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不是我的朋友，更不像我们淳朴善良的东北人，看她的名片，是一个深圳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有自己品牌的商场和工厂。听她的发家史，就是一个另类的“蛇性女人”。

     我出国前曾经在深圳生活多年，我的家经常接待哈尔滨的老乡。如果哪天我请病假了，同事们会说“她病了？谁信耶，肯定是家乡又来人了”。大家戏称我是“哈市驻深办事处的招待所-所长”。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接到哈尔滨中学闺蜜梅的电话，说她的邻居叶子要到深圳闯世界，暂住我家，直到她找到工作。 电话那头，梅给我讲了叶子的故事：

      叶子有一年的婚史，未孕，当时已离婚二年。前夫是她大专同学，因为他穷，给不了挥霍的叶子想要的生活。当她还没和前夫离婚时，便偷偷勾搭上了一个有家室的小老板，小老板被她弄得神魂颠倒，为她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于是，她还给他了一个吻，就到深圳闯世界来了。

      三天后的周末， 门口便出现了一位画着浓妆，香汗淋漓，风情万种的女人，她就是叶子：28岁，时尚又性感的花裙，脚登高跟鞋，左手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右手拿着一个大化妆包。

    深圳的夏天是潮热的天气，当她洗过澡后，褪去浓妆，我看到了真正的叶子，不算漂亮，精明的脸上长着一双很妖媚的电眼，嘴巴很甜。就这样她住进了我家。

  白天，看着她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地准备出门找工作，我建议，画个淡妆给人印象会更好些，那个时期的深圳，大部分女人是不画妆的，只涂口红。她听了，腰肢一扭，嘴一抿：“我只找香港老板开的公司，你不懂！”

      经过一个月的寻找，她终于有了工作：给一个香港刘姓老板开的公司当“公关”，我当时不放心她，怕她被老板非礼，还跑到她的公司去，当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后，便放下心来“他没力气把她怎么样的”。

    叶子有了自己的宿舍，为了省钱，拿了我们家的被褥，蚊帐和碗筷。也许那时她还没有自己的社会圈子，她还是常在周末跑到我们家来蹭饭。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了，常常炫耀她的包是什么牌子的，让我猜那双新买的鞋子多少钱。。。我一贯不喜欢别人炫耀牌子，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感觉她就是没内涵的暴发户。

      有一天，她开着自己的红跑车来访了，把车钥匙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翘起二郎腿，提高了嗓音道：“我和人合伙开公司了”。原来，她跑业务时留了心眼儿，把老板的客户们都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让老板破产了。这倒霉的刘老板，遇上了她。

     和她合伙开公司的人是刘老板的生意伙伴，一个高姓老头儿。我私下里问她：“干嘛和老头儿做合伙呢？”

“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的长相，拿不下来有钱的帅哥，但对于有钱的老头儿，我的青春就是底气。生意合伙只是开始，他是香港人，你懂了吧”她冲我挤挤眼睛。

   后来，大家各忙各的，她有段时间没来讲她的“奋斗历程”了。三年以后，她听说我有个亲戚在刑警大队，有事来求我了。于是，她的故事断了一段时间后又接了上去：她把高老头的原配气得出家了，他的儿女也不理他了。

      这个高老头就把所有的心思用在了叶子身上，而叶子惦记的是尽快拿到香港身份。大陆公民当时和香港人结婚转成香港居民需几年的排期（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这个漫长的过程，叶子只用了一年。原因是叶子的高老头通过珠海市长拿到了珠海市民的香港名额，当时她是哈尔滨的户口。

     拿到香港身份后的第二个月，叶子就提出和高老头离婚，完全忘了他刚买给她的大钻戒生日礼物。老头当时就跪在地上求她不要走：“我只有你了”，就是不肯离婚。于是叶子就跑回深圳住下了（那时，合伙的公司运转不良，但她自己在深圳的公司已经红火了），高老头仍在缠着她希望挽回。

       叶子想到了一个狠招儿：她将一个朋友老公的照片放在抽屉里，抽屉半开着，卫生间摆放上两套牙具，床上放两个枕头。。。老头看了，心彻底凉了，人走了。叶子把这个抛弃妻子的老头狠狠地摔了回去，连同自己的良心也不要了。又开始了她“靠老男人致富的征程”。

      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她了，因为她摇身一变，已经不再是当年用我家被褥碗筷的叶子了，是深圳小有名气的香港女企业家，后来又是台湾女企业家。她后来的故事，是我远在哈尔滨的闺蜜，叶子以前的邻居梅继续讲给我的。

   叶子和高老头离婚后，摇身变成了香港女富商，分到了一大笔钱，在社会地位上也爬高了许多，经常参加各种名流宴会。在一次香港名流的酒会上，远远地见到了帅气又才华横溢的马英九（那时的他还不老）。

    那一晚，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晚上失眠了，论自己的长相和家世，学历，那自己就是蛤蟆，马英九是天鹅，人家绝对不会正眼看自己的。最后想好了下一个目标：盯着那些到香港来参加商务活动的，有钱的台湾议员。

    于是，在香港和深圳的上流聚会上，她变成了一个有着鹰眼的花蝴蝶，专门寻找单身或有可能单身的老男人。最后，她如愿以偿，和一个相差二十岁的台湾议员结婚了，又是把别人的老伴赶走的。还听说她带着老议员回国找中医调补他的身体，想要孩子。

       梅曾电话问我“怎样能生男孩儿？”我说“能生出来就不错了，生什么不一样？”

       “叶子想生个儿子，她惦记着议员的家产”梅解释道。

    后来，他们什么也没生出来，因为都过了生育年龄。 再后来，议员老头在台湾中风，长期住医院了，叶子则常年在深圳快活着，忙碌着，极少去看这倒霉的老头儿。曾经有人在深圳的餐馆看到了她，用带着八个亮闪闪，金灿灿的戒指的胖手指，拍打着桌沿儿：“咱有钱，咱怕啥？”。

      后来，她得了肺癌，病床前没有儿女的温暖，银行里的数字减轻不了她的痛苦。很想知道，当她回首往事时，是否会有一丝丝歉意和内疚呢？

      这就是我认识的蛇一样游走滑行在金钱和地位之间的贪婪女人-叶子，从一个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妹，混到台湾企业家的行列中，她不是像很多能干的女人，自己苦干才有钱，而是走的“女人变坏了才有钱”这条路子。如果她带着她的故事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便祈祷她：来世，就做回一个善良的女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