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不是病而是昂贵医疗费用

《触目惊心！四川省医疗系统4000人被查！医院竟变成了贪腐摇篮》。来源: 聊娱乐司机。2023-03-13。很多中国现代人调侃“一个阑尾炎，回到解放前。”有啥也别有病，这句话用在现代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复辟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制度更贴切。

以前生病是疼痛，现在生病是要命，要命的不是病痛折磨，而是昂贵的医疗费用。医疗费用让多少有病人的家庭忍不住抹眼泪，有的甚至无奈放弃治疗，家人只能看着亲人痛苦熬过最后时光。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医疗技术的发达，老百姓生活水平明明提高了，怎么连生病都治疗不起了呢?  这是因为如今的医院，已经不再是圣洁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地了，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的医院已经成为了贪腐的摇篮。

据官方数据，四川省医疗系统，从2021年至今，仅两年的时间，就有超4000人被查，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医疗腐败，四川塌方4000人被查，令人骇然。

医院不像其它地方，可以讨价还价，生病了得看病，做什么检查，用什么药，都是医生说了算，病人只能接受。如果遇到有良知的医生，可以让病人用最低的成本治好病。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陷进了腐败的深渊，这贪腐的结果还要由病人承担，最后导致了病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老百姓紧衣缩食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为了保命掏空了家中所有积蓄，而这些因医疗器械、药品，吃高额回扣的医生们，却生活奢靡。

自从2021年以来，四川省医疗卫生系统共查处4000余人，上到医院的院长一把手，下到各科室的主任，护士，无一不贪。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人不禁为之惊叹，实在是让老百姓心寒。

这种塌方式的落网，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这背后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的积累。医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可这些本该是心怀仁爱之人，却一次次把黑手伸到了老百姓的腰包。这只是四川省，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医院和药厂之间存在有利益输送，已经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些人已迷失在金钱欲望里无法自拔。县医院院长贪污千万，会计自首，牵出医院骇人乱象。

“没有我的关照，他们在医院做不成生意，想赚更多的钱是不可能的。”这是广安市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院长张晓明的坦白，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贪污逻辑：“而且他们给我的钱，也是从利润当中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收钱心安理得。”利润，最后不是病人买单吗。

从院长张晓明第一次收钱之后，他的“带头腐”，开高价药拿回扣，成了医院内公开的秘密。收回扣成为全院心照不宣的约定，院长收10%，财务、库房收2%，临床医生、护士收15%，形成了药品耗材采购“全链条”腐败。如果不是财务主动投案，也许这些“黑心医生”还在逍遥法外。

从2003年到2020年，张晓明以各种方式向医疗器械，药品和卫生耗材供应商要钱，最终贪污金额高达2000万，在大城市这个金额已够震慑的，但这还只是个县城。张晓明不但带动了全院腐，还带动了全家腐。妻子收高额回扣，儿子打着父亲旗号到处敛财，但仍不满足的张晓明还把手伸向了医院公款。

财务科科长谭旭，在院长的带动下，不但陷进了贪污，还迷上了网络赌博，贪的钱输光了，就挪用公款，最终导致2000万的亏空。没办法的谭旭，选择了自首，最后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这个窝贪大案，纪检委把他们一锅端。医院药厂巨额利益输送，如何解决百姓看病难。医疗系统腐败不除，百姓的医疗费用降不下来。医疗费用持续攀升，除了医院内部腐败，还跟医药厂商不断侵蚀有很大关系。

药厂为了销量，医药代表为了业绩，在跟医院联系业务时很容易滋生腐败，他们为了打通关系送礼吃饭，这些厂家肯定不会买单，最终还是会反映在老百姓身上。这需要两头整治，上下彻查。医疗问题已像一座大山压在百姓身上。

《今年已有22名医院院长因腐败落马，反侦察意识强，非专业很难发现》进入2023年仅1个半月，全国已有22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被免职，其中14人接受监察调查，5名院长被免职或免去公职。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区湖中区人民医院院长贺宪伟，相当于内地偏远地区的小型社区医院，已查出近400万元。

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治下的医院院长、学校校长成为重灾区。 其中一个领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个领域是人类生活的塑造者。这两个领域出现如此多的腐败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这些领域对人的品德要求非常高，但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这些人不适合担任这样的职位，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能坐到这个位置，除了提拔他们的人就应该被问责外，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争做先富的人将医疗教育产业化私有化后造成无官不腐是根本。

医疗产业化私有化后造成医疗腐败、拿回扣等问题存在，医疗腐败不可避免。 一是患者处于弱势地位，你无法知道自己被哪个环节给骗了。医疗腐败隐蔽性极强。 除非暴露利益链，否则几乎没有其他途径被发现。人性不容挑战。 贪污是人之常情。 一切的根源在于医生是否有足够崇高的价值观

医疗腐败主要表现在入院、订餐、药品回扣、设备耗材回扣、基因检测回扣等方式。说实话，院长的回扣一般不会致命，因为都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易药物进入医院的方式。

医生的回扣更为致命，因为它让患者花费了不必要的检查、中成药、过度治疗、无效治疗。医疗腐败现在一般是不收病人红包的，因为这个很致命，也很容易暴露。

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制造商和销售代表处获得回扣。 这里要说明一点，几乎所有的外企、进口药、原研药都没有返利。因为95%的外企都强制遵守了规定，外企给医生的福利几乎只有讲课费， 这需要医生为此付费。

再加上有第三方监管，不会有外企的现金回扣。几乎99%的国有企业都有药品回扣，因为政府不监管国内的药企，国内95%的企业都是仿制药，成本极低，所以药品回扣空间很大。德不近佛者不能为医，才不近天者不能为医。 人性是贪婪好色的，但行医救人，千万不能因为金钱而失去了尊严。靠回扣得到的好处，肯定会反噬自己。 即使你有很多钱，你也会感到不安。

连续数月，多位医院院长、书记频繁被调查。视线再拉长，医疗反腐甚至延续了数年。以2022年计，据官方媒体报道，各地累计已经有超46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而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至少已有196个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因贪腐问题落马。且自2021年以来，被查医院院长、书记中，三甲医院占比过半。纪委官网上的一纸调查公告，对涉事医院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震动。

一位北方某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历经了所在医院院长被查后，随涉事院长，一同被查处的几位科室主任，纷纷接受采访，“一个酒桌上放着茅台，一片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景象。”这个细节让他记得最深。涉事院长曾是当地远近闻名实干能干的院长。

2021年，国家印发了《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2021-2024年）的通知》（以下简称“廉洁从业行动”），正式启动了一场为期四年，针对所有医疗机构全体工作人员的反腐行动。

近几年来，医疗反腐打击范围从中小医院，一直上升到省级、国家级三甲医院，甚至横跨整个医疗行业。“之前被查的更多是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院长，”一位医管专家指出这次行动的不同之处，“到现在，很多省级大医院的院长都被追查了，力度和决心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2020年之前，医疗反腐更多是散发性、为震慑而行的，那么从2022年初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反腐行动开始了。近年以来，一些全新的贪腐路径，正在应运而生。

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的回扣，曾经一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行贿路径，也是始于1996年的医疗反腐风暴的发轫点，那场由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局等六部门联合部署的药品回扣整治行动，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反腐做了一次漂亮的开局。

但漂亮的开局后，却是一场漫长而难见奇效的拉锯战。三令五申下，医生回扣、红包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到2010年，药品回扣依然高达450亿元，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公立医院逐渐成了医药市场的主力，80%的药品都由通过公立医院卖出。

“毕竟，界限很模糊。”某位北方三甲医院的知情人士如此描述，“药企的人和医院一打交道就是十几年，都成了朋友，这时候送点东西，到底是行贿，还是正常的交往？院长很难把握尺度。”

医疗代表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回扣”成为医生们收入的一部分，这一度是行业里见怪不怪的常态。也正因意识的淡薄，部分医生或院长被作为“典型”抓起来时，所起的行业震慑力并不足够。

这其中，既与早期习惯成的自然惯性有关，还与一直变革中的医疗体制密不可分。2000年左右，彼时的公立医院依然面临“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缺乏独立人事权”的困境。但医疗系统内部的生态，在时代洪流下，也一点点变迁。时代变迁，会让部分贪腐路径消失，但也孕育出新的路径。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显现出重要性的公立医院，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扩建潮，这波医疗体系的新基建潮流，滋生出新一轮的招标腐败。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医院系统更新等项目，又将促进新的腐败潜规则形成。相较于此前风口浪尖的药剂科，设备科、基建科与信息科，也成为高危科室。

“哪里蛋糕多，哪里苍蝇就多”，一位医管专家如此总结，“医院要盖一栋楼，到底是由A公司还是B公司来盖，买药买设备，乃至供水供电谁来做，都是院长的一个决定，而这对别人可能是一个生杀大权的事，这就是发展所伴生的诱惑，也让有权力的院长职位变得高危起来。”

“不少因为疫情突击上的建设项目，往往设置在偏远地区，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就成了利用率不高的烂尾楼。”北京大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指出了扩建潮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没有很好落实“平战结合”的原则。地方政府与医院趁疫情要资源，要拨款的思想也是存在的，应该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并通过听证方式，让公众参与。而往往基建项目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灾区。

对此，有人总结道：“所有的行贿和受贿都是博弈，是一场囚徒困境。”终身追责，院长成高危职业。监管部门“杀一儆百”的铁腕行动，正悄然开展。从近两三年的院长落马案中可以发现，终身追责制或将成为常态。

就今年而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晋、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斌全等省级医院院长，均在退休后被查处。

有业内人士表示，此前院长只要通过了退休前的审计，就可以“安全着陆”了。但如今，被查处的院长中，已经退休、或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不在少数。从基层到大三甲医院，从普通医务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所谓的“安全着陆”不存在了，终身追责制已经逐渐确立。

医疗腐败一直以来都是令全球各国头痛的顽疾，但在中国独特的医疗体系中，以院长为首的系统性腐败尤其难以根除。公立医院既是公益性的单位，每年拥有10%左右的财政拨款，但又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体，需要谋生存。

“我们经常拿大三甲的院长和大型国企单位的一把手做比较，前者所受的约束更少，”一位业内人士向八点健闻解释，“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上市公司会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财报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但医院更像是一个黑箱，财务上有特殊性，监管单位只能从进出账目、治疗合理性、医保等方面入手，很难管。”从内部来看，院长多重权力交叠，是利益与资源的汇集中枢。

一方面，院长们往往是掌握精湛医术的临床专家、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体制内干部；另一方面，院长们又像是营业额几十上百亿元、拥有几千员工企业的CEO，时刻考虑着如何维持机构运转，甚至扩张地盘。

药品、耗材、大型设备、基建等涉及医院准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院长拍板决策。大权在握，监管缺乏，院长不可避免成了重点围猎对象，这使得他们时刻面临金钱、名誉的蛊惑，时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个社交场合，某个难以拒绝的亲朋好友的请托，老上级的“打招呼”中坠入贪腐的深渊。

在一位医管专家看来，如何界定什么好院长是非常困难的，“你的权力影响着别人最关键的发展，不敢做决定的话，又没法发展。”危机四伏中，不少公立医院院长正有计划地转嫁风险，将药械采购、盖楼等“肥差”交给了分管副院长或后勤部门，或者开始申请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