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乡、哲学园与革命场
——18世纪法国沙龙
沙龙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一直到19世纪都是西欧上层社会文化、社交生活的中心，引领并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思潮与风气。而这颗风景线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便是18世纪的法国沙龙。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那么几乎同样可以说18世纪是沙龙的世纪。启蒙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巴黎的沙龙就是哲人们活动的中心，思想诞生的社会基础。而沙龙的组织者——沙龙女主人，这些求知、自律的时代女性，则无疑是这个精英思想圈的中枢与核心。这种历史的惯性，一直延续到大革命前期，直到1793年，上层女性依然通过沙龙的形式对政治施加着自己的影响，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和的理想而斗争。除了私人沙龙外，皇家学院举办的公共艺术沙龙，也在文化维度之外，具有了独特的政治维度。不同职业、性别、等级的人们在沙龙里自由地探讨艺术，由此推动了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公共舆论的产生，从而为现代公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巴黎沙龙里的女性与哲人
文人共和国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由话语构成、为话语所谈论的共同体。法国启蒙时代的文人共和国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话语共同体，它建立在一个以巴黎的沙龙为中心的知识交互网络的基础之上，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对启蒙时代的法国哲人而言，公民身份中的政治与文学层面对他们的自我定义同样重要。这种新的共同体与集体目标的观念是由编纂百科全书的集体经验所塑造的，其目标是“改变惯常的思考方式”。而要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启蒙事业就需要一种比百科全书更广泛、更深入、更加制度化的社会基础与交流网络。哲人们在巴黎的沙龙里找到了它的基础。
到1760年代，巴黎的沙龙——已经是巴黎社交与文化生活的中心——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中心。18世纪中，在乔芙兰夫人（Mme Geoffrin）、莱斯皮纳斯小姐（Mlle de Lespinass）和内克夫人（Mme Necker） 等人的领导下，沙龙从一种贵族的、消遣的组织转变为一种启蒙的组织。在沙龙里，贵族和非贵族聚集到同一平台上平等对话。沙龙之所以成为一种启蒙的组织，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一套新的价值观，也在于利用这些价值观，来为那些领导它们的女性和经常光顾它们的男性塑造一种严肃的工作空间。
女性为什么要建立沙龙呢？本文作者反对那种她们想通过和睿智的、有权势的男性的交往来获得声名与权力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主的历史学家们对女性的偏见。名声和荣耀不过是更为复杂的个人抱负的副产品。启蒙时代的沙龙女主人们都是聪慧、好学的女性，她们依照自己的社交、智识和教育需要重新塑造了当时的社交形式。其背后最初、首要的目的是满足那些创立沙龙的女性们自决的教育方面的需要。
在一个女性完全不需要有什么事业心的时代，沙龙却恰恰是一份独特的“事业”：必须通过漫长的学徒期和仔细的学习，她们才能最终开办自己的沙龙。这份事业对有才之士开放，但也需要充足的资金来维持。这是一份精神上的事业，从物质上讲，则纯粹是亏本买卖。而且，正因为只有在一个知名沙龙里学习经验后才能创办自己的沙龙，在这种持久性的社会机构中，最基本的关系并非沙龙女主人和一群男士的关系，而是沙龙女主人与其学徒的关系。乔芙兰夫人在20年里经常光顾唐桑夫人（Mme de Tencin）的沙龙，内克夫人则在乔芙兰夫人和莱丝皮纳斯小姐的沙龙里学习多年。
沙龙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女主人对知识的渴求、举办沙龙的规律性以及女主人的活动组织能力。当时流行的对女孩儿的教育观念类似“女子无才便是德”，无论是乔芙兰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或是内克夫人年轻时都深受其害，因而当她们决心参与并创办沙龙时，都爆发出巨大的求知渴望。德·让利斯夫人就曾在日记中痛陈“我极其渴望自我教育……我曾是如此的无知”。同样，著名的女主人们都能保持常年规律的作息，如乔芙兰夫人总是5点起床，并两周一次定期在下午举办沙龙。内克夫人更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当一个人进行社交前已经在心中和笔下充分斟酌，她才能说是真正准备好进行谈话”。
从古至今，沙龙女主人们常常被冠以轻佻或放纵之名，作者指出这种刻板印象的谬误。内克夫人在信中说道：“叶卡捷琳娜大帝从未沉溺享乐，这是造就她伟大的原因之一。恰恰是这种对享乐的喜爱破坏了人们对女性的看法。”无论如何，那些知名的沙龙女主人们都试图在一个已经充满了放纵与享乐的时代里，建立严肃性的中心。卢梭批判她们很可能是因为他本人被排挤出这个圈子从而心生怨恨。创办沙龙的原因因人而异，这些知名女主人们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人，都希望以严肃的方式进行社交，并且创建经常性的、制度化的社交场合。正是这种严肃性与规律性使得18世纪的沙龙区别于当时其他社交方式以及17世纪的老式沙龙。
随着参与者日多，以沙龙为核心聚集起了一个不断增长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自称“哲人”。沙龙正是为哲人们提供了一个权衡并讨论各种观点的社会空间，他们和沙龙女主人一样，都注重成果的产出及其使用价值，因而是务实而非务虚的。18世纪的沙龙女主人们通过规范化的聚会以及鼓励、组织智识活动，将此前贵族的、休闲的社交聚会转变为严肃的工作场合。最为重要的是，她们重新定义了此类活动：从消遣变为工作。
另一方面，当时的哲人群体正在经历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例如采纳培根式的科学方法与编纂百科全书——也在沙龙里找到其社会基础。而沙龙本身的灵活性也为哲人们的成长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因而精神领域的进步与沙龙的制度化、社会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相互交融，成为启蒙运动这一整体性事业不可分割的两个面相。1760年代开始，哲人们甚至着手创办自己的沙龙，并自行挑选、邀请女主人主持沙龙。不幸的莱斯皮纳斯小姐就在信中抱怨自己过着两重生活：在沙龙里空洞的公共生活和存在于情书中的、难以满足爱欲的私人生活。
作为启蒙事业的社会基础，沙龙具备三种主要功能。其一，新闻、信息、观点的中枢以及交流沟通的中心；其二，人们在沙龙中建立关系，结交新人，共同参与到不断扩张的文人共和国之中；其三，它为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提供了一种模板，一种新社会的样板。
然而，尽管交谈总是沙龙的首要活动，却是另一种话语形式使得巴黎的沙龙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心：书信来往。如果说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心脏，那么书信就是其间流淌的血液。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到狄德罗的《论盲人书简》和卢梭的《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书信作为一种写作形式将作者与读者勾连起来，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复印并流通的信件、公开信、出版信、写给编辑的信等等，它们将庞大的读者群融入进一个知识交互网络之中，而巴黎的沙龙正是这一网络的起点与中枢。这一网络不仅遍布法国，甚至蔓延到欧洲各国，叶卡捷琳娜女王与弗里德里希大帝都曾与著名的沙龙女主人通信。
当时主要有两种通信：信件往来与文学通信。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信，双向互动，内容也相对日常化。而后者则往往是单向的，且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具文学性和创造性，更像是一种文艺作品。不过这两种通信都为沙龙的“话语”提供了模板，前者体现出了一个共同体应有的内部互动交流，后者则凸显了文人共和国的文学与艺术创造力。先后由格里姆和梅斯特主编的《文学通信》在40年里一直充当巴黎的沙龙与外界书信沟通的重要桥梁。此外，其他种类的手稿也会在巴黎的沙龙里来来往往，比如诗歌、史书、旅行日记等等。
同时，沙龙也为作者们提供朗读手稿的机会，尤其是尚未出版手稿。在这里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可以通过朗诵自己的手稿找到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并扩展自身的交际圈。诗人德利尔就在他的《农事诗》出版前首先在巴黎的沙龙里朗读其手稿。甚至有很多从未公开出版的手稿——例如让蒂尔-贝尔纳的《爱的艺术》——也能在沙龙里找到它的听众。哈贝马斯指出，沙龙“某种程度上垄断了任何新作品，甚至音乐作品的‘首次公开亮相’，要得到这个论坛的肯定才能正式出版”。不过，虽然相比公开出版沙龙朗读更为私密，但沙龙绝非某种地下组织，它依然是“公开”的，因而也难逃警察的法眼。
在巴黎沙龙为核心的精英圈子外，更广大的“公众”正是启蒙思想的主要受众。哲人们致力于塑造某种被启蒙了的公众。而将公众与沙龙联系起来的，正是广大而密集的知识交互网络，人们可以通过订阅各式各样的期刊以了解沙龙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兰西信使》。1759年在里昂一群志趣相投者发起了一个文学出版物阅读社，成员间采取共同付费、互相传阅的方式阅读各类文艺刊物，并希望将此法在全国推广。因而，公众绝非被动消极地接受哲人的思想，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启蒙事业之中。
当然，我们不能对当时的情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在当时交通的缓慢与不便、昂贵却不稳定的邮政系统，都使得这一知识交互体系的建立举步维艰。英国旅人阿瑟·杨就在日记中抱怨过“法国的落后”、“从斯特拉斯堡到贝桑松，我就没见过一份报纸”。而文人也从未真正掌控过那些文艺期刊，遑论由政府掌控的邮政体系官方出版物。事实证明这一体系是有限且脆弱的，它无力抵抗1789年的大震动。
总而言之，真正使得沙龙及其书信网络成为启蒙运动的组织形式，并非那些试图控制沙龙的人们，而是其背后的原则：交互性、平等性、争论与交流等社会与思想原则。最后，巴黎的沙龙以及建立于其上文人共和国，也正是沙龙女主人和哲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模型。其中蕴含的是某种形式上的平等以及对民主的期许。正因如此，这个以巴黎沙龙为中心的文人共和国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界限，成为一种新政体、新社会的精神源泉。
（二）皇家学院沙龙与新型公民的形成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在皇家学院举办的艺术沙龙里，欣赏、品鉴精美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并兴致盎然地公开谈论之，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审美活动，在法国君主制时代中更具有独特的社会与政治意涵。本文作者聚焦1730至1750年代的法国沙龙，通过阐述其间形成的个人情感与集体共识、个人表达与程序规范、自主性与一致性之间相互依存的机制，向读者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
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理论家们并不认为“美”是供人们争辩的对象，夏尔·巴丢就宣称由于艺术是模仿自然的完美真理，因而只有一种好的品味，无需为此公开争论。不过，1937年以后随着皇家学院艺术沙龙的定期召开，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围观，并进一步刺激了公众舆论。出于向民众展示法国精美的艺术作品，同时也为了激励院士们的相互竞争的初衷，沙龙在国王的受洗日顺利举办。结果，反倒是沙龙现场乌央的人群而非作品本身，吸引了评论家们的关注。《法兰西信史》对此描述道：“一个巨大的广场里聚集着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各色人等，他们欣赏着也评判着，表扬着也抨击着。”
勒布朗神父在1747年出版的一卷书中分析了这种公共话语交互的现象，认为沙龙具有某些与证券交易所类似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参观者不单希望获得某种审美体验，而且希望借此获得一种社会权威的光环。首先，艺术沙龙成为了公共讨论的催化剂，而讨论的主体过去则一直是被排斥在这种高雅生活之外的。其次，审美品位的形成与对个人声望的追求密不可分，而这种审美品位又必须与流行的观念、范式相调和。最后，个人的艺术见解总被拿来和别人的见解比个高下，这种比较渐成常态。
从沙龙的参与人数上看，上述论点是无可非议的。据统计，到1760年代有超过20000参观者涌入为期五周的艺术展，到大革命前夕则是巴黎人口的十分之一，当真成为了一种时髦。随着谈论艺术的业余人士队伍不断扩大，到1750年代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参考书：便携式艺术词典，这为人们谈论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词汇，正如编纂过词典的安托万-约瑟夫·贝内蒂（Antoine Joseph Pernety）所说的“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不分等级。人们想知道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想谈论一切，并显得无所不知。”皇家学院秘书夏尔-尼古拉·科尚（Charles-Nicolas Cochin）则代表了部分官方与专业人士的意见，对公众的嘈杂与鉴赏能力的低下感到不满。
讽刺的是，业余爱好者不断增多的一个原因，恰恰来自艺术家团体本身对公众品鉴艺术的鼓励和支持。皇家学院鼓励公众参与沙龙，也是为了借助其声音保障自身相对于行会的独立性。为此，它首先确立了公共舆论的实用价值，即由于众议相比个人判断总能保持相对的公正，民众的评价才代表了对一幅作品的盖棺论定，而民意的持续审阅也能激起艺术家间的相互竞争。
而且随着公众参与的加深，艺术品的定义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公众而非画家本身开始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天赋与品位在艺术中有着相同的对象，前者创造它，后者评判它。”由此，沙龙并不再是简单的激励画家间竞争的机制，也同样在观众中间促进了个人对艺术的思考以及个人品位的形成。曾经巴丢所推崇的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而现在艺术直接与公众对话的新观点被更多人奉为圭皋。1749年一位作家就说道：“让过去的事物在我们的凝视中复活，让当下的事物铭刻于心，这既是为了教育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后代。”既然品评的核心在于观者的内心感受，那么艺术品鉴的大门也就对所有人打开了。御用画家夏尔-安托万·夸佩尔（Charles-Antoine Coypel）是这一观点的有力提倡者，1747年他公开表示：“除了怀有偏见者和假冒的专家之外，我还不知道有谁是不能对一个直击心灵的作品作出好的评价的。”
当然，出于知识积累与分析能力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独立地作出令人信服的艺术品评，因而艺术品评的高下，反过来又成为了衡量观赏者才学乃至地位的标尺。那么，面临着被众人嘲笑的风险，人们为何又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呢？本文作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谈论艺术赋予业余人士的认知自主（cognitive autonomy）的光环。对艺术作品的评价首先调动的是主观的情感体认，正如勒布朗所言：“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什么是真的，但大多数人都能够感知它。”正是“大多数人心中最原初的感觉是正确的”这一预设，让每个人都能够进行艺术批评。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地表达对作品的见解给观众带来一种对话语权的支配感。马克·安托万·洛吉耶（Marc Antoine Laugier）1753年在《业余者的评判》一文中说：“当谈论绘画的时候，我并未让自己被他人的权威观点所俘虏；我审视我自己的灵魂。”而且，当不同地位、不同年龄、性别的各色人等聚集在沙龙里各抒己见，让公共舆论检验自己的见解时，自由、民主的精神便开始萌芽了。
尽管有人对沙龙里的鱼龙混杂、喧闹不堪大加批判，但1765年科尚还是代表皇家学院维护民众公开讨论的权利。就这样，最初为艺术家牟利的艺术沙龙，却有力地塑造、维护一种集体话语的能量与机制，并由此传播了一套新的自我表达的伦理以及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间的全新关系。
诚如上文所述，艺术沙龙的举办引入了公众话语这一前所未有的权威，而同时个人也在舆论场中通过表达自身的艺术见解来获得声名与威信。1753年勒布朗（Abbé Le Blanc）就感慨，同时代的人与路易十四时代最大的区别便是沉迷于表现自身的独特性：“正如17世纪的人热衷于相互模仿，现在我们则热衷于凸显自己。”自然，表达见解也容易招致非议，乃至互相责骂。尤其像科尚一类的专业人士，就曾对业余参观者的粗浅言辞与缺乏常识大加批判。
可以看到，一个人越是介入集体话语之中，他的言辞就日益与其社会地位挂钩。作者指出，对一个处在上升中的社会来说，这种状况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巧妙的解决方案：如何在作为身份标志的血缘和财富日渐受人蔑视的社会中，继续维持阶级和秩序。像沙龙这样的话语机制鼓励人们为自己社会地位负责。
另一方面，谈论艺术不仅有助于彰显自我，它同样推动社群的凝聚，因为个人情感的公开表达必须要将个人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相协调。沙龙的评论家们从两个层面对此加以解释：社会互动与程式化的习惯。前者意味着当个人在表达见解前需要在内心考虑自己的见解能否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就像巴丢所说的：“人们希望自己的思想在被表述给外界听时，能显得公正、自然、易于赢得他人的尊敬。”后者则意味着，艺术赏析也像回答考试题一样，主观的感受需要遵循某些特定的分析技巧与套路，才能转化为能被众人接受的分析性描述。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客观地描述绘画的内容，例如洛吉耶就曾以长达7页的文字来详述范洛的画作的人物与布局。这种叙述与其说是为了夸赞绘画的精美，不如说更是为了展示评论者自己的才学。
概括而言，沙龙的参观者们一方面要从内心感受、思考艺术之美，同时也要将其与共识性的观念与习惯相调和，转化为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描述或分析性话语，作者认为这两个方面恰恰是相辅相成的。进一步而言，恰恰是在艺术批评的语言与方法层面，个体独特性与公共舆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得以最大程度的保证。在这个舆论场中，各色人等学习着艺术批评的技巧，展开各种争论，最终达成某种共识。有趣的是，像夸佩尔（Coypel）这样的专业人士一直反对在评论中进行空洞的术语堆砌，还写了些小册子对此进行抨击，结果却弄巧成拙，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小册子后，反而开始了解并有意使用这类术语了。
有一点值得强调，上文所描述的机制并没有阻碍艺术上的创新或公众品位的持续变化。作者认为，这是基于三点原因。首先，共同的分析规范并没有规定讨论或评判的内容本身。其次，这种规范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它更像是一块无形的、能够凸显个人独特性的“背景板”。最后，与教会或宫廷的条规不同，早期沙龙的规则与价值观是流动的、心照不宣的。它也并不依附于某个党派、阶级或权威人士，观众的品位与阶级构成的多样性恰恰是常态。由多样性的个体而组成的公共话语这个非人格性的整体，以及公共舆论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才是最具生命力的。
法兰西学院的早期沙龙留给后人的遗产，并不在于特定制度、派别、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不在于其激发了艺术批评的热情，而正在于其成为了现代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公民群议行为的大熔炉。勒布朗、夸佩尔、科尚等时人的论述，更揭示了沙龙在文化维度之下蕴含的政治维度，皇家学院沙龙也因此为现代坦率直言、自我调节的新型公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大革命中“沙龙”与政治圈子（1789-93）
在主流的革命叙事中，男性往往占据了绝对的主要角色，女性则沦为消极被动的配角、政治舞台的边缘人。在本文中，作者于主流的议会档案之外，查阅了许多未被前人关注的史料，诸如警察局的笔录、法院的审判记录、外交信函、外国旅行者的日志等等，从而挖掘出革命史鲜为人知的侧面。通过对几位革命时期著名沙龙女主人的研究，作者发现，尽管女性在政界的“曝光率”不高，但她们依然在1789到1793年间与当时的实际决策者、意见领袖保持紧密的联系，推动建立了若干以“沙龙”为中心的小政治圈子，进而对革命进程施加不可小觑的影响。
三级会议召开前夜，内克夫人的沙龙是当时最著名“自由派”圈子之一。1789年三级革命召开后，因其政治观点触怒了皇室与保守派贵族，其丈夫、财政大臣内克被免职。为表示不满，内克夫人沙龙的常客们写作了许多讽刺小册子与辩护书，并向外发布，客观上也对大革命的最终爆发起到了推动作用。1788到1789年间，很多参加了她的沙龙的人，都在随后的制宪会议中崭露头角，例如西耶斯、孔多赛和塔列朗。
1789年10月6日国王在巴黎民众的巨大压力下，从凡尔赛搬回到巴黎居住，这被保守势力看作是奥尔良派的阴谋，而其成员则以德·让利斯夫人（Mme de Genlis）的沙龙为活动中心。她从不对外掩饰她对于英国政治模式的青睐，沙龙里热烈地讨论时政，革命爆发后巴莱尔（Barère）、德穆兰（Desmoulins）、佩蒂翁（Pétion）乃至罗伯斯比尔都曾到此造访。但随着路易十六的失势及其后发生的马尔斯校场惨案等事件，她与革命渐行渐远，并在1791年10月移民英国。
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末期，德·让利斯夫人的姑姑德·蒙泰松夫人（Mme de Montesson），即后来奥尔良公爵的夫人，成为了巴黎沙龙的大明星。她对制宪议会抱有巨大期望，而众多议员也应邀来沙龙里做客，其中她最欣赏米拉波（Mirabeau）。她以自由、宽容、相对中立的政治观点而出名，也因此在第一帝国时期被拿破仑所赞扬。
与上述三位持自由主义立宪立场的女士有所不同，同时期德·博阿尔内夫人（Mme de Beauharnais）的沙龙则以其激进著称。她的沙龙在旧制度末期便崭露头角，被作者称为最早的“共和派沙龙”之一。她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思想，以真诚的热情欢迎革命，时人甚至称赞道“她身边围绕着两位女士，一位是自由，一位是平等”。她的沙龙定期举行，影响力巨大到富兰克林都曾多次上门拜访，直到1793年因对埃贝尔派的肃清而不幸被捕。另一位著名的“共和派沙龙”女主人是德·克哈利奥（Louise Félicité de Guynement de Kéralio）小姐。制宪会议期间以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革命派的政治圈子，许多雅各宾和科尔德利俱乐部的成员都与其来往甚密。
如果说上述女性都是广义上的立宪派或共和派的话，那么还有许多女性则属于反革命阵营，她们的身影自始至终活跃于反革命活动中。随着革命的演进，大批曾经的社会上层人士也纷纷锒铛入狱，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为此，保皇派女士们直接参与到营救贵族的逃亡密谋之中。1791年4月，德·爱普雷美尼尔夫人（Mme d'Eprémesnil）及其沙龙常客们策划了一次劫持路易十六并将其送出巴黎的行动，据记载当时大约50余人全副武装地冲上街头，其中不乏身着战斗服装的女战士。此外，诸如达尔巴尼伯爵夫人（comtesse d'Albany）者则采取“文斗“的方式，通过游说、发表政论文章，试图扰乱乃至改变议员们的政治立场。
91年宪法制定后，制宪会议于9月30日解散，随后政治形势不断变化，革命也在外战内乱中走向高潮。制宪会议时期的沙龙也随之迎来送往，旧的客人走了，也有新的客人加入。瓦伦事件及随后的马尔斯校场惨案，是造成雅各宾俱乐部分裂的导火索。拉梅特夫人（Mme de Lameth）的沙龙在1789-91年中是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的重要活动场所，而在瓦伦事件后它则倒向了斐扬派一边，因而失去了包括罗伯斯比尔在内的一批雅各宾派成员。像拉梅特夫人这样的自由派女性，往往支持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制宪会议时期取得的成果，他们于保皇党而言是左派，于罗伯斯比尔而言却显得太“右”了。
远离政治漩涡中心，在当时巴黎近郊的度假胜地欧特伊村，也活跃着不少的政治圈子，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便是哲学家孔多赛和爱尔维修的妻子。孔多赛夫人受丈夫的影响，渴望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宽容，个人与民族的平等、生存状况的改善与世界和平，并同丈夫一道与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密等外国名士沟通交流。1790年末她创办了自己的沙龙，也是最早的“共和派沙龙”之一。在亲眼目睹了马尔斯校场惨案后，她开始公开表露对建立法兰西共和国的期盼。之后在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政治斗争中，孔多赛站在了失败者一方，夫妇二人的沙龙也被迫关闭。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则在知识分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反革命者将其咒骂为“巫婆”，支持者则将其尊为“圣母”。她的沙龙里，我们可以见到杜尔哥（Turgot）、富兰克林 、米拉波、孔多赛夫妇等诸多名流，他们大多相信革命在1789年就已经完成了，因而反对更多的流血伤亡。在1793年以后的大恐怖中，沙龙的常客们接连遭到追捕乃至死刑。亲历了无数的死亡后，爱尔维修夫人感慨道：“希望米粥之花四处盛开，这样就可以人人温饱，再无纷争了。”
与此同时反革命的贵族政治圈子也从未消弭，瓦伦出逃事件后，国王声誉骤降，王位也名存实亡，众多反革命贵族则纷纷展开了拯救王室的密谋。内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ël）的沙龙便是其中代表。1791年制宪会议解散，立法议会召开，一批未能入选立法会议的前议员便聚集在斯塔尔夫人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政治圈子。1792年6月她从资金上援助了一次国王逃跑密谋，8月10日起义之后她再次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拯救其贵族同伴的努力之中。
尽管1791年后政局变换诡谲莫测，许多制宪会议时期的政治圈直到1793年依然活力不减。朱莉·塔尔玛夫人（Julie Talma）的沙龙便是其中之一。她在1789年站在革命派一方，时人评论称她具有比其他法兰西女人更有才华而且十分爱国。与上文所述的许多女子一样，当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分裂时，她和丈夫一样站在了吉伦特一方。1792年当他们为德穆里埃（Dumouriez）举办庆功晚宴时，马拉带领一群无套裤汉破门而入，并于第二天在《人民之友》报上刊登了晚会的情形，抨击其为“反革命沙龙”。另一位革命女杰是著名的罗兰夫人，她的丈夫罗兰先生是吉伦特派领袖，也是国王任命的部长。她在政治上对丈夫的帮助与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她甚至亲自起草丈夫写给国王的信函。在1792年秋天党派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她更成为了吉伦特派的智囊与灵魂。
如果我们着力于议会档案之外的各类官方、地方与个人资料，我们不难看到革命的领导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与之有联系的沙龙女主人的影响。从旧制度末期一直到复辟王朝时期，这些女性一直在幕后引导、辅助着支持或反对革命的政治活动。更令人动容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真正心怀民主、自由理想，坚信《人权宣言》的时代女性，她们向往的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共和国，因而在雅各宾执政时期常常遭受各种不公的待遇。今日，需要学者们重新公正地审视她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