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

实际上，“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和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京都学派”看成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这一理解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一特色的理解也已经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相应地，中日两国学术界正在逐渐地走向共识。但是，严格地讲，所谓“京都学派”，它有哲学意义和东洋史学意义上两大理解。

“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诞生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母体的，因此，离开了这一母体，所谓“京都学派”那是无从谈起的。

从上述概念的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所谓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代表、包括以他们二人为思想基础、和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的转化和发展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有西田几多郎博士、田边元博士、朝永三十郎博士、西谷启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武内义范博士、上田闲照博士等人。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有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善的研究》、田边元博士的《作为忏悔道的哲学》、西谷启治博士的《宗教是什么》等专著。

所谓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和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为代表、包括以他们三人的学术观点为基础、和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学的一个日本汉学学派。这一学派创始时代的主要成员有内藤湖南博士、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小川琢治博士、新城新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铃木虎雄博士、滨田耕作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这一学派的最初名称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仔细介绍和评述。

（二）西田哲学、田边哲学和京都学派

既然从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上，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在先，那么，我们还是先对这一学派的来龙去脉做一介绍。这一学派的两位创始人是京都帝国大学哲学讲座教授西田几多郎博士和他的追随者田边元博士。

西田几多郎博士，生于1870年，卒于1945年，石川县人。1883年考入金泽师范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选修科学习。毕业后任学习院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西田几多郎博士任哲学讲座副教授、教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善的研究》一书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销售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哲学著作。至今也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

田边元博士，生于1885年２月３日，卒于1962年４月29日。东京人。1901年，他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学习。1904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转系到了哲学系。1913年开始，他任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讲师。1919年，他正式调到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22年开始，他留学德国，开始接受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回日本后，1927年，他正式出任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教授。1957年，德国弗莱堡大学授予田边元博士为荣誉哲学博士。

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以京都帝国大学为基地，先后培育出一批知名的哲学家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形成一个所谓“京都学派”。而这一概念正式出现，一般认为是在1932 年的《经济往来》杂志上，西田博士的弟子户坂润发表了一篇题为《京都学派的哲学》的文章，开始把西田博士及其追随者们而成的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

田边元博士留学德国的最初兴趣集中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但是他很快就沉迷在青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田边元博士及其弟子西谷启治博士，还有九鬼周造博士等人在学术界就经常和德国哲学界、尤其是与青年哲学家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本人进行东西思想对话，以此来实现传统的日本禅学与净土佛学和西方哲学的沟通，力求日本思想在现代的最新诠释。

这一学派以田边元博士为首，三木清博士、九鬼周造博士、西谷启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等人都曾经直接与海德格尔讨论过哲学。其中，西田闲照博士、川村永子博士、大桥良介博士等人都是在德国的大学取得的哲学博士学位，因此，他们对于康德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有着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理解。

但是，这一学派的思想也颇不统一。比如，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学生三木清和户坂润等人，开始接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形成了京都学派中的左派。到过日本的学者全知道，过去的京都帝国大学和现在的京都大学一直是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地，这一现象和“京都学派”中左派的出现有直接关系。

西田几多郎博士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以大乘佛教思想为主体、利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和体系，对日本传统禅宗思想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思辩哲学意义和特点的大乘佛教思想。在这一新兴的哲学体系中，他特别看重“纯粹经验”的价值属性。他认为，“纯粹经验”才是唯一的“实在”。“实在”则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并且统一在一起。而社会性的“善”就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之后所形成的意识状态，紧接着，西田几多郎博士把“纯粹经验”表述为先验的自觉，而在主观与客观、自我与非我、意识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两个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大成佛教哲学中所说的“无”。西田哲学把“场所”分为“有”、“相对无”、“绝对无”三个阶段，进而表明只有“场所”中的“绝对无”这一场所才是“真无的场所”。

相对于西田哲学对“绝对无”的肯定，田边元博士则提出了“种的逻辑”问题。在田边哲学中，他以“个”和“类”代表个别和普遍，而以“种”代表联系两者的必要条件。他虽然对西田哲学中的“绝对无”的概念有所批判，但是他的“种”的概念及其价值属性，在本质上还是和西田哲学的“场所”概念保持了一致。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田边元博士及其弟子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等人站在日本右翼立场上，公开提倡所谓“世界史哲学”。西田几多郎博士在《学问的方法》一书中公开地肯定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是创造新的世界文化的基础，他还把日本精神理解为永远保持以皇室为中心的自我同一，使日本精神成为新的世界性原理，开启了日本的文化法西斯思想。田边元博士在《政治哲学的急务》一书中，更将“无”上挂日本天皇,论证天皇的不可侵犯性来自“无的优越性”，表明了要维护天皇制度的思想。虽然他们对极端右翼的皇道哲学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从理论上肯定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体制，成为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柱，成为支持日本的整个侵略战争的理论武器。于是，以西田哲学为核心的“京都学派”的哲学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三十年间，迅速红遍整个日本，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待大的影响。

战后，随着“京都学派”哲学的分裂，以东洋史学界为主导的日本京都大学的汉学研究被迫接受了中外学术界赠与他们的这一名称。
　　 　　　 　         （三）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在现代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汉学家们相信：

最初，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東洋史研究学者群的人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

比如，内藤湖南博士的晚年弟子三田村泰助博士在《内藤湖南》一书中就持有此说。

具体由来是：

当时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之时，利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

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名著。由

此引起了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对此书的否定。与此同时，此书却得到了京都帝

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的肯定。于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开始以“东京学派”和“京都

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者们。

但是，至今为止，郭沫若先生最早是在何时、在至谁的书信中或者和谁的谈话中，或者在学术论文中首先使用的这一概念，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换句话说，在郭沫若和户坂润之间，究竟是谁最先使用的“京都学派”这一概念，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考证。本书作者所谓的“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之说，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从时间段上说，自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到1932年户坂润在《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京都学派的哲学》一文，在这两年之间，有关郭沫若先生和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往来书信等问题，还是我们研究的盲点。特别是当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否定而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肯定他的这一名作时，他的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者们的说法是否曾经见于当时报刊，是否他和田中庆太郎等人的书信和谈话中已经这么使用过这两个术语，是否户坂润在报刊上也曾看到过有关对郭老此书的争议……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和调查，急于下结论显然是不可取的。而目前为止研究日本汉学成就最大、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五大卷两百多万字篇幅的《日本汉学史》一书作者、畏友李庆教授，居然对于“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诞生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考证和文字交代。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

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支哲学学派。除了在中国学者郭沫若先生的语言范围之外，它和汉学研究乃至和东洋史研究是完全不搭界的。以我对日本学术界和京都大学学风和传统的了解，在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及其弟子们创建的“京都学派”蒸蒸日上之时，根本不可能出现同为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们也放心大胆地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这一奇怪现象。

换句话说，如果户坂润是最先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人，那么，以“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其实已经有点文化侵权和盗用它人名义的不光彩行为了。因为，对于整个昭和时代（1925-1989）的日本学术界来说，在日本国内“京都学派”这一术语的第一指代还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支哲学学派。

——正因为如此，直到最近，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讲座教授池田秀三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一再声称：

好像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者之间，“京都学派”这一学派的存在几乎已作为自明之事实而为人所接受。不，不仅限于研究者，于媒体之类，常将京都大学的中国学指称为“京都学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同样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读书人中亦落实了吧。然而，“京都学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体吗？我对此甚怀疑问。因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学派”之一员，而我自身却完全没有这种自觉与归属意识。再者，在我的周围，不用说“京都学派”，就连具有明确的学派意识与组织形态的学派集团的影子几乎也看不到。因此，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存在著作为严密意义上的学派的“京都学派”。如此而言，我想一定会有人提出如下意见吧：何必那样严密地对学派进行定义呢？京都大学的学问一般都称为京都学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样广宽的姿态，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犹如传统的东西，所以将其称之为“京都学派”就是了，没有必要采取那样严厉的态度。说实话，我平常也并不是那么严密地考虑。本来，“京都学派”的存在与否，于我自身而言，无关紧要。只不过，作为学术史来论述“京都学派”的话，那样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对轻易地滥用“京都学派”这一称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没有认真地读过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顾研究者各自所处的种种情况、环境，无视各自的个性，不分青红皂白，就想贴上“某某学派”的标签，我厌恶这种轻易之举。……我的本意并非在于否认“京都学派”。再者，这只是我经验范围内的事情。总之，自隶属于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至今日为止的三十年间，我几乎没有感受到所谓“京都学派”的实际存在。这只是我没有切身感觉到而已，或许在我没有察觉到的地方，“京都学派”一直存在着。只是不管怎样，抬出那种缺少实质感且沾满手垢的招牌，用以概括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为能事毕矣，此又有何意义呢？与此相比，我们是否更应该去仔细体会每一个多样性存在之内情呢？我的本意尽于此矣。

我想，大家看明白了我所说的“以‘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其实已经有点文化侵权和盗用它人名义的不光彩行为了”这句话——更加之日本学术界以梅原猛博士为首的一部分京都大学的教授们目前正大力鼓吹所谓的“新京都学派”，一心一意想为日本政府充当文化顾问和决策人——自然也就理解了池田秀三先生此文的用心了。这也成为以“京都学派”来等同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称谓习惯，被现代日本京都大学进行东洋史研究的专业学者们所婉言谢绝接受的直接原因。

因为，池田秀三先生想恢复的是所谓的“支那学派”或者“京都支那学派”这一称号。

事实上，最初用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東洋史研究学者群及其学术思想的术语正是“京都支那学”。它包括了支那哲学、支那史学和支那文学三者。假如可以算作一个学派的话，那么它的准确称号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而不是“京都学派”。而且，当时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核心，成立了“支那学会”，发行了《支那学》杂志。以“京都支那学派”来指代当时京都帝国大学的汉学家群体，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学术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因为在这个术语中出现了“支那”二字，这也是“京都支那学”或“京都支那学派”不为中国学术界认可和接受的直接原因。日本政府在外交文书中正式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开始于1913年7月，而终止于1946年6月。这三十几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华和辱华的大陆政策到了极点的三十几年，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学者还是新中国时代的学者们，大家一致拒绝接受并声讨这一有强烈侮辱色彩的称呼，相应地，“京都支那学派”这一概念也就彻底失去了死灰复燃的可能。

整个二十世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取得了为世界汉学界所赞叹和肯定的学术成就。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日本国内最高的学术奖项。

在一年一度的日本全国四大最高学术奖项（每奖每次只一、两人获奖）中，到2006年为止，其中来自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者们，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奖的有：田村实造博士、长广敏雄博士、佐伯富博士、水野精一博士、小林行雄博士、夫马进博士、小岛宪之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学全部获奖者有33人。获得日本文化功劳称号的有宮崎市定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铃木虎雄博士、羽田亨博士、梅原末治博士、贝塚茂树博士、武内义雄博士、白川静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学全部获奖者有89人。获得日本文化勋章的有狩野直喜博士、铃木虎雄博士、羽田亨博士、贝塚茂树博士、白川静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学全部获奖者有43人。获得日本朝日奖的有吉川幸次郎博士、田村实造博士、长广敏雄博士、小林行雄博士、梅原末治博士、贝塚茂树博士、水野精一博士、藪内清博士、白川静博士等人。

在国际汉学界，来自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者们获得法国儒莲汉学奖的人先后有宮崎市定博士、藤枝晃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而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只有饶宗颐教授一人而已。

再看看这些获奖者的研究范围：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到唐宋文学和元代戏曲，从西域历史和地理学的研究到敦煌文献和商周考古和元蒙历史，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研究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几乎涉及到了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层面和学术精华。

虽然关于这一学派的名称问题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是，有一点那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即：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及其相应地简称“京都学派”这一称号，早已经属于一个世界性范围的学术名称了。

而且，1997年，日本的雄山阁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滨田耕作博士的弟子、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角田文卫博士撰写的《考古学京都学派》（增订本）这样一本书。

显然，“京都学派”这一称号已经被理解为“东洋史学”、“支那哲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和“支那考古学”和“现代日本哲学”等几大学科所共同享有。

(四) 新京都学派

所谓“新京都学派”，则主要指的是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和历史的现任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他们为了适应现代日本政府想成为国际大国的心态，从日本传统文化角度论证日本思想和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启迪和价值，并且肯定了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对亚洲各国摆脱欧美殖民势力统治的所谓“积极意义”。这一学派以梅原猛、桑原武夫、上山春平、梅棹忠夫四博士为核心代表。其中，核心人物桑原武夫博士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三大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博士的儿子。而梅原猛博士又属于是京都大学教授桑原武夫博士的弟子辈的人物。

上述四人可以说这一学派的核心人物。

梅原猛，生于1925年，宮城县人，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博士是二战期间免试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的。当时，因为他对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专门报名哲学系。进入大学后，开始接受系统的西田哲学的学习。在临近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的4月，他还应征参加了日军炮兵。在他从军期间，他居然是这样理解的西田哲学的：

战争期间，我用西田哲学武装了自已的头脑后奔赴战场。根据西田学派的观点，“战争史世界史的必然。”“我们赢当由无而生。”

日本战败后，梅原猛又重新回到京都大学，继续完成学业。1948年，梅原猛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先后任龙谷大学院讲师，立命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代所長。现任ものつくり大学第一代校长。还是日本文化功劳称号和文化勋章获得者。对日本佛教、美学和哲学有精湛研究。著书弘富，有二十卷的《梅原猛著作集》刊行。他的父亲是日本著名的丰田汽车公司的常务董事兼丰田汽车中央研究所所长。他的儿子是滋賀县立大学教授，儿媳是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謙一的女儿。

桑原武夫博士，生于1904年5月10日，卒于1988年4月10日。福井县人。著名的法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学家。他的父亲就是京都帝国大学创始时期的东洋史教授桑原骘蔵博士。192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语系。先后任东北帝国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所长。文化勋章获得者。他不仅是位著名学者，还是战后日本思想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决策人。现已出版十卷本《桑原武夫著作集》。

上山春平博士，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和歌山县人。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先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所长和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现已出版十卷本的《上山春平著作集》。

梅棹忠夫博士，生于1920年6月13日，京都市人。著名民族学者。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先后任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文化勋章获得者。有专著《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和《日本人的知恵》等多种。晚年因为受双眼几乎失明的困扰，无法继续著书。

很显然，“新京都学派”是典型的以文化服务于政治的一个宣扬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学派。而且，他们明明知道今天“京都学派”在学术界指的是什么，何况他们的父辈就是著名的汉学家。但是，他们却故意选取了“京都学派”这一概念，还命名为“新京都学派”，而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又与专心研究日本思想和西方哲学的融汇及发展的老“京都学派”虽然有些联系，但是并没有必然的学理关系，却故意打出“新京都学派”的称号，真可以说是来着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