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社会上就剩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毛泽东：“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
《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
《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
《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
《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政策》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形成的过程中，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月、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随后向中央写了有关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毛泽东肯定了李维汉的报告。195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
对于这种判断，1953年9月毛泽东邀集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主动向他们做了介绍。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认为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等难以获得有效处理。
而公私合营则不同，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公方和劳方的方向解决，有利于纳入国家计划。
因此，应有步骤地将私营企业改造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明确了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从1954年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
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首先是先合营大户，即“吃苹果”，也就是一个一个地合营；然后再“吃葡萄”，逐步扩展到中小户。同时，由主要行业扩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
大户合营后，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将更多的资金和物资分散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户“吃不饱”，日子不好过。因此，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代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条件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也逐渐明确下来。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明确规定，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自此以后，对私营商业和工业的改造基本上同步进行。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轰动全国，接着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来了。对于这种形势，民族资本家是有顾虑的，如果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造高潮，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如果不积极主动，又怕挨斗争，受到更大的冲击。他们内心充满矛盾，惴惴不安。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出席首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议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在27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把工商界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心境，形象地比作“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要求资本家减少“吊桶”，安定情绪，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10月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实行和平转变和逐步赎买的政策进行了阐述：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中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如何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
1955年11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举行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结合在一起。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要把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实行公私合营阶段。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传达、学习，并按照《决议（草案）》的指示加以实行。
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势不可当。1955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货两业的零售商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4日，上海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等8个行业的165个工厂中，有160个完成经济改组并为100个工厂，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6日，北京的面粉、制药、电机、造纸和机器染布等5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元旦过后，北京首先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1月8日至10日三天内，北京市连续批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申请，计有3990个工业户、13973个商业户一举实现了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接受了各行各业热情洋溢的喜报。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跟进，资本家和私营企业职工申请合营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宣布全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应。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原有8.8万余户），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原有240余万户），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他们领取的定息，不论企业盈亏，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付给，同原有的企业利润没有联系。1956年底，全国公司合营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私股股额核定为24.1864亿元。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年息5%（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给114万户私股股东发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额为1.2亿余元。原定定息7年不变，1962年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就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
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
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
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
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
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
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
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
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
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
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旧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什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都无从谈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确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什么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基础。而这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了新中国的走向一定是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有两个群体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民族工商业者和农民，他们对政策的接受、理解、认同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首先来看民族工商业者的心态。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50多个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户和商业户分别占到私营工业户和私营商业户的99%和82.2%，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
说完了民族工商业者，再来看农民。运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径改造小农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个体农业是小农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要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但是，农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决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自愿的方式。
中国农民正是因为办合作社能够增产受益，从而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合作化、集体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这是当时合作化运动能够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农民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届人大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渡状态。宪法及其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政治保证，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在1954年一届人大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同纲领》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得到了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民族问题，终于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的解决之路。
思想文化领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等多个方面。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本身就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就无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们是一个历史承继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就没有后后者。
在《农村《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讲农民问題。《《公私合营》复仇《工人下岗》》一文讲了工商业进行的改造。下面讲讲：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对手工业的改造。
在对农业、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同步进行并顺利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农民、手工业者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
与此相对应，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总共达到92.9%。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则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小私商组成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居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它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段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三大改造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三大改造的历史贡献，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
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建国后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共产党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共产党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
共产党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三大改造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这是无可非议的。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意义深远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话，那么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挣扎，后面哪谈今天的发展呢？没有革命胜利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没有前期毛泽东时代这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哪来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让走資派去改革开放试试？去非洲国家试试？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泽东的继承者走资派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当下中国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今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广大底层工人农民和众多富家子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要倍加珍惜，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沿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的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全面展开沒有多久，又被走资派强行一刀切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多年里，走资派们就复辟了农村私有化的原有想法，使农村又成一盘散沙式的个体化无序状态。更使农村几乎所有的年轻劳动力都成为《农民工》，四处流浪为国内外所有资本家打工，以血汗甚至生命换来點活命的小钱。而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又经几十年的农村社会实践检验下，又一次证明了当年毛泽东的做法是适合中国农村农民的。如同《文革》一样，许多走资派在临死前都认识到，毛主席当年是对的。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再来看看如今走资派治下的中国农村现状如何：
《为何现在农村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农民都不种地了，会不会缺粮食 》很多人回到家之后，看着房子周围的土地都长满荒草，无不感叹，现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按理说，现在在农村种地比过去要好很多，但为何却出现了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如果农民都不种地了，以后会不会缺粮食？
《3.5亿农民逃离后，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2021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5.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6%。而农村人口的最高峰，出现在1995年，彼时全国人口为12.1亿人，而农村人口就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70.9%，为8.6亿人。26年过去了，农村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下降到2021年的5.1亿，整整减少了3.5亿人，如今的农村，人口凋零，土地荒废，空心化严重。逃离农村的主力军，无疑是年轻人。至于为什么要逃离农村，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
《中国会闹粮荒吗？现在大量耕地被荒废，粮食会不会有一天出现短缺 》对于农民来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绝对是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耕种热情无比高涨。
《农村土地大量荒废，5点原因让人深思》如今，农村却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漫山遍野的荒地，尤其是山区地带，基本农田也都是杂草丛生，没有一点生机。那么，农村土地为何会出现撂荒的局面呢？
1、农村土地撂荒原因
其一，农村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这就导致农村土地变的无人耕种，大量闲置、荒废，也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开展。
其二，农村地理环境决定。我们都都知道，农村山区丘陵地貌分布较多，无法实现机械化耕种，也就难以形成统一规模化种植。此时单靠人工种植，不现实。不仅生产力低下，生产效益也难以保障，尤其是山区地貌，缺水严重，种地亏损太大，还不如外出打零工。
其三， 种地成本实在太高。如今物价高涨，农资价格也不例外，不断上涨，而粮食价格却一直稳中回落，尤其是出现了一斤粮食买不到一瓶水的现象，这就导致村民种地积极性不高。
其四，政策变化太频繁，村民来不及适应政策。还记得以前的“退耕还林”吗？这才过了几年，政策就成了“退林还耕”，此时耕地早已经被树木折腾得毫无养分，粮食成活难以保证，人们都不愿意去做亏损的事情，不得不造成耕地荒废。
其五，土地流转是罪魁祸首。前几年，国家为了盘活耕地，推出了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此时村里涌现出了“土地流转套取补贴”的现象。一般都是村里有关系或者外地人，将村民手里的土地以每年200-400元一亩的价格承租，然后大量种植林木、果木，2年后领取了国家大量补贴，然后不再续租，也不整理耕地，直接选择消失。这就导致村民手里的土地变得无法耕种，失去了种粮的基础，只能选择抛荒。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年底，除了农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户与猎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为11,7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为10,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加入初级社的为104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5%。尚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为400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7%。这一数字表明，高级社发展的步子显然太好了。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
新中国毛泽东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变革也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变革表现为：当时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农民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占主导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抵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解决劳力不足和耕畜、农具不全的困难，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自发的互助传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1950年，全国农业互助组已发展为272.4万个，入组农户1131.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0.7%。但在如何对待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发展互助合作这两种积极性问题上，共产党内一直有不同的认识。
为统一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做出在保护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发扬其互助合作积极性，逐步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决策。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农村工作部，并调邓子恢任农村工作部部长。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开始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1953年春夏，随着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展，毛泽东主张加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加快农业互助合作的步伐。为此，1953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拟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经中央批发各地执行。
决议对个体农业的改造道路做了明确表述，即：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在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要反对放任自流，也要反对任何强迫命令和剥夺农民的行为。决议规定1954年秋前初级社由现有的14,000多个发展到35,800多个，到1957年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争取达到农村总户数的20%左右。
自此，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由普遍发展互助组、试办初级社的阶段，进入普遍发展初级社、试办高级社的阶段。
针对发展的新形势，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确定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参加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约在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5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会议的报告。到1954年秋，参加秋收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1.4万个，加上各地在秋收前又建成的11.5万多个社，至10月初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达22.9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下旬，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将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社的计划，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社。中央最后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5年3月上旬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他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肯定了农村工作部在农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并将其总结为“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4月至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这一方针。
1955年4—5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路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农业合作化发展状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是强调“发”。他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看法的明显变化，史称“五月变化”。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提出下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社的原计划好。两人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7月11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重申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邓子恢寸步不让，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生气，他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走路”“右倾”，这是两条路线的分歧。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又批评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10月11日，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为题做了会议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正式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七届六中全会后，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热潮。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继续尖锐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片“反右”声中，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1955年底，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由春季的1600多万户猛增到7545万户。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青海、甘肃、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化。到1956年初，全国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0,667万户，为总农户的90%，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化。
紧接着，从1956年1月开始，又马不停蹄地掀起了以发展高级社为中心内容的新高潮，各地的初级社纷纷转为高级社。1956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各省总农户的90％~95%。秋季，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也纷纷赶上来，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分别达到本省总农户的80%以上。
到1956年年底，除了农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户与猎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为11,7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为10,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加入初级社的为104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5%。尚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为400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7%。这一数字表明，高级社发展的步子显然太好了。
1958 年 7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3 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同年8月，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下达后到10 月底，全国 74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 2.6 多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 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99% 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河南遂平县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农村人民公社。
毛泽东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
马克思认为：小生产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与社会化的商品生产相对立的，小生产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必须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过渡时期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当前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最后的改造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把它变成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这种限制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节制资本”，也就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唯利是图的。在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搞“五毒”。对于这一面，我们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要受到限制的，但限制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利润。利润分配是“四马分肥”，资本家还有一份。农业也有同样情况。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红，但要提公积金，也是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手工业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都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纳入总路线的轨道，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这样的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以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的。三年多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忙于三大运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这方面还用力不多。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过去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首先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明确起来，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中都还没有明确起来。这次财经会议对这个问题又好好研究了一下，现在要在政协和政府委员会中提出讨论。首先要在领导人物中讲清楚；在共产党内，也是先要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搞清楚。不要忙于在社会上作广泛的宣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毛主席说，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所有制也受到限制，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了。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现在已有这三种形式，将来也许还会有别的形式。
商业方面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对私营商业不能简单地以“代替”或“排除”了事。当然，对私营商业中投机倒把、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应该排除。但我们认为，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它们前进。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方面的经验较少，还要研究。
我们要使全国私营工商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主席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这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这样做，在领导人物中应该不会发生震动和不安了。
目前私营工商业的比重还不小，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营工商业（不包括手工业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员约有三百八十万人（在国营工厂和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是四百二十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说：“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加以领导，国家建设工作应该把它计算在内。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种现象。第一，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允许唯利是图的，对此必须限制。第二，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关于利润分配问题，最近毛主席找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如将赢利作为百分之一百，比较合理的分配是：所得税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工人福利占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资本家的所得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所谓“四马分肥”，实际上是“三马”，因为公积金是三方面的。如果能这样做，不论是否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当然如果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实现这种分配。我们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要对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进行教育。在工会方面，今年五月间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对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这一次会，邀请了各地的工商业家来参加，目的就是要使工商业家也能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培养核心分子，团结起来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奋斗。毛主席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大部分资本家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部分会抵抗，对这点必须估计到。毛主席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要区别强制与自愿，对反动阶级要强制，对民主阶级内部的事情要根据自愿，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当然，也要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要“因势利导”。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这说明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另一方面，还应该使私营企业有利润，使资本家对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毛主席说：“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
有人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毛主席说，没有所谓“小五反”。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上海偷税漏税的事有十六万件，其中以中小的为多。偷税、漏税性质也有不同，税制上也有毛病，这些都要整顿处理，但并不需要搞“小五反”。现在要大家商量一个办法，政府来做，大家支持。文章就是一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被领导的，这点必须确定。国营经济不谋私利，只谋公利，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谋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问题上一律对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所以又要一视同仁。这就要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等等。这样就会使工人感到，不论在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工作都是光荣的。资本家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投机倒把，不搞“五毒”，其任务也是光荣的。这样两方面就能合作了，就能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了。
现在这样做，还不是多数人都懂得的，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共产党当然首先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同时还要动员工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大家来做这件工作。政府部门也准备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私营工商业方面的事情，使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我们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当然，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
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我们的技术人才还很不够，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
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是为了保证需要。现在人民的购买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万，我们要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轻工业也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当然，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来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产品，如棉纱、布匹等。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
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所谓不足，不是和过去的水平比较，而是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农业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必须随时注意粮食问题，不能疏忽。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应该继续加强。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因为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农业生产的手工技术很高，这是可贵的条件。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用来平衡对外贸易。
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否则也要犯错误。
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
总之，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在地方工业部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刘少奇
（1955年12月27日）
一、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职员中的核心分子。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要注意培养资产阶级中的核心分子，也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职员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每个城市要有几十几百个资产阶级中的核心人物。我们在工人职员中也要留心，要做到每一个工厂有几十个最积极的工人核心分子。最近这两年，是个紧要关头，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每个人的嘴脸都要暴露，我们要善于在斗争关头看人，认真进行观察，看人的政治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不是动摇，有无顾虑。要积极进行培养教育。群众当中出英雄，工人中是有一大批干部的，我们要把他们了解清楚，要有个具体的名单，依靠工人阶级是依靠工人阶级中的先进积极分子，要依靠具体的人。可以选上一批开个训练班，训练两个礼拜，专谈怎么样搞公私合营，一条一条讲清楚，然后让他们回去搞工作。这批人会比资本家更高明，这是制度决定的。这批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就能办好事情。资本家虽也有高明的地方，但他那个制度不好，所以比起这批人来就愚蠢得多。
高工资的调整问题，发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带头自动提“合理调整”事情就好办了，实行合营，生产力提高了，可以“三有，三少，一好”，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二、全业合营的好处，全业合营，最大的好处是加强了计划性，生产多了少了，都可以算得出帐来，过去说多了少了，并不一定是真的，有些东西多了，是推销工作没有做好，全面拿起来，才可以全面算帐，做到全业平衡。
怎样平衡？是扩大生产呢还是压缩生产，是扩大消费还是限制消费？办法很多。但我们要积极的平衡，不能消极地平衡。脑子不要固定，僵化。
三、关于小业主
小业主可以带进大工厂，去当工人。有些生产资料，本人需要可以拿去，当作生活资料处理，其余的我们统统包下来都算帐，值不了几个钱。用不着的生产工具可便宜地卖给合作社，对待小业主采取“摊还折旧”办法不好，要影响其他人，还是采取定息办法好。
要尽量地搞合营，因合营后不久就可国有化。。要知道集体所有制固然是好的，但它和全民所有制来比，全民所有制更好。如果集体所有制多了，将来和全民所有制还是有矛盾的，以后不大好办。
小业主进工厂当工人，帽子要不要摘掉？我们说，帽子总是要摘的。但他们既然还想要钱，房子又想住得宽大些，那怎么能马上摘帽子？还是慢点摘好。有这顶帽子还可以压一压他们。现在，不是有帽子不好办事，而是有帽子好办事。有个“紧箍咒”才制住了孙行者。要是把“紧抠咒”去掉了，还能制得住吗？
不摘帽子，怕他们大、小资本家团结起来反抗我们吗？他们之间早已有矛盾，现在已经整个分崩离析，破碎了，他们团结不起来，他们反抗不了，所以我们并不怕扩大剥削者的队伍，怕的是不听话。
原来是劳动者，这不仅在小资本家中有，在中等资本家当中也有，正因为他们原来是劳动者，我们就要拿这一点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他们归队，当工人去。有的可以去受训练。只要做工，帽子是会去掉的，不用着急，工作好，一、二年就行了，如果不肯劳动，挑皮，那么去了帽子也不顶事。
有的不想要股票，我们说，不要股票可以，但摘帽子的事还要看一下。总之，对小业主，这几年里头还是要扣紧，要加强教育。不扣紧，不好改造。革命是关连千百万人的事，要有社会制度，舆论的压力。完全靠自动是靠不住的。我们共产党员搞革命工作也得靠压，不压，谁还下劲工作，睡大觉不是更舒服些吗？
改造小业主，是个大麻烦，我们要不怕麻烦。对小业主，尽可能要他们去做工。可以研究研究，是否可以把他们分散开来，搞一些到国营大工厂去做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术的，要注意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如上海的西服业，其中有一些人确实有技术，很会设计，是最好的裁缝，我们应该留心登记起来，安插到国营企业去发挥作用，对他们可以出高工资，暂时没事干，养起来也有必要。又如桃花的，这当中也有技术高明的人才，总之，一切好的人材，我们都要保留下来，一部分当职员，一部分当工人，凡是能进工厂者尽量进厂当工人，合营厂放不下，就到国营厂去，这就把资产阶级分散了。
资产阶级当中有一些好东西，特别是技术上，经营态度上，譬如说，他们在接待顾客的态度上，就比我们国营商店的服务人员好，这些好东西，我们都要接收下来，去掉他们那个唯利是图的本性，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有些资本家，公开了他的技术，这很好，我们可以答应他，不论有工作无工作，都给工资，直到他死后为止。
四、国营吸收私营问题
对于私营工业，可以动员国营工厂吸收并进一些，这并不影响国营的性质，因为实行定息了。采取这个办法好，可以更好更快地改造私营工业。可以把私营厂的工人和国营厂的工人一样统一调配。
对一部分地下厂、拆烂污的厂，应宣布为淘汰，工人予以安置，资方则量才使用，这是好的。
对抽逃资金的人，要找他们谈明白，说明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对国家，对各方面，以及对于他自己都是不利的。这个道理可以发动资本家当中的进步分子讲一些，我们也讲一些，这种现象将可以减少一些。五、关于定息大体上过去给多少，今天给多少，这个原则是对的，正在过关的这二年，一般地不要少给，但给多了，以后的事情也难办。
至于好看不好看，这个问题不大。根本问题是他们的实际所得，我们不采取没收，而实行赎买，还要安插人员，这就很好看了。
在定息以外，我们尽可以打打算盘。要告诉他们，我们要收拾你们那个烂摊子，要安置那么多的人，有些人做不了什么事，还要拿工资，你们自己的工资又高一些，要照顾，并厂也要一大笔费用，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我们都包下来了，这些都应该算在赎买之内。对这些，我们可以算一笔帐，算他们所得的利息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如我们给他们的总数可能是四厘，而他们实得利息则不到四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一算帐，可以说服工人，也可以说服资本家。
要“好看”，这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以为这样可以吸引资本家多投资？这个作用在今后是没有了，事实证明，过去的效果也不大。我们不要有这种顾虑，你多给一点，他们也不会多投资，过去他们有的搞地下工厂，真正正规投资的并不多。有些倒是把钱存入银行了。所以倒可以考虑把银行利息高一些，定息应比银行存款利息低，以便鼓励存款，投资公司利息倒可以和银行利息差不多。
总之要想办法，使他们得到一些，但又不多得。
六、关于先进与落后悬殊问题
要很好地注意先进与落后差额问题，一定要找原因，要落后的赶上先进的，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生产的大问题。领导的责任就是要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如果允许落后，这就是领导放弃了责任，这还要领导干什么？一定要落后厂去找原因，要加以批评，大帽子压上去。落后就不能生存。
有些落后的也许有客观原因，譬如设备陈旧、落后，那么就要帮助采取基本措施，进行技术改革，然后定下一条，限期赶上，赶不上的，原则上要受处分。对先进厂要奖励，要组织先进厂帮助落后厂，组织落后厂到先进厂去学习，这件事要经常的搞，不能放松，不要怕落后厂不安心，睡不着觉，就是要使他们睡不着，要睡着了，国家就不能进步了，良心何必那么好？也许这样逼一下会出一点别的问题，但事情倒好办了，大家都进步了。
对差额大的要大声疾呼，要登报，要批评，斗争处分，你们应该立即跑到梧州那个厂去大骂一场，撤个把职，这样，不要几个礼拜，就操动了，大家动脑筋，’睡不着觉，办法就出来了，这样的事你们不干，要你们这些部长干什么？当然，这些事情要组织党委、青年团、工会大家一致来搞。对落后厂来说，为什么别的厂搞得好，你那里不好？讲不出理由来么。如果确有理由，我们也可以批准，但也不应该相差那么多么！
要计算采取措施化的钱所发生的效果，整个国家要提高技术，就要废掉一些旧机器，现在尽让那些旧机器在转动，而把新机器放在仓库里，这是最不合算的，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废掉旧机器换上新机器。
要把管理水平提高，改进技术，包括新机器换旧机器，领导要确定这件事。
现在先进与落后差得这么远，这个状况是不可允许的，允许它是犯错误，这就是右倾、保守，也就是落后于实际，对那么多先进的熟视无睹，对那么多落后的允许它存在，领导位置是站在那里呢？自己的位置还没有站定，搞个什么呢？要站在先进的位子上面？
当然，要用压力，也不是生硬的压，要说出道理，指出方法，要把已有的先进经验总结起来，每一行都要总结一个最先进的经验，号召全国推行，然后去研究落后的厂，要求努力学习，限期赶上，还要分头派人下去，具体帮助解决问题，采取具体措施，这么一搞，要看国家增产多少啊！领导机关就是要搞这件事，这样搞才有力。领导应该有力，现在是气不足，劲不大，懒洋洋地，不象个搞社会主义的样子，加把劲吧！我看这样做不会错的。
要不断地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一百年以后也还是有的，这是发展规律，要使落后赶上并超过先进，领导就要有劲头，这才能促进进步，在这上面表现没有劲就没有主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在这里，它能促进客观更快的进步。
七、关于新产品问题
新产品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譬如说皮鞋，捷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全世界的鞋子也买来看看，还有我们古代的鞋子，都统统搞来看，然后再来设计，搞出各种样式的产品来。搞这种设计工作的人，国家要有专门的机关来管，国家机关和工厂联系起来搞。轻工部、地工部要关心这件事，不能把原有的产品品种搞得没有了，也不要搞慢了。过去有些资本家在想这些花样，现在实行改造之后，有些已经没有人想了，研究新产品，要有个机关来管，收一些人吃空饭也不要紧。
对于“梁山伯祝英台”图样的事（指有一种铁壳热水瓶，上面绘着梁山伯祝英台的图样，农民因其画的是一个悲剧，不吉利，所以销路颇受影响。），不要去批评。它比不动脑筋好，它帮助我们取得了经验，好作结论。最危险的是不想，无人管，无新样子。这一点，苏联过去吃了亏，以前“苏联妇女”杂志不登服装设计，一时装式样总是跟巴黎走，我们不搞，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样很重要，想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以为想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八、关于手工业与机器工业问题
中国是手工业最发这的国家，手工业技术高，机器工业在中国发展不久，主要问题是中国的机器工业不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而是从外国移进来的，有些与手工业有结合，有些却没有结合。如建筑、盖房子，中国是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有些就没有机器工业。如皮鞋，我们就没机器工业，但手工做得有些比德国、捷克用机器做的好。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如何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来搞机器工业。要结合起来，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就是说要接受手工业的优良技术和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我们要留心这个问题，不要看不见这一点。譬如，把西医搬进中国，它和中医没有结合，中西医就长期斗争，如果使西医与中医结合，在中医的基础上提高、发展，那就要好得多。工业也是一样，如果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我看有很多产品，是可以超过世界各国的。中国广东的木器做得很好，提高到机器工业上来就更好。
因此，要与手工业合作联社联系，向它们学习，又帮助他们机器化，对手工业合作社要帮助，将来他们的产品也可能超过国营工厂，因为它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要摧毁和打倒手工业，我们要和他们不同，要接手工工艺的传统技术。拿瑞士表作例子，它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因为它接受了手工业的传统，有些部分还保存了手工业，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如，苏联还是喜欢中国的皮鞋，格罗提渥在北京也买了好些皮鞋，我们用手工比他们用机器做的鞋子好。所以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求发展，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是工业方面带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