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现在为什么会造假成风吗？
什么假烟、假酒、假米、假药、假公司、假军人、假领导等等，除了原子弹，什么不造假？总之，凡是社会上能有的东西都有假的。
其实中国造假的源头就在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搞的假社会主义就是假风的总源头。
邓小平你大官作大假，下面的中官小官和老百姓就作不得小假？
邓小平你搞假社会主义，就是说明你搞的是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不为己，天殊地灭，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等好不容易在文革中被批判冲洗了一下, 又在出于一己私利的邓小平鼓噪下, 用让一部分人先富, 不管黑道白道摸着石头抓到利益先富就好的"理论"指导下, 披着羊皮卖狗肉, 喊着加个特色的假社会主义, 行走资本主义道的实则。指责四人帮走资本主义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 公开地明目张旦地忽悠愚弄老百姓, 利用篡权得来的领导权强行取消"四大"民主武器, 取消罢工罢课权利, 开抢镇压学生运动, 不看群众的脸色行事, 不听话就下台, 想反对就杀关下放。表面上看鸡的屁放得很响, 实际上是少数人在张扬。如此的一个国家的独裁太上皇, 能带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变得公平公正共同幸福富裕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邓小平搞假社会主义，最后长出来的就是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虚假而丑恶的果子。
还要坚持邓小平造假胡来理论吗? 坚持的结果就是不光是害惨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当然少数得益者会拥护邓小平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前面要加个"特色"?
邓小平瘖熟中国的国情，他知道中国的国情是不能一步到位地进入资本主义的。
他知道如果明目张胆地不加掩饰地搞资本主义，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深厚土壤的中国会一下子接受不了的，搞不好就会有翻船的危险。
叶剑英的一段话就是邓小平骗术的最好注脚。叶剑英七十年代后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要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的话和指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的道理多着呢!"
不过，邓小平和他那个阶级一旦羽翼丰满，资产阶级专政得以巩固，他们早已急不可待了，迟早会抛掉伪装和社会主义这块招牌的。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影响很大，可以说，使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甚至还在不断地影响到世界。“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讲方向，“不争论”，就是不讲立场，不讲原则，不讲理，特别是他那个“猫论”，更是造假的理论, 不管黑道白道, 不管真的假的, 不管强盗还是骗子，能弄到钱、能弄到财富"先富"就是好!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 早年是如何参加革命随大军打下江山不说, 单说他最恨的又是在他掌权后彻底否定的文革期间及其文革后, 他的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邓小平的"德"和"能"来。文革中，刘少奇和他是党内的一号和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本人在文革中曾两次被打倒，毛泽东逝世前彻底批判并否定了他。而他写悔过信，一再表示，“拥护文革“、“永不翻案”，一旦骗取信任而得势，立即翻案。
邓小平抹煞、偷换、取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目的，就是要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掩盖自己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掩盖和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法西斯统治和残酷剥削与掠夺。执政党的性质改变以后，他所掌握的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变了质，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质，整个国家的管理层就随之演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原先的公有制经济也就演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制。
取得支配地位的中国走资派及其新一代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质的规定性，就进一步大肆地进行量的扩张。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噪下迅速地培养出了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民营经济”、民营资本家阶级。在“官倒”、“经商潮”、“走私”、“破产兼并”、“股份制改造”、“混改”、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将原来的国企冲垮后半卖半送给新一代资产阶级等方式，迅速地造就了一个富人的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就完成了由原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转变。邓小平所说的“主体地位”对广大工人和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指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是我国当时经济基础情况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私有制的旧中国，创立了公有制的新中国。随后毛泽东通过长期的引导和教育，将中国人民的公有思想、集体观念提高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使中国出现了一段大公无私、无私奉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少有的社会景观。但是邓小平一上台，就重操旧业，使尽“改革开放”手段，将中国很快推入资本和金钱统治奴役一切的、到处都充满私欲、血腥、邪恶的深渊。
在几千年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强大社会势能的影响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影响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公有思想就显得比较的弱小。资本主义和私有观念因此处于下坡和顺水，而公有制和公有思想则处于上坡和逆水。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最容易向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观念回复。由于二者的社会势能相差悬殊，就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社会演变现象。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俗话说，锣鼓听音，说话看行；听其言，观其行。看一个人不能光听他怎么说，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通过邓小平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全国现在究竟是哪些人富了？有多少人富了？目前的情况是15％的富人的银行存款占社会存款总额的80％。也就是说，85%的穷人仅占20%。
不说他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单从他表面上的漂亮词句里细品起来，也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的总需求和社会的总财富都是一定的。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另一部分人就必然富不起来。有史以来，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证明富起来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富不起来的。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必然要遵循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原则，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资本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去进行更大的资本投资和发展。资本在贪婪本性的驱使下，会利用先富起来的优势地位，把大多数富不起来的人作为自己奴役和剥削的对象，使他们不但富不起来，而且会更加贫困。例如：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下，电视上报道宣传说某个老板的企业搞得好，企业员工加薪,工资多么的高。这个“好”的背后，则是同一行业其他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大批的工人失业。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图解，这就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图解。
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已成世界共识了。正如中国老百姓不客气都说的，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特色特在哪里呢？它特就特在中国新一代的资产阶级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一般的资产阶级。西方传统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是由私有的自由的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外侵略战争的掠夺、杀人越货，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
而现代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的主力，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中蜕化变质了的官僚阶层演化而来的特殊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而且资本家正在不断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家机关、参加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等。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
不过这种“特色”现象也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逐渐掏空、腐败、破产、兼并、改制，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官僚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以及和帝国主义逐步同流合污，即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或“全民党”、或者学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将不可避免，甚至公开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和必然结局。
邓小平说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他的意思是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达到像美国那样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实行象美国那样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可见他精通资本主义、热衷于资本主义到了何等程度！
据说邓小平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既然很有本事，为什么明明搞的是资本主义，却要挂羊卖狗肉，处处打着人家的旗号，处处冠以社会主义的招牌？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本事、懦弱而心虚的表现。这也是中外窃国大盗共有的表现。这是因为，两面派邓小平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羽翼丰满的时候，还不敢完全的撕下伪装。簒权以后，就露出了他的真实嘴脸。邓小平尽管很狡猾，伪装重重，但也还是多次露出了狐狸尾巴，“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这话难道不是他亲口说的吗？“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那就“积重难返”了，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啊！
船总正拚命追赶。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多次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是“独立王国”，提议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了。
1958年11月9日至10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1958年？月？日，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谈瞒产和虚报，他说，他同情瞒产，认为虚报有危险性（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即不幸被言中）。原话是：“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记者头脑要冷静》——根据新华出版社一加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
1958年以来，毛主席经常听到各地许多关于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有的甚至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对“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了新的问题，毛主席要亲自去作调查研究。
（〖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谁最先“发明”的？根据“黎阳”的考证，是胡绩伟。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 ）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附】庐山会议
1959年7月1日—8月1日，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以保护刚上任不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讲了国内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回忆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本文参考：
1、[天理公道2]的《毛主席在“亩产万斤”问题上的责任分析 》部分资料。
2、黄岭峻 《毛泽东、刘少奇在大跃进》。黄注：资料来源主要为网上《毛泽东力纠五风》一书，该书引用的是当年的报纸和文件等第一手资料，以及吴冷西等人的回忆。部分资料来源为薄一波的书。资料来自不同的段落。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月？日，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炮击金门。信中写到：“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正式下令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福建前线万炮齐轰，举世震动，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立刻笼罩在火光烟雾之中，从而揭开了长达4个多月空前激烈的“金门炮战”序幕。
1958年8月27日，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3日，毛泽东突然宣布停止炮击3天。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注：亩产万斤毛泽东不相信，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但对大练钢铁，毛泽东似乎还是信了当时经济主管者的话，为公平起见，本文把这些史料也放在这里】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同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
1958年9月8日，国民党海军四艘登陆舰在四艘美国舰的护航下，再次驶向金门外海，国民党军登陆舰开始靠岸卸货。我炮兵突然猛烈炮击金门港口、军事目标和国民党登陆舰。国民党运输舰“美乐”号当即被击中起火爆炸而沉没，另三艘运输舰也在中弹后逃走。炮战中美舰根本不管国民党船只，急忙退到公海，徘徊观望，始终未发一弹。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对该视察的另外一报道，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3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毛泽东下榻武汉东湖客舍。毛泽东听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要来，自然高兴。李达说：“我问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问：“哪里写的有？”李达说：“鄂城县委大门口，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写的。”毛泽东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说的“凡事都有两重性”，就说明毛泽东本身并不赞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话，但毛泽东看问题，向来喜欢从别人认为错的地方找出可取的、积极的地方）。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在视察途中，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徐水在亩产万斤起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毛泽东是8月4日视察徐水的，很多人因此把亩产万斤的帐记在毛泽东的头上。但我们要注意，在8月4日，徐水人告诉毛泽东的是亩产2千斤，跟9月告诉刘少奇的亩产120万斤，足足差了近600倍，这种差别，我想，是必须注意到的。另外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帮忙论证，如果光、肥、水等很好，亩产900斤是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对亩产2千斤是将信将疑的。但毛泽东向来不会去直接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所以，毛泽东只是保持一种存疑的态度。但毛泽东对亩产2千斤将信将疑的事实，就能证明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吗？即使毛泽东相信亩产可能达到2千斤，能证明毛泽东相信当时就能亩产万斤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毛泽东相信过当时的亩产万斤”！注意看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报道的出处不详）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评论者不详）]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21日，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共同对付美国。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
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1958年7月27日早上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和黄克诚，“打金门停止若干天”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回国时却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公开了行程，毛泽东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4次正式谈话。后人评论说，毛泽东并没有把炮击金门透露给赫鲁晓夫，但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中苏同盟在冷战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为炮击金门向美国做了个假象。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7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及空军、海军领导人开会，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
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２〕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３〕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批发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给政治局的一份报告，其中讲到除电力外，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非常激动，挥笔将这个报告的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注，毛泽东对亩产万斤、十万斤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毛泽东会相信工业的大跃进？因为农业的杠杆作用很小，但工业的杠杆作用就大很多（即技术会使生产力大幅提升），工业革命对所有人来说，都充满了幻想，就像90年代对互联网的崇拜一样。对工业这种新鲜事物，毛泽东则以一种小学生的姿态向专家们请教、学习，也很容易信任专家们的话。事实上，80年代的水变油、互联网的泡沫经济，不都让无数人为之痴迷而深信不疑吗？这其实都是对尚不了解的新杠杆作用的过度迷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
当时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的《忆毛主席》95-103页说过：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收时，毛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会闹得天下大乱。
刘对合作社升为人民公 社、大办食堂、大 炼钢铁等，极为欣赏并大力提倡。1958年**，他建议普遍设立公共食堂。《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报道刘表扬山东寿张县，把浮夸风行为说成“是一个革命”、表扬他们“压倒了科学家”。据河北日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于l0月8日至14日，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
邓在视察过程中，还谈到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作了若干原则指示。
原片在当时放映的《小平您好》中其实是有的，当时邓坦诚承认自己也有错。费解的是，后来发行DVD版的纪录片是这一段，居然被掐掉了。明明邓都很坦然的承认了。
那个站在稻跺上的是谁呢，是稻上飞侠恨天高。
其实毛选第6，毛文集都有毛反浮夸风的文章，刘选，邓选那3年的文章基本为0，难不成刘邓当了三年哑巴(大笑)。
当年吹的邓设计师多高，就要跌的多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邓业余时间不读书光打桥牌呢？！
现已掌握的各种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因这个人“浮夸”得早，也特别厉害，故毛泽东对这个人的批评颇多。关于这一点，在以后的文章中，本网民将另有介绍）。
而此人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不久便用“事实”来“反驳”毛泽东：河南日报报道了该省遂平县出现了小麦3200斤的高产，接着，该省西平又出现了小麦7320斤……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称之为放“卫星”。
该年7月14日，一位负责同志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回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此人听后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这一讲话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这位负责同志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这位负责同志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这位负责同志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这个负责同志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这个负责同志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其实，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都是"自编历史,张冠李戴”。
我总认为，刚建国，共产党人无建设的经验，犯点诸如浮夸，抑或保守的错误，本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否实事求是，直面错误，不要诿过；知错即改。是社会主义造成的失误，还是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错误；对今日来说，要搞清“浮夸风来自何方？何人?”澄清之后,是谁的就是谁的,不颠倒是非，以便今人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要知道，有个别人正是通过张冠李戴，来指证毛泽东的失误，最终否认社会主义的）
某些人的浮夸,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现在我要问：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
实际上，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做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虽然克服它是很困难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懈! 并且，要说清楚的是：毛泽东当时反浮夸、冒进，仍十分注意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对有浮夸、冒进错误的人，也是一如既往地从爱护角度出发，──这一点，后来的用人情况，以及庐山会议，都是证明。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此时，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一一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8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 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说:"108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然而，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笑话之大，实为罕有。
并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在抱定那个决非事实的历史──说毛泽东搞了浮夸和冒进，也有一些研究者，不究底里地人云亦云。我得再次为精英们的理论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