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主帅内藤湖南

(一)生平简介

内藤湖南博士，生于1866年8月27日，卒于1934年6月26日。秋田县人。属虎行二，故本名为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等。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又称京都支那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什么号湖南呢？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毛马内町的北面有个小湖泊，名叫景胜十和田湖。而湖的南面就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字号湖南的意思就是景胜十和田湖南面出生之人。

 

内藤湖南博士的祖先本不在毛马内町柏崎馆居住。从他的六世祖内藤贞亲开始，从万谷村移居到毛马内町的萱町。到了他的儿子内藤贞安（五世祖）开始，又移居到了毛马内町的下小路。内藤贞安的儿子内藤贞行（四世祖）又把家移居到了毛马内町的砂场。内藤贞行常年膝下无子，就把汤濑家的九岁的幼子过继到自己门下，起名为内藤贞修，号天爵。后来，他自己又有了儿子，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内藤辰子许配给内藤天爵。这一复杂的经历成了日后内藤家族财产纷争的直接起因。内藤天爵就是内藤湖南博士的祖父，内藤湖南博士的外祖父是泉泽修斋。内藤天爵和泉泽修斋二人共同师承日本近代著名的儒学学派、“折衷学派”中兴之祖山本北山的弟子朝川善庵，成为是当时朝川门下著名的两大弟子。内藤十湾就是内藤湖南博士的父亲。最初名叫内藤贞善，又名内藤几太郎、内藤调一。字子祥，号十湾，又号千里。后来，因为其父内藤天爵突发急病而亡，内藤天爵的遗产被内藤十湾的舅舅·叔叔内藤铁太郎全部继承，而只留给内藤十湾和其生母很少一点，牵强维持生活。为此，内藤十湾自此开始发奋读书和自强。他先后向泉泽修斋、那珂梧楼学习儒学，向浅沼乡左门卫学习剑术。几年下来，内藤十湾不但继承了“折衷儒学”，还精通武术和医学。后来，内藤十湾和自己老师泉泽修斋的女儿泉泽容子结婚后，生下了内藤湖南。内藤湖南5岁时就开始读《四书》，9岁时已经能写浅显的汉诗，13岁时开始通读《日本外史》。初中毕业后，他考上秋田师范学校四年制高中部师范科学习。在此四年间，他系统学习了中国儒家经典和日本古代文史名著，这期间看的最多是《全唐诗》和《唐诗别裁集》等书。从这里毕业后，20岁的他成了缀子小学的训导。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佛教。两年后的1887年，对佛教有了相当信仰的他，辞去小学的工作，来到东京，在一家佛教宣传杂志社《明教新志》开始当记者。虽然这时的他可能和他当时对佛教的信仰有关，但是却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的第一步。以后，又先后在《东京电报》、《日本人》、《万朝报》、《大同新报》、《三河新闻》等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的报社和杂志社当记者和编辑。因为经常发表有关日俄战争的政论性评论而使他名声大振。于是，他视野逐渐转到了对日本历史和现实的关心，以及与日本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大清和俄罗斯两大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上。在东京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政论文章，也结识了政界和商界很多名人。在当时他信赖的人生导师高桥健三先生的倡议和推荐下，1893年，内藤湖南来到大阪，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政论记者。开始了他从关东（东京）走向关西（京都）的重要的一步。1895年中日之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为内藤湖南博士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集中精力关注晚清时代的中国提供了契机。1897年，内藤湖南博士最早的三部著作《近世文学史论》、《诸葛武侯》、《泪珠唾珠》正式出版。其中，除了《近世文学史论》是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著作、《泪珠唾珠》是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之外，《诸葛武侯》则是内藤湖南博士发表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在三部专著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记者和文化史家。在大阪的十几年记者生涯中，他去过台湾，到过中国东北，也曾因为政治主张而短期辞职，又再次回到《朝日新闻》报社……他的日本文化观和历史观、中国文化观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一阶段中产生和逐渐定型的。这使他的影响远远地已经超出了新闻界。由此可以看出，内藤史学从一开始形成的过程中就带有十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质。终于，到了1907年，他在狩野直喜博士等人的推荐下，成了京都帝国大学新设立的东洋史讲座的第一任教师（讲师职称）。

具体的推荐过程,根据三田村泰助博士书中的记载:

关于这件事情，当时任文科大学筹建委员的狩野直喜博士说了下面一段话：“东洋史的讲座教师的招聘人选问题，这时出现了在招聘桑原的同时，最好也一起招聘内藤的提议。究竟是谁的提议，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在我们这些同仁中一定有像狩野直喜那样了解内藤的人。于是，大家的讨论话题就逐渐意见统一起来，正式决定了招聘内藤。”

内藤湖南的再传弟子、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谷川道雄博士在为《内藤湖南的世界》一书所写的序中也介绍说：狩野开始是打算作为教授招聘他的，但政府当局由于湖南没有大学文凭，对聘其为教授一事感到为难，不得已校方让湖南先做了两年讲师。1909年，内藤湖南晋升为教授。第二年，他的学位论文经过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特别推荐，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的学术生涯。正是在他任上的二十年中，以他为核心领袖，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被日本学术界称为“京大的学宝”。内藤湖南博士先后出版的汉学研究著作有《清朝衰亡论》、《支那絵画史》、《支那史学史》、《支那目録学》、《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后来被结集成十四卷本的《内藤湖南全集》出版。1926年，他正式退休后，在京都府瓶原村恭仁山庄毎日以读书和写作为业，一边安度晚年，一边继续他的研究和政论生涯。在内藤湖南博士退休后，他还抱病亲自来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去出席那里刚成立的日满文化协会的学术顾问。临死前两个月还在家中接见老友、伪满洲国政府总理郑孝胥的私人拜访。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逝世。

内藤湖南博士死后被命名为法然上人。遗骨被葬在京都市左京区法然院内，而遗发则被葬在家乡内藤家族历代墓地。

(二)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就有“东大的白鸟，京大的内藤”的说法。又有一种说法直接道出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和学风区别：“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实证学派的内藤湖南”。在介绍内藤湖南博士的著作之前有必要先特别指出一下，即：

  内藤湖南博士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位饱学的历史学家，一般只在一小幅纸片上罗列一下讲课提纲和要点，然后就驾轻就熟地上场发挥了。而且，同样的课程，每次讲课内容会被临场发挥成内容各异的专题学术演讲。尤其在他的东洋史讲座开讲之后，根据听讲的学生们各自不同的笔记，他再进行整理和加工，成了内藤湖南博士的著作初稿。

他的博学自然不用说了，而他的精彩的演讲才能却是他有意识锻炼而成的。根据三田村泰助博士的回忆，在内藤湖南博士到京都帝国大学讲课之初，并不是这样的形式。后来，当他听说文学院里研究西方哲学的教授谷本富博士讲课深受大家欢迎，于是，内藤湖南博士多次到那位教授的课堂中去听讲，很快就把自己记者的敏感和学者的饱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演讲式的上课风格。庞大而精湛的内藤史学，不是我们这本小书就能介绍穷尽的。在此，我选择他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观点进行介绍和简单述评，即：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说。上述两个观点应该说是内藤史学的精髓和核心。    

  第一，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博士《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主张，中国古代史可以划分为两大过渡时期和三个时代，从远古时代到东汉中期为上古时代。从东汉后期到西晋王朝为第一过渡时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期为中世时代，或称中古时代。从晚唐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时期。从宋朝時代到晚清为近世时代。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在《支那论》一书中，内藤湖南博士认为：

历史学家时常划分时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称。这些名称并非只是表示站在现代的时代之上，以较远的时期为上古，其次为中古，以最近的时期为近世，等等简单的意思。各个时代的划分方法中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内容。……包括一般民众的力量是否增长，伴随着新土地的开发，经济上有何变化，社会组织是否出现变化等等内容。

又说：

……对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划分。一般人比较单纯地把明代或者清代以后称作近世。这是门外汉的看法。可是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就应该看到所谓近世是有其内容，有其意义的。由此可以再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以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

把秦汉和上三代连为一体，统称为“上古”，这并不是内藤史学的首创，在他之前，著名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博士的《中国上古史》一书基本上就是本着这一划分来著述的。但是，内藤湖南博士却是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而根据内藤湖南博士著作的成书习惯，毫无疑问，这也是在他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因此，这一观点的产生时间也必然要上推到他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之初。当然，既然下限是1914年，那么上限顺理成章地是1907年他来京都帝国大学之初。

小林义广博士在论文《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和人物论》一文中推定是1909年开始讲授《支那近世史》之时，从时间段上看是在可取的范围内。然而，这一推断却忽略了内藤湖南博士半师半友的学长、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日本史教授内田银藏博士的首倡之功，因为早在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德国教授瑞斯博士、和白鸟库吉博士是同门的内田银藏博士在《日本近世史》一书中就提出了“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的观点。而内藤湖南博士和内田银藏博士之间的交往还是在他当《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代就已经很频繁了。介绍他们认识的中间人是他们共同的好友、也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新闻记者、早逝的著名汉学家西村天囚博士。可以说，是德国史学界的历史分期说和当时日本史学界对日本近世史分期的成功才使内藤湖南博士继承并发展了内田银藏博士首倡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的观点。

当然,，就他个人的学术观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来说,内藤湖南博士的断代标准也不是没有微小的修正。他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了上古史可以断在新莽时代，而近世也可以划定在晚唐至元代的观点。在这里，他的这一新说就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便不尽相同。或者，他这时也意识到了过渡期和断代期有时还真难以作出明确归属。而中古时代的划分大致范围也是颇为一致的。争议的焦点在于：

• 关于上古时代的结束点就有战国、秦、西汉，甚至东汉末等多种说法。
• 关于，中古的开始点就有西汉说、东汉说、西晋说等说法，而对于上古到中古之间的社会性质也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说法。
• 中古的结束点就有晚唐说、北宋说、南宋说、元代说等说法，以及中古以后的时代名称又有近世说、前近代说、甚至古代说等说法。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前期的国内外中国古代史学界十分混乱，大的争议的焦点也无非就是时代划分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上。内藤湖南博士的这一划分却是建立在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为基础上的，而大清帝国的专制和国体继承的却是早在宋代就已经正式定型的独裁皇权下的文官制度。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最后终结者——疆域辽阔的封建社会的的晚清政府，它在未来的发展走向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联盟的国体问题。在汉唐盛世时代，贵族制度的昌盛成为制约皇权的一个有效的杠杆。对贵族制度的研究，成为内藤史学乃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基本立脚点。在贵族制度盛行的时代，皇帝只是贵族制度下的公有财产，和近世中的具有独裁特征的皇权有本质的上不一样的。晚唐以后，随着传统的贵族制度的衰败和没落，政权又重新回归皇帝手中，独裁的皇权出现了。于是，从北宋王朝开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三省六部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制。代替贵族制度的是新兴的文人政府及其官僚群体，和与之相应的科举制度，拉紧了官僚和平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客观上促进了独裁政权的长期存在。军事活动已经不再具有以往那样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成熟而且接近老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清。作为宋代皇权独裁政治制度的后任者，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的晚清帝国已经是无可救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如何革新并且超越者一套政治文化体系和模式才是未来中华帝国的前途所在。因此，他还主张：

中国的近世史史越到后来，独裁君主的力量就越强大。到后来君主干脆靠个人的感情就能处理所有事务。因此，天子的位置在臣僚面前也十分安泰，在这以时代中推翻天子之位的，只有如元、明末期，人民起义愈演愈烈，终成流贼推翻朝廷，或是如近日清朝的革命之乱那样起自民间的骚动才能迫使天子退位。这与靠宫廷事由或是贵族间的力量便能扳动其位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

和这一划分密切相关的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博士考查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尤其是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方面，从宋到清保持着一致性，而从汉到唐则表现出相似性。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则可以看成是下一阶段的过渡。于是，他锁定宋代为中国历史变化的中枢，以唐宋变革而宋清一体的近世说作为内藤史学的立足点，形成了国内外中国历史学界所熟知的“内藤假说”。内藤湖南博士关于唐宋变革说的系统论述，一般认为最早出自1922年5月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他考察了唐宋两朝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和变异，特别着眼于隋唐贵族制度的崩溃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以及他所谓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乃至于货币制度的通行、文艺风格的变迁等等。内藤湖南博士的唐宋变革说，使学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宋代及其后代的制度延续，特别使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制度变革，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到了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并且又反过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主体制度。

  第二，文化中心移动说
　　内藤湖南博士认为：古代的中国文化在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内形成了所谓的“文化中心”。而具体到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会因为地理环境和时间的关系的不同产生一个凝聚当时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形成之后就开始了它的不停地发展变化和向前移动的历史过程。即以中国古代王朝发展的历史而言，从洛阳到长安，再到燕京，最后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心。由此而来就形成了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势力圈。其实，到此为止，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一观点的异常是从下面开始的,即：他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汉民族、中原甚至中国本土的范围，形成一个他所谓的“东洋文化圈”。换而言之，中国文化的中心下一步将要移动至日本，由日本来振兴中国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文化天职。----造成上述异常观点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中日甲午海战。大战以晚清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为结局，当时正任记者的内藤湖南，在极度兴奋之下，以日本的所谓“天职”（上天赐予的职业使命）为核心概念，连续刊发了多篇阐述为新兴的日本进行文化定位的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以《支那论》为名，结集出版。这是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主张：中国文化由内向外不断地扩大发展的总趋势，使周边地区的落后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后，继续向四周扩散一样、并且和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完成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而这一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和渗透到中原地区的文化。日本文化正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文化。为此，他提出了“中日文化同一论”，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国文化中心的延长点和未来中心所在地。内藤湖南博士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也是这样看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及其影响。在阐述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时，他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盐卤比喻和波动比喻。即，日本文化就像是一碗豆浆，而中国文化则是使它集聚成豆腐的盐卤。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波动性质的，从内向外的发展就像波纹一样，而遇到任何阻碍都会自动反射回去，然后再以新的波纹向外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于外来文化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越到后来，波动的中心就越衰老和虚弱。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说”有若干近似之处。

内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说就等于把由宋到清历史进程等同为一个早熟而且高度发达的封建王朝走向长期衰老的漫长历史过程。在他看来，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心已经是一个衰弱的老人，而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并获得新兴的日本文化，则是一个健康生长的青年。这类观点在内藤史学中表现还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在《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二书中，那里面十分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和观点，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有意无意之间却直接提供了文化注解，这成为内藤史学及其本人遭人诟病的直接证据和原因。就连他的再传弟子也公开承认“湖南在《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中，都暗示了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友国际管理的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与日本经济输入意见，给人留下了是否具有将侵略中国正当化企图的疑问。”

内藤湖南博士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至。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于解释内藤湖南博士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博士，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于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博士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通过他的《廿二史札记》对顾炎武《日知录》的模仿表现出来。顾炎武所说的“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思想，成了赵翼著述《廿二史札记》的立论根本。而以这以点来考察内藤湖南博士的论著，从早期的《燕山楚水》到晚年的《新支那论》无不如此。

内藤湖南博士在肯定清代乾嘉考证学派之时，也对清代的公羊学说进行了否定。他在《尚书编次考》一文中说：

公羊学派在清朝学说中不但不主考证，且离考证而从微言大义而下观察，而为其判断之基础者，全属公羊学说。余固不主公羊学说者。

内藤湖南博士在当记者时代曾经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过很准确的预言和很精细的观察。比如他对清朝灭亡的预言，比如他对满清腐败和旧北京大小生活细节的观察等等，这反映了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敏锐的观察力和政治预见能力。但是，当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以后，他对现实的预言逐渐被学术史的考证和严谨的治学风气所代替。显然，作为学者的他已经日益占据了他对现实的关心。但是，很快，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和满洲国的成立，他对政治的关心又重新得到了发挥。他可以说一直在履行着经世致用的赵翼史学思想。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根据内藤湖南博士年谱的记载，他一生先后十次造访中国。在他多次来访中国期间，他先后结识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王修植、沈曾植、柯绍忞、刘鹗、王国维、李盛铎、董康、郑孝胥、张元济、曹廷杰、宋伯儒等老一代中国朝野硕学之士。也同时和当时正值年轻的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认保持来往。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他通过面会笔谈的方式，使他的中国朋友遍及晚清、满洲和民国时代的举凡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的学界名流和政界要员。

1899年9月至11月，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国土，从北京一直看到南京，他回国后写成《燕山楚水》一书结集出版，一时间名声大噪。这一次应当说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中国之旅，为他日后走上专业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三年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中国行。这次的重点是东北和江浙一带。毫无疑问，东北的满洲文献和江浙的藏书楼是他此行重点中的重点。又过了三年，1905年7月，他的中国之行成了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有着军事目的的调查活动。于是，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经过多次游历中国，实地考察，访求罕见图书写本和善本，大规模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收集和盗取中国古代文献活动正式走上前台：《满文老档》、《蒙古源流》、《清文鉴》、《满蒙文大藏经》、《盛京全图》乃至于著名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珍贵文献，包括刚刚运到北京的大批敦煌文献，或被照相，或被复制，或为收购，从此正式流入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博士本来就具有深湛的汉学造诣，当他开始掌握了满语和蒙语之后，自由地使用满、蒙史料使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异常开阔，他当时就已经被一致公认是第一流的、备受关注和敬畏的日本东洋史大家而蜚声世界。在内藤湖南博士一生所结交的中国友人中，他与文廷式堪称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文廷式在访日时，两人又经常晤面，谈论学术。内藤湖南博士还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好友那珂通世博士和白鸟库吉博士、桑原骘藏博士等人。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内藤湖南博士亲自撰写了《哭文芸阁》一文，对老友的离去以表示怀念和哀伤，并称赞文是“旷世奇才”。这在他一生的文章中可说绝无仅有的。其中，文廷式将他个人秘藏蒙文抄本《元朝秘史》一书，抄录一份后赠送给内藤湖南博士，经内藤湖南博士之手又将此抄本转送给那珂通世博士，后者立刻展开了精心的考证和译著，终于诞生了让国际蒙古史学者震惊的名著《成杰思汗实录》。可以说，没有文廷式把此书转抄再赠送给内藤湖南、没有内藤湖南转赠给那珂通世，则东洋史祖师爷那珂通世博士一生最为重要的蒙古学研究成果根本就无从谈起！而当年他亲自拍摄的全套《满文老档》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满学界和国际满学界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宝库，更是日本满学界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之时，内藤湖南博士特别邀请罗振玉和王国维东渡日本避难，甚至事先建议罗把全部藏书和文物带到日本，可以寄存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并且已经为他准备好寓所。毫无疑问，内藤湖南博士此刻更关心的乃是罗振玉个人收藏的那些珍贵的图书和文物，而一旦这些图书和文物真的交给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临时保管的话，很可能面临着有“借”无还的结局。老练的罗振玉似乎也正担心这一点，他立刻和他的好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进行了一番秘密商议。而藤田丰八博士早年在上海时就曾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翻译社里教授日语，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经济上和个人感情上的，远非内藤湖南博士所能比。我们从罗振玉的《集蓼编》一文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一处理过程的点滴记载：

予乃商之亡友藤田君，藤田君为定计应诸教授之招。

当时在日本国内，新兴的京都帝国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开始了对学界老大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叛逆，白鸟和内藤之间的史学论战已经初见端倪。从藤田丰八博士处理此事的态度中，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当时东大和京大之间微妙的对立情绪。但是，具体的操作过程很可能出自藤田丰八博士的建议：先暂时存放，再马上建立自家的书库。见罗振玉《集蓼编》一文中的记载：

予寓田中村一岁，书籍置大学，与忠悫往返整理甚劳，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楼四楹，半以栖眷属，半以祀先人接宾友。……寻增书仓一所，……颜之曰：大云书库。……移村大学之书于库中。

实际上，当时罗振玉也的确向内藤湖南和滨田耕作等人出售过古玩和玉器。而且，在罗振玉携全家返回中国后，京都家中所有物品，除土地卖出之外，全部家什包括部分没带走的书籍和文物，均被内藤湖南博士下令拉回京都帝国大学……存放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内的那些罗振玉的藏书，当时不光是为了罗、王二人的使用和阅读，京都帝国大学的日本学者和学生们也是可以自由阅读的。比如，铃木虎雄博士就是那些书的读者之一。见他的《追忆王静庵君》一文中的记载：

而且当时京都帝国大学里有罗叔言先生的寄放书籍，从中我也得益良多。

国内学术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在不少人眼中，罗、王二人简直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草创时期学术上的“绍兴师爷”或“学术顾问”。而有的日本学者却又不顾事实真相，提出了王国维受内藤湖南影响才从文学、哲学转行研究史学、经学的主张。双方的观点都是有失公正的。实际上，内藤湖南博士和罗、王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博士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内藤湖南博士想同时招聘罗、王二人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晚清政府可能会不同意的吧）婉言谢绝。从亲密关系程度上讲，内藤湖南博士的第一中国友人是文廷式，而罗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却是藤田丰八博士。王国维和藤田丰八博士有师生之谊，当然和藤田博士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谈到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的关系时，也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我曾怀疑“藤田、狩野、内藤虎”这个排序很可是王国维生前曾和陈寅恪先生有过类似的话题。

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从汉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来说，排在前两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内藤虎”相比的。换句话说，罗、王二人对内藤湖南的京都学派的产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价值和影响，本书作者是不敢轻下定论的。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历史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博士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相反，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却是在和内藤湖南博士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见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文如下：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 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乃为此考以后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禆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请注意这里的“博士亦采余说”和“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二句，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内藤湖南博士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甲骨学考证论文是在“博士亦采余说”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毋宁说是内藤湖南博士的上述论文启迪了王国维，而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史料中“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的精湛的考证论文，则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而成的。从内藤湖南博士首先“博士亦采余说”、利用甲骨史料写出并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来看，是内藤湖南博士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写成的，但是他却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的观点，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史学考证方法的潜在价值，到了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得到了彻底的运用和成熟。这正是王国维先生的智慧和学识所在！

而内藤湖南博士在和罗振玉和王国维梁先生的来往中，特别认识并肯定了他们利用出土文献解释商周两代历史的学术方法：

金文和其它文物的相继出土，逐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了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倾向。 

内藤湖南博士还特别指出：

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显明就是从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对金文和殷墟遗物研究的进展而展开的。假如能以这样的方法建构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话，对于鼓吹支那古典学的人来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所谓科学的、进步的结论。

在王国维自杀之后，内藤湖南博士等人迅速出版了纪念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和回忆文章，并盛赞王国维的罕见的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当然，我并不否认罗、王而人在和内藤之间的学术交往过程中所带给他的极其重大的学术启迪。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幸会！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交往之间，相互的学术启迪和学术帮助并不是我们时下喜欢“曰师曰弟子云者”那些浮泛之辈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这里再引用一封王国维致内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

王国维1924年1月30日致内藤湖南

湖南先生有道：

违教数载，企仰奚似。春间闻贵体违和，极深驰系，后闻快愈，又极欣慰。历次惠赠书籍，顷又蒙赐大著《宝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读一过，如亲晤对。先生大著作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

内藤湖南博士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因为作为日本学者的他远比中国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内藤湖南博士在《支那史学史》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适、姚名达、刘咸炘三人对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内藤湖南博士最为赏识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学思想、以及章氏在校雠学和方志学上的突出贡献。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原道说和原学说等观点，深得内藤湖南博士的赞赏。在《支那史学史》中，内藤湖南博士还特别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在介绍这一新学说时，他不惜点出了戴震对方志学的非难，这显然已经暗含着对戴震的批评。在内藤湖南博士和胡适博士的往来书信中，特别涉及到了对章学诚的研究。胡适博士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就是在内藤湖南博士的《章实斋年谱》基础上的登峰之作。而内藤湖南博士在读了胡适博士所写的年谱之后，立刻发表了《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并订正了胡适博士文中的十五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胡适博士则虚心接受，并来信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祖师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开启了研究赵翼和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看家本领。不了解这一特点几乎等于不了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Marcel Granet博士的法国社会学派的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流行之时，居然遭到了内藤湖南博士的弟子、京都帝国大学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小岛祐马博士的嘲讽和轻视。

(四)影响及学术评价

内藤湖南博士及其开创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术影响是世界性的，也将是跨时代性的，我们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史的每个方面几乎都可以发现内藤史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影子。内藤湖南博士的弟子、著名中国文学史家、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曾把《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四部书列为“内藤史学四大名作”。这一说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这是日本学者面对日本学术界的观点。对于国际上整个中国史学界来说，上述四部书并不能概括内藤史学的精髓。

以中国学者的我来看，我把内藤史学分为两大系列，即：

《支那史学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支那绘画史》可以称为“支那古代史系列五书”。而《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清朝建国史》、《支那论》、《新支那论》可以称为“清朝史系列五书”。

我相信上述两大系列十部著作代表了内藤史学的精华。

下面，我分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内藤史学及其京都学派在中外学术界的学术影响。

第一，內藤史学对其弟子们的影响

按照日本的习惯，我把内藤湖南博士的弟子们统称为“内藤史学军团”，简称为“内藤军团”。因为本书中对这些学者都将有专章予以介绍，这里仅对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的观点和成就简要说明。

在中国史研究战将优良而范围广阔的“内藤军团”大旗下，宫崎市定博士则是最为著名的领军人物。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认为内藤史学中的中国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得到确立和推广，与内藤湖南博士的直系弟子宫崎市定博士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宫崎市定博士本人在《东洋的近世·前言》中干脆就坦然宣称“谨请留意的是：本书的观点基本上是沿袭先师内藤湖南博士的高论”。不仅如此，宫崎市定博士在其名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等书中，对宋代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分析研究，调整了以往旧说中的官僚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矛盾，使“内藤假说”逐渐得到充实和实证。尤其是他对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发现在隋唐时代的选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一直潜伏着中世时代所流行的贵族制的主线，而从宋代开始则具有了全新的内涵，这样一来，他通过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贵族制形式的变化和延续。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典型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另一位杰出的著名弟子是冈崎文夫博士，他的《支那史概说》、《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冈崎文夫博士在该书中继承了内藤湖南博士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势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中央皇权和地方豪族·贵族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同属于统治集团，但是他们的矛盾比一般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权集中和南方的贵族势力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师的格外赞许，内藤湖南博士甚至认为他自己对中世贵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中已经接近完成。

不难看出，“内藤假说”在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确立。从此，“内藤假说”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支柱。尽管在战后，内藤湖南所建构的文化史学，因为其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遭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学理论家们的尖锐批评，但是，在远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后，内藤史学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核心组成，还是得到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的高度肯定和深入研究。

“内藤军团”中的其他成员，如丹羽正义、稻叶岩吉、宫川尚志、宇都宫清吉、那波利贞等人，也是全盘继承并分工合作，完善着“内藤假说”。就是打着对内藤史学进行全面修正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教授宇都宫清吉博士，以宇都宫学派而称著于日本史学界，他只是提出了所谓“时代格”这一概念，来修正内藤湖南博士的历史分期法缺乏终结意义和临界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内藤史学中所谓过渡期的不确定性。

无可回避的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在这三十多年中，“内藤军团”的学者们在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博士的带领下，和有着“百代学阀”之称号的东京大学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奴隶制度、贵族制度和唐宋变革等）问题的学术论战。因为东京学派的加藤繁博士（白鸟库吉博士的弟子）看重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一贯主张在经济制度上唐宋一体论，并且部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下子击中了主张文化史研究的内藤史学的软肋，打前战的是东京学派的前田直典博士（加藤繁博士的弟子）。于是，京都学派的宇都宫清吉博士和宫崎市定博士二人先后应战。

持续达三十几年的学术论争，可以说涉及到了内藤史学的各个方面，甚至也包括了他的国家主义和积极迎合日本军方的政论与言行，研究课题则因而论战范围不断扩展而深入，客观上催进了“内藤假说”的丰富、充实和发展。至少，在战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加藤繁博士主张的唐宋一体化现象十分突出，而战后则明显地出现了肯定“内藤假说”唐宋分离观点的局面。

  第二，內藤史学对国外汉学界的影响　 

  内藤湖南博士的学术思想，经过法国和美国学者的介绍和研究，特别是其弟子宫崎市定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和宫川尚志博士等人的大力倡导，走上了国际汉学界。最有说服力的是国际汉学界的“宋代研究计划”（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的施行。而主持这一国际汉学家之间的合作科研项目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Etienne Balazs博士和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主帅宫崎市定博士。他们二人在学术上最大的特点是肯定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而Etienne Balazs博士本来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专家，他能赞同唐宋分离说，真不知道那位同样也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加藤繁博士，地下又知，会做何感想？！

方豪博士曾在《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近况》一文中分析这一国际合作项目产生的原因是说：

第一理由是符合西方人近代观念的中国大部分中央官制，到了宋朝可以说已定型。第二理由是宋史有其本身在各方面的重要性，如印刷术、航海术、工艺、科学、纯文学、哲学等，有些是在宋代发明，有些是到宋代发扬光大，同时宋代历史可以满足学者广泛的兴趣，无论是西方的史学家、艺术史专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并且宋代还有同时并存的辽、金、西夏和前期的五代。第三理由是资料无比的丰富，可供人发掘。第四可以说宋代介乎中国中古和近代之间。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东京大学的学者们几乎没有人参加这一国际性的科研合作项目。

战后，在美国的《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August 1955）上首先刊登了宫川尚志博士介绍内藤史学成就及其弟子宫崎市定博士的学术观点的文章：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也许，这是内藤史学广泛地走进西方学术界的开始。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Edwin George Pulleyblank博士、英国剑桥大学Denis Twitchett博士、美国哈佛大学Peter K. Bol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博士和Peter J. Golas博士等人都在论著中公开地肯定或基本赞同“内藤假说”。

有关这一问题，还可以参考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从学术史角度研究“内藤假说”及其在国内外影响问题的优秀论文。

  第三，內藤史学对国内史学界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学界，因为受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专治中古史的影响，内藤史学乃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观点，一直倍受重视。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先生就曾和陈垣先生一起探讨当时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巴黎还是在京都的问题。1920年，当内藤湖南博士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在《支那学》刊物上刚一发表，胡适先生看到后引起了极度的关注，立刻致函内藤湖南博士，展开学术交流。

内藤湖南博士以宋代为近世说的出现，最大限度启发了中古史权威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政治制度的研究，大家一定记得陈寅恪先生曾经以“新宋学的建立”或“宋代学术的复兴”作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支点。在陈寅恪先生那里，唐、宋明显地是被分开的，他的隋唐一体和对宋代学术的寄托，他的以种族文化论来代替贵族论的立场，都可以看出聪明的陈寅恪先生对内藤假说的赞同和发展。如果说宫崎市定博士的宋史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内藤史学关于宋代近世说的理论的话，那么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则是发展和推进了内藤史学关于中古史贵族制度的学说。

今天，虽然在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国内学术界早已经出现了唐宋的分离性研究局面，而文学史上的唐宋一体和唐宋分离却是以一种微妙的连接存在着，远不如吉川幸次郎博士的著作中那十分明确的唐宋分离色彩。

随着最近几十年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注重，有关内藤湖南博士的著作和研究论著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以研究内藤湖南的思想为核心的博士论文。虽然不少中古史学者可能并不清楚内藤湖南博士的贵族制理论和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但是，把内藤湖南博士和陈寅恪先生进行学术思想的对比性研究，也即中日学术界有关中古史理论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