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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淞沪会战?ZT

(2017-03-05 10:47:10) 下一个

淞沪会战,做个简单的评价就是:这一仗该打,但绝对不应该以当年的那种打法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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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仗该打?

上海市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江浙一带也有着中国为数不多的工业力量。而且这一带的人口密度也很高。总体战打的就是工业和人口,不保护本国的工业和人口中心,那还打个什么劲呢?

所以,淞沪必须要打。

至于所谓“把日军的战略从由北往南变成了由东向西”,这个说法,其实是国民党后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首先,日军全面侵华时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谈何“由北向南”、“由东向西”?

历史上中国总是被由北向南攻破,是因为古代中原王朝最主要的敌人——游牧民族,其大本营在中国北边的草原上。游牧民族怎么可能不由北向南打?日本在哪里?日本在中国东边,其大部分力量的运输,都要从海上走。所以,日本天然的进攻方向就是由东向西,也就是从海岸线向内陆推进。当然,有人会说全面侵华可是从东北开始的。确实如此。但是日本要不断扩大战争规模,必须从本土调兵,而不是东北。关东军本身担负着防御苏军的任务。从朝鲜、东三省本地人口中也难以征召足够的军队。日本把部队先运到东三省,再入关,实在是绕了个大圈子。还不如直接从沿海地区进攻。

所以,所谓的淞沪会战把日军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可以说是十足的胡扯。无论有没有淞沪会战,日军的进攻方向都会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这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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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后勤角度来谈为什么日本必然由东向西打。

按照国府宣称的日军由北向南的打法,也就是先攻克华北,再攻克四川,再向东南方向打。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打法:

首先,日军补给必须从东三省调拨,或最多,从华北港口上岸,然后走上黄土高原,打到河西走廊,绕过秦岭天险。千里迢迢才能到达四川前线。这种补给难度相当之大。有些地方连铁路都没有。

山地作战,利守不利攻。日军坦克、重炮等优势都无从施展,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后勤困难。日军将领除非脑残了,才会主动放弃近在咫尺的海岸线以及平坦的华东平原,去劳师袭远,绕一个大圈,在不利于自身作战的地形上与国军死磕,还把自己至关重要的华北补给线暴露在国军进攻之下。。

再者,华北、西北、四川,全都不是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打到四川,对民国的经济、行政能力都没有严重的伤害,完全是事倍功半。日本人凭什么不先去打作为民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华东和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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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所谓从北向南的战略,对于日本来说调兵不便、补给困难、地形不利,而且还无法伤及民国的行政、经济和工业能力。日本人脑子锈逗了才会从北往南打。

更何况,从北往南打的必经之路就是陕西,正好可以替国府剿灭共党。而且四川当时有大量的军阀武装,而华东华南却是蒋介石以及国府中央的大本营。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日本真的从北向南打,蒋介石做梦都会笑醒——这条路线恰恰是替国府中央剿灭所有不大听话的力量。

从这些意义上讲,如果淞沪会战真的把日军战略从“由北向南”转变为“由东向西”,那蒋介石简直就是蠢材中的蠢材。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犯罪。

事实上,早在1934年,国府就预料到日军会在华东登陆,所以提前修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海嘉线等国防工事。换言之,国府至少在1934年就预料到了日军会走由东向西的路线。

如果国府觉得日军会从北向南打,这就面临着一个吊诡的事情了:日军已经攻占东三省,从北向南打无疑是从东北入关最为方便。何以国府会把国防工事修在江浙,而不放在华北?

有三种解释:

A、国府的人都是蠢货,没看出来从东三省出发走北路最简单,反而觉得日本会从江浙登陆。

B、国府的人都能未卜先知,知道以后有一场淞沪会战能把日本的进攻方向扭转到江浙。

C、国府的人一开始就认为日本会从东向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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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可能提出,蒋介石的这段话来证明他的策略

“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野心。总之,倭寇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

要注意到,蒋介石说这段话的时间是在1938年5月5日,淞沪会战都已经结束快半年了。这不过是在淞沪会战未能实现战略目的的情况下自己找面子罢了。

实际上国府对于日军作战计划的预估就是日军会分兵两路,一路打平津,一路打江浙。日军分兵,是预料之中的结果,而不是淞沪会战的战果:

1937年《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二)敌军之攻击方向,为对黄河邀北,由古北口一山海关,经北平一天津,沿平汉一津浦两路,向郑州一济南一徐州前进。期将我主力军歼灭,或将我国军向西北贫痔之区压迫,期以封锁之。其副作战,由多伦经张家口一缓远一河套一大同,及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向太原前进,取包围山西之势。 此外更将利用其有绝对制海权,由胶州湾一海州等处登陆,以威胁我在黄河北岸作战军之侧背。 (三)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之意志。 ”

1937年《国防作战计划》,乙案:“其(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令陆,截断我南北连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以一部由扬子江口及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并以台湾部队向闽粤沿海岸登陆,期助援其主力军作战进展容易。”

所以,日军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早在国府预料之中,并不存在什么“迫使日军分兵”或“使日军战略由从北向南打,转变为从东向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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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淞沪会战本身。

如前所述,华东、华南是国府中央的大本营。损失掉这些地方,对国府的经济、政治打击是非常可怕的。国府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这些区域的防御能力。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由东向西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有一个巨大的难点,那就是登陆。

两栖登陆战,即便到今天,都是作战协调与后勤的噩梦。即便成功登陆,也面临着无法获得充足补给的危险。即便是工业实力极端强大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也长期面临着补给不足的问题。这种问题,必须通过占领港口来解决。

因此,大型港口城市的控制权,在全面抗战初期具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然而,国府也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上海驻扎有日本海军陆战队。

而日军显然不会放弃如此便利的机会。

1937年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报告:“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陆输送时;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敌在长江艇队来沪集会时;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要,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南京回复:“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也就是说,77事变之后,国军投鼠忌器(工商业以及其他国家租界),不愿意先发制人消灭上海的日本军队。但对于日本在上海的行动是非常担心的。

因此,1937年国府的《国防作战计划》是这样写的:“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登陆……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到默认阵地,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

显然,国府在淞沪会战前的作战思路就是把日军在港口地区的有限兵力赶下海,然后固守海岸线。只有在实在守不住的情况下,才会向后退,节节抵抗。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名士兵驾车闯入虹桥机场,被国军击毙。中日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但是日本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这是国府不可能接受的。日本同期向上海和青岛进行了增援。双方在8月13日正式开打。

8月15日,国府总动员,建立第三战区,以顾祝同为总指挥。其作战方针是:“战区以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围歼上海附近之敌,并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陆之企图”。可见国军从早期计划到淞沪会战时的具体实施,其目的是非常连贯的,就是保卫江浙政治、经济和工业,而不存在让日本分兵或转移进攻方向的想法。

然而,国府却在8月18日停火,希望外国调停,让中日两方都撤出上海。这无疑给与了日军喘息之机,方便了日军调动部队。

那么,为什么国府在这个时候还会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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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得不说,长期的衰弱,让中国政府丧失了自信力,难以全面评估自身的实力。当时的国府政要们,并不相信单凭中国自己就能战胜日本,或者至少以当时那个国力水平无法战胜。他们想方设法都要把欧美国家拉到这个冲突里面来。希望能够通过欧美调停,停止冲突。

再者,日本全面侵华是“下克上”的结果。换言之,当时与国府直接打交道的日本中央政府,并没有全面侵华的想法。或者说至少没有一个全面的方案。因此,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日本政府的代表反而会显得比较倾向于妥协。这无疑给予了国府错误的信号,使其产生了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幻想。

更进一步说,即便是日本军部,即便是面临着全面侵华的局面,当时也缺乏全面的战略构想。7月29日,日本参谋部的计划还是“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才在青岛和上海附近作战。”结果到了8月初就倾向于在上海投入一定的兵力,到真正开火了,却又决定投入重兵。

日本政府和军队本身的多变,更让国府误判了形势,以为还有调停的可能。

这些误判和幻想,让国军失去了先机。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上面日军计划岂不是证明了淞沪会战成功地使得日军分兵?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之所以日军早期并不愿意向青岛、上海投入军队,是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全面侵华的计划,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动员工作。在不进行动员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有7个师团可用于对华作战。而随着日本侵华扩大化,日本政府迟早要进行总动员,因此从青岛、上海侵华是必然的举措。之所以一开火,日本就忽然能够向上海投入重兵,是因为日本于8月15日开始了总动员,兵力已经不再是实施江浙登陆作战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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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具体的过程这里就不冗述了。

主要需要提到三个问题:

一、上海的地形

实际上上海的地形并不适合国军作战。日军海军相当强大。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可以充分发挥其海军的威力,进行火力支援。其海军航空兵也得以发挥。这些要素对国军作战是相当致命的。大量的部队,在运动中,就被日军火力极大地杀伤,这完全不值得。也就是说,上海本身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国军进行一场大会战。当“把日军推下海”的主要作战目的无法实现的时候,国军就应该主动后撤,而不应该在上海进一步地消耗。

二、对外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0月25日大场镇失守,国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继续防守日军进攻已经不现实了。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在11月初的九国公约会议上实现西方干涉的最终目标,蒋介石仍然要求国军继续固守至少10天到两周(宋希濂《血战淞沪》)。第88师参谋张柏亭在《淞沪会战纪要》中写道“委员长训示政略目的,是强调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而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中外视听所集,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现实景况,带到会场去……”

这仍然是国府总是寄希望于外国干涉的老毛病。这种幻想,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国军受命撤退的时候,已经陷入了混乱,撤退变成了溃退。

三、指挥失败和无组织的溃退

国军本身素质和训练确实远远不如日军,这在淞沪会战中非常明显。国军上层也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淞沪会战中指挥多有失误。尤其是蒋介石,经常远程遥控,插手一线指挥,导致部分地区作战失利(这个问题贯穿抗战始终)。

而11月9日下令撤退的时候,由于作战损失和指挥问题,前线国军已经几乎失去了指挥,撤退变成了溃退。《国防作战计划》以及第三战区作战方针中指明的,利用国防工事进行层层防御的方略,完全没有得到执行。这使得日军长驱直入,并导致南京保卫战过早地开始,国军失去了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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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体而言,淞沪会战是国府必须要打的一仗。虽然初期部署有所失误,但情有可原。然而后期为了争取最终毫无作用的国际舆论支持而过多地推迟撤退,导致了全线溃退,将国防工事拱手让人,还使得南京保卫战过早开始。因此,从战略上看,即便不说是失败的,也是有着非常大的错误。

至于“强迫日军分兵”、“改变日军进攻方向”都是比较可笑的。唯一可以成立的是,淞沪会战使得日本从不断“下克上”的侵蚀中国,变成了全面动员、全面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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