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逄先知如何反驳戚本禹——比较特权逻辑和草根逻辑之间的歧异 
老田 
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戚本禹临终之前授权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忆录中间首次披露了大量文革史实，这些事实对既有的官方文革评价和史学叙事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改组之后《炎黄春秋》杂志，分上（发在2016年第10期）中（发在第11期）下（发在第12期）三部分发表了逄先知等人对于戚本禹回忆录的批驳，标题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认真阅读了省部级意识形态高官逄先知和他的同事们的文章之后，只能够很遗憾地指出：这个反驳没有达到作者们预期的要求。  
《戚本禹回忆录》和逄先知等人的反驳文章，老田都仔细阅读过，深切地感受到不同的作者在记述历史并向读者呈现史实方面的风格差异，这个风格差异可以初步地区分为：特权逻辑和草根逻辑之间的落差。 
应该指出：特权逻辑与草根逻辑的巨大不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首先发现的。一个人是否当权，很容易带来文风和说理方式的蜕化变质，由强调说服力的草根逻辑到关注棍子打击力度的特权逻辑，1957年春天毛主席至少两次重复说过这些话：“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方法。王蒙小说未写好，需要帮助他在实践中改正，李希凡开始写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多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应是老人和小人的关系，不能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同科学家、文学家谈人民内部关系，（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更早时期《在颐年堂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也提到类似的内容，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143页】  
一、草根逻辑的基本要求——对初中语文课内容的一次复习 
初中语文课中间，老师曾经告诫我们：需要用真实的材料（论据）经过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才能够得出靠谱的结论。在写文章的时候，材料一定要真实而不能够伪造，推理过程要周延并符合逻辑要求，这样，才能够得出靠谱的结论来。应该说，每一个没有特权的人士，都需要坚持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因此，这是一个人处在草根地位上不可能背叛的要求。  
有了特权和地位之后，很多人倾向于违背草根逻辑，开始有了扯大旗作虎皮的条件，这样，特权逻辑就产生了。毛泽东曾经非常诙谐说形容过，特权逻辑在说服力反面的严重欠缺：“右倾机会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插话：当时他写了文章来，一进门，就说他们有些意见，要想争鸣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动）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179页】  
特权逻辑往往与大规模的媒体宣传相关，在世界大战之后，作为媒体策略并履行战争动员功能的宣传事业，名誉是彻底地臭了，此后，为了重建读者对媒体的信心，发展出一整套的甄别阅读技巧，并要求在媒体文章写作中间加以贯彻。“在美国，新闻界推崇的客观性要求新闻媒介:(1)将事实和观点分开;(2)报道新闻不带感情色彩;(3)公正平衡。这样可以使双方均有机会使用向受众提供充分信息的方式进行答复。美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性与宣传是格格不入的。”【译者序XIII，(美)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因为宣传丧失了公众信任，新闻业为了市场上的生存所需，由此采取了一些写法方法上的革新，试图部分地挽回读者的信任，这应该算是对特权逻辑的自我反思与革命。在上述新闻稿写作要求中间，提出事实和观点分开的要求，这实际上针对了一种最常见的“假事实”生产方式——很多人尤其是特权作者往往把自己的观点混同为事实，向不仔细的读书偷偷传播。  
二、特权逻辑与草根逻辑有什么不同 
逄先知等人一开篇就气势夺人，说戚本禹是一个罪犯，“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还说“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上部分P20）不过，逄先知先生应该能够接触到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其中明确规定：对于当时政策和法律不认为犯罪的事实是不能够作为犯罪来看待的。以此而论，逄先知除了引用官方的既定结论发言之外，要他自己依据事实和规则作出独立的结论是困难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愿意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标准的法盲，逄先知通过宣布戚本禹为犯罪分子，然后就获得了对待罪犯的空前心理优势，在叙事和说理之先，反驳文章就就已经得出了结论说：戚本禹不过是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为自己翻案，还顺带地美化坏人江青。因为对于论敌的人格不尊重，延伸到对于事实和逻辑的不尊重，这样，我们就领略到了逄先知等人对特权逻辑的充分演绎。  
由于对推理逻辑的极度忽视，逄先知等人即便是有着档案馆丰富资料作为依托，所进行的反驳力度也极其有限，很难说服认真的读者。从初中生的逻辑知识出发，要有效地反驳戚本禹的回忆内容，应该怎样做才算是实现了反驳，这里只列举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戚本禹回忆录说毛主席是看了他上送的材料之后，为毒蛇咬死的农民而流泪了。逄先知的反驳说这是看了曾希圣的电报流泪的，这个反驳在逻辑上不够周延，为了推理周延需要增加一个小前提：毛泽东只为此流泪过一次，而这一次流泪是在看到曾希圣电报时流泪的，据此才能够得出逻辑周延的结论——戚本禹说了假话。因为推理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小前提，因此就不足以驳倒戚本禹，在逻辑上还遗留了这样一个空白：毛主席可能不止一次流泪。（上部分P22-23）  
由于极度忽视逻辑要求，在反驳戚本禹参编毛泽东选集时也一样出现了漏洞，戚本禹说自己参加过1-3卷的文章编辑过程。逄先知的反驳却说直到1953年才出版完毕，在时间上戚本禹有着“不在场”的证据，这个不在场的证据其实是无效的，其间的逻辑漏洞是：如果假定编辑过程是在编完一卷（或一篇）之后才进行下一卷（或一篇）的编辑作业，否则的话，完全有可能是先全部过一遍再逐次完成。逄先知要进行逻辑周密的反驳，需要指出一个从头到尾都只存在着严格按照顺序进行编辑作业的史实，某月某日只进行到某卷某篇，此后戚本禹就没有参加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逄先知先生没有提供这样的史实。  
在另外一处，逄先知等人似乎说“没有权力就没有智慧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个说法很容易在草根读者那里激起反感。逄先知等人是这样说的：“在戚本禹笔下，在解决群众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连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还有那么多中央委员，都不如戚本禹这个‘小秘书’，太狂妄了吧！”（上部分P27）这段话的言下之意，好像只有大人物才有慧眼能够洞察世事，真理永远是跟着权力和地位走的，逄先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真很让人疑惑不解？！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1973年推动解决知青问题的肇因，就是基于一个比戚本禹还要小的人物——福建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  
更何况，毛主席自己始终坚持中央决策机关只是一个加工厂而不是设计院，只能够加工来自群众的材料，而逄先知等人在决策方面如果真是持有这个观点的话，应该说是与毛泽东本人的认识是尖锐对立的。这一次由逄先知领衔的作者群体中间，还有几位的工作性质都是要将来自民间的“加工材料”上送毛主席，难道每一次上送的材料都是在周总理等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才上送的吗？如果接触到一件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员未能及时知情的材料，是不是就会坚决拒绝上送呢？  
逄先知认定只有权势人物才有智慧才能够发现问题，但毛泽东对此是有不同政见的：“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第28页】  
逄先知还把自己的观点，不加甄别地当做事实推荐给读者，他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刘少奇不可能以“将军”式的口气对毛主席发问，并把这个作为事实去反驳戚本禹，应该说这是违背草根逻辑要求的。更进一步，逄先知说毛主席也没有在回答中间提到张霖之等名字，还说戚本禹是根据不实的材料“演义出”一个毛刘对话内容。（下部分P5-6）但根据刘源的回忆，这个事情是切实存在的。逄先知说戚本禹是依据“不实的材料”——大概是指刘源的回忆内容不真。鉴于刘源的材料在国内公开出版已经十多年了，逄先知及其文献研究室的手下都没有出面反驳，无疑已经赢得了部分社会公众的信任；这一次因为戚本禹回忆录提到相关内容，就轻描淡写地还不加辩驳就说这是假材料，这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不好的印象，要是假材料一出来逄先知等人就立即公开反驳，显然就能够赢得读者更高程度的信任。  
据刘源等人回忆：“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同志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15-116页】 
三、戚本禹到底在四川种过试验田没有 
逄先知等人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反驳戚本禹说毛主席吩咐他们下去种试验田的事情，看起来这件事被格外看重。既然被大官看做是重大事件，老田也就相应地在这一事件上多花些笔墨来进行剖析。 
逄先知提供了另外的说法：“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中部分P23）对于这个说法，逄先知还搜集了的其他证人和证言，并使用了很大篇幅选载了自己当时的工作日记。  
逄先知反驳说根本不存在种试验田一事，优势是有其他人的证言。戚本禹说毛主席要求下去种试验田，优势是时间方面存在着无法伪造的“情理”——一个小地方的调查和落实政策工作无论如何都不需要花费半年时间那么长，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二例那么长时间的单纯调查——下去的时间从2月-8月持续半年之久。当然，如果逄先知先生能够找几个五六个月时间“只”进行调查和落实政策的例子，就能够更好地让人相信：戚本禹在那里呆了半年不是种试验田。四川人士王东渝先生2012年曾经陪同戚本禹回访当地，当地人还带戚本禹去看过当年他种的那块试验田。[ 东夫：一个“中右”眼中的戚本禹，网址：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6/12/374195.html]  
正如王东渝所言，事实只有一个。假如戚本禹回忆属实的话，显然，逄先知的证言就不可能属实了。说假话对于草民而言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情，但是大人物来说，他们常常有各种不得不说假话的“不得已”。据老田所知，逄先知等人编辑毛泽东著述时，不止一次遭遇到背离事实的“不得已”——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删去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有的时候则反过来，是不得不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安在他头上。兹举两例如下：  
（1）1955年年底，毛泽东有一篇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重要性程度极高，当时政治局常委议定要以这篇讲话为基础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其重要性应该列在毛泽东建国后系列讲话的前几位，但逄先知等人编辑的各种毛泽东著作包括年谱，都绝口不提这一次讲话及其内容。  
（2）1955年的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次与农村工作部的高官们谈合作化问题，杜润生造谣说毛泽东亲口说过这些否定合作化的话——“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载《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中央档案馆存有这次谈话的原始记录，但是，逄先知及其手下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却选择把杜润生捏造的谣言编入《毛泽东年谱》，不去档案馆核对毛泽东的原始谈话记录。【关于杜润生编造这一谣言的详细考据和辨析，参阅老田文章《从杜润生的“杀猪谣言”到复旦教授的“杀牛谣言”》，网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76616.html】  
大人物的痛苦，我辈草根往往体会不到，但现象和表现是清楚的：对于毛主席本人是否讲过某些话，有时候存在着必须“贪污”的不得已，有的时候又出现需要“栽赃”的不得已，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现过一次。这以此类推，毛泽东要求下去种试验田的话，也有可能说过但是存在着被贪污的不得已，但是，戚本禹在一个地方呆满了半年而且也种过试验田，又有当地农民的证人和证言，难免有人认为戚本禹的说法更为可信。结果，逄先知反驳了半天，浪费了大量的篇幅，到最后，认真的读者最多也只能够存疑：毛主席可能说过种试验田但除了戚本禹其他人都没有去种，当然还有反面的可能性也存在。这个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叫人满意，更不能够心安理得地认为已经驳倒了戚本禹从此天下大吉，所以，还希望看到逄先知等人的进一步努力，拿出更切实的证据来，把所有的疑问一扫而空。  
为了更为有效地反驳戚本禹，逄先知在进城拉粪这个具体细节上也费了不少笔墨。就此构成两个截然有别的说法，戚本禹在回忆录中间说：农民告诉他为了积肥需要去城里拉人粪，他是找了几个年轻人一起去拉的，时间上持续了一个多月。对此逄先知提供了截然有别的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去城里拉粪是田家英发明的，并且公社领导是“被田家英商榷之后才同意的”，然后田家英又采取物质刺激的方法来促进农民的拉粪积极性。这么看来，似乎有且只有北京来的大官田家英知道粪是肥料还知道哪里有的拉，为了打破农民的消极性田家英还使用了物质刺激的手段。对比一下戚本禹和逄先知的说法，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在戚本禹那里农民知道人粪是肥料也知道到哪里去拉，在逄先知那里只有田家英知道相关信息且具有农民所不具备的高度积极性。  
结合上文的说法，逄先知先生本人似乎真的格外相信，有且只有权力才产生知识或者真理，相应地群众都是阿斗群氓，这是文革期间被批判过的“群众落后论”思想；这不，在进城拉粪的问题上，又一次检验到这个“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著名信条。大概是因为逄先知先生认为农民都极其愚昧毫无智慧，因此，他虽然也在乡下呆了很长时间，却没有问过农业生产和生产队分工协作状况。因此，他在这两个方面是完全的“理性无知”，看看他所发的议论就知道了。  
据老田所知，城里人排泄的粪肥是天天都产生的，由于当时化肥很少，郊区农村都依赖这个积肥渠道，因此粪肥很“俏”并不会积存很大数量。逄先知说不几天就备足了肥料，这事儿挺难让人相信的，好像粪肥极其充足要多少有多少似的。倒是戚本禹说拉了一个多月可以相信，因为粪肥作为排泄物是逐日产生的，城郊多个公社竞相拉粪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够逐日去城里拉每日的新增数量。逄先知还说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就无需拉粪，好像施肥只能够在插秧之前进行，此后就不需要了。老田倒是种水稻的职业农民出身，据老田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在插秧之前一次施足底肥算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在前化肥时代这个通常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底肥和追肥都同等重要，而且，作为职业农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不施足底肥就不能够插秧、或者插秧之后就不再施肥的“天条”，这样的猜测肯定不是访问农民得来的，而是出于逄先知先生的想当然。  
此外，可能是因为把农民视为完全无知无识，逄先知虽然下乡时间不短，却没有抽时间向农民了解农事经验，因此在理解戚本禹回忆内容时，就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戚本禹说他划定的试验田谁也不能碰，老田作为职业农民完全理解其内涵——这肯定是指由他一个人决定田间管理程序和相关的“试验参数”——诸如施肥和密植状况等。逄先知先生却把这个歪曲理解为所有农活都由一个人完成，这说明逄先知先生真的没有种过试验田，对农时也完全无知，要知道：戚本禹下去的时候四川的冬小麦已经出土了，只有追肥、除草和收割打场等管理程序还有待完成；更何况，水稻种植也不是所有的农活都能够由一个人垄断的，特别是收割和打场都是需要很多人协作完成的，所谓“不能碰”的试验田，在最后环节无非是进行单独收割和打场并完成称量而已。  
在回忆录中间，戚本禹还说逄先知及其手下贪污了毛主席1961年的批示“戚本禹是个好同志”，出乎意料，这个说法逄先知没有反驳，不知道是以沉默表示认领了，还是在反驳时遗漏了。 
逄先知说戚本禹“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这上面做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连篇累犊地发表言词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跃升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高位。”逄还说邓小平说戚本禹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下部分P3），经查邓小平说这个话是在1965年3月，此时戚本禹还只公开发表过两篇批评罗尔纲等人甩开关键文献捏造“李秀成伪降说”的文章。这就十分让人疑惑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罗尔纲等人的伪降说是站不住的，而戚本禹从关键文献出发认定李秀成晚节有亏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点至今没有看到有人在学术上完成“翻案”。逄先知作为正部级党史国史研究机构的长期负责人，在发表议论的时候完全以人划线——戚本禹是坏人所以他说的一切都是错的，缺乏对史实的起码敬畏之心，如果带着这种心态去研究党史国史，那天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顺便说一下，所谓投机一般是指“试图只花较少的功夫就想要获得较大的收获”，像戚本禹那样在工作之余积十数年的苦读功夫，才获得与拥有最顶级话语权的教授们对话的初步资格，这种付出极高投入且收益没谱的事情，还要说成是投机就太过分了，说明逄先知先生对于投机的概念过于不尊重，因为当了大官说起话来就有点信口开河了，戚本禹这种情况只能够作为好学精思的榜样。顺便说一下，戚本禹用自己的漫长一生，准确地阐释了什么叫做坚决不投机，逄先知还这么公开随意地攻击他，只能够有害于自己的声望。在草根逻辑看来，追求低投入条件下的高产出那是需要条件的，例如很多太子党或者依附于权势的人，就是为了获得这个条件同时也表现出这个德性，反过来，愿意为低收益付出极高投入的人，意味着他愿意接受相当数量的“无收益的投入”，意味着他必将是一个有助于同伴的人如同雷锋那样，也就是德性相对完善的人。  
对于草根逻辑而言，历史长河中间的时间是单向流动的和不可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够成为在先事件的原因。但是在逄先知那里，在历史长河中间时间是任意可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以解释在前事件的原因，上面这段话就非常典型：似乎戚本禹预先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似的，所谓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的事实也是发生在他成为文革小组成员之后的事情，邓小平在1965年3月恐怕还不可能关注到只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的戚本禹吧，逄先知把这些在后的事实都罗列起来说明在先的事项，这种学风实在是叫人遗憾。  
迄今为止，官学机构的学官们，在逄先知等人身体力行的倡导之下，大量地践行在叙事说理方面的特权逻辑，这就导致他们对于党史国史的叙述缺乏对公众的说服力，未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权威历史叙事，正是因为在党史国史领域缺乏对公众具有良性影响力的权威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和阴谋史学趁机大行其道。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损害无疑是巨大的。  
四、把方法论分歧伪装成事实分歧 
逄先知的反驳文章，纠缠于细节和事实，实际上他与戚本禹的实质分歧在于方法论的分歧。毛泽东毕生坚持矛盾论，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毛时代，官民矛盾是多方面呈现的，而当权派及面对当权派的群众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当权派是主要方面。一切重大政治和历史问题，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出场，反右扩大化和文革尤其是如此。逄先知着力反驳的反右扩大化和文革，都是当权派和群众矛盾的密集体现，毛主席周总理长期一贯地是支持群众对当权派的批评权的。  
在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演变中间，是先有了彭真为“死保吴晗”（毛泽东语）拉着中宣部为吴晗个人出台政策，要搞“有计划地造成一场混战”（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陪斗）和“对左派整风”的《二月提纲》，然后才有《五一六通知》把他们称为党阀和学阀；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先领着高官们和工作组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然后才有文革小组出面支持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先有了“二月逆流”时期的许多省区军队出面搞镇压反革命，然后才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逄先知与戚本禹的主要分歧是方法论的分歧，逄先知不承认矛盾是内在的，尤其是不承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文革乃至于整个毛时代的黑暗表现，然后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批判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对于群众批评权的支持。正是因为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黑暗表现一笔勾销了，逄先知等人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宣传那个“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文革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对矛盾论的方法论背叛。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间，贯彻全书的思路是对于官老爷蜕化变质的格格不入，反过来，官老爷们看不惯戚本禹也毫不奇怪，对于这一点，只要认真阅读回忆录就不难发现，逄先知等人在反驳戚本禹的文章中间，多次强调戚本禹不得宠，这是从反面证成了回忆录的真实性。但是，逄先知等人只要是逮到了机会，就说戚本禹如何不怎么样，好像这就反驳了戚本禹似的，这可能反映了一种他们自己完全不同于戚本禹的心态：有且只有得到上级的倚重才算是成功的官场生涯，而戚本禹回忆录的自我肯定完全不符合这个标准。其实，选择成为官场中间的“不合群人士”，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呀，后来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们不是长期强调毛泽东背离了八大领导集体，发展了个人专断么？文革史学者徐海亮曾经当面对戚本禹说过：按照官场的标准你就是右派，因为你总是损害官老爷们的利益，1958年打你右派没有打成是被毛主席破坏了，后来那些人当权你还是回到右派和反革命的正确位置上了。  
戚本禹回忆录的史学旨趣非常明确，作为亲历者需要对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各种流行解释进行回应。戚本禹回忆录的力量及其能够让人信服的原因也在于此。戚本禹通过对反右扩大化的记述，让读者看到了共产党高层对于群众的批评权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毛主席欢迎群众的批评权并把这个视为保证执政党服务方向的唯一纠偏力量，但是，党内高层许多人却反过来前后一贯地对群众的批评权进行镇压。  
在1957年毛泽东《正处》讲话前后，中国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是：先有毛主席号召开门整风，后来出现的恶劣情况是反右扩大化——各级各地的当权派把给自己提意见的人打成了“扩大化的”右派。事实表明，开门整风经过反右扩大化之后，完全走向了反面。对于这个转折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反共自由派人士认为：所谓开门整风是假的，毛泽东一开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打击右派。这个说法流传了很多年，戚本禹回忆录中间通过对正处讲话的回顾，提出一个解释：毛泽东对于开门整风是真诚的，而反右扩大化乃至于反右本身来自于另外的政治动力。  
逄先知等人的反驳文字，没有回应那个广泛流传的推测，而是强调正处讲话及其修改都出自毛泽东本意，这个反驳无法回应各种对开门整风到底是真还是假的疑问。逄先知等人反驳的重点，想要抹杀开门整风和反右扩大化之间的巨大差别，表面是争论关于正处讲话的修改问题，背后的实质是追问反右扩大化是从哪儿来的？戚本禹提供的解释空间是党内高官对毛泽东的压力，逄先知等人则竭力否定这一点。逄先知这种反驳特别缺乏说服力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执政时间很长，高官们的态度不只是在反右扩大化问题上表现过一次，后续的文革中间又有更多更集中的表现，镇压群众的批评权应该说是文革十年前后一贯的重大事实。由于文革参与群体的广泛性，很多人亲眼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是支持群众批评权的，反过来，逄先知所竭力为之辩护的高官们则反过来对群众进行强力镇压，这个后来重大历史过程中间昭示的差异，反过来能够帮助人们理解1957年高层是否存在着不同政见，文革甚至还能够帮助人们思考和权衡：与大多数高官的意见对立会造成多大的后果，1957年是否存在着毛泽东把支持群众批评权进行到底的条件？  
逄先知的反驳，漠视官场对于群众批评权的一贯态度，试图把一件事一件事孤立起来看待，这特别没有说服力而且也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反右派及其扩大化事件，民间的亲历者非常多，现在还活着的武汉水院的张建成老师就是亲历者，他当时在北京的华北水电学校任职，据他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竭力搞反右扩大化的高官就是邓小平和彭真，到处作报告推动反右，还搞了按单位下右派指标。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间，也强调了书记处的责任。（邓力群：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1999年6月21日）  
在逄先知那里，共产党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权组织，其执行层次的作用为零，领导人的偏好或者思路就足以决定事情本身的最后结果，这种解释范式很难让人满意。邓力群在回顾反右扩大化时，就比逄先知思考问题多了一个执行监督的层次，对照一下邓力群的看法是有价值的：“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  
逄先知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方式，体现了一种“关门写党史”的恶劣学风，对社会公众强烈关注的历史理解完全不做回应，就好像写党史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上级下达的“差使”。除了不回应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之外，逄先知等人因为怀有过分强烈的优势心态，在读书的时候常常缺乏对作者的尊重，这严重妨碍他在读书时对史实和主题的把握。正是因为一开始就把戚本禹当做罪犯对待，所以，在阅读回忆录的时候过于轻慢，实际上没有读懂戚本禹回忆录，因此，对于回忆录贯彻始终的主题思想和关键线索实际上没有把握到，反驳起来就严重地文不对题，部分地丧失了回应能力。  
毛主席始终主张群众有着对于干部的批评权，1930年就在红军连队里搞过整风——让战士起来批评连排长（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这一点戚本禹是发自内心支持的，这还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始终见之于行动的。1958年他因为批评自己的上级，因此差点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起来之后，他作为文革小组成员始终是出面支持群众对于当权派的批评权的，这一点前后一贯，毫无疑问。在思想上，戚本禹是不相信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是为了引蛇出洞的，因此，根据他个人的体会，认定毛泽东号召开门整风的和正处讲话都是真诚的：需要群众的批评意见来帮助共产党官员改正错误和作风。而逄先知等人没有读懂这些关键事实，陷入为反驳而反驳的浅薄语言游戏，完全不回应重大历史和政治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推测。  
在批评权问题上，逄先知显然是有着不同政见的，在这个不同政见里，没有了群众的批评权的地位，所以逄先知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无法理解，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江青和文革小组要支持群众的批评权，尤为搞笑的是逄先知竟然把群众行使批评权的局面说成是“万马齐喑”，这只能说逄先知打心眼里认定：凡属损害官员绝对话语权的一切都是绝对的不正当，因此群众批评权因其客观上损害了官员话语权所以需要彻底否定——彻底否定的逻辑含义就是等于零：“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么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的政治气候。”（上部分P31）  
我个人相信逄先知先生是真诚的，真诚在于他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改变，打心眼里认定只有权力才有智慧并认识真理，普通老百姓都是阿斗群氓，因此，只要是让老百姓发声哪怕是音量惊天动地，也是一文不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戚本禹作为文革小组成员支持群众组织起来对当权派行使批评权，完全是罪大恶极。  
在政治上，经历过反右扩大化和文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特权逻辑的支撑点是“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这样一来，官员们就能够毫无愧怍地把群众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与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观点划上等号。这样一种拒绝批评的方法，可以命名为“社鼠策略”，古人已经很精辟地指出了“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而托焉，薰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官员们习惯于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或者马列毛思想的化身，对抗群众的批评权，就像是借助“社”来逃避人们搜捕的老鼠一样——只要是你还顾忌对毁坏“社”有所顾忌，老鼠就算是找到了安全港。到了文革时期，对付批评意见“社鼠策略”有了升级版——一些当权派联手保守派对行使批评权的造反派进行了多轮系统的镇压，如同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所总结的那样——“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 的力量”。 
逄先知等人对于某些当权派的简单维护，选择了一种“洗白当权派”的策略，似乎这样就能够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有效的辩护，这看起来是为了维护公共目标而做出的选择，但从长期看后果是很差的。对照当年林立果的策略可以看到这一选择的内在缺陷，逄先知等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那些“拒绝批评意见的死官僚”搞反右扩大化的策略。因为背弃矛盾论，在党史国史写作中间拒绝提供相互矛盾着的两方面的完整信息，甚至可以遮蔽矛盾主要方面的黑暗面，在逻辑上的解释力就有着很大的欠缺，至今不能够形成主导性的叙事。许多对共产党政权持有政治不认同的自由派人士，就是从官学的说服力缺陷出发去赢得读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阴谋史学借此蔓延开来。因为担忧政权合法性受到的严重损害，新领导人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新命题，因为在旧有的轨道走得太远，逄先知及其手下对此毫无正面反应，似乎是丧失了反应能力。以此而论，即便是从完成意识形态的官学工作出发，逄先知等人的工作考核积分也是不高的。 
五、戚本禹的历史责任感和古君子遗风 
在戚本禹回忆录中间，他虽然批评了很多人，但并不是因为私仇，而是出于公义，这是他的历史责任感所在；在老田访谈时，追问出很多真正具有爆炸性的材料，这在回忆录中间并没有收录，这是其古君子遗风所在。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内在统一的，正如毛主席所坚持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再达成新的团结；批评错误思想，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同志。而逄先知等人选择的洗白当权派的策略，则是一种单线思维——绝对不容许批评，批评必定要暴露出黑暗那就糟了，这也是逄先知完成了对矛盾论和辩证法思维的绝对拒斥的结果，因为方法论方面的巨大落差，导致他无法很好地与戚本禹形成有效的对话——既不能读懂戚本禹回忆录以把握其主题思想，在反驳时又往往陷入东扯西拉结果未能打中要害。  
追求政治进步和向着解放事业走，要求逐步地祛除权力异化及其对人民政治境况的损害，这是需要直面权力和官场阴暗面的，在这里不可能有所调和和妥协，进步事业要永远需要针对现实的“可批评性”；同时，对那些身上呈现出“可批评性”的“非完人”，他们本身也是现实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批评这些人促使其回头对于进步事业也一样不可或缺，因此，批评应该是善意和有建设性的，不需要突出其“坏”以至于他感到无法回头，毛主席总是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以达到新的团结。所以，在文革时期，戚本禹就坚持毛主席所说的要求（批倒批臭是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不是指生活作风上的，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要求集中精力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批判，反对进行生活作风批判，还在中南海内部强硬地提出“对生活作风问题一律不整”（包括反对追究王**历史上的生活作风问题）。  
文革期间，部分当权派的顽固派性表现在对于群众批评权的野蛮镇压，这个派性导致文革始终停不下来——不把造反派彻底镇压干净就绝不收手，面对这个完全不受调处的顽固派性及其表现，周总理曾经对某个派性严重的高官抱怨说自己是被累死的。逄先知近乎本能地反对一切对于当权派的批评，似乎全部继承了这一狭隘的派性，因此就完全不理解“可批评性”的存在及其对于真正的政治进步的意义，似乎认为批评当权派就是反党反革命，就认为这是坏心恶意，逄先知简直是把“官老爷代表党”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了，因此他整个的反驳文章完全受到这一狭隘视野的牵引，这导致他不能够理解戚本禹回忆录的叙述。逄先知后来获得高位，可能无助于他对自己的狭隘思路进行反思，如果他那个绝对不许批评当权派的天条绝对为真，显然，共产党的老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假的了。  
对于政治上的可批评性及其后果，逄先知似乎在这个问题完全丧失了判别能力，导致行文前后矛盾。在田家英自杀问题上，逄先知先后提供了两个意涵完全相反的说法，先说“戚本禹故意回避问题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两个错误。在当时来说，这两个错误对田家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中央已经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他很紧张。”照这么一说，好像田家英是因为政治压力大才自杀了；但在后文中间，逄先知引用他所得知的毛主席看法“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下部分P7）这个意思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问题或者责任，需要以自杀来逃避，这是很符合政治现实的判断，第二号走资派因为没有大的历史问题，不是在赋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来当大官了吗？  
老田曾经当面问过戚本禹，田家英自杀到底是不是政治原因，戚本禹说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只有田家英自己知道，不过，当时确实有其他方面的巨大压力，因为田家英的倒台有些非政治方面的问题有可能被揭发出来，这在当时会很严重，导致一个人无颜立足。戚本禹提到：后来有一位田的亲密下属在揭发田家英时特别积极，这个人在揭发田家英时说：古人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他就是怀着与田家英的不共戴天之仇来揭发问题的；据戚本禹回忆，此人揭发内容在政治上没有被完全采信，但产生的非政治后果极为严重，有一位初中生因为有人向其泄露了揭发内容而自杀。这些可能会有的揭发内容及其严重后果，田家英应该是能够预先估计到的，这应该是他决心弃世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尊重逝者，戚本禹没有在书中写入这些爆炸性内容以赚取眼球，还嘱咐笔者不要轻易公开这些内容。  
自2006年与其相识，老田曾经数次访问过戚本禹，以期对文革这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对于逄先知这样一位后来非同等闲的老同事，戚本禹甚至怀有一定的悲悯和同情，他说不管一个人怎么样随着历史转折而变化自己的观点，但是其基本的尊严都应该得到尊重。戚本禹还提到，逄先知和他自己都算是毛主席的书童出身，都有近距离接触主席思想的条件，但是选择了非常不同的走向。戚本禹很赞成毛主席临终之前的说法：一百年一千年之后还要不要革命，学生、小官不愿意大人物压他们，还是要革命的。逄先知本人就是受到大人物严重损害的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有必要，就是与大人物欺压小人物，让小人物甚至怀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事实分不开的。戚本禹自己说，除了未遂的八司马事件外，他在官场中间受到的损害远没有个别同事大。  
缺乏公平和正义，这有时候导致一种机会主义选择，在阅读《胡耀邦传》的时候产生强烈的感慨；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坚持正确的“四清政策”，批评刘澜涛等人跟随刘少奇搞极左，结果反而受到批判并被边缘化，他回到北京之后想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在上级那里获得正义，结果在邓小平那里受到冷遇，这一次的经历促使他想到一个高招“加入强势群体的圈子”，然后就能够像刘澜涛那样获得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正义，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1975年“拼了一点老命”去搞右倾翻案风，成为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今天很多都认为这才是聪明人的选择，胡耀邦就这样被成功地“规训”过去了，这是一个人寻求个人处境改变的例子，但是这样一种解放思路也不是完全靠谱的，古人有言：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有效的规训产生一种世界观的革命，就像毛主席在1942年说的那样：思想感情起了变化，此后有些人就认定唯权力和权势者是从，恶性发展到最后是在认识论方面把所有的价值都赋予给权势。  
在戚本禹看来，不管是尊严受到权势人物的损害，还是反过来，个人因为权势地位的诱惑而迷失本心，都不是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都是需要“拨乱反正”的。孟子说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其实是一种心灵得到解放的状态，但是，个人创造条件求得个体解放是难于达到和维持的，因此，革命及其对于矛盾主要方面的黑暗面的批判，都是为多数人求得解放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投入甚至是牺牲。据戚本禹回忆，他当时的直接上级陈伯达，就因为文革小组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出面支持群众的批评权，老是得罪官场权势人物，担心自己受到官场大人物敌视最后没有好下场，为规避风险计，最后陈伯达作出了投靠林彪的选择。与陈伯达和胡耀邦的聪明选择不同，戚本禹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加入毛泽东一边，走上为所有人求得解放的事业，这一事业风险巨大且道路漫长，最后，他成为一个在这条路上跋涉一生而至死不悔的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