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队又来了！

前些日子北京市通州区推出“限狗令”，禁止居民饲养身高超过35厘米的狗，限期三日内自行处理，否则狗被抓，人被罚。继武汉和杭州等地，限狗令后北京市爆发宠物医院“安乐死潮”，引发舆论哗然。警方解释，此要求是根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将犬只从“重点管理区域”迁移到“非重点区域”进行安置，并非强制杀狗。可是短短的三天期限，又有多少住在“重点管理区”的狗主人，能够在“非重点区域”为爱犬找到下家呢？如果找不着人收养，狗主人能怎么办？送宠物医院安乐死，自己打死，还是等着打狗队上门缉拿？

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大概养狗的曆史就有多长。狗在中国的文化中，毁誉参半；狗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命运多舛。狗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第是一位，位于鸡的后面，猪的前面。前后都是被吃的货，所以狗也在很多中国人的食谱里。在中国人普遍富裕之前，狗在中国的家庭中，更多的是功能性角色。狗活着的时候，吃残羹剩饭，看家护院；狗死了后，会成为锅里的狗肉和床上的狗皮褥子。只有那些侥幸托生在极少数富裕家庭的狗，才有可能成为宠物，有机会“狗仗人势”和“狗眼看人低”。绝大多数的狗，生活在贫穷的平民百姓之家，活着“摇尾乞怜”，死了成为难得的蛋白质来源。也就是说，在中国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狗只是家畜，而不是家庭成员，是“狗东西”，而不是“狗儿子”，因为吃不到什么有营养的东西，过着“狗改不了吃屎”的生活。就算狗做了好事，也很难得到主人的认可，往往被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即便狗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是曆史上有据可查的大规模灭犬运动，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在我的家乡河北，我见识过1980年代末地方政府组织的打狗运动，也听说过以前共产党组织的打狗行动。据说，1949年之前，共产党在冀东农村主要是在夜间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不论是打日本人，还是打国民党，多釆用夜间行军。为行动隐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往往大范围投放毒药，将整个地区的狗毒死。这样，游击队夜间行军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狗叫而被发现了。这样的灭狗行动，的确有助于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不幸被毒死的狗，也算是为抵抗日本侵略而献身了吧。然而在国共内战时期被毒死的狗，不管怎么算，都是死在了中国人的手里。由于大规模投毒灭犬，冀东地区的狗在解放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起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再次形成规模，再次引起共产党组织的灭犬运动。

六七十年代的灭犬运动，我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政府对狗的愤恨，有很多流言。有人说是当时粮食紧缺，狗与人争粮食。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政府才对狗痛下杀手。这种说法，实在是经不住推敲。狗能吃到什么，取决于主人。不像老鼠和麻雀可以到农田自行吃粮食，狗吃的东西完全依赖主人的施舍。主人没得饭吃，怕是把狗吃了，而不是从自己嘴里省出粮食来喂狗。所以，这种狗与人争粮的说法，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算不得数。另一个官方的说法，就是狂犬病的流行。野狗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可是在华北农村，野狗的命运是短暂而且悲催的。即便是家狗走丢，很快就会被人抓住吃掉，更不要说野狗了。野狗，在当时的冀东平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其它的灭犬理由，就有点像戏说了。我姑且把听来的再说一遍，当做笑谈。有一种流言是，当地，可能是某镇，某县，某市，甚至是某省的一位领导，他不喜欢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属下为了讨领导欢心，大搞灭狗运动。至于说这位领导为什么讨厌狗，说法就更多了。有人说，他是在革命期间走夜路，被狗叫暴露了行踪，以至于被敌人抓到了监狱。也有人说，他小时候拉屎，被狗咬了屁股。更有人说，是他长大后半夜里爬别人媳妇的窗户，被狗叫引来了群众。另外一种流言是，狗的存在很不利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为了全面深入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大量的政府特派员要深夜走访，到人民群众的窗根下体察民情。老百姓管这种行为叫“监听”，政府则说是“听取人民群众的声音”。狗见了生人潜进院子，自然要做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放声大喊。一家狗叫，邻居家的狗也跟着叫，很快全村人都知道特派员的到访，于是闭口不言。这样，政府本来要“听取人民群众的声音”，变成了“听取狗的声音”。为了方便特派员工作，政府要找灭犬。无论是哪一个流言更靠谱，狗因为尽职尽责，招来了灭种之灾。

1980年代末的打狗运动，我是亲眼所见的。那时我已经上小学，记事儿了，当时好多情景，十分可怖。中国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运动，卸掉了套在人民群众身心上的枷锁，人们都各尽所能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经曆了从蜡烛、煤油灯到电灯的巨大转变。很快，人们的娱乐从听收音机升级成了看电视。养猫防鼠，养狗防贼，日子过得富裕起来的乡邻们普遍家家养猫养狗。人的日子越过越好，狗的待遇也越来越好。相对于其它家畜，如牛马鸡猪，狗和主人衕吃衕住衕来衕往，更为亲近。一时间，在很多家庭，狗有了“准家庭成员”的地位。否极泰来，在七八月的某一天，电视里新闻播报，要求村民们灭杀所有的狗。如果村民拒绝，打狗队会登门，不但把狗打死带走，还要把狗主人抓走拘留。除了电视新闻，各村的广播喇叭也循环播放领导讲话，要求灭狗。至于为何灭狗，电视里怎么说我不记得了。但是乡民们更愿意相信流言，那就是某位中央首长被狗咬了，或者某位县长想吃狗肉了。

灭狗的命令一出，群情激愤。大部分乡邻私下都纷纷表示，拒不执行。住在我们那条街上的人们，反应更为激烈。这些人祖上都是八旗子弟，有养狗和善待狗的传统。然而，在强大国家机器之下，老百姓能做的实在是有限，他们的反抗很快就被碾压。在有些养狗的家庭里，并不是所有成员都是爱狗的。灭狗令发布后，这样的家庭首先响应。村子的南头有一条河，河的南侧有一条连绵的堤坝，我们称作“大埝”。河边和大埝上，种满了杨树、榆树、柳树和桑树。葱葱绿绿的树冠下面，有一条小路，被村民的脚板儿和自行车轮胎压的光熘熘的，那是我们盛夏避暑的好去处，而我家就住在小河岸的北边。最早响应灭狗的家庭，在狗脖子上栓一个活套，把狗牵到河岸边，寻一个一人多高的柳树枝丫，将拴狗的绳子抛过枝丫，再抓住另一头。这样绳子挂在树杈上，一侧是人，另外一侧就是狗。就位之后，负责杀狗的人就迅速拉动绳子，套在狗脖子上的绳套收紧，狗就被弔了起来。把狗弔起来后，杀狗的人就会把绳子另一头栓到树干上。因为窒息，狗张开嘴努力喘息，四条腿空中乱抓。此时杀狗的人向张开的狗嘴中到一杯水，说是可以立刻把狗呛死。至于狗到底是因为什么原理死的，死亡的过程持续了多久，我知道，也不想知道，以上过程是我从大人们的谈话中听来的。狗死后，杀狗的人会剥皮取肉，把不能吃的狗头狗肠子扔到河边。河边先是传来血腥的气味，后来布满了腐臭。从此后，那个地方无人再去避暑。

最早响应杀狗的人并不算多，在我们那个民风比较强悍的地方，是被人瞧不起的。大部分养狗的人家，都在训练自己家的狗，教他们来了陌生人后不再叫唤。人们幻想着靠自己狗的顺服，保住他们的狗命。幻想很快幻灭了。镇里组织了打狗队，坐着面包车，驾着高音喇叭，在各个村里沿街围剿。无论主人们怎样努力，狗还是改不了看家的天性。听到了外面铺天盖地的广播噪音，有些狗忍不住“汪汪汪”地狂吠。打狗队的人，装备着木棒和步枪，朝着狗叫的方向勐扑过去。如果主人敢于拦阻，打狗队的人用步枪威吓。找到狗，几个拿着木棒的人，上来狂打一气，乱棒把狗打死。看着黑洞洞的步枪枪口，狗主人只能看着自家的狗在血泊里抽搐，呜咽着死去。金庸先生是洞察人情世故的，在他的小说里，“打狗棒法”是丐帮的绝技。参加打狗队的人，大都是乡村破落户的子弟。政府把死狗赏给他们吃肉，作为出力的工价。 要是狗逃得快，打狗棒法发挥不了神功，拿步枪的人就会举枪射击。狗被打死，狗主人还得出五块钱一颗的“子弹费”。

打狗队步枪的威吓，高音喇叭的威逼，再加上自家的狗被打死，狗肉还被别人吃掉，很多村民挺不住了。 于是，自行灭狗得人越来越多，也有人乐于充当刽子手，这样能分到一天狗腿作为酬谢。很快，小河边的大埝上，一时间有好多被牵来赴死或者已经死了的狗。狗儿们摇着尾巴，和主人们生死告别。一条活生生的狗，变成一盆又一盆狗肉，村子里的炊烟，溷着炖狗肉的香味儿。我家也曾有一条狗，也这样死了。街上的相邻吃狗肉，好像并不是很开心，也并不是很伤心。人们一边吃狗肉，一边叹息着：“狗呀，你别怪我们，我们也是没办法！唉------”一些老人，还顺便喝上了烧酒。几杯酒下肚，有人说：“哎呀，要是冬天就好了！吃狗肉，狗皮也不会浪费。现在天太热，狗皮子算是浪费了！”我曾经很不解，那些吃狗肉，喝烧酒的人，几天前还亲热地和狗一起玩耍，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吃狗肉的人呢。若是政府不强行灭犬，那些盆子里的狗肉，还应该是活蹦乱跳的狗，蹲在餐桌下面等主人喂食吧。

人们中也有不屈服的，我的一位本家二哥，就是其中一位。由于家族庞大，二哥的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他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以硬脾气和坏脾气着称。他的硬脾气，为他赢得了名声，他的坏脾气，招致了一些仇人。在打狗队的几轮围剿之下，村子里绝大部分的狗都被杀死了。二哥看不起打狗队的人，白天的时候，他带着怀孕的黑狗到玉米地里躲着，晚上的时候，他把狗藏在地窖里。在腥风血雨里，二哥的狗活了下来。二哥很得意，他甚至许诺生下了小狗送我一只。我在恐惧战兢中，期待着打狗运动早些过去，期待着二哥家的黑狗早日生产。然而， 二哥的仇人得知了他藏匿狗的事情，到镇里举报了他。突然一天早晨，镇里衕时派来了警察和打狗队，将二哥家的前门后门层层围住。无论警察怎么敲门喊话，二哥就是不开门。警察失去了耐心，直接破门而入，打狗队的人紧跟其后。等他们重进院子，我们从门口看到，二哥手持一条一丈长的扁担，和警察对峙。可能是平常跋扈惯了，警察并没有带枪带棒子，反而是打狗队的人，一人持步枪，其余的人持木棒。

双方骂战了几分钟，警察仍不敢上前。带队的镇政府官员，命令打狗队的人把二哥拿下。这伙破落户子弟，显然不知道眼前这个汉子是满洲巴图鲁的后代，血液里有着好斗的基因。很快，他们为无知付出了代价。冷兵器对决，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二哥的扁担有两米半，打狗队的棒子不足两米。在加上二哥手黑，下手不留情，三下五除二就噼翻了几个打狗队员，没被打趴的几个被吓坏了，都没有勇气去救助被打趴了的衕伴。警察在一旁，仍然是动嘴不动手，在二哥的攻击距离之外，劝架说和；挤在门口围观的人们受到二哥鼓舞，对着打狗队的人高声怒骂。镇里的官员一看形势不利，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居然从持枪打狗队的人手中，夺过步枪，对准了二哥。二哥见状，丢下扁担冲着官员走过去，一边走，一边骂：“开枪，你有种开枪呀！拿着个烧火棍吓唬人，你个孙子！”官员可能被吓破了胆，手一哆嗦，“砰------”的一声巨响，他一枪打在二哥的腿上。二哥应声倒地，血哗哗地留了一地，二哥没有哀嚎，只是大骂：“孙子，你有种把我打死！”

见二哥倒地，警察上来正要按住他，突然院子里的一口大水缸里飞出一团黑影，撞开缸盖，冲向警察。原来是二哥把他的大黑狗藏在了水缸里，那狗很是有灵性，在主人遭遇危险的时候，跳出来保护主人。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二哥腿上还中了一枪。很快他就被警察在地上按住，他的狗也倒在了打狗队的棒吓。人的血和狗的血在地上流到一起，警察和打狗队的人身上，沾满了人和狗的血。那个官员持枪，站在原地，一言不发。门外的人们，依然被枪响震惊，在恐慌中观望，再也不敢吱声儿。二哥渐血抗争，虽然没有保爱犬的性命，却加持了他勇武的名声。事后，他瘸了腿，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向他竖起大拇指。

我亲历的这场灭狗运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二哥也已经作古，他当年大战打狗队的故事，也逐渐被人忘却了。要不是这次“灭狗令”重出江湖，通州灭狗再次成为新闻，我也不会想起这些“打狗”往事。借着打狗这件事，谈古论今，慨叹在中国不但做人艰难，做狗也不容易。通州的“灭狗令”，除灭对象是身高超过35厘米的大型犬。如果该“灭狗令”得以实施，那么北京留下的只能是“哈巴狗”了。其实，这条“灭狗令”也是有空子可以鑽的。只要帝都的狗学会屈膝，跪着走路，身高自然可以降到35厘米以下，这样就可以保全性命了。不过，要想活命，狗儿们必须小心谨慎，家里家外都不能直起腿来。否则，一旦被大街上的摄像头拍到直起腿来走路，打狗队就要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