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我不太喜欢《斯大林》
毛主席：辩证法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主席：“左”和“右”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主席：原子弹
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毛主席：对帝国主义的奉告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主席谈：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主席：自我评价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主席谈：王明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主席谈：反对大国主义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毛主席谈：中国人的谦虚
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
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
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
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毛主席谈：斯大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
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
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
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
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
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 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
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
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毛主席谈：群众来信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
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
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
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主席谈：自己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
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
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
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毛主席谈：中国的前途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
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
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
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
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
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主席偶尔也耍耍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
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
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称《合众国》，有的国家称《帝国》，有的国家称《酋长国》，有的国家称《共和国》。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就被称《共和国》。按照当代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政府，如今的中国应该称《特色官国》。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官太多了。
说官多，不只是说官的绝对数多，而且是说官与民的比例数大。
1950年，600个民配一个官（1/600），官民比数是很小的。
到2007年，26个民配一个官（1/26），官民比数增大几十倍。
有的人认为，个别地方，已经浮肿到9个民配一个官（1/9）的程度。
其次是，官太富了。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可是官们的个人收入、私车、豪宅，已直逼发达国家。
官们除了有工薪收入外，还有算不清是工薪收入多少倍的灰色收入。
挂名“出国考察”的官旅游团，在外国花钱的大手阔绰，强力吸引国外旅游业的眼球。
公务员一轮又一轮的长薪，致使对公务员优厚待遇的艳羡而引起的考公务员热，以成百成千个考生竞追一个名额的录取率而成为世界上的一大亮点。
第三是，官太奢了。
上面的“官富”是指官的个人收入富。这里的“官奢”是指官府的奢华、行政开支的奢侈。
有的城镇并不富，但官的办公楼富丽堂皇，同当地的民居形成强烈对照。
有的地方的官邸甚至模拟美国白宫。
国家行政管理费每年大跨度飞升，“三公”开支是个惊人的数字，2005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
相当于教育投入的5倍。
第四是，官太淫了。
在港商、台商、外商那里，只是个二奶。
在官这里，则是三奶、N奶。
有的官把N个奶组建成建制班，进行管理。
有的人揭露：有的官员居住区，已成“寡妇村”，官员下班不回家，官太成了“寡妇”。
有的人编段子：“官，老婆叫你回家睡觉！”
第五是，官太僚了。
这里说的“官太僚了”，是说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的意思。
原本的干部称谓，没有了，变成官员。
原本的干群鱼水关系，消失了，变成官民油水关系。
官们都很牛、很雄，很威。
官的眼里，视民为屁民。
官的心里，牢记住为上级党说话，却忘掉了为老百姓说话。
官的屁股，总是挨着贴着同资本家、外商坐在一起，远离了人民群众。
官的两手，不要两手，只要一手，就可以遮天。
一群官簇拥着一个首长，到下层一个单位。
下面的人就背地里嘀咕：“来了一群蝗虫”。
第六是，官太霸了。
一个官屁股，霸占两个茅坑拉屎。
既在行政当官，又在人大当代表。
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官员占70%，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官员代表大会。
建国头三年，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占三分之一。
到十届人大两千九百多名代表中，工农被排挤只剩34名。
第七是，官太贪了。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达到???385万件，查处408.9万人?，374.2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自2014年??起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以来，??中国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0名归案。
中央纪委已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查处了9.3万个案件，处理了8.4万人。
四十年来中国有多少贪官？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因违犯中共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中共党政人员逾420万人。反腐十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贪腐金钱的数量：
有官平均每天贪10万。
有官买房专门为了藏钱。
有官收受多个住房单位和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
有官被查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当时当地行长亲自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携点钞机到场清点，钱都是一扎一扎地包裹在塑料袋里，外面还绑着塑料绳，码在纸皮箱里，清点的时候工作量巨大，最后人和机器都不堪重负。
有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1.1125亿元。
网上有一个段子很火：“16台点钞机，竟然点坏四台！看后真是令人气愤！难道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没人管吗？对于伪劣点钞机生产企业，一定要严查到底！”
这显然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借调侃点钞机，来表达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真正烧坏点炒机的是这些贪官对现金的贪婪。
因清点贪款烧坏点钞机的事并不是个例，据媒体报道，2012年8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烧坏了3台点钞机。
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如此看来，用来清点魏鹏远案件赃款的点炒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点炒机是怎么被烧坏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业界人士。据一家国内点钞机生产厂家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点钞机连续工作很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点钞机，能连续点钞3小时左右，点钞机很可能因为过热而烧坏。这样的点钞机每分钟点钞量在900张左右。
据此分析，一台点炒机能连续清点超过1620万的现金就有可能被烧坏。
如果有1亿元现金码在一起，空间上有多大呢？据湖北一家银行专业人员向记者描述，应该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里普通卫生间略小一些。以至于有人调侃，“魏司长这是在用钱来搭房子呀！”
五花八门的“藏金术”
盘点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可以发现在家里藏现金的不在少数。为了把钱藏好，官员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出五花八门的现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藏法一：放身边】一些官员选择在家里藏钱，放在身边随时可以看着。藏钱的地点可以是密码箱（柜）、床底，甚至可以是厕所。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被发现。
话外音：钱放身边看似安全了，但做恶梦的几率估计也会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特别定制的煤气罐，用来藏数百万赃款。另外他还将装有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在一个垃圾堆下。
话外音：太有创意了，这哥们真不怕哪天被人当成真煤气罐给点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贪官用专房来藏赃款。如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了一处豪宅专放赃款，屋内放满干燥剂，但最终1200万元仍发了霉。
话外音：看来金屋不光是用来藏娇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钱的案例很多，地点隐蔽得出乎意料。重庆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将2000万元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中。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则将受贿的400万元，部分现金用塑料纸包裹藏在树洞、灰堆、稻田、粪坑里和屋顶瓦下。
话外音：难为这些官员了，放在战争年代，估计个个都能做个好的谍报人员。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的平房院子里，埋下了一个精心包裹的大包，里面有1500多万元公款。
话外音：这是要把钱藏着以后当文物卖钱吗？
贪官为什么愿意“屯现金”
贪官愿意把贪来的现金藏起来，这固然是怕被别人发现，但同时，也是一些贪官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和无尽的索取。
与贪官们将大量金钱藏在身边相对比的一个现象是，很多贪官对外却是以生活简朴甚至近乎吝啬如葛朗台一样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万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时生活低调，常年开着一辆长城皮卡，单位领导让他换台新车，他总是说“没钱”。
专家认为，个别贪官已经把屯钱当成了一种爱好，就像集邮等收藏活动一样。他们的兴奋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怎样搜刮到更多的钱。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表示，好多贪官怕被外面发现蛛丝马迹，藏钱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掩盖腐败、蒙混过关的心理。无论藏得再好，手法再复杂和隐蔽，都是在掩耳盗铃，最终还是要露馅。
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姚贵阳则担忧，一些官员屯钱数量惊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导致钱荒，社会资金不能有效盘活。
“官员屯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官员亮家底、晒财产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强化，今后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统筹监管，从根源治理腐败、做到正本清源。”姚贵阳说。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
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
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
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
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改革开放后丑陋老朽古董当新鲜。今年春节在大大小小《春晚》节目中出现的持继复古之外，还多了语言文字的复古。
例如《龙行龘龘》。什么意思？别说老百姓听不懂，看不懂。就是一般成年文化人也不懂。又难写。这些藏在故纸堆里本早已发霉腐烂的字，又挖出来干吗？显示有“学问”？让孩子们学习？这是语文的倒退，语言文字运用的污染，是文化上的装腔作势，是审美上的低级趣味。语言污染的危害，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环境污染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只要换到干净的地方，假以时日，尚可以调养。但是语言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终身难以治愈。
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别说共产党人，就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即新式教育的留学生们发起了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儒发霉丑陋繁杂的东东，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大文人们，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但也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这些发霉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装起来，这种装腔作势的危害不容小觑，因为风气的败坏，往往是从语言污染和腐败开始的。一百多年前就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沿用的旧中国的文人们还是沉迷于腐儒之中，走资派借用这些腐儒右派文人搞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有了毛泽东的《文革》。《文革》也是新文化的继续。对于这些早已发霉腐烂的腐儒文化，要不要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就是被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过一次了，在走资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只因抹黑了《文革》而将所有的丑陋老朽落后当新鲜了。而且还成复古盛世了。才有了这样的丑陋复古文化当新鲜。
又如农业单干，本来是一种老朽的东西，却当作新鲜。
小农经济，几千年了，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的尽头。到了近代，世界各国或先或后向小农经济说“拜拜”。几百年前，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端，农民开始在资产阶级的引领下，向两极分化，少数成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多数成为雇工。土地向农业资本家集中，进行规模经营，发展成现代化的大农业。
这条资本主义道路，走了几百年，牺牲了劳动者几代人的幸福，才达到今天的富裕。一些先进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回望这一段痛苦的历史，试图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免除劳动者几代人的受苦受罪。
其中的一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走集体化道路。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合作社都是相当成功的例证。
中国又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纠正了一线领导人左倾浮夸风的偏差之后，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制的基础上。
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社级财力已占30%以上，凭这个财力，已经到了全国农村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前夜。
事实上，一部分搞得较好的农村人民公社，已基本实现机械化。
八十年代以来，人民公社被走资派强令解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头两三年，有点起色，接下来几十年，至今仍在原地匐行，发展不起来。
而少量顶着干保存下来的公社集体经济，却发展起来了，其中华西、南街等，短短二三十年，就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现代化，群众生活共同富裕、美满幸福。
由上可见，单干的农业，是一种老朽的、落后的、正在等待着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创新的、先进的东西。集体农业才是一种历史的创新、历史的进步。走资派把老朽当新鲜，把倒退当前进。此其一。
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一种老朽的东西，也被走资派当作新鲜的玩意，引进来玩我们。
几百年前，确实，资本主义是新生的、先进的。但经过起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进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达，再进到现在的新殖民主义时期，已经腐朽了。它们为了延缓矛盾，吸收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企图通过这种改良性的表层进步，苟延残喘。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惹眼的反差对照：两股互为逆向的流。一股是，人家老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中较为简单的部分，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另一股是，我们的走资派，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进腐朽的资本主义东西当中最腐朽的部分，血腥的原始积累，孳生社会弊端。
此外，还有股市、保险、博彩、银行衍生物，还有公关、红灯区，还有普世价值、三权分立、还有自私、颓废、成功学、厚黑学，等等，都是陈旧腐朽丑陋落后的东西，走资派都把它们当作先进的宝贝疙瘩引进来或妄图引进来。而把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幸福美满的群众福利、强大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促人奋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丢掉。
综上所述，可见，历史前进的路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线；历史脚步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一条曲折路。七十年代末是个历史折点（或者叫做拐点），中国走歪了，进入邪道，走回头路，用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经济制度私有化，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官员腐化，劳动群众生活贫困化，生存环境毒化，社会关系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化，官民关系敌对化，文化、道德、思想堕落化，中美关系殖民化。
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历史，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非常严整、对称的镜像。
镜子这面，是左手，折射到那面，就是右手。镜子这面是高帽子，折射到那面，就是矮凳子。
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镜像对照的细部如下：
（这些镜像细部，实在是对仗得很工整，可以贴在国门上作为“门联”。横批是“中国的镜像对照”，上联、下联如下：）
前30年——后30年
魁梧伟岸——矮小猥琐
独立自主——崇洋媚外
爱写“社”字、“公”字——喜欢“资”字、“私”字。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逐步消灭阶级剥削——不准提起阶级斗争，迅速孳生阶级剥削
逐步公有化——急步私有化。
为人民服务——民为官服务。
工农大众是国家主人——工农大众是弱势群体。
干部清正廉明——官员贪污腐化。
社会共同富裕——社会两极分化。
低收入家庭，不觉得上学看病是个负担——中收入家庭，也感到上学看病是个负担。
社会福利逐步提高、扩宽——社会福利逐步销蚀、丧失。
一排旧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两排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垒起。
（读书、治病和购房三座大山；新资本家、新官僚买办和新殖民地经济三座大山）
没有妓女——千万妓女。
学习雷锋好榜样——嘲笑雷锋大傻瓜。
人们互相关心凝聚一体——人们感情冷漠一盘散沙。
社会风气纯朴诚实、团结互助——社会风气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看了这幅镜象对比，不免令人心中对往昔不胜怀念、唏嘘慨叹！并升起一片浮思遐想：如果不走那段弯路多好呀？！
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容不得遐想，历史过去了就不能改变。
是的，遐想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遐想可以反省历史，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对未来的思路。
既然这样，还是让我们信马由缰，放开遐想吧。
如果30年前，没有误入邪道，而是一直正道走来，会怎样呢？
先看农村，沿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寨道路继续前进，就不只是华西、南街等散落各地约一千个左右的集体经济，而是全国农村范围的集体经济，凭30年前公社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力，三、五、七年即可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再用三、五、七年就可实现现代化。经过这30年到今天，全国农村就会遍布数以万计的、像华西那样的、发达的社会集体。
再看城市，沿着公有制的大庆道路前进，凭30年前国有经济的发展势头，再经过这30年到今天，经济会增长十几倍或几十倍。
由于没有两极分化，国家财富增长多少倍，劳动群众的财富也都会大体同步地增长多少倍，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会在原基础上达到月薪万多元或更高的水平。全国范围，不管是城里人或农村人，都会同华西人一样，同等富裕。
由于没有贪污腐化，社会财富就免遭少数蛀虫的销蚀，全国人民都能共享成果。
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没有现在各种丑恶的社会弊端。大家团结互助，友爱相处。既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又有健康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惜哉！
历史的命运没有给我们眷顾！
历史给我们的宿命，无情而且残酷！
走了40年到今天，是一条邪路。
反思，
历史的前后对比和正反验证已经很清楚；
觉悟了，知道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
无须向上帝祈求，无须问苍天何故，更无须自怜泣诉；我们不认输，不认输，绝不认输。
呐喊，
用激荡的呼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熔为一炉。
有须眉，更有巾帼。有青丝白发，有血气方刚，也有初出茅庐。
让新生的热血输入革命队伍，在一条战壕里同歌共舞。
提醒你，早晚还会出毛主席，他是领袖，不是救世主。
未来的命运，靠工人农民们共同重铸！重铸！！
改革开放40年，GDP快速增长，年均率约10%，金砖四国排名第一。
这个GDP，经精英们的营营鸣叫，成为最光彩夺目的亮点，最显赫的成绩，最坚实的硬道理，最值得骄傲的战果，最鼓舞人心、最提神的兴奋点。一句话，是论证30年改革开放路线政策正确性的最最最牛的论据。
本文讲特点，就来分析一下这个GDP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殊属性。
第一，畸形发展的外贸，每年出口商品价值占国民产值高达40％，赚得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和债券），位居世界第一，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呀！可惜，它不能兑现，不能转变成物质财富；它一天一天在贬值，让我们每年损失人民币大约五千亿，相当于击沉我们好多艘航空母舰。照此下去，这笔财富将蒸发成为虚无。现在，这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已成为美国绑架中国的“人质”，使中国被迫充当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虚幻的GDP、被绑架的GDP。
第二，合资和独资的外商在中国经营企业，把美丽的纸上的GDP留给私下里兴奋不已的中国，把实惠的丰满的利润装入他们的口袋。——实质上不属于我们的GDP。
第三，投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导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堆起一个经济危机的“堰塞湖”。——浮肿的GDP。
第四，安全生产，严重欠账。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35%，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80%。矿工的命，砖窑童工的健康，东莞农民工的残臂和断指。——带血的GDP。
第五，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污染了的环境，损害健康，夺人性命，无论如何是要治理的。由谁来治理，由将来的子孙出钱来治理。这就等于是把未来子孙的钱强行划入自己的GDP，这是一种十分自私可耻的透支行为。污染容易，治理难，将来要多少钱才能治理得了呢？恐怕把我们现在GDP的全部拿出来都不够。——透支的GDP。
第六，贱卖稀土，贱卖银行，卖企业，卖水厂，卖电厂，卖土地，卖品牌，卖国。把珍稀的资源卖掉，把宝贵的资产卖掉。——败家子的GDP。
第七，学习外国用GDP来统计经济，这样一来，妓女经济也被算入GDP，千万妓女的卖淫经济能提高GDP多少个百分点呢？没有精确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数字。但是，这种GDP光荣吗？能提高国力吗？好像也能，看日本那部电影：《望乡》，出卖几代少女的青春，换回建设的资金。——污秽的GDP。
第八，豆腐渣工程。桥梁完工，随即坠毁，清理现场再来；大楼建成，整体崩塌，清理地基重建。采用GDP的统计方法，要按照两座桥、两栋楼的建设成绩，计入GDP的百分点。——豆腐渣的GDP。
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个GDP里头虚幻的部分厘清、不属于我们的部分剔除、浮肿的部分消肿、血迹和污秽的部分抹掉、透支和亏卖的部分补还、赎回，豆腐渣的部分不计，那么，这个GDP还是10%吗？这个GDP的百分点要扣除多少？它还存在吗？不，它可能不存在了，是0%；不，它甚至是个负数。这个GDP还能算是个GDP吗？不能了。算个啥呢？算个屁！鸡的屁！
男盗女娼：先说盗。
大街上一阵骚动，夺得小手提包的盗贼在前面飞跑，被夺的女士在后面紧追，只追了几十米，就哭丧脸停下来了，路人就像受阅的部队向检阅的司令官行注目礼那样目送他（她）俩疾驰而过，接着恢复平静。这是一幕常见的街景。
撬门入盗，住屋失窃，公车扒手，楼道的摩托失踪，是平常的话题。
有的出租车司机是强盗，乘客害怕；有的乘客是强盗，出租车司机害怕。出租车就都装了隔离网。居民住宅也都普遍地装了防盗网。这些网，是中国在世界上一幅特别的风景。
男盗女娼：再说娼。
夜灯亮了，仅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发廊，里面的小姐们，穿着挑逗的妓装，一字摆开排排坐，门口围观一群下班的民工，无“财”点“秋香”，只能在门口围观欣赏。不一会儿，一部小车开来，走过来着装笔挺的有“财”者，排开众人，进去点了两个带走，围观的民工让开通道，馋眼目送。
一个青年仔，挎上摩托，正准备起动，迅即在后座窜上一个不认识的妖装女郎：“带我去玩玩。”
一个男人，在街上走着，会有一个异形女人，擦身而过，悄声问你：要玩吗？
上述这种常态妓女，数以百万计。
此外，还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噢，讲错了，应该是中国特点的妓女，是“承包制妓女”，俗称二奶，在港商、台商、外商、官僚那里，大面积存在。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妓女卖淫现象，叫做“被嫖幼”。本来，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不管任何情况，都是要以强奸论罪、处以重罚的。可是，经司法加以修订解释，叫做嫖幼，就“被”变成了妓女卖淫。把强奸化为卖淫，重罪就可以轻判。进一步，再把卖淫作为市场经济的自由买卖，为增长鸡的屁作贡献，就可以听之任之。
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妓女，叫做处女妓女。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某个处女去当妓女，而是说某个被定罪为妓女的女子却仍是个处女。怪吗？中国特点就是怪。事情是这样的：公安机关抓来了一位女子，诬她卖淫，女子否认，公安就威胁她：你坦白认罪，供出嫖客，就从轻发落，否则从严处理。女子被迫，供出某某嫖客若干名。公安就去把那些“嫖客”抓来迫供，你们坦白认罪，交罚金若干，释放无罪，否则从严处理。“嫖客们”被迫交了罚金获释。这种案例，不是孤例，而是有若干例，其中有数例受害人心不甘，曝露真情，原来是无辜处女被诬为妓女，舆论大哗。
中国的各种妓女，准确数量难以统计，估计在千万左右。绝对数是世界第一，人均数也名列前茅。再重复一下：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在一个卖淫是非法的国家里，却盛行笑贫不笑娼，有妓女千万，这个特点真是够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