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前前后后

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和它多次侵华、反华又至今不思悔改和公开道歉的恶劣行径，近、现代中国学者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视和义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出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学术良知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及其汉学研究成果，却一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们和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当热衷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日本汉学家们沉醉在对汉唐盛世的中国无限神往之时，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精湛而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赢得了中国学者们的赞叹和敬佩。作为同样有着数千年悠久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中日两国人民来说，没有哪个时代更能如同现当代一样，把说不清、道不尽的爱、恨、情、仇全部凝聚在从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失败这短短的五十年间……剪不断，理还乱，这五十年的爱、恨、情、仇！现在，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有时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而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关西地区主要是指京阪神地区，即从京都府、大阪府到神户市之间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著名的国立大学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著名的公立大学有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著名的私立大学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其中，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著名大学就是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关西大学。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群则不单单是指对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业学者们，它还包括了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等相关学科进行专业性研究的学者们。

今天的京都大学和关西大学教学楼

                      （一）“东洋史”概念的形成

根据我在东洋史学研究生时代的指导教授、筑波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东洋史教授田中正美先生在《那珂通世》一文中的考证：

“东洋史”这一概念是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894年召开“高等中学校（即国内的高中）教授会”上由那珂通世博士首先提出的。

那珂通世博士及其两卷本《支那通史》著作

那珂通世，生于1851年2月6日，卒于1908年3月2日。他是日本盛岡藩(今岩手县盛岗市)藩士藤村盛徳的第三个儿子。最初的名字叫藤村庄次郎。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他成了当时盛岡藩学校的教授那珂悟楼先生的养子，从此以后正式改名叫那珂通世。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了东京地区当时著名的庆应义塾，专修英文。毕业后，他先后当过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以及千叶师范学校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他成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兼职讲师。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很多考证日本、朝鲜、中国历史的专题学术论文,一时间名声大振。他撰写的《支那通史》是中日两国学术界产生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根据文廷式收藏的手抄本《元朝秘史》翻译和注解而成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出版后立刻成了国际学术界研究蒙古史的重要经典，也因为这两部专著的出版，给他带来了重大的学术影响和知名度，至今这两部专著已经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不朽的名著之一。当时，那珂通世博士建议日本高中的外国历史教育应该分成西洋史和东洋史二科。这一建议得到了包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的赞成并获得通过。然而，在日本的大学中普遍采用这一概念则是直到1910年才开始的：这一年，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把以前的“支那史学科”正式改名为“东洋史学科”。当然，支持这一改动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博士和那珂通世博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即：在白鸟库吉博士的中学时代，他所在的千叶中学的校长和任课老师正是那珂通世博士。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博士，他的父亲内藤十湾又曾经是那珂通世博士的养父江帾五郎通高的学生。因此之故，那珂通世博士和内藤湖南博士有着良好的学术交往和个人友情。

内藤湖南博士及其故居标志碑

因为东洋史学两大学派的创始人都和那珂通世博士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渊源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汉学界公认：那珂通世博士是东洋史学初期统一时代的真正创始人，而白鸟库吉博士和内藤湖南博士则分别是东洋史学东京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东洋史”概念的出现之初就已经规定了东洋史的研究范围是以支那史为核心、以朝鲜史为辅助、以整个远东和东亚地区的历史为其学科基本组成这样一个的定义域。
在此之前，日本汉学界一直保持着以“支那史”、“支那哲学”、“支那文学”和“汉文学”来指代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对于近、现代中国人来说，特殊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事实使我们非常反感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二字。实际上，“支那”这一概念，从语源学上讲，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其本意是“秦”，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出现。这就是今天英语世界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读法。

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一书中以为：

“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Seres或Serike。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Sin、Sinai、Thin、Thinai。

岩村忍博士在《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一书中也曾考证说：

但是，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ts'in(通俗的chin)而来。这一音中的ch的发音是由不发ch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Shin、Thin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Sinae、Thinae的发音。

当然，1945年以后日本政府曾公开禁止过在文章中再以“支那”指代“中国”的不当言行。

           （二）从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到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

1877年，以东京开成学校(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io)为核心，联合东京医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东京大学。

今天的东京大学办公楼和教学楼

在新的东京大学中有四个学部：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和医学部。文学部又有两大学科：史学、哲学、政治学科为第一学科，和汉文学科为第二学科。因为第一学科的史学科，两年后史学科被撤消,而代之以理财学科。撤消的理由是：在史学科必须讲述日本、中国、印度和东洋各国的历史，必须熟悉日本及西方社会的古今沿革、变化和兴废，而且还要熟悉哲学。这样的人材太难求了。因为没有合适人选，所以只好撤消学科编制。188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两大学科改组成三个学科：第一学科是哲学科。第二学科是政治学和理财学科。第三学科是和汉文学科。1882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又增设了以讲授中国和日本传统学术为中心的第四学科古典讲习科。1885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相当于文学院）又形成新的三个学科的划分：第一学科是哲学科。第二科学是和文学科。第三学科汉文学科。同时，把政治学和理财学科划归到法学部（相当于法学院）。第二年，根据当时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指示，东京大学文学部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当时在哲学科中没有中国哲学讲座，在史学科中也没有中国史讲座。那时，有关中国的学术全设在第三学科的汉文学科。当时任教的教授先后有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南摩纲纪、重野安绎四人，由他们四人共同负责汉文学的教学。其中，岛田重礼还负责支那哲学的教学。

中村正直、岛田重礼、重野安绎三位教授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所谓的西学最初主要是指兰学，即来自荷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那时，日本在学术上和德国的历史学和哲学界还是没有什么具体联系的。不过，就算是有点通商和外交联系也谈不到汉学研究的层面上。更何况那个时代德国的汉学研究是以实用语言方面的传授为主，若想作真正的汉学研究就得先去法国，儒莲（Stanislas Julien）是那个时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真正领袖。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日、德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改善。正处于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事业的日本，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历史教授人选的情况下，就想到了向历史学大国的德国寻求帮助。通过德国驻日使馆的特别推荐，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高薪聘请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兰克教授（Leopold von Ranke）的著名弟子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把德国当时历史学界飞速发展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理论和西方史学传统带到了日本。

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及其著作和导师兰克教授（Leopold von Ranke）

后来成为日本汉学界顶尖人物的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博士等人，成了瑞斯博士的第一批日本弟子。从此，德国汉学开始凭借着德国历史学在日本的传入而日益流传开来。近代日本汉学界特别是东洋史学界的开山祖师就是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弟子。其中，白鸟库吉博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追随瑞斯博士，亲自到德国留学数年。瑞斯博士当年开设的课程先后有：历史研究法。地理学。东西交涉史。西洋史。德国近代史。英国史。法国史。

              （三）从东京帝国大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

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始模范欧美学制，设立讲座制度。其中给和中国学术有关的汉学和支那语学设立了三个讲座：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一讲座。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二讲座。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三讲座。1905年，东京帝国大学根据讲座的实际内容，临时性质的把汉学和支那语学三个讲座分别改组标明为：支那哲学讲座。支那史学讲座。支那文学讲座。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通过决议把哲学科支那哲学讲座、史学科支那史学讲座、文学科支那文学讲座的划分正式固定化。名称虽然有些变化，但是依然保持着创始时期的汉学和支那语学三个讲座制度的性质。这三个讲座的人选先后如下：第一讲座第一任教授是岛田重礼博士。他的继任者先后有重野安绎、星野恒、宇野哲人、盐谷温、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气太、高田真治等人。第二讲座第一任教授是竹添进一郎博士。他的继任者先后有根本通明、市村瓒次郎、服部宇之吉（岛田重礼的女婿）、盐谷温、岗田正之、仓石武四郎等人。第三讲座第一任教师是张滋昉（华裔，讲师身份）。他的继任者先后有宫岛大八、三岛毅、那珂通世、金国璞、张廷彦（华裔）、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兼）、宇野哲人（兼）等人。其中，白鸟库吉博士和市村瓒次郎博士被公认为东洋史学东京学派的两大创始人。

白鸟库吉博士和市村瓒次郎博士

出自他们二人门下的著名东洋史家，如箭内互、松井等、今西龙、池内宏、加藤繁、羽田亨、桥本增吉、原田淑人、鸟山喜一、重松俊章、和田清、清水泰次、石田干之助、岩井大宪、植村清二、三岛一等人。1891年，长谷川泰议员向众议院提议：为了适应正日渐强大的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际需要，应当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已经有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在日本的关西地区，即西京都（今京都）再设立一所帝国大学。这一提案得到了当时文部大臣大木乔的支持。因此上，在西京都的关西地区设立帝国大学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拟定名称是“关西帝国大学”，准备在该大学下设法科大学、理科大学、医科大学和文科大学（相当于法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四个编制机构。后来在当时文部省少辅（大致相当教育部高教局局长）九鬼隆一起草设立新的帝国大学条例时才正式使用“京都帝国大学”这一名称，并大致确定了以刚从大阪搬到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即第三高中）为基础，升格而成新的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方案。1896年，文部省事务次官（大致相当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牧野伸显向当时的文部大臣蜂须贺茂韶提出建议：使用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的部分对日赔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建设基金。于是，这一建议获得日本文部省和内阁一致通过。可见，京都帝国大学从她诞生之初就和中国、和对华政治有了特殊的纽带关系。

设立京都帝国大学的提议人众议院议员长谷川泰先生、京都帝国大学命名人文部省少辅九鬼隆一、京都帝国大学建校资金负责人文部省事务次官牧野伸显

1897年6月18日，根据明治天皇第209号令,在日本的西京都正式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由木下广次博士出任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

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木下广次博士和现任校长尾池和夫博士

但是，它的文学院，即所谓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则迟到1906年才正式成立。

京都大学历任校长和任职时间如下：

旧“京都帝国大学”时代：

木下广次 1897年6月 ～ 1907年9月
冈田良平 1907年10月 ～ 1908年8月
菊池大麓 1908年9月 ～ 1912年4月
久原躬弦 1912年5月 ～ 1913年4月
泽柳政太郎 1913年5月 ～ 1914年7月
山川健次郎 1914年8月 ～ 1915年5月
荒木寅三郎 1915年6月 ～ 1929年2月
新城新藏 1929年3月 ～ 1933年2月
小西重直 1933年3月 ～ 1933年6月
松井元兴 1933年7月 ～ 1937年5月
滨田耕作 1937年6月 ～ 1938年10月
羽田亨 1938年11月 ～ 1945年10月
鸟养利三郎 1945年11月 ～ 1951年10月

新国立“京都大学”时代：
服部峻治郎 1951年11月 ～ 1953年11月
泷川幸辰 1953年12月 ～ 1957年11月
平泽兴 1957年12月 ～ 1963年11月
奥田东 1963年12月 ～ 1969年11月
前田敏男 1969年12月 ～ 1973年11月
冈本道雄 1973年12月 ～ 1979年11月
择田敏男 1979年12月 ～ 1985年11月
西岛安泽 1985年12月 ～ 1991年11月
井村裕夫 1991年12月 ～ 1997年11月
长尾真 1997年12月 ～ 2003年11月
尾池和夫 2003年12月 ～ 至今

其中，由著名汉学家出任校长的有中国科技史家的新城新蔵博士、东亚考古学家的滨田耕作博士、西域史家的羽田亨博士等人。木下广次博士，生于1851年，卒于1910年。熊本县人。中学时代在当地著名的时习馆学习，他的父亲木下村就是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毕业后，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前身——日本司法省明法寮，专修法语。1876年开始，他前往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相当于法学院）讲师、教授、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相待于高教局局长）。1889年6月7日被授予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91年，当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1897年，木下广次博士被文部省任命为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

创始时期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门及其教学楼

在他上任之初，木下广次博士就很明确地表明：

京都帝国大学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分校，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为了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办学特点。可以说，从建校之初，建立一所独立的有别于东京帝国大学特点和学风就成了京都大学历任校长的办校宗旨。

今天的国立京都大学主楼

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相当于文学院）正式成立,直到现在1919年才更名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狩野直喜博士及其著作

狩野直喜博士，生于1868年 2月11日，卒于1947年12月13日。熊本县人。字子温，号君山、又号半农人。他被认为是“京都支那学”的开山祖师，也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第一代所长。在创始时期的京都帝国大学，当时和中国有关的学术只有支那语学•支那文学一个讲座，教授就是狩野直喜博士。但是，狩野直喜博士当时在这里讲授的却是支那哲学史，直到1909年，铃木虎雄博士以副教授到任为止。从1909年开始，狩野直喜博士正式开始讲授支那文学史。自狩野直喜博士以后继承第一讲座的教授先后有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担任讲座教授。到了1919年，又增加了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担当第二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的是第一讲座的副教授铃木虎雄博士。

铃木虎雄博士及其著作

自铃木虎雄以后继承第二讲座的教授先后有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人担任这一讲座的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的出现则又是在1907年5月才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设立史学科，也设立了东洋史学第一讲座，内藤湖南以讲师身份出任此讲座教师。本来，狩野直喜博士是以教授职称直接聘请的内藤湖南。在当时的日本教育界注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和崇尚留学欧美的大环境下，那时的内藤湖南只是位著名新闻记者而已，这使有着留法经历和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以学历问题否决了内藤湖南直接担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的建议。两年后，1909年9月，内藤湖南就晋升为正教授。

内藤湖南博士及其著作

1908年5月，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二讲座。1909年4月，桑原骘藏博士担当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继承这两个讲座的教授先后有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佐藤长、荻原淳平等人。

桑原骘藏博士及其著作

到了1909年5月，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三讲座。但是，却一直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却着。直到1920年，矢野仁一博士担任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同时，在哲学研究科，增加了支那哲学史讲座，并且一直由狩野直喜博士担任支那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因此，有些学者主张把狩野直喜博士作为这一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但是，因为狩野直喜博士一直是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教授，因此他来担任支那哲学史讲座教授是简直性质的。实际上，作为独立的支那哲学史讲座，它的第一任讲座教授却是1911年才到任的副教授高濑武次郎博士。而狩野直喜博士则是第一个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支那哲学史课程的教授，这么讲就很周延了。其中，支那哲学史讲座从高濑武次郎博士以后，先后有小岛祐马、重泽俊郎、汤浅幸孙、日原利国、内山俊彦、池田秀三担任讲座教授。进入大正年代以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文、史、哲各自独立的倾向日趋浓厚，有关汉学的文、史、哲三个研究科，每科各设立三个讲座教授职位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定制。
1919年,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更名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1926年，内藤湖南博士退休。1930年，狩野直喜博士退休。1932年，桑原骘藏博士退休。到此为止，创始时代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三巨头全部退出了京都帝国大学。然后，在羽田亨博士的主持下，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于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时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三代的鼎盛时期。目前则是第四代学者的鼎盛和第五代学者的兴起时期。最近，由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砺波护博士等人主编出版的《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一书中，对以下七位汉学家的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肯定，即：

狩野直喜博士的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内藤湖南博士的东洋史学研究、滨田耕作博士的东亚考古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羽田亨博士的东洋史学和西域史研究、小岛祐马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宮崎市定博士的东洋史学和宋史研究、吉川幸次郎博士的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上述七位汉学家中有四位是专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国际权威学者，另外三位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专业学者，也是以“史”为核心的，足可以证明对中国古代史的专题研究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核心和基础。

砺波护博士及其主编著作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各汉学讲座创始人名单（按年代和到任职称排列）：

物理学副教授（东洋天文学史）新城新藏（1900年）。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教授狩野直喜博士（1906年）。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讲师内藤湖南（1907年）。物理学讲座教授（东洋天文学史）新城新藏博士（1907年）。地理学讲座教授（支那史学地理学）小川琢治博士（1908年）。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内藤湖南博士（1909年）。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桑原骘藏博士（1909年）。支那哲学史讲座教授狩野直喜博士（1909年，兼任）。支那语学•支那文学副教授铃木虎雄（1909年）。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师徐泰东（1909年，华裔）。东洋史学讲师羽田亨、富冈谦藏（1909年）。美术史学讲师滨田耕作（1909年）。支那哲学史讲座副教授高濑武次郎（1911年）。东洋史学副教授矢野仁一（1912年）。东洋史学副教授羽田亨博士（1913年）。支那哲学史讲座教授高濑武次郎博士（1915年）。东洋考古学讲座教授滨田耕作博士（1916年）。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教授铃木虎雄博士（1919年）。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矢野仁一博士（1920年）。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羽田亨博士（1924年）、矢野仁一博士。因为矢野仁一博士同时开始兼任史学地理学讲座教授（1924年），于是，这一年开始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由羽田亨博士（1924年）和矢野仁一博士共同承担。尽管上述中间有的第一任讲座教授之间还有师生关系（如，羽田亨博士是京都帝国大学1907年～1909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毫无疑问他和当时的狩野直喜博士、内藤湖南博士二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师生关系。）应该说，他们都有资格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第一代学者。

（四）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桑原骘藏、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

提起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就必须从它的三大创始人开始说起。可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少学者们通常只知道内藤湖南博士。实际上，为日本汉学界公认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是三个：桑原骘藏、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而且，根据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之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当时他们三人的地位：狩野直喜博士是教授，而内藤湖南则是讲师。1909年，内藤湖南和新来的桑原骘藏二人同时成为教授。并且，对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来中国留学之前的1899年就已经内定了。因为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校长木下广次和他是同乡，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并排的出现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和内藤湖南博士

狩野直喜博士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讲座教授岛田重礼的学生。他中学时代和小川琢治博士是同学，大学时代和藤田丰八博士是同学，来华留学时代又和市村瓒次郎博士是同学。而桑原骘藏博士则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三讲座那珂通世博士（兼职讲师）的学生。然而，由于桑原骘藏博士在论著和日常生活中对中国人种和文化一直抱着极端仇视和鄙夷的态度——笔者一直称他是现代日本汉学界右翼学者之祖，至少可以肯定他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右翼学者之祖。他甚至也经常当面对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进行讽刺和挪揄，以至于连罗振玉、王国维和董康（当时京都帝国大学不在编的汉语讲师）三人为了避免尴尬而非常害怕和他交往。当然，桑原骘藏博士也有个和他比较友好的中国学者文廷式。也许正是他那太极端的仇视和鄙夷中国的态度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的介绍和交往吧。负责支那文学和支那哲学教学的狩野直喜博士，出自其门下的最著名的直系弟子哲学是是武内义雄博士、小岛祐马博士、本田成之博士；文学是青木正儿博士、仓石武四郎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等人。而负责东洋史学教学的内藤湖南博士和桑原骘藏博士，出自他们二人门下的最著名的直系弟子是宫崎市定博士、神田喜一郎博士、贝塚茂树博士、那波利贞博士、佐伯富博士、冈崎文夫博士、宇都宫清吉博士、奥羽正义博士、宫川尚志博士、三田村泰助博士等人。而第二代弟子中的领军人物就是他们的直系弟子宫崎市定博士，一个曾经参加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疯狂掠夺中国古代文物和古籍的国际汉学界研究宋史的最为著名的头号学者、战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这位继承了桑原史学中的反华传统的国际汉学大师，以九十四岁的高寿走完了他那精彩的宋史研究和曾经有过的疯狂的反华生涯。负责考古学和西域史教学的是滨田耕作博士和羽田亨博士。在他们门下的著名弟子如梅原末治博士、水野精一博士、田村实造博士、角田文卫博士等人。

考古学京都学派创始人滨田耕作博士和西域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羽田亨博士

  

在第一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巨头中，一般学术界把内藤湖南博士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代的领军人物，这大概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当首推宫崎市定博士。可以说，正是在这两个人的手上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今天的京都大学成了在日本全国仅次于东京大学的学科齐全、规模宏大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特别是它的文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研究中心等教学和科研机构。日本国内一直习惯对东大和京大进行对比。如“官僚的东大”和“学术的京大”，“东大的白鸟”和“京大的内藤”，“东大的山崎”和“京大的小川”……《述学斋日记》1930年5月6日中也记载了这一对比：

赴俞斋。访中江君，畅谈至深夜。云先师剑西先生在日，曾来北京，泊扶桑馆。君访之，谈及东西大学优劣，先师曰：“东不如西也。然今仓石生者，虽年少，现在京都留学，渠归东之后，东必有生色。”

全校多达将近六十个图书馆，几乎在每一个学部和研究所内均有独立的属于自己学科范围的图书馆。全校总藏书量超过了六百万册，而人文科学研究所内珍藏的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就超过了四十万册，这些文献即使是在中国也是十分罕见的，有很多珍贵的古代文献则是中国早已经失传多年而至今完整地保存在日本的。京都大学的传统与办学目标，和东京大学截然不同。京都大学位于日本历代的古都，有着悠久的日本传统历史和文化；远离日本首都的政治中心和繁华的大城市，优美的校园自然环境为学者准备了潜心治学的理想场所，这使京都大学一直以培养科学家和专业化学者见长。特别值得京大人自豪的是，在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中，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就占了五名。而获日本文化勋章和日本科学院奖以及其他方面奖励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成就的取得同它的优秀传统是分不开的。京都大学从创校以来就十分执着于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注重于学术上的高标准。至今，西田的哲学、汤川和江崎的物理学、福井和野依的化学、朝永的力学、利根川的生理学名扬天下，而以内藤史学为核心的东洋史学团队，更是二十世纪国际汉学界的中坚力量。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就曾和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胡适先生一起探讨当时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京都还是在巴黎这样一个问题。

           （五）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对于近、现代中国学者来说，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直是个让人神往和肃然起敬的象牙之塔。作为京都帝国大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肯定要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是1939年。成立的目的是以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为其宗旨的，它显然是想平衡一下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在人文科学上所形成的极端专业化和高精尖的研究模式。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小岛祐马博士。我们把1939年到1948年之间的人文所简称为“旧人文所”。

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旧人文所）办公楼

其实，早在十年前的1929年就已经成立了和此很类似的科研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这是隶属于日本外务省下的一家官办科研和情报机构。东方文化学院的理事长是服部宇之吉博士。在东方文化学院之下，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所长是服部宇之吉博士。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是狩野直喜博士。在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下设评论员制度，负责学术研究。

第一届评论员如下：支那文学专业：狩野直喜博士、铃木虎雄博士

支那言语学专业：新村出博士

东洋史专业：内藤湖南博士、桑原骘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羽田亨博士

支那考古学专业：滨田耕作博士

支那地理学专业：小川琢治博士、石桥五郎博士

支那科技史专业：新城新藏博士

支那哲学专业：高濑武次郎博士、小岛祐马博士

支那佛学专业：松本文三郎博士

到了1938年，因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学风和研究课题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侧重于近现代中国，直接为日本外务省和陆军部服务，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则侧重于研究中国古典学术，这一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后，它的京都研究所则保存了下来。1939年，正式独立后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改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由松本文三郎博士和羽田亨博士先后担任所长。这期间它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自1934年开始编篡出版每年一册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一书。这一书在编篡体例上是学自德国。当时德国汉学界编纂并出版了每年一册的《东方学文献解题》(Orientalische Bibhgraphie)一书。此书成为西方东方学界(特别是汉学界)必备的工具书。直到1914年才停刊。二十年后，日本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模仿此书编篡了《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1963年开始，把《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出版至今。《东洋学文献类目》和《东方学报》成了刊发汉学研究论文和收集汉学研究文献的重要载体。
残存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一直以独立后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苦撑到了1948年，它和西洋文化研究所一起被新的京都大学收编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我们把1948年以后的人文所简称为“新人文所”。现在，因为旧人文所已经成了过去，所以一般就直接以“京大人文所”来指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小岛祐马博士以后，先后担任所长的有高坂正显博士、落和太郎博士（代所长）、安部健夫博士、贝塚茂树博士等人。安部健夫博士是战后重新改组的新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一代所长。改组后的新人文所下设日本研究部、东方研究部和西方研究部三个机构。当时，由贝塚茂树博士和桑原武夫博士分别出任东、西方研究部主任。2000年4月，人文科学研究所又一次重组，目前的机构编制如下：

· 人文学研究部 

o 文化研究创成部门 

o 文化生成部门

o 文化关联部门

· 东方学研究部 

o 文化表象部门 

o 文化构成部门 

o 汉字情报研究中心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新人文所）所长贝塚茂树博士及其著作

从贝塚茂树博士开始，历任所长和任期如下：

贝塚茂树 1949年4月 ～ 1955年3月。塚本善隆 1955年4月 ～ 1959年3月。桑原武夫1959年4月 ～ 1963年3月。森鹿三 1963年4月 ～ 1967年3月。薮内清 1967年4月 ～ 1969年3月。森鹿三（再任）1969年4月 ～ 1709年3月。河野健二 1970年4月 ～ 1974年3月。林屋辰三郎 1974年4月 ～ 1978年3月。河野健二（再任）1978年4月 ～ 1809年3月。福永光司 1980年4月 ～ 1982年3月。上山春平 1982年4月 ～ 1984年3月。吉田光邦 1984年4月 ～ 1985年3月。柳田圣山 1985年4月 ～ 1986年3月。竹内实 1986年4月 ～ 1987年3月。尾崎雄二郎 1987年4月 ～ 1989年3月。谷泰 1989年4月 ～ 1991年3月。吉川忠夫 1991年4月 ～ 1993年3月。阪上孝 1993年4月 ～ 1997年3月。山本有造 1997年4月 ～ 1999年3月。桑山正进 1999年4月 ～ 2001年3月。阪上孝 2001年4月 ～ 2003年3月。森時彦 2003年4月 ～ 2005年3月。金文京 2005年4月 ～ 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