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一部六四回忆录，作家在书中多次提到曹思源。我记起曹思源2002年来瑞典的事情。当时曹约我们见面，希望我给他的书和演讲写点评论，结果我却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估计他不太高兴。

由此看来，中国自由派一个劲地推崇美国新自由主义，无视北欧国家人民生活更幸福的事实，已不新鲜。当然，曹思源个人对于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曹思源瑞典演讲的一段插曲 

                                      茉莉

作为一位演讲者，曹思源先生无疑是很成功的。六月初，他在斯德哥尔摩谈“私有化在中国”的问题，广证博引，妙语如珠。在谈到目前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时，他引用了确凿的数字和图表演示，无可辩驳地说明：正是私有企业养活了中国，是私有化拯救了社会主义。除了要求中共当局承认并推进私有化之外，他还给中共自身的改革开 了五大药方，要求中共改宗旨、改名称、允许竞争、三权分立。 

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对曹先生的演讲自然心领神会，听到幽默精彩之处，不时爆 发出哄堂大笑。瑞典听众中的汉学家和外交官员，对曹先生介绍当前中国的情况， 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意想不到的是，旁听演讲的个别瑞典人和旅居瑞典的拉美移民，却对曹思源提出了激烈的质疑。

事情过去一个月了，笔者回想此事时发现：那一段戏剧性的小小插曲貌似简单，里面却有著很深刻的意蕴——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历史、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与交锋。 

@ 领教了瑞典人的平等观念

众所周知，著名的“瑞典模式”，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制度。在瑞典，医院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保险，病人只需要交纳挂号费和少量的药费。那年我的儿子患了阑尾炎，三天住院开刀，只花了大约一百人民币的挂号费。孩子还不让爸爸妈妈去病房陪他，因为医生护士们把他照顾得再周到也没有了。

但是，由于这种高福利制度奠基于高税收之上，近年来，高税收制度赶跑了不少资本家和有钱人。一些大公司威胁后采取实际行动，纷纷把公司迁到外国去。于是，瑞典不得不调整政策向右转。就在曹思源来瑞典之前，斯德哥尔摩正在讨论是否允许开办私立医院的问题。不少瑞典人担心，在允许办私立医院后，公立医院的预算会缩小，穷人的病将得不到必要的治疗。 

一位瑞典老人因此质问曹思源：“如果中国私有化了，那么教育、医院只为有钱人服务，穷人不能享受足够的教育和医疗，你觉得这是道德的吗？”曹思源回答说，应该允许私立医院竞争，“像美国那样，学校和医院都可以分公立和私立的，公立收费低，私立收费高，再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穷人的问题。”

曹思源先生也许比较了解美国，但瑞典人如此强烈的平等观念，他可能还是第一次领教。在一般瑞典人心目中，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如果因为贫穷而只能获得较差的医疗，这是一个残酷的道德问题。在其他国家的人们大都信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时代，不管“瑞典模式”遭到怎样的嘲笑和抨击，它反映的确实是人类最美好的平等理想。尤其是在今天，瑞典人不认为那些靠炒股、靠继承遗产的富人是“勤劳致富”，而且，人们也深深理解，许多人失业绝不是因为懒惰的缘故，无奈的他们不应该被社会抛弃。 

@ 南美移民质疑曹思源

在邓小平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为之欢呼的中国人很少进行这样的道德质疑：让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应该怎样回馈社会？怎样保护穷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我们只知道丛林中的动物“强食弱肉”天经地义，却不了解，许多动物也具有保护自己群体中弱者的天性，人类应该比动物更具爱心。

曹思源老兄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到瑞典讲中国私有化的问题，却出现南美移民冲著他生气的情景。在他演讲之后，一位带西班牙口音的男子首先质问：“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是私有化，那么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呢？还是改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曹思源的回答很得体：“姓社或姓资都无关紧要，我认为关键问题在能不能让所有的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国有制不能让人们过好日子，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却能，那就够了。”

另一位看来也是南美移民的女听众更是气愤地站起来，大声嚷嚷说：“你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变成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美国穷人那么多，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根本不知道穷人的痛苦 。南美国家都搞了私有化，只是使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哪里能够‘使所有的人民都能过上 好日子’。我是从那里来的，有亲身体会。”两位听众似乎都为“伟大的中国社会 主义明灯”（第三世界人民的普遍误解）快要熄灭而深感悲哀，他们说：“中国要是私有化了，不但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是世界的灾难。”

@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遭抗议

如果曹思源先生了解早先一位诺奖得主在瑞典的经历，他就会明白，他在此地碰上的插曲只是当年的一个变相翻版。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奖。

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那些年，芝加哥大学从南美招收攻读学位的学生。他的几个智利学生---一群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年轻人回国后， 被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所重用，在智利推广弗里德曼那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结果造成通货膨胀，失业急剧增加，贫富分化严重。加上皮诺切特屠杀了几千反对他的左翼 人士，留下至今国际社会仍然在声讨的血债。因此，许多人认为弗里德曼与智利问题有牵连。 

弗里德曼获诺贝尔经济奖的消息一公布，就引发了一场盛大的抗议活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指责说：弗里德曼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责”。 当隆重的颁奖仪式开始，音乐大厅外，一群从智利逃亡来的政治难民愤怒地集会示威，高呼口号“不要颁奖给弗里德曼！”大厅内，当弗里德曼正从瑞典国王手里受奖时，一 位年轻的智利艺术大学生举臂高喊：“弗里德曼滚出去！”使得满座皆惊。 

这一幕抗议镜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不断地在瑞典电视上重现，促使人们去思考复杂的经济问题。今天，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仅仅因为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就把智利市场化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他，这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一些矫枉过正的中国经济人，却以智利经济的发展为例，赞美专制政体与放任自由的成功结合，大肆宣传说：只要专制为经济自由化服务，就能创造奇迹。 

@ 中国应该创造更好的模式

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马蒂亚曾批评过这种倾向：“更多地关注扩大市场关系的领域，而不是关注建立民主、扩大初等教育或提高社会上失败者的机遇。”这简直就是对当今中共专制加市场的写照。 

正如曹思源先生所断定的，中国的私有化既是一个现实，也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私有化过程是极其肮脏和不公平的。大小权贵趁机化公为私、聚敛财富，付出高昂而悲惨代价的，却是无数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更具智慧地认识到：发展目标和公正目标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维护失败者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是改革事业无权忽视的一个主题。希望曹思源一类志在改革的专家， 吸取他国改革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创造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模式。 

（原载《开放》 2002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