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6）

在大成拳（意拳）史上，有一件特别重大而又模糊不清的问题，即王芗斋是否从1913年开始担任过陆军部武技教练所武术教练和教务长一职之事，以及由此而来的有无与鼻子李比武之事。1992年10月号的《武魂》刊发的轰动一时的名文《历史是公正的－－为意拳发展史正本清源》提出：“1913年，袁世凯的陆军部长靳云鹏、次长齐振林在北平设立陆军部武技教练所，芗斋先生受聘担任教务长。”可是一直却没有看到相关的证据。署名静云在《王芗斋名震北京城》一文中也主张“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的陆军部长靳云鹏，在京成立陆军部武技教练所，特邀王芗斋担任教务长”。而反对方在《再揭部分意拳传人的无耻谎言》一文中公开主张：

“经过查阅《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发现1913年的陆军部并没有所谓“武技教练所”的建制。这可以说明，至少在1913年陆军部还没有建立“武技教练所”，现在看来，这个谎言真应了一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所谓“1913年，在袁世凯的陆军部任部长的靳云鹏之倡导下，北京成立了陆军部武技教练所……靳云鹏聘请王芗斋担任该所教务长”之说纯属凭空捏造，那么后面的“这一年中秋过后的第二天，陆军部长靳云鹏在其官邸设宴，特邀请王芗斋、李瑞东两位新老武林名家相会交流，并邀请了京都军政要人及武林名流作陪……”则统统是谎言了！”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本文试加以考证和研究如下。

一、关于靳云鹏

1877年生，1951年死。字翼青，山东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18岁时，投奔袁世凯，参加“新建陆军”。后深得段祺瑞的赏识和器重。被列为段手下“四大金刚”之首。又因为他有一只眼微斜，被人笑称为“斜眼将军”。1909年，任云南清军十九镇总参议。1912年秋，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授陆军中将。1914年，任泰武将军，升山东都督。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1919年初入阁，任陆军部总长。同年9月24日任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1921年12月下野。下野后他居住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并正式归依佛教，但同时也在山东经营矿业。1942年3月，被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会议委员会。1949年，他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区南海路尚友村1号。1951年，病死在南海路寓所，终年74岁。

著名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赴日学棋前，因为家境贫寒几乎不能成行，是靳云鹏无私地援助了他500元现大洋，为吴清源先生在日本围棋界的崛起准备了物质基础。

靳云鹏的侄子靳怀刚却是个革命家。还在他在旧北京读书时就开始投身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他赴延安参加革命正式入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115师林、聂二帅办公室的联络科长。当时曾被聂帅戏称其为“靳少爷”。

二、1913年前后陆军部的人事与编制

根据民国期间所出版的《职员录》的记载：

陆军部是民国元年（1912）4月29日正式成立的。

民国元年（1912）陆军部总长（即陆军总司令）是段祺瑞，次长（即陆军部副总长）是蒋作宾。

民国二年（1913）陆军部总长是段祺瑞，次长是蒋作宾。其中与王芗斋先生有关的人员职务：总务厅署理（即陆军部办公厅厅长）兼军马司司长是徐树铮。陆军第五师师长是靳云鹏。此年即众说纷纭的1913年。

民国三年（1914）陆军部总长是段祺瑞，次长是蒋作宾。其中与王芗斋先生有关的人员职务：总务厅署理建军马司司长是徐树铮。陆军第五师师长是靳云鹏。5月12日，批准设立两个次长。5月14日，徐树铮晋升为次长。

民国四年（1915）陆军部总长是段祺瑞，署理总长是王士珍，次长是蒋作宾、田中玉。其中与王芗斋先生有关的人员职务：总务厅署理建军马司司长是徐树铮。陆军第五师师长、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是靳云鹏，陆军部第六师步队第十二旅旅长是齐燮元。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说完全明白了王芗斋先生在当时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关系和后台人员的具体职务。而查民国前四年的《职员录》，陆军部或其他各部门并没有设立“陆军部武技教练所”这一专职编制和机构。

靳云鹏担任陆军部总长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事情。为此，陆军部还按照惯例，还在1918年3月颁布了《关于靳云鹏继段芝贵任陆军总长令告》。显然，《历史是公正的－－为意拳发展史正本清源》一文在这一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妥的。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一文的主张，那对历史来说就是不公正的了。但是，相信《再揭部分意拳传人的无耻谎言》一文和童旭东先生的观点，那历史不但是不公正的，甚至成了任人宰割的伪史了。意拳的历史问题在此已经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困境。

龚东举出了江寿祺给《形意拳术抉微》一书作的序中的观点，作为证据，该序文说：

“民国四年，予任陆军训练总监处骑兵监长时，适改定《陆军教育令》，乃呈请总统于该令中增加拳术一门，并请设立武技术教练所，均蒙批准。于是遂招集各门拳术家细心考察，加意选择，研究多日，始得形意拳术一门为最合军用。盖该拳为岳武穆所发明，用以教练军队专能以少胜多，简单精巧，最切实用，且无论老幼皆可学习，虽千百人亦能齐一操作，而于兵士之三年退伍期间，每日学习一次，即可应用，若他拳虽各具巧妙之处，然非自童年学习，操练十数年不为功，用于军队则不相宜矣!该拳不惟强健筋骨，并具有佛道家之禅理，上则精神贯顶以养性，下则气达丹田以固命，大则可以强国强种，小则可以却病延年，其利益诚非浅鲜焉!

今有形意拳术大家刘殿琛先生得家传之精奥，不自秘密，著书行世，具有普及全国之愿心，形意拳之精华尽发泄于是书，诚为学者之终南捷径也。刘君曾充武技术教练所教员，学员毕业已有数班，成绩极佳。予习斯拳数年，亦承刘君之指教，得以窥门径，颇有进益，刘君之热心教授，殊堪令人佩服。书成命予为序，予本军人，粗鄙不文，焉能为序，仅就予之所知者，略举大概，以告国人，使国人知所注重可耳，尚乞阅者谅焉。时在庚申冬月陆军中将江寿祺谨志于都门。”

果真如此的话，龚东使用这一证据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案：江寿祺，安徽潜山人。陆军中将。保定军校、陆大第一期毕业。据他自称曾任“陆军训练总监处骑兵监长”一职。根据作序时间为“庚申冬月”，即1920年。但是，根据我的考证，江寿祺在当时的准确职务是陆军大学（1912年成立）教育长。而所谓的“陆军训练总监处骑兵监长”一职，根据“民国四年”出版的《职员录》中的记载，在陆军部只有八个司，即：军衡司、军务司、军械司、军学司、军需司、军医司、军法司、军牧司。骑兵的马匹来源属于军牧司的工作，而训练属于军学司。但是，在军学司所有编制中独独没有什么“陆军训练总监处”这一职称和职位！而且，在陆军部的八个司中，“司”下面的编制是“科”，根本没有“处”这一级的编制。那么，所谓的“陆军训练总监处”也就是无中生有的了？所谓“呈请总统于该令中增加拳术一门”之说，按照当时八个司的设置规定，应该属于军学司的范畴。查当时军学司执掌的工作条例原文共有十一项，其中可以和武术教学挂上勾的只是第一、三、十一项，即：

第一项，关于军队教育及训练改良事项。

第三项，关于拟定各兵种科操典及教范事项。

第十一项，关于其他军事教育及训练等一切事项。

因此，所谓“陆军训练总监处骑兵监长”和“乃呈请总统于该令中增加拳术一门，并请设立武技术教练所，均蒙批准”等说，显然有些蹊跷。根据当时江寿祺本人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一职来看，他完全是有能力在陆军大学中提出这类建议并获得通过的。因此，我想或许是他记忆出错，把在陆军大学的建议张冠李戴了吧？其实，这么指责江寿祺显然有失公正的。因为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已经列出了“陆军训练总监”的设置，但是，从这本资料汇编中公开的档案来看，有以下几点是核心：

第一，陆军训练总监设立年代不详。该书第三辑军事（一）上明确注明：“？年”，即设立年代不详。第二，陆军训练总监下设立五个监，第二监即骑兵监。而陆军训练总监直接面对民国总统。于是，作为监长的江寿祺是有条件直接“乃呈请总统于该令中增加拳术一门”的。是否获得批准，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民国四年《职员录》上没有对这一职位的记载。

可是，在民国四年，山东济南督察使兼四十七旅旅长马良就开始在军队中设立了“武技传习所”。著名武术家王子平等人在此执教。这显然不是孤立的行为。也不是非法的践越行为，应该是江寿祺“请设立武技术教练所，均蒙批准”后的产物。因此，1913年之说是不当的，陆军部武技教练所成立在民国四年，即1915年。

三、1912年?915年之间陆军部中的武术教官

在民国四年出版的《职员录》中记载了当时在陆军部军学司中正式在编的两位武术教官孙景云和杨杰：

武教官兼总队长孙景云，奉天本溪县人。

武教官杨杰，湖北鹤峰县人。

可见，当时把武术教官称为“武教官”。而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武教官兼总队长”一词，因为称呼两名正式编制的“武教官”并不需要冠以“总队长”之称。显然，这里面另有文章，即正式编制的两名“武教官”和非正式编制的“武教官”（如王子平等人），从而形成一个武术教官总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第一“武教官”的名称后面再加上一个“总队长”的头衔。比如说，这里的“刘君曾充武技术教练所教员，学员毕业已有数班，成绩极佳”一语，证明了形意拳大师刘奇兰先生之子刘殿琛先生就是这支武术教官队伍中的一员。至少这一点是可信的。按照当时的规定，正式在编的由民国政府支付所有工资和开支，而聘请的则由当地军队和政府支出全部开支。这大概就是王子平等人的名字没有正式出现在《职员录》中的原因。而王芗斋先生也是属于这类聘请的武术教师之一，因此也不可能出现在《职员录》中。

在拳史传承的口耳相传之学上，我正式递帖拜师的意拳恩师李见宇老先生和已故神拳老师姜正坤老先生、以及“代友授徒”而我“以师事之”的已故大成拳老师王选杰先生三人，均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向我讲述过这一口述史事。当然也包括了与鼻子李的那段故事，只是有“气走鼻子李”和“摔出鼻子李”两种具体说法上的差异。看来这一传闻显然是直接来自王芗斋先生。没有历史文献证据，在“吾师”与“真理”之间，有着历史文献学博士和博士后学历的我陷入了左右两难之地。在某些人看来，假如“陆军部武技教练所”在1913年并不存在，那么所谓的武术教官、教务长和“气走鼻子李”等传说，正如他们所说：“那么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所谓'1913年，在袁世凯的陆军部任部长的靳云鹏之倡导下，北京成立了陆军部武技教练所……靳云鹏聘请王芗斋担任该所教务长’之说纯属凭空捏造，那么后面的'这一年中秋过后的第二天，陆军部长靳云鹏在其官邸设宴，特邀请王芗斋、李瑞东两位新老武林名家相会交流，并邀请了京都军政要人及武林名流作陪……’则统统是谎言了！”现在，我们通过对民国四年（1915）陆军部第一武术教官头衔后面有个“总队长”一词的分析，通过山东成立武技教习所的事实，可以说为当时王芗斋在这里从事武术教学活动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辅助证据！根据我的上述考证和分析，王芗斋先生出任陆军部武术教官一事并非是谎言。那么，和鼻子李之间的种种传闻，显然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的。

四、与鼻子李比武问题

著名武术家李瑞东先生在他英武的一生中，有两件故事成了难定取舍的谜案。一件是霍元甲本人及其弟子们传出的霍元甲与鼻子李比武之事，所谓鼻子李战败后把霍元甲关在牢里、而霍打断铁窗窜出牢外逃走之说，明显是霍氏本人及其弟子的不实之词。因为当时鼻子李家院中的结构和霍氏传闻中做描述的完全不同。这一件可以说已成定论，是鼻子李蒙受了不白之冤。另一件就是所谓王芗斋气走鼻子李或摔出鼻子李之说。看来，只要是武林中人就难免不了会遭受口舌是非吧。

关于这件事，在署名静云的《王芗斋名震北京城》一文、署名张宝瑞的《中华武林人物传》一书等论著中一直热衷于此说。见《王芗斋名震北京城》一文：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的陆军部长靳云鹏，在京成立陆军部武技教练所，特邀王芗斋担任教务长……此时李瑞东（人称鼻子李）在总统府任武术教师。李瑞东曾受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大刀王五（王子斌）、太极名家王兰亭和大侠甘凤池之孙甘淡然的指点，武艺精纯，赫赫有名。为使王、李两位武术家相会，靳云鹏特设宴于官邸……那天芗斋与靳云鹏在大门外迎接后到的李瑞东。一见到年纪轻轻，且身体瘦弱的王芗斋李瑞东顿生轻视之意。进入大厅时二人互相礼让先行，彼此两臂相交之时，李瑞东暗使捋劲；芗斋身体微觉受力，精神为之一振，周身故荡，顺势而发，说时迟，那时快，李瑞东因年老不支，单腿一软，跪在大厅门墙之下。王芗斋连忙搀扶，二人仍互让：“请，请”。一同步入大厅外行不知底细，而在场的武林名流们，已从刚才的一幕里见出胜负，待人们入席，在首遍酒后，李瑞东口称“方便”，离席未归。后来靳云鹏再设宴欲为两人调解，但李瑞东已负气返回天津武清故里。王芗斋为此悔恨不已。他认为，李瑞东已是成名人物，而且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二岁），自己不该壮年气盛致使李瑞东抑郁成疾……

但也有的学者就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比如说，胥荣东兄的《大成拳－－拳禅合一的中国武术》一书初版和再版就做了很大修改，并且表明：“与李瑞东先生试技比武等……今则全部删除”。李瑞东先生的后人表示：“关于所谓'王李比武’事，并无任何历史记载及其相关文字史料，除了王芗斋的传人外，武术界过去连传说也没有。凭此两条，就足以证明完全是有人杜撰出来的”。在《历史是公正的－－为意拳发展史正本清源》一文中对此事采取了一字不提的忽视态度。

仔细分析这段传说，所谓“进入大厅时二人互相礼让先行，彼此两臂相交”的行为，只说明两人有过一点礼节性的身体接触，而后面的描写“李瑞东暗使捋劲；芗斋身体微觉受力，精神为之一振，周身故荡，顺势而发”之说，就失去了成立的证据。或许真有鼻子李被门坎拌住一下而出现“单腿一软，跪在大厅门墙之下”，那也是和王芗斋先生是无关的。从鼻子李在此事后很快逝世来看，当时鼻子李应该已经重病在身，只是面子上不想被外界知道。此事的关键是鼻子李中途退场，没有给当时年轻的王芗斋一点面子，才使王芗斋产生了误解吧。而中途退场也许真的是病体感觉不好所致。在还没有设立陆军部武技教练所的1913年，王芗斋先生在北京的活动显然是和军旅有关的，成立没成立他都在那里教拳。因为那里有他的好友第十二旅旅长齐燮元、第五师师长靳云鹏和军马司司长徐树铮。而江寿祺的骑兵监正好在业务权限上受军马司司长徐树铮的管理，江的提议获得批准后，由江、徐二人举荐王芗斋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理解爱祖先者的内心世界。因为支持此说和反对此说都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平台，即祖先崇拜论。在我对这件事长达二十几年的史料苦苦追寻中，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局面。最后，我决定退出历史文献的研究，而从佛家的因果循环报应论来理解此事，即：王芗斋因为当时被鼻子李轻视才杜撰出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才有以后王壮飞基于相同的理由而杜撰出一个战胜王芗斋之事。我的上述分析也许就可以为此做出了一点个人的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