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革必先读邓《我的自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我的自述》为题作检讨和交代自己所犯的的错误很多。

邓小平承认错误：“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很明确！文革的目的。

邓小平又说：“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很明确！文革是阶级斗争。

邓小平承认：“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

邓小平承认文革初《五十多天里干了什么》：“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清注意：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攻击的在文革中的“武斗“、“抄家“、“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是邓小平“所犯的错误“。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邓小平承认错误：“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

邓小平承认《文革》：“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

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10.23）

邓小平，《我的自述》：（摘录）（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阶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

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便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

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进行这场斗争，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没有广大革命小将的闯劲，更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中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只能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

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很好，群众普遍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

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破坏运动的作用，其结果把轰轰烈烈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暗高兴。

毛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

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青年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作对了。

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的地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仅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