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和大娘相依为命，他俩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一生始终守候在农村老家那一片土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清苦平凡的日子。大伯和大娘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小儿子在十二岁的时候患病夭折了，这是大伯大娘一生的疼。

    记得，我的小学一、二年级都在大伯家那个叫“院墙”的生产队上的，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我有时候还可以在大伯家蹭饭吃。所以，我对大伯大娘始终记忆犹新。不仅仅如此，在我小时候，大伯大娘时常来我家帮忙干农活。在八十年代，我家里的农活真多，人多，田地多，干活的人少，我十多岁就开始就承担了家里几乎三分之一的农活。“累”字深深地烙在我少年的心中，在干农活的时候总希望有亲戚来帮忙。大伯大娘时常来帮我们家干农活，对我来说是感激不尽。

     大伯体弱多病，大娘则身材高大，他们的孩子大都长得像大娘。按照老家的话说，大伯一生不走运：中年丢了一个儿子，老年却添了一个智障的孙女。

第一次听说大伯有一个智障的孙女是在我十年前第一次从非洲回去的时候，我回老家和妈妈聊天，妈妈说：“你大伯真不走运，生了一个孙女是傻子。”老家人对于智障人统称“傻子”。我听了心中一沉，跟妈说：“我去看看他们。”

几年没见，大伯大娘苍老了许多，他们像见到亲人一般热情招待我。大娘忙着杀鸡宰鸭准备午饭，大伯沏好热茶和我聊天。

初春的阳光照得人懒懒的，我和大伯坐在他们农家小院里聊天。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步履蹒跚扭过来，脸上毫无表情，嘴里咿咿呀呀不知道在说着啥。大伯一把拉过那个小女孩，对我说：“侄子啊，我命真苦，你弟弟添了这么一个傻女。”我一时语塞。

看着大伯家依然是一贫如洗，我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了。

几乎每年回去，我总要抽空去大伯家看看。每次大伯大娘都是热情地拿出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饭桌上总是堆满菜肴，这让我实在过意不去。

这次春节回去，正月初一上午，给左邻右舍拜完年，我约上妹妹去给大伯大娘拜年。大伯大娘依然是热情招待，大娘和她的孙子（厨师）在厨房里忙着做午饭，我依然坐在他们农家小院和大伯聊天。一样的暖暖春日阳光，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是大伯更加苍老了，他的那个智障孙女也长大了许多，依然是脏兮兮的，面无表情。大伯又跟我提起这个智障孙女，他说：“侄子啊，我怎么办呢？你弟弟他俩口没本事，一直在外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越来越老了，这个傻孙女还得我照顾，将来我老俩口死了怎么办？”这个个子只有七、八岁孩子高的十四岁智障女孩子，因为生活和拉撒都不能自理，她还穿着破裆裤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想找出宽慰的话语去安慰大伯，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妹妹却给出来一个主意：送到福利院。这时，大伯才道出这个智障女孩的历史，大伯说：“这个傻孙女一开始医生就告诉我们了，你弟弟让我把她丢掉，我不忍心啊，虽然她不会说话，也是一条命啊。”多么淳朴的话语啊。

午饭好了，黑黑的八仙桌上堆满了各种菜肴，我虽然没胃口，还是大口吃下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跟妹妹说：“今天应该把孩子们带过来，让他们体验一下穷和艰难是啥样。”

2016年3月5日

Dar Es Sala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