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饥饿历史》

中国对饥荒并不陌生，这样说是打了折扣的。

像一八四九年、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以及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的饥荒(前者死了将近一千四百万人，中间的一次估计死了一千三百万人，最后的一次死了五百万人)这些大灾难，仅仅是饥饿连续不断、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不足为奇的一幅惨景中的顶峰——也许用深渊这个词更合适——而已。

正如经济学家托尼(在一九三二年的著作中)所说的：“有些地区，农村居民的处境，犹如一个长久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的人的处境，一个小小的波浪就足以把他淹死。”

《转载》《今日中国》一九七○年六月出版

【本刊讯】英中了解协会刊物《今日中国》一九七○年六月出版的第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饥饿世界》，摘要如下：

中国对饥荒并不陌生，这样说是打了折扣的。像一八四九年、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以及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的饥荒(前者死了将近一千四百万人，中间的一次估计死了一千三百万人，最后的一次死了五百万人)这些大灾难，仅仅是饥饿连续不断、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不足为奇的一幅惨景中的顶峰——也许用深渊这个词更合适——而已。正如经济学家托尼(在一九三二年的著作中)所说的：“有些地区，农村居民的处境，犹如一个长久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的人的处境，一个小小的波浪就足以把他淹死。”

旧日中国灾荒连年不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发生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和财富集中在少数地主和拥有土地的高利贷者的手中。

艾德勒把占有土地的大致情况概括为：“大致来说，地主和富农(例如通常请雇工的农民)及其家属占大约百分之十的农村人口，但是却拥有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农占农村人口大约百分之二十，大致拥有同样比例的土地;贫农——其中许多人是没有土地的雇工——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但是拥有的土地却只有百分之十。”

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话说：“庞杂的税收、分配粮食的腐败方法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整套历史制度——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把这种制度描述为‘是亚洲的生产法典’——不断使无地农民经常债务累累，没有储蓄，完全没有办法对付像旱灾、饥荒和水涝这样的危机。”

斯诺描绘了一九二八年到三○年大西北饥荒情况时的可怕情景，那时，男人们骨瘦如柴，儿童畸形怪状，细胳膊，大肚子，妇女撅着屁股，乳房像扁平的口袋一样搭拉着。他还描绘了城市的情景，有钱人把粮食囤积起来高价卖出，北京和天津堆积着成千上万吨的小麦和玉米不能运到饥荒的地方，因为控制着铁路车辆的军阀们害怕万一那些粮食被他们的对手抢去会被他们利用。

在这次饥荒期间，投机者用几个铜板就买走了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四十万妇女和儿童也被买卖易手。斯诺描绘了一些人甚至卖掉自己的衣服，光着身子到处流浪的情景。用树皮、草根、麦秸和土来充饥。

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度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农民把红军迎为他们的救星、把毛泽东迎为救世主是不足奇怪的。

新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掌权以后，美国报纸开始攻击共产党，说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在遭受饥饿。费利克斯·格林已揭露了这些报道，说这些报道是捏造，或者至少是夸张。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它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因而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

但是，正如菲茨杰拉德教授所说的：“……甚至对这个政权进行批评的消息最灵通的人也拿不出饿死人的证据。在土改前的时代，在同样情况下，死掉的人恐怕数以百万计。

……共产党人在处理大米和谷物的分配方面表现出了很有办法、很通情达理和很有组织才能。该政权不是采用地方供应和地主及粮食掮客囤积的老办法，而是在全国范围解决这个问题。”

基思·布坎南教授指出，公社的建立使中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把它的巨大的劳动力调动起来。

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兴修水土保持工程;最明显的是黄河工程，它的阶梯般的一个个的巨大水坝把黄河流域地区的大片被浸蚀的地区连接起来。还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工作。

全力开展了消灭损害农作物的害虫和消灭像瘧疾和钩虫这样的疾病的运动。过去，这些疾病在一年中的关键时刻使农民丧失劳动能力，从而使农业生产减产。技术的发展(如使用较好的农具、化肥和各种经过改良的种子)也有助于增加生产。

本文不想详细论述中国人民成功地消灭了饥饿和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所采用的方法的技术方面的情况。重要的是，从获得的这一切证据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成功，并且还在继续获得成功。

敌视共产主义并且一心一意希望它垮台的人现在已经垂头丧气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正如卡罗尔所说的：“(美国的)约瑟夫·艾尔索普之流和其他一些伪善的社论作者们经常幸灾乐祸地宣称中国发生了饥荒，幸运的是，这种饥荒只不过是他们的想像罢了，但是他们的社论却经常被那些由亲美政府执政且实际上饥荒遍野的国家所拜读。

迟早真相是会大白的，那时将会给美国人带来双倍的不利，首先，因为看到世界上吃得最饱的国家对别国——即使它们是共产党——挨饿就幸灾乐祸是令人作呕的，其次，因为人们将会发现，由于营养不良而使人民死亡的事并非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营垒中——例如中非或南非……今天亚洲谁不知道广东的农民比印度喀拉拉邦的农民吃得好得多。”新中国的进步使敌人垂头丧气，

使亚洲人民情愿选择共产主义

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写道：“这件事为亚洲所共知，显然使沃尔特·罗斯托之流的美国决策者们感到惊恐，他们指出，中国施加的一个大威胁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用中国的进步向亚洲人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比民主的办法好，而且快。”

冈纳·默达尔描述了中国在用国家全盘计划的办法来解决它的问题方而获得的成功如何迫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采取类似的办法。他援引一位印度作家的话说：“除非急剧改变亚洲这些新的民族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状况并大大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否则将难于避免共产主义思想在人民中传播的危险。”

这似乎含蓄地承认，如果让人民作出选择，人民宁愿选择共产主义而不选择贫穷。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