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排行榜》述评

由好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王兆鹏先生领衔撰著的《唐诗排行榜》一书，最近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从报刊上到网络上，从课堂上到研究室，大江南北，都可以听到、看到相关的报道和讨论。在经济发达而学术贫乏的当下，出版此书居然引起了如此大的效果，实在是难得可贵。作者和出版界的眼光，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仔细阅读了多遍该书全部内容、思考了它的研究模式及其部分热点的报道文章之后，我们发现围绕此书，学术界和媒体依然还是处在“外面”，没有深入内在核心，媒体界热闹的评述和撰著者内在的用心及其对问题的思考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陷入了一种对塔说相轮般的局面。为此，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写来此文以求正于同道。

《唐诗排行榜》开创了用计量科学的手段研究唐诗的先河，入选前一百位的名篇有的为大家熟知，有的却很陌生，令不少读者感到意外，因此大呼荒唐。他们不禁要问：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样给唐诗排定座次，真的合适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我们为什么要为唐诗排行。

为什么会有唐诗排行榜，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需要回答：

一、排行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二、唐诗排行榜是怎样筛选制作出来的。

首先，关于第一点。王兆鹏先生已经在书中解答了：“要说明的是，这个排行榜只能反映榜单内相关诗篇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大小，而不能据此评估每首诗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的高低。排名靠前的诗篇，我们只能说它们在长期的传播接受历程中影响力更大，但不能据此说它们的艺术价值更高、思想意义更大。文学艺术作品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目前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来衡量和测度。”

唐诗排行榜的目的不是为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盖棺定论，而是反映历经千余年的名篇的认同度和影响力的大小和变化。王兆鹏先生以接受美学作为《唐诗排行榜》的理论基础，那么《唐诗排行榜》体现的就是唐诗的“历时性”问题了，“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会引起不同的理解、评价与效果，一方面因读者期待视界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作品的‘潜藏含义’逐步为读者所发现”。简单地说，排行榜体现的这种变化就是：诗歌的审美标准在不断改变并且诗歌的潜在意蕴在不断被发现。《唐诗排行榜》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意义正是在于让人们关注这种至今未停止的变化，并且研究造成现象的社会思想方面的因素。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江花月夜》来说吧，它的诗学地位的演变堪称传奇。《春江花月夜》在所有的唐代选本中难觅踪影，点评的资料也十分稀少。到了明代，才有高棅的《唐诗品汇》、李攀龙的《唐诗选》、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等几种选本将其选入。到了清代，《春江花月夜》名声鹊起，不仅因为选家众多，而且好评如潮，王闿运的八字大评“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才正是奠定了此诗的地位。排行榜体现的这种诗歌地位的起伏，就使得我们必须思考何以不同时代对于一首诗的评价竟然如此不同，其中的审美和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唐诗排行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解答。用王兆鹏先生的话说，本书只是做了定量分析，并不包括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

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读者批评这本书，他们的观点可以体现在这样一条诙谐地评论中“李白感到压力很大，杜甫表示相信政府，王维认为排名神马都是浮云，白居易承认夺冠有困难，唐太宗宣布本人及家属不参加比赛。”他们甚至不在讨论诗歌本身，而是在讨论诗人的历史地位，其实这与本书所讲的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因为他们把《唐诗排行榜》看作了《唐代诗人排行榜》，甚至是“唐代诗人在个人心目中的欣赏度排行榜”。这不得不说是多少年来诗学教育的思维定势所造成的。长久以来，我们论诗是先从认识诗人开始的。我们为诗人定性，划分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家和小家之分。更久之前，我们评判一个诗人是看他的阶级立场，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民性”和“阶级性”。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曾经通过阐释《三吏》、《三别》来批判杜甫的“人民性”，看似是跳脱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实是为了把杜甫划归到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一边。批判“人民诗人”杜甫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纯粹的“人民性”，这是在意识形态介入文学批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随便翻翻我们的文学史课本关于唐诗的章节，我们就能看到“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王维”，“边塞诗人高适、岑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标题。这些为诗人定性的标题让我们在读其诗之前先识其人，使我们对诗人有了先入为主之见。更不要说连国内流行的几套著名的古代文学史教材也是建构在以所谓“边塞诗”为核心主题的著述框架内这一局面了。再加之现代人读的诗越来越少，我们自己不能认识诗人的全貌，久而久之，文学史强加给我们的对诗人的判断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以为李白只写浪漫主义的诗，杜甫只写现实主义的诗，“李杜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诗一定都是好诗。文学史上不见踪影的诗人，他们的诗一定一无是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的读者在见到名不见经传的崔颢所写的《黄鹤楼》登上唐诗排行第一位时会大呼小叫的了。他们心里在想，这第一位应该是李杜的诗啊，甚至王之涣这种诗人怎么能独占前十位的两席呢？可是事实确是只有杜甫的《登岳阳楼》和李白的《蜀道难》进入了前十。有的读者带着这样的思维定势看这本书，在看到他们心爱的诗人的诗篇甚至无法进入前五十位时，自然会有种种的不满了，有问题的并不是书而是他们读诗的眼光。

钱钟书先生曾以吃鸡蛋还用得着见母鸡这样的玩笑回绝了记者的采访，那么那些质疑名诗人进不了榜单前列的读者不就像是这样一种人么：他们只吃固定的几只母鸡所下的鸡蛋，他们被告知这几只鸡是最好的，因而它们下的蛋也是最好的蛋，孰不知有些其他母鸡下的蛋会更加好吃呢！

 《唐诗排行榜》正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这样的偏见，任何对诗人的神话和妖魔化在排行榜面前都可以烟消云散。我们熟知的《三吏》、《三别》，只有《石壕吏》入选了前一百名，原来代表现实主义高峰的诗篇并不为古人所重视。最令人吃惊的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兆鹏先说它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名篇，即使不晓得这首题目的人，也会知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句。但是它在古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很小，在三十三种古代选本中只有二种选到它，诗评家对它也不大理会。那么看来，这首诗就像皇帝的新装，就连历代诗评家都看不出它美之所在，我们又何必替他大肆吹捧呢？我在课堂上进行古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就曾多次质疑此诗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其次，关于第二点。在明白了《唐诗排行榜》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唐诗的意义之后，就要探讨这份榜单是如何出炉的。基于接受美学的理论“文学的历史是一种审美接受和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其有接受能力的读者、善于思考的批评家和不断创作的作者对文学本文的实现中发生的”，王兆鹏先生将公众对文学作品的认同度理解为了关注度，为了统计它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二十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然后按照计量科学的方法，输入电脑，得到了排行榜的结果。据王兆鹏先生说，选本采集了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较大的七十种唐诗选本为数据来源。其中，唐人选唐诗九种，宋金元人选唐诗八种，明人选唐诗五种，清人选唐诗十一种，现代人选唐诗三十七种。这种选择或称为“选学”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古代选本与现代选本之比为33：37，三十三种古代选本是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大浪淘沙，拥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认同度。而现代的三十七种选本却是占了出版流通便利的优势，在数量上与古代选本匹敌，但它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和认同度呢？这种收录比例的不平衡具体到每首诗上，就是有八十九首诗的现代选本收入的次数要大过古代选本，只有十一首是古胜今，分别是：岑参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杜旬鹤的《春宫怨》，王维的《终南别业》、《过香积寺》，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赵嘏的《长安秋望》，孟浩然的《岁暮归南山》，卢纶的《长安春望》，崔颢的《行经华阴》，李白的《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古今选本收入差最大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现代选本被收入次数大于古代选本二十五次；差值最小的是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和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现代选本比古代选本多选一次。短短的现代一百年间涌现出的三十七本选本，与悠久的古代一千五百年来的三十三种选本相比，本书的撰著者如此“厚今而薄古”，显然出现了“选学”方法论上的技术性倾向问题。究竟哪一种具有说服力，我想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想要得出令人信服的数据，除非删减现代选本的数量减少它们的权重或者按现代选本的比例增选古代选本，我想第一种做法是比较现实的。

还有一点疑议的就是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问题。文学史教材和著作都是现代人所写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读者的认同呢？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写成的文学史和那些写完之后就束之高阁的文学史，有多少文学史教材和著作是公众喜闻乐见的和学术界认可的呢？遗憾地说，应该没有。文学史教材和著作并不关心读者关注认同怎样的作品，它们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而且往往是与时代和主流意识脱节，甚至是违背的。所以，不认为应该把文学史教材和著作作为数据的来源。再以《黄鹤楼》举例子，排行榜中显示文学史教材和著作一共收录了九次，但我知道这九种文学史教材和著作中一定没有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因为游先生的版本中对《黄鹤楼》根本只字未提。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高等院校几十年来的通用教材，但却没有被作为文学史教材和著作的数据来源，不可以说不是一种遗憾，这也更加体现了文学史教材和著作作为统计关注度的数据来源的一种缺陷，它缺乏广泛的认同度，并且受除了诗歌的审美标准之外的因素影响太深，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关于王兆鹏先生所采纳的各种选本、诗评和文学史教材和著作中，在书中也缺乏相应的目录和索引，我们不知道他选取的是哪些教材和著作？我们无法验证他们数据统计的真实性。而一个科学结论必须可以得到学术界同道们的验证和重复证明，这才是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存在的客观依据。这也容易让人诟病和产生疑惑，为了体现排行榜的科学性，应该在该书的绪论或前言中加以标明。否则这本书只能被当作趣味学术，而不能让人严肃地对待，缺乏数据索引是很大的一个原因。由于数据索引的缺乏，我们便不能知道一首诗在一个朝代究竟被选入几本诗选，有几人点评，这对于了解同一部作品在同时代被不同读者阅读所产生的理解和效果设下了障碍。如果具有完备的数据索引，我们便可以研究唐诗“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问题，《唐诗排行榜》不再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真正成为立体的排行榜。

这本书的排版行文也有提高的余地。在前言中提到作品注释和点评由张静、唐元和郭红欣执笔，但是在封面和扉页中却没有标注撰著人“郭红欣”的名字。如果不是在王兆鹏先生的前言中提到了她，我们几乎不知道她对此书的贡献。其实，此书最佳的署名方法应该是：“王兆鹏领衔撰著”，而非目前的遗漏郭红欣也是撰著人之一只署名为“王兆鹏、邵大为、张静、唐元著” 的现象。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一节中（见该书222页第8行）还出现标点符重复的编辑技术错误，这些都是出版社的疏忽，希望在将来再版的时候可以改正。

阅读本书的“指标解析”部分内容，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几位撰写人水平的高低不齐。有些“指标解析”，如《黄鹤楼》、《凉洲词》、《登高》等，行文中加入了古代经典的诗评和诗话，虽然短小但是十分精干，可以说十分到位。但是，有些“指标解析”的行文，则明显属于“小儿科”和“少儿读物”级别的，那是因为“指标解析”中缺乏古代经典的诗评和诗话，还需要进行深加工，这些不足的“指标解析”出现在如下几首诗歌中，即：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牧的《泊秦淮》，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石壕吏》、《蜀相》、《春望》、《月夜》、《春夜喜雨》、《羌村》，李白的《静夜思》、《独坐敬亭山》、《梦游天姥吟留别》、《秋登宣城谢朓北楼》，许浑的《咸阳城东楼》，李商隐的《马嵬》、《隋宫》，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过香积寺》，岑参的《逢入京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赵嘏的《长安秋望》，祖咏的《终南望余雪》，刘禹锡的《竹枝词》，杨炯的《从军行》。缺乏古代的诗评，我们便无法得知古人如何看待这些诗以及他们的评价标准。这反映了几位撰写人对待撰写“指标解析”上表现出的学术功力高低的差异。领衔撰著者王兆鹏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指标解析”文章在撰述风格上和质量上表现出的良莠不齐的现象。这不得不说是白玉微瑕。我们希望将来出版《宋诗排行榜》时或者此书再版时，可以修正我们指出的一些不足。

  总之，《唐诗排行榜》为我们了解唐诗的历史地位的变迁提供了方便，它启示我们去发现古人不断变化的对诗的审美标准，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还有种种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如果我们抛下过去的诗学教育留给我们的思维定势，还是会发现《唐诗排行榜》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