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说视野下的京都考证学派（上）

【内容提要】四重证据法的讨论发端于近年来国学方法论与时俱进的更新需要。国内外学术界在进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多重证据的思路，这对时下的四重证据的探讨说有重要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四重证据说为理论参照，对日本汉学界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兼及该派方法与留日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关联。

【关键词】四重证据说、日本汉学、京都学派、考证学

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在方法论上与传统的乾嘉考据学相对接，王国维最初提出“二重证据说”，即是指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献相印证。到90年代饶宗颐、杨向奎、叶舒宪等分别提出“三重证据说”。于是，人类学视野与研究方法的介入给传统国学带来了研究模式的变新。再到21世纪初，叶舒宪提出了“四重证据说”，即把考古得来及传世的器物、图像等列为文化研究的第四重证据。由此引发出当下国学方法论更新的特点话题之一。

二重证据说首先出自王国维。他主张：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说,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

这里出现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在语言叙述上显然有着审美的考虑。“纸上”对“地下”，“旧文献”对“新材料”。曾经研究过美学的王国维，连写文章也在追求一种审美效果。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他继续主张：

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 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 赖于地下之学问者, 固不自今日始矣。

那么这里的“地下之新材料”、“地下之学问”是否只是局限于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史料呢？显然不是这样的。

李零就曾经主张：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所谓的“地下之材料”就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也还是以文字为中心。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如斯坦因发掘的西域汉简），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而李学勤、朱渊清、彭华等先生则主张：在1925 年,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刚刚发轫。作为中国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发掘,是1926 年进行的。至于1928 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则已是王国维所不及见。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国维讲义提到的“地下之材料”仅有甲骨文、金文,但从他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其实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实物证据，一是文字证据，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说”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显然，李零之说有失偏颇。笔者赞同李学勤、朱渊清、彭华等先生之解释。

陈其泰主张：

钱大昕利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互相比勘解释对考证元史问题等项得到创获, 可视为“二重证据说”的萌发。

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自来释古器者, 欲求无一字之不识, 无一义之不通, 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 谓其字之不可识, 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 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 人人能读之能解之, 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 今日所以难读者, 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 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 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 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 即甲以推乙, 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 必间有获焉。然后阀其不可知者以侯后之君子, 则庶乎其近之矣。

对此，陈其泰认为：“这段总结, 可视为‘二重证据说’之初步表述。”此一结论或许还值得商榷。因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也曾公开主张：

搜罗偏霸杂史、稗家野乘、山经地志、谱谍薄录, 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 旁及千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家墓、祠庙伽蓝、碑礴断缺之文, 尽取以供佐证。

上述观点也可以作为二重证据说的前奏，虽无其名而有其实。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氏这一解释很重要，已经变成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羽田亨等人考证学方法的直接渊源。

第一，纸上之材料

众所周知，对中国珍贵文献的搜求和占有已经成了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家们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个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的手上，都曾经利用合法程序和非法手段双管齐下，占有过中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物。从红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直到稿本杨守敬《水经注疏》等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以及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学之间甚至展开了收购和占有中国珍贵文物的拉力赛……1935年 12 月《中央时事周报》上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一文，神通广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并不甘心落后于他人和这个难得的掠夺中国文物的时代，于是，他在日本企业界有实力的老朋友三岛总裁和武田总裁这两位大企业家的丰厚的财力支持下，羽田亨出面亲自考察验证后，委托某位在华日本商人全数代为收购了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家中的敦煌文献，然后保存在著名的杏雨书屋。而这两位财界大老，后来又出巨资在京都帝国大学建立了豪华而典雅的羽田亨纪念馆。

狩野直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学派”、亦即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先后留下了《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支那文学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学》、《支那小说戏曲史》、《论语孟子研究》、《支那学文薮》等汉学研究名作，还留下了大量汉文古体诗。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首任教授高瀬武次郎曾经评价说：

“狩野博士的学术体系来自清朝考证学派。在日本学术界继承了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岛田重礼这一学术体系的，是接受过岛田先生亲自教导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小岛祐马也主张：

“在东京帝国大学中接受过岛田先生指导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继承了他所传授的清朝考证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再也找不出别人了。”

受晚清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影响，作为支那哲学京都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之一，狩野直喜主张，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的历史。因此之故，从汉唐训诂学到宋明理学，从孔孟儒学到诸子百家，都被他列为“支那哲学史”的当然研究范围之列。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是他从他的老师岛田重礼那里继承下来的老本行。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了解，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孔子以前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如果我们把前两个时期看成上古的话，汉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划分问题，在狩野史学那里可以说是虽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么他和内藤史学的断代差异首先出现在“清代”独立于“宋元明时期之外”这一显著特征。古典学包括了对古典的考证学，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

如果说内藤湖南喜欢读赵翼，那么狩野直喜更喜欢读崔述。后来，他还将在北京购买的《崔东壁遗书》赠送给好友那珂通世。从此，那珂通世手批本的《崔东壁遗书》就成了日本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抢手货。但是，崔述在治学方法论上的疑古思想只是成为他坚定了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清朝考证学的一个依据。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特别表明了他对崔东壁的批判：

“在崔述的观点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内容。今天我们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学术价值的话，毕竟在中国经典并不是个可以随便怀疑的对象。而他却能脱离这一传统，以独立而自由的观点，对经典进行颠覆，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借鉴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其实，在治学方法论上从对怀疑论的肯定走向实证的考证学，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是却有着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别。在这一点上，也许狩野直喜在超越了崔述之后才决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这表明了他对疑古思想的重视，也显示了他走向实证的选择。

“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法去研读中国原典”，这是狩野直喜一贯主张的方法。而所谓“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法”也就是清代传统的乾嘉考证学和传统的从训诂和版本目录学入手研究儒家经典的方法。狩野直喜认为这是研究汉学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必须提到重野安绎对日本史学、日本汉学研究方法上的以考证学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是日本整个历史学界和东洋史学学科的真正创建者。因为他注重考证而抹杀一切虚妄的史料记载，被人称为“抹杀博士”。他的学生白鸟库吉后来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的观点，白鸟此说和他的学术启迪有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因为早在重野安绎主持东京帝国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考证学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和岛田重礼不谋而合，他们二人才是日本近代汉学出现实证主义考证思潮的早期先行者。因此本文作者对国内学术界某些学者所竭力鼓吹的什么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证之风等等观点，一直斥之为虚妄不经之谈、主观想象之说！要知道：岛田重礼和重野安绎二人联合一起从1883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推广实证主义的考证学研究模式时，罗振玉刚年满17岁、王国维则刚满7岁！当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瑞斯(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公开传授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理论时，罗振玉年满21岁，王国维年满11岁！因此，不论从东洋史学东京大学的历史还是从东洋史学京都大学的历史来考察，根本不可能得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证之风”的结论。

刚才我们肯定了陈寅恪对二重证据说的解释，而充分实现了这一解释的当推日本汉学家、西域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羽田亨。

因为羽田亨的考证学特点就是先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因此，他的论著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贡献。完全符合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总结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个特点。而他自己在论著中也曾经对欧洲的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过如下总结：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做印度—欧罗巴语的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并因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对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的由来基本上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而这正是羽田亨论述简洁而清楚的特点所致。当我们看到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羽田亨的大学时代的导师也是位精通十几种中国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学家时，就不难看出羽田亨在大学时代接受白鸟库吉指导的痕迹了。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种类繁多，而且解读十分困难，因为不少语言文字已经人去楼空，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记碑》，那上面使用的文字究竟是何种文字，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到了1925 年，羽田亨发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记碑》上所刻文字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以为的女真文字。他的这一结论在解释了部分碑文内容之后成为定论。从此，契丹文字的研究开始走进了学术界。羽田亨的研究使纸上旧文献在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再如对西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上，羽田亨对《序听迷诗所经》名字“序听”即景教的“耶稣”的解读，也是具有重大启发性的。有关这一问题，可以参见佐藤长在《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表达的一段定评如下：

“序听迷诗所经(以下简称序经)。此经为日人高楠顺次郎博士所藏。全经共一百七十行，每行约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经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约在景教入唐后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写成的。经文文字晦涩难解。根揍东洋史权威羽田亨的说法，此经的题名‘迷诗所’的‘所’字为‘诃’字的误字，所以‘迷诗所’应为‘迷诗诃’，即景教惯用的‘弥师诃’，是默西亚的音译。‘序听’的‘听’字可能是‘数’或‘鼠’字的误字，全名应为‘序鼠弥师诃’即‘耶稣默西亚’( 序鼠或序数即经文中的移鼠，Jesus的音译)。全经的主要内容是从新旧约圣经讲解基督宗教的教义。”

公元前128年，当汉代张骞到达月氏时，提到了那里的都城所在地。但是该地具体位置，一直难以知晓。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马尔干达（markanda）”的缩写，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