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

交流很必要

上个周末，参加一个华人社区主办的公益活动，碰到了朱莉，一个白人老太太，我们聊了一会儿。聊得话题挺有意思，老太太于是介绍了另外一个老太太给我认识，我们今天上午开了个视频会议，进一步聊了一个小时。到底聊得是啥，容我慢慢道来。

切入正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朱莉。老太太的年纪奔着八十去了，仍然是精神抖擞，热心公益，是本地一个社区团体的领袖。七十多年前，她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常青藤名校宾大毕业后，从北方来到了南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安家立业。在我们当地，朱莉老太太绝对算得上一号人物。年轻的时候在联邦环保署工作，她看不惯当时市政府的施政措施，于是就去竞选市议员。干了几年议员，又不认同当时市长的施政路线，于是去选市长。虽然以51票之差惜败，但是也赢得了市长的尊敬，事后凡事儿都和她商量着办。一边干着市议员，一边还在联邦机构服务，一直到退休，朱莉干了不少事儿，更积累了不少人脉。退休后老太太也没闲着，和朋友成立了社区组织，教堂山有什么大事小情，她都会掺和一下，没少给政府提意见。按照国内的说法，朱莉绝对算得上一个上访专业户。

几年前我和朱莉认识，就是因为她的上访活动。当时我在市政府的“洪水管理顾问委员会”做社区代表，老太太跑到我们委员会请愿，从那时候开始打交道。我靠着计算机数值模拟混饭吃，可是我拿文凭的专业叫做土木与环境工程，学了不少水文学和水力学的课程。2013年我们搬到教堂山，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城市过度开发。一片片树林被砍伐，一桩桩公寓楼陆续竖起来。听说城市开发项目需要通过洪水管理委员会的评估，与是我靠着弃之不用的专业知识，混入了这个顾问委员会，也从而认识了常常来请愿的朱莉。在反对城市过度开发的这个议题上，我和朱莉立场是一致的。她有从政经验，我有专业知识，我给她出主意，她帮我来人脉。很可惜，不管我们怎么折腾，一个开发项目都挡不住。毕竟，每个项目之后，都有资本强大的运作能力。资本台上有冠冕堂皇说的法，台下有翻云覆雨的手段，一套套组合拳下来，我们节节败退。说实话，我心越来越颓，不大想折腾了。可是老太太朱莉，从不言退，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朱莉是个资深的民主党，可我并不是民主党的支持者。2020年我投票给了拜登，不是因为认同民主党的施政方针，而是接受不了川普前总统的某些做法和说法。用美国人的说法，是在两个比较操蛋的候选人里，选一个不那么操蛋的，如此而已。和老太太聊天的时候，我从来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民主党进步派四人帮的厌烦。朱莉跟我解释过民主党里的派别，比如拜登总统，就属于民主党里的温和派。我曾跟她笑谈，拜登总统的确很了不起，那么大年纪了，膝关节还那么灵活，真让人羡慕。听我这么说，老太太并没有一笑而过，而是耐心地跟我讲解美国的历史和种族问题。但凡我提出问题，她都会给出她的看法，但是从不会试图说服我。可能是彼此都持守宽容和宽松的态度，我们每次见面，都会聊上一会儿。

言归正传，在周末的活动中，我们聊到了本市将要举行的市长和市议员选举。朱莉老太太跟我打听华人社区对民主党的感觉怎么样。我告诉她，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大多不喜欢民主党，甚至是讨厌民主党。这样的答案，显然出乎她的意料。她拉我到一边，让我好好给她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委。我说原因多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Affirmative Action，也就是我们华人常说的AA法案。听到AA，朱莉立刻就给我讲解美国历史上，黑人如何遭受白人的系统性歧视，造成黑人社区在诸多方面上的落后，因此需要通过AA来帮助黑人。说完黑人，老太太还跟我解释，AA不仅帮助黑人，还帮助其他少数族裔，包括华裔。待她说到这里，我立刻插嘴，跟她解释当下的AA政策，给很多华裔家庭造成了困扰。她问为什么，我指着在公益活动中忙碌的华人孩子们说，这些孩子要是想入读她的常青藤母校，要付出比其他族裔孩子更多的努力。

这个说法，老太太很是不解。她说美国的大学里，已经有很多亚裔学生了，怎么会有歧视呢？在她的理解里，AA是从白人那里拿出了资源，分给所有的少数族裔，包括华人孩子。说实话，我的小孩才上中学，AA到底怎么样影响我们孩子上大学，我也是听说，具体细节并不清楚。于是，我告诉老太太，华人学生的SAT成绩，不但要高过黑人和拉丁裔，还要高过白人，才能考上同样的大学。她问为什么，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因为亚裔家庭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甚至人均收入比较高吧。我继续指着在公益活动中干活的华人孩子说，这些孩子有人的父母是工程师教授，有人的父母就是大学里的技术员和博士后，收入并不高。如果用种族划线，提高华人孩子考大学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我强调说，我并不反对AA法案帮助弱势人群，但是我反对AA法案用种族来定义谁是弱势群体。

对于我的说法，朱莉半信半疑。从对话里我感觉，她可能一直觉得华人是AA法案的受益者。这种AA法案给华人带来麻烦的说法，她是头一次听到。不过，她明确地认同我关于弱势群体不应该用种族来定义的说法。我们都同意，哪个族群都有需要被帮助的人群，家庭收入是比种族更合适的判别方法。大概弄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反对AA法案，朱莉开始追问华人为什么因为AA法案而厌恶民主党。我答道，很多华人相信，民主党一直在推动AA法案，而共和党并不像民主党那么样支持AA。我跟她提到一些反对AA的诉讼，共和党大都站在反对AA的那一边。听到这里，这个资深的民主党老太太表达出了对共和党的不懈。她反问我说：共和党在掌控参众两院的时候，他们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来改动AA？我回答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对话里，老太太并没有否定民主党推动AA，但是很坚定地告诉我，共和党在AA这件事上（愿意）帮助华人，只是我们的感觉（perception），未必是事实（fact）。我跟她笑谈，现在的美国，谁都把自己的感觉（perception）当做事实（fact）。人们只相信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说法，事实到底如何，一点都不重要了。我的说法，老太太很以为然。

在聊AA法案的时候，我的情绪应该是比较激动的。朱莉老太太安抚我说，既然我觉得AA不公平，那么就应该去改变它。我当然想改变AA，于是就跟她请教如何去做。老太太说，美国是民主社会，你要是对政策不满，就应该告诉你的选区议员。听她这么说，我猜到朱莉在这方面肯定有人脉。果不其然，她跟我提起一个名字，说此人是她的朋友，是一个议员（representative），可以安排我和她聊一聊。朱莉说，议员只有了解了问题，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谈到的AA问题，她是第一次听到，那个议员很可能也不了解，所以很有聊一聊的必要。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于是就请她安排和议员交流。老太太欣然应允。

在和朱莉聊天的时候，我没好意思打听，那个议员是州议会的议员，还是联邦议会的议员。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老太太提到的朋友，是个民主党的州议员。在我看来，AA应该是个联邦层面的问题，和州议员交流，可能意义不大。但这话我是不好意思跟老太太提的，她周一发邮件联系了州议员，很快我们敲定周四上午开一个小时的Zoom会议。

这几天实在太忙太累，没太多时间做功课准备要来的交流，只是在本地中文学校群里请教了一下AA给华人社区带来的具体危害。只有两三个群友回复，分享了一些看法和新闻链接。在华人社区有个“抓大放小”的特色，批判一个空洞的大问题的时候，往往比较热烈，而研究具体问题，谈到具体事例的时候，往往就应者寥寥了。相对于研究实际问题，我们更热衷去探讨理想和主义。这几句是闲话，和本文的主题无关，抱怨两句就够了，不需多说。

到了周四上午，我如约登录Zoom，刚和主持会议的朱莉老太太打个招呼，另外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就登录会议了，不用说，她就是州议员。作为发起人，朱莉介绍我们认识。寒暄两句之后，我们就开聊。议员老太太看起来和颜悦色，既没有气场，也没有什么派头，和街头碰到的遛狗老人没什么两样。和电视里的政治人物一样，她只要一张口，就滔滔不绝，说起话来一套接着另一套。我喜欢和这样的人聊天。她能说，我也能说，这样就不至于尬聊了。

一开篇，议员老太太就用抱歉的口气给我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和弊端。她回顾说，美国建国之初的民主制度，和欧洲的贵族制度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有钱有势的白人男性主导社会，直到近代，黑人和妇女才获得了选举权。听她这个语气，我感觉她把我当成了种族歧视制度下遭受白人欺负的有色人种。这可能是白人民主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种常有的心态，他们追求平等，以扶助少数族裔为己任。貌似他们在替天行道，可是我多少感觉他们在道德层面上高高在上，有骑在我脖子上的感觉。所以，我并不喜欢这种抱歉的口气。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小心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议员老太太这样说话，完全可能是她的真实情感，而不是一种政党姿态。

华人在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这真不好说。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华人，应给有各自不同的判断。跳脱我们华人社区，白人可能对我们是一个看法，黑人可能对我们是另外一个看法。我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一员，住在中产阶级社区。我家左边的邻居是白人，一对退休的老教师。老先生是北卡本地人，老太太是德裔移民。我和老先生一样，都热爱园艺，院子里干活是常常聊几句。我们算是好邻居，谁出门都会把家里托付给对方。我家右侧的邻居是一位独居的黑人女性，哈佛毕业，在大学里当教授。她家里电线断了，或者空调坏了，都喊我去帮忙研究。我们虽说算不上朋友，但绝对是熟人。我家对门儿原来住着一家白人，男的是环保署的毒理学专家，女的是家庭主妇。小区的家长里短，我们都是从对门儿的白人老太太哪里听来的。前两年，对门儿搬走，住进来一个华人女邻居。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碰到她聊过几句，记得她是医学院毕业，也在附近的大学工作。住在这样的社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

作为中产阶级，我们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没有什么余力去改变世界，当然也不需要谁来把我们拯救。所以，我不喜欢有人高高在上，好像救世主一样跟我说话。如前所述，议员老太太完全可能是好心好意，而我的这种不好的感觉，都是因为我的玻璃心和小心眼。但是，我的另一个感觉，很可能是对的。那就是我们华人社区和本地议员之间，彼此需要更多的了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区（RTP），华人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本地绝大部分华人居民，都不是搭社会便车的所谓福利人口，而是创造社会价值的生力军。这一点，我们知道，本地的议员，也应该了解。当然，提高相互了解，华人社区和议员都负有责任。

我在感谢议员老太太回顾美国历史之余，也坦诚地告诉她，我是历史爱好者，不但读过中国历史，也读过美国历史，她回顾的内容，我都学过。听我这么说，议员老太太放下历史话题，开始跟我谈AA。回想一下我们的讨论过程，我最大的感觉还是彼此缺乏了解。议员老太太已经听朱莉说了我们华人社区对AA有意见，她很热心地告诉我，一定把问题告诉她。老太太说，在她能力范围内的，她帮忙去解决；若她帮不上忙，一定会把问题传达到能力更大的人那里。

她的这个态度，我很喜欢。不过，她对AA这个问题，并不了解。一开始，她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和其它外国人相比（例如西班牙人），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受到不公平待遇？我告诉她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很多学校欢迎中国学生，因为中国人付的起高额学费，但这个与AA并没有关系。在跟议员谈AA之前，我跟她说明，我也不是AA的专家，我跟她说的，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所以，如果本文中我对AA问题说错了，欢迎指正，但是用不着骂我。我告诉议员老太太，华裔美国人、韩裔美国人、日本裔美国人还有印度裔美国人，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需要比其他族裔美国学生更高的SAT分数。我这样的说法，议员显然没听说过。她追问我，是不是华人学生需要比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分数高。我说，不仅仅是非洲裔和拉丁裔，而是所有学生，包括白人。从Zoom上看到的面部表情，我猜议员对我的说法很吃惊，或许她以为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应该比白人的录取分数线低吧。

我向议员老太太重申，美国的确有人需要特殊照顾，我也并不反对AA法案帮助贫困的人。但是，用族裔和肤色来定义哪些人需要帮助，哪些人需要提高入录取标准，是不公平的。整个美国，除了川普前总统的报税表单不公开，其它任何家庭的收入，都可以从国税局获取。如果AA法案立意要帮助穷人，那么最好根据收入来判断帮扶人口，而不是肤色。我的说法，议员老太太是认可的。她说，如果我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AA法案就是对华人孩子不公平。我进一步跟她说，请不要使用“book smart”和“street smart”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华人孩子。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对美国社会做不到方方面面的了解。我们也支持和鼓励孩子参加社会活动，但是也很难和在美国生活了几代的家庭相比。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在孩子的学业上多加扶持了。

待我表述完，议员老太太话题一转，从AA问题拉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华人社区的支持率。我说，因为AA，很多华人都不喜欢民主党，选择支持共和党。老太太再次问我为什么。民主党推动AA，她是知道的。但是，共和党因为AA赢得了华人的支持，她有点不解。我跟她提起几场因为AA考生向大学提取诉讼的案例，其中一个案子，就涉及到了位于本市的UNC。说到共和党因AA在华人社区得分，我的解释是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支持反对AA的考生提告大学。这种说法，议员老太太很不认同。即便如此，她向我许诺说，会和州里的教育部门跟进，了解UNC的录取状况，并会告知我。我很感谢她会这么做，告诉她会一直等她的邮件。 

谈到共和党与AA的关系，议员老太太的话题跳跃了一下。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从共和党转会过来的民主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说以前的共和党是“Fiscally Conservative, Socially Liberal”，和现在的共和党大相径庭。可能是想从侧面了解，我对美国的政党制度到底了解多少。老太太问我，是何时来到的美国，何时搬到的教堂山。我如实相告，2004年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生，后来到了宾州的匹兹堡大学拿了个博士学位，2013年搬到了教堂山。老太太听罢，开怀大笑，原来她也在伯克利学习过，只是比我早得多了。在加州的时候，她还是个共和党。

有在同一所大学求学的经历，我说话的时候放得更开了。她问我为何来美国，我告诉她，因为我嘴大喜欢乱说话。美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我不会因为大嘴而招致灾难。我的爷爷曾经因言获罪，坐了将近二十年的大牢。因为我说话口无遮拦，从小父母就鼓励我去美国留学，所以我就来了。我还告诉她，我从来都不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2020年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一个共和党。听我这么说，议员老太太赶紧跟我宣传共和党的阴暗面。我笑着安抚她说，2020年我把票投给了拜登。老太太有点吃惊，又问我为什么。

在回答她的时候，我没有完全实话实说。说实话，我是被一些所谓的保守派的言行给恶心到了，所以我成不了他们那样的共和党。我既不愿意承认，川普前总统是某些教会里弟兄姊妹所宣传的天选之子，也不愿意接受他是一个毫不为己、专门利人、不拿工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标兵，更接受不了他在疫情风起云涌的时候，耍酷不戴口罩。所以，我投给了拜登。哪怕拜登真的老糊涂了，总比川普的危害小一些。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喜欢川普，只是个人好恶。川普前总统，也不会因为我不喜欢他而掉一根头发。2020年，虽然我投片给了拜登，但是川普还是赢得了北卡。所以，我正告那些支持川普的朋友们，我不喜欢川普对你们是无害的，所以你们不用介意。我告诉议员老太太，我没有投给川普，是不喜欢他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对抗疫情的措施。其实，我并不懂这些国家大事儿，算谁完全是因为个人好恶。

议员老太太继续跟我分享，现在的共和党和传统的共和党大大的不同。当下，共和党已经被极端保守的一伙人控制，成了川普的私人政党。共和党内，就算有人和川普的理念不同，既不敢发怒，更不敢吱声。谁敢公开跟川普说不，就会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她说的话，我大概其是认同的。我喜欢摄影，常常去穷乡僻壤转悠，所到之处，山清水秀，城镇破败，时不时就见到美国内战时南方联邦的十字旗，川普的旗帜则是比比皆是。民主党掌控城市，共和党拿下乡村。乡村中的很多很多人，都被全球化抛下，种地的农夫被科技浪潮远远甩在后头，他们现在的日子难过，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悬挂南方的十字旗，是想恢复白人对美国的绝对统治，还是宣示曾经的旧日荣耀（好像内战里也没怎么荣耀），我实在是不得而知了。如果我也是个乡下农夫，过去有过好日子，现在穷得只能去一元店消费，我很可能也会支持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再过好日子。然而我是中产阶级，每天坐在计算机前摇椅里，脑子想的自然不同。

说来说去，议员老太太跟我表达的意思无非是共和党未必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关心华人社区的利益。这话我信，不过我也不觉得民主党会关心华人的利益。这话心里一想，嘴上就说出来了。Zoom里的两个老太太，都开始对我进行民主教育。她们的意思大概是，我们得学会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我们对政策法规有问题有意见，一定要找自己的民意代表反应，从而让民意代表了解问题，让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这话有道理，不管我们的民意代表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们都有权利向他们反映问题，他们也有义务听取我们的声音。朱莉老太太以前曾跟我说过，抱怨没有用，要想办法改变现状。联系议员，应该使我们的谋求改变的一个选项。

谈到这里，两个资深民主党和我都意识到了同一个问题：（华人）社区和民意代表之间，亟需增加对彼此的了解。议员老太太问我，如果在华人社区办一个座谈会，好不好办，来的人会不会多。我的回答是：不好说。两个老太太又问为什么。我的回答仍然是，有很多华人不喜欢民主党。她们纳了闷儿，问我除了AA，民主党还有哪些政策惹恼了华人。我告诉她们，移民政策。

我给她们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和印度留学生，为了拿绿卡要经历的艰辛历程。两个老太太对我们熬绿卡的漫长等待深表同情，也认为现行法律对我们不公平。我告诉她们，共和党的几个议员提出法案，优先那些高学历贡献多的留学生绿卡，可这些提案都被民主党毙掉了。对此，她们表达了讶异，很是不解。当我提到，民主党的综合移民改革，把高学历留学生绿卡问题和无证（考虑到说话对象，没有用非法移民）移民合法化捆绑在一起。因为民主党的政策和立场，让很多华人和印度留学生吃了很多苦。这些人有朝一日成了公民，反对民主党，支持共和党，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以上这个说法，她们也没有反对。议员老太太说，虽然这个问题是联邦层面上的，她仍然愿意找机会向上层反应。我对此一笑置之，并没有报什么希望。告诉她们，除了绿卡的旧仇，还有亚裔细分的新怨。亚裔细分，她们有听说，但是没什么深度了解。我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知半解，估计她们听我解释完，仍然是糊里糊涂。不过，议员老太太还是跟我说，她会找时间跟进这个问题。对此，我再次表达感谢。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本来还想跟她们聊聊男女同厕的问题，时间所限，开了个头就结尾了，没有深谈。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和民选代表接触。感触有如下三点。第一，找议员约谈，应该是一个谋求改变现状的选项。议员是民选的，倾听选民的声音，不但是他们的工作，也对他们未来选举有帮助。我的这次约谈经历，感觉议员还是很容易交流的，特别是通过网络会议的方式。第二，我们华人社区，一定要和民意代表多多互动，增加彼此了解。好多时候，我们为了国家大事儿争论的面红耳赤，甚至不惜与朋友绝交。可是，闹来闹去，只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对改变现状一点价值都没有。约谈议员，我们的问题才会浮出水面，才能让政治人物知道，我们有这些问题。否则，人家还以为我们天天傻乐呵着呢。 第三，联系议员，没啥成本，却可能会有成效，应该比在白宫网站上签字请愿更靠谱。不试白不试，试了未必白试，不妨一试！

最后，我要感谢朱莉和她的议员朋友，一小时的交流，我学到了很多。我要谢谢她们解释美国的民主制度，谢谢她们聆听我（用不怎么样的英语）解释问题，谢谢她们愿意去尝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