纲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对此做了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致闭幕词时又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一认识基础上，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其中心任务是要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到条件基本成熟，便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到了1952年，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改变。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的改变，此后，已不再是探讨何时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问题，而是讨论和确定从现在起多少年内完成向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改变，与会的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
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三年，毛泽东就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而提出向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呢？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一时兴之所至。
首先，这时国家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私营占56.2%，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国营经济已超过私营经济，从而使中国具有了逐步过渡到集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外，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这些实践表明，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
其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摆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存在着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衔接的模糊性，即民主革命结束时，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就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就没收官僚资本而言，似乎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有两种理解，容易在实践中发生改变。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历史根据，也符合当时多数人的心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宣布的理想，既然早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条件又具备了，为什么不赶快过渡呢？为什么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所以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没有人反对。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过渡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斯大林的表态，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时限，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这一提法为政治局所接受。
1953年9月8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了全面阐述。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随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正式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路线从1952年9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1953年12月，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学习和宣传提纲，其中对总路线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
【（【中华民国】口误？)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该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中华民国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国、都是炎黄子孙，应该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这“百年屈辱“就是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蒋介石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到了台湾的蒋介石父子一直想《反攻大陆》，但以失败告终。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习马圆了蒋介石国民党想反攻大陆的梦》。
马英九的国民党【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最近三十年，在大陆走資派和台湾国民党资本家们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台湾国民党中华民国的复兴之路。然而被台湾民进党取代了台湾国民党执政。
习近平对于马英九口中的台湾国民党《中华民国》一再默认，那就让《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好了。然而，双方还要看美西方主子的脸色行事。只能是一中各婊维持现状而己。
《习近平》《马英九》两人均为了自己能“名留青史“，秀相亲。太虚伪造作了。在习近平手上能收回台湾吗？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四十多年来的惠台政策，拿大陆农民工的血汗，中国人民的财富，大陆渔民的命，去养肥台湾国民党中的资本家大佬们。
马英九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吗？这题目中的《台湾国》不是笔误也不是口误。是根据习近平接见马英九时的做法和说法得出的结果。
首先是做法：习近平接见马英九时的地方是国与国之间的来使接见的大厅。这显然是把马英九当作台湾国派来的议和使节来接待的。各国来使来大陆国朝拜习皇时，都有专职大臣陪同参观访问，马英九也享受同等之外国来使的待遇。这说明习皇己心中默认《台湾国》。
至以是否叫《台湾国》？或是《台湾中华民国》都行。
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己亡。
马英九口中的《中华民国》是在篡改中国历史。是在说大话。是在淏导年轻人。
马英九口中的《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
那么，马英九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吗？显然不是。
台湾国执政的蔡英文当局给了马英九使节符了吗？
马英九不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谈什么两岸和平不就是说大话。
马英九执政八年无作为，如今下台了有作为吗？
2015年，快下台时见了，九年过去了，两岸和平了吗？统一了吗？
这次两人在北京再次会面时，“友好解决台湾未来问题“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现在，越来越少的台湾人认同马英九的观点，即台湾必须视自己为大中华的一部分。
习近平在开场致辞中称赞马英九是一位推动了台海“和平发展”的爱国人士，并强调了北京的立场，即台湾必须接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
习近平又在说大话。马英九的爱国是《爱中华民国》，又或是《爱台湾中华民国》。马英九的“和平发展”是台湾的和平发展。
马英九执政时放过来大陆的资本家，都是来剥削大陆农民工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习近平说。“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又是走资派习近平的单相思一厢情愿。台湾的各个党派和人民认同“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又能怎样？亲兄弟们还独立成家的。被习近平抓起来的人不都是中国人。贪穷的一千元以下的几亿人不都是中国人？两个被台杀死的两个福建渔民不是中国人？台湾民进党也是中国人，但台湾民进党不愿接受你统治。
“两岸同胞一家亲“？又是自作多情说梦话。台当局杀了多少大陆渔民？
《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又一大谎言和忽悠。
真的没有什么势力能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开吗？
这只是大陆走资派习近平的《中国梦》。《梦》就是一个梦，梦中的情人，醒来时一场空。
真的没有什么势力能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开吗？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开己有很长时期，中国民国时代是《日治》。
近代七十多年一直是分治的。
今后，《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吗？
睁眼说瞎话加谎话，又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忽悠说大话。
这些势力有：
一，美西方强大的势力。就这一条够势力吧。
二，台湾民进党的势力。不强大吗？从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又是八年。近代七十多年一直是分治的时期，除去蒋介石父子掌权外，马英九国民党只有八年。民进党几倍于国民党。
三，台湾国民党的势力。一中各婊不是独立？两岸分治不是独立？
四，台湾民众党的势力。台湾民众党想统一吗？
五，台湾民意的势力。台湾民众愿意接受习近平严管统治吗？.
六，世界各地的独派的势力。虽小，但也够大陆特色政府够麻烦的。
哪来的信心说《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说实在的承认无能，无战略眼光，不会反抗，不懂战争战术，只想当个太平皇帝也行。别用大话来忽悠。别充胖子。
两个娘泡秀相亲：
我俩好亲近啊，我俩都是：
来自相同的《“丫“和“丫“基因》。
出自于同一对《亚当与夏娃》。
有着同一个祖宗《“皇陵”或“帝陵”》。
两个娘泡就能《统一》了吗？
没有《美爹》认可，能《统一》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泽东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
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
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