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国家性






当读到这条新闻时：美国高官《佩洛西面对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人群时，大骂“滚回中国去”，抗议者一脸懵》。美西方如今的这些高官还懂得《人权》为何物吗？满脑子装的都是反对中国人。何谈人权？

当美西方这群“反对中国人“的高官，听信了从中国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的控诉，极力帮助发声为他们争取“人权“时，美西方这群高官不想一想，从中国逃亡美西方的这群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是有的。更没有去看在旧中国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奴隶、打工仔、长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员只关心这些中国来的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的“人权“。而非奴隶、打工仔、长工短工的人权。

当美西方制裁、封锁、禁运其他国家时，关心这些被制裁、封锁、禁运其他国家的《人权》吗？

当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对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实施的系统性、国家支持的迫害和种族灭绝时，犹太人的《人权》在哪里？

当以色列疯狂到歇斯底里要求加沙地带北部的110万人在24小时内离开，就要进行无差别的狂轰烂炸。本来加沙地带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人口高密度。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下达了最后通牒，通过大屠杀再来掠夺加沙的大片领土。这样的话，3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在哪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反对中国人“的高官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人权》成了美西方对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宝”。美西方总是摆出一副世界《人权警察》的面孔，到处指手划脚，随意指责别的国家《无视人权》、《侵犯人权》。

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攻击由来已久，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而是进行了有理、有利的反击。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很多认识，其中有一些论述是相当的深刻。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

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说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进程。

从所查到的资料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人权问题，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当时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权》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样非常明确的口号。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宪法性的文件，制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进行根据地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的《人权》条例。

应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做的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确立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政权问题。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实践非常重要的必经阶段。

《人权》概念,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为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政府利益服务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为普通人民和平民阶级实现和保障的。

人活着的人权，成为人世间一切人的《人权》的源头，人因而成为唯一具有自为性的真实的有《人权》者。

任何民族、阶级、国家等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离开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民族、阶级、国家等都成了一种虚幻的《人权》。

自古人类分化为阶级之后，剝削阶级和权贵阶级等富人们缺少过从基础到高级的任何《人权》需求吗？没有，从来没有缺少过《人权》。

而缺少《人权》的是穷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人权》！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也是目前联合国的中心议题。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算得上一个流行的伟大的名词。

审视当今世界，发现《人权》其实是一个多变的概念。人们往往从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作为“武器“来用。

其实，《人权》这个词的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张。在《人权》概念的解释和运用上，总是存在着某种混乱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根由的。

大体说来，这是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派别和各个个人，在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尽相同。《人权》本身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的诸多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人权概念在现代的过度膨胀，导致《人权》概念呈现各说各的复杂性。

当1945 年6 月26 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时，“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1 条第3 项)，仅仅是联合国的一个宗旨，仅仅是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人权， 连“保障”之语也没有，更不用说上升为“ 法律”的原则。

纵观中外人权概念，其种类之多，陈述之杂，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学识和认识水平, 对不同社会的时代、不同文化类型、历史传统、经济制度等产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现简繁不同的人权概念。由此还产生在观念形态和实际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权概念。

从人权概念的起源来看，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权本身变成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人权》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于人类的本身。通过新社会对旧社会的改造，使人类去除受私有制异化了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权、民主相联系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谐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真正成为人权中的权利主体，才是同人权中有关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权利内涵相统一的人。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宗教中新教掌权者，利用人权取得统治地位后，将人权中正当的权利异化了，使人权成为统治阶级或领导集团的特权，成为享有资本和财产的特权，原本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自觉自愿的劳动也变成了异化劳动。

反映在中外人权观念上，就是漠视人与人之间的富与穷的地位、文化、财产等差别，仅仅赋予人权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权利、自然权利或普遍权利，以平等的、无差别的“人”的表象，实质上掩盖了人权概念中真正的本质和内涵。

在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人权概念中，都标榜人权是世界上人类与生来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剥夺的男女无差别的道德权利，实际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实例是，中国历史上，八国联军侵占中国时的严重践踏人权情况。1885 年法国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竖起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道的人权招牌，无不表现出西方人的种族观念。他们把人权仅仅视为“欧洲人权”或白种人的特权。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权概念理解和运用上的狂妄、野蛮和异化性。这种人权概念异化性, 在近现代的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侵略者和美国霸权主义者的“人权外交” 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把人类对自己应当享有权利的同化概念变成了权利异化的概念，从而将人权概念异化了。

对人权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众多的人权概念中，除了极少数对人权析义表述较为清晰外，尤其在简单的人权概念里，大多不仅在语法和逻辑上表述过于模糊性，就是在语法和逻辑基本正确的前提下, 人权概念中必备的主体、形态、客体等内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领，无法明白人权概念最起码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权界定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或说人权即“人格”或资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权”，或说人权“是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体。因为人权主体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即使认为人权的主体是“人作为人”或“人之所以成为人”等表述，也会引起模糊的争议，必须要作出适当的说明。

关于人权的客体，不少人认为人权就是做人的权利，作为客体的“权利” 到底指什么？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即使说明人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为本质的权利”，对该“权利” 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与人权概念有关联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人权的具体形态，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权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伦理) 权利”， 或“应然权利”，或“基本权利”，或“应然部分和实然部分”、或“ 法律权利”等等。但没有说明是否人权源于人的本性、尊严、人格、需要或者行为等。也没有开列或至少列举出具体的权利形态，无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较大包容性。因为人权的具体形态是人权概念中的重要问题，由此可看到给出人权定义的学者，对人权理论了解的多寡、深浅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见的智识。在这一问题上, 不同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论。

目前欧美西方各国实施的“人权外交” 政策来看，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地位和获取自身利益，联合西方强势方的各国推行人权的双重标准。

从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国际人权状况报告，矛头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人权问题”，实行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处于弱势方的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内政。如美国攻击中国存在着压制劳工权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劳改营、出口劳改产品、执行强制性堕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谋杀、失踪、迫害政治犯等严重人权问题。

中国的报刊不时披露美国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富不均、流浪街头人员、虐待俘虏( 囚犯) 、用电击手枪对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人权外交”的本质之余，也看到这样的事实: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方以“人权”为口实指责作为弱势方的发展中国家。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权问题，号称“人权卫士” 的美国也不例外，作为强势方的国家、政府、有权有势有钱阶层者不时对处于弱势方的劳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实施人权侵犯，从这些意义上讲，最需要人权保护的是弱势方。因此，人权的本质是保护弱势方的权利。

从近、现代人权的发展史看出，发达的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侵略他人和实行殖民统治时，比如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占、瓜分中国, 他们从来不讲人权。

二次大战之后，虽然有了国际《人权》标准，但美西方欧美列强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经常对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确立了世界性规模的殖民地体制。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打着“人权外交”旗号，实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国利益，特别是2003 年3 月20 日发动侵略伊拉克，还爆出震惊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关塔那监狱存在严重侵犯囚犯人权问题。

由此看出，美西方发达国家和霸权政治构成对世界《人权》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权》实现的重要阻碍的国际条件。21 世纪应当对强国的《人权》主张进行批判性检讨，弱势的国家和民族向霸权政权和强国抗争和诉求《人权》实现的条件。

从世界各国来看，包括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在内的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量贫困人民、下岗职工、生活无着落的乞讨人员、男女性别歧视、贫富两极分化、地区差别、社会保障的普及程度问题、冤假错案难以伸张、官场腐败、行政权力侵犯普通公民权利、特权泛滥成灾、缺乏有效民主体制、口号监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个国家对人权实现的承诺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作为评价各国在什么程度上具体和实现了广大人民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权利的有效基准，也就是作为检验各国政府对人权实现履行其何种程度义务的条件。

因此，国际人权两公约在“前言”中都规定：“各国负有义务, 必须促进人权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要求：“各成员国业经誓愿与联合国同心协力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行”。这是各国承担实现《人权》的义务。

由此看来，作为人权主体的弱势者( 平民百姓、弱势群体、弱国小国和处于劣势的民族) 是人权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各个国家、执政者、联合国和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 是人权实现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类的人权的保障才能最终实现。

然而，《人权》在口头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现实社会中一直是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色列有狂轰烂炸的人权》《加沙人只有逃跑积死亡的权利》。《强权国入侵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