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

 

 

 

张璧在四存学会的身份是干事、名誉董事长，但实际上他是四存学会的大总管。他开设体育班时没有找其他的武林高手，而是直接邀请他的直隶老乡、深县的著名武术家王芗斋先生。这一理由他在《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的，即：

        我自十七岁走入社会，……到处注意拳术武工超绝的人物。辛亥以后，   

从没离开过政治革命工作，也是无时无地不留心武工人才。虽曾见过不少的派别专家，终觉到非庐山真面，始终也没遇见一种合于人生、适合现代的拳术。

 

不过，正如他所言：

 

及与王芗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意味深长，平易近人，习练稍久，就     

感觉身体的体认与其他的武功迥然不同，并且是具体功夫，非枝节片面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所想的条件。

 

可见张璧对拳术的甄别还是大有本领的。

那末，王芗斋究竟具有怎么样的功夫让张璧对他如此折服呢？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王芗斋的生平。

 

意拳创始人王芗斋，生于1885年11月24日，卒于1963年7月13日。河北深县魏家林村人。名政和，字宇僧，别字尼宝，号芗斋，晚年自号“矛盾老人”。

王芗斋的曾祖父是清政府养济院医部太医，擅长 “宫廷指科导引术”。王芗斋的祖父王名题也是晚清名医。王芗斋的父亲王本章，自幼学医。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早夭，次子即是王芗斋。王芗斋自八岁开始到家住在临近马庄的姐夫李豹家里，向隐居在自己徒弟家里的郭云深学形意拳。一起学拳的还有郭云深晚年养子郭园。魏家林村和马庄相距不足三华里，即一千多米而已，可说是两村之间是相互遥望而可见的。而具体的练拳地点就在魏家林村和马庄中间的一片小树林里。到这片小树林里具体指导郭云深和郭园等人练拳的肯定是李豹了。对于王芗斋，郭云深更是细心教授。他经常让王芗斋在家里练拳，而练习的主要是站桩。有一次，在小树林中练习时，几个半大小子一起试着想撞倒王芗斋，谁知却反被王芗斋把他们几个撞飞出去。这下子他们才知道原来王芗斋学了郭云深的真传功法。这应该就是后来意拳中的技击桩法。那个时候，王芗斋还留着小辫子，站桩时时间长了容易低头。这时候郭云深就立刻抬手拉住他的脑后小辫，给他找准头的位置。这一印象十分深刻，王芗斋就经常给李见宇（笔者是他的直系正宗入室内弟子）正功架时，用手抓他头发或怕打他后脑勺。每当此时王芗斋总要对李见宇说“当年郭老先生给我正桩架子时就这么拉着我的小辫子”。

 

 

1903年开始，王芗斋离开家乡，到当时北京等地出游。在此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八卦掌名家刘凤春、太极拳名家杨少侯、杨澄甫、六合门名家佟忠义，以及同门师兄李存义、张占魁等人，在这一时期他见识到了很多家乡中所没有的拳术，从一个更广泛的拳学视野和种类来学习和研究内外家拳术。

到了1915年，旧北京的陆军部部长段祺瑞大力开展在军队中普及传统武术和摔跤、拳击等技能教育。当时把传统武术引入军事教育正成为一种潮流。王芗斋有幸成为陆军部下属的武术教官。摔跤名家马丘清等人也在此执教。王芗斋早期的学生诸子炎（过去一直被误传成周子炎）和齐执度二人也是在此时从他学形意拳的。在此期间，他经常和马丘清等人在一起切磋技术。其中，马丘清曾经摔死过蒙古族的摔跤高手，但是他和王芗斋比时，刚抓住芗斋手腕就立刻被其弹出，多次较技而输。于是，马丘清私下里开始向芗斋学习他的形意拳法。从本年开始连续三年，他每年和诸子炎比武一次，连胜三次。后来，诸正式拜在王芗斋门下。几年后，随着旧北京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复杂，王芗斋不想卷入越来越深的北方军队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和政治空气吸引了他。从1918年开始，他又开始了南下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福建等省的巡游武学活动。

1918年的深秋，王芗斋到达了著名的嵩山少林寺。接待他的是当时的监院（副住持）恒林和尚。一开始，恒林和尚见王芗斋身材瘦小，并不以为意。谁知才一接触，就立刻被王芗斋瞬间所爆发出的惊人的力量所震惊了，二位高人当下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恒林和尚挽留王芗斋在寺中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两个人相互交流着形意拳和心意拳的心法和武学理论。恒林和尚是王芗斋南下所遇见的第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1923年，王芗斋到达福建少林寺，遇见了福建纵鹤拳大师方恰庄和方绍峰二人。方恰庄，原名方永苍。福建福清人，著名纵鹤拳家方世培之侄。而方绍峰亦为方恰庄之师侄和族侄。王芗斋先与方绍峰比武而大胜，方绍峰遂引见其师叔方恰庄。二人比武十场，而王芗斋胜四场而输六场。（方绍峰常被误传为金绍峰。）双方是英雄爱英雄，正赶上福州周荫人部军队中需要武术教官。于是，王芗斋借此机会留在福建，一边教武术，一边向方恰庄学习纵鹤拳法。在王芗斋的弟子中，只有李见宇精通纵鹤拳法。1926年新春过后，王芗斋又回到北京，开始正式倡导他所创始的意拳。

同年夏，天津太古公司和青年会经张占魁的推荐，来京邀请王芗斋前去传授意拳。在天津期间，著名的弟子有所谓“津门十一杰”之称，即：卜恩富、马其昌、苗春雨、赵恩庆（道新）、郑志松、张宗慧、张恩桐、赵作尧、赵逢尧、裘稚和、顾小痴。其他弟子如章殿卿也是这时开始学拳的。本年秋，王芗斋应邀去上海短期教拳，这次他携带夫人和女儿王玉贞同行。

1928年，王芗斋应李景林、张之江二先生邀请，带义子赵道新赴杭州参加第一届全国国术大会。国术大会会后应钱砚堂之邀，再次赴上海教拳。以后，在钱的热情帮助下，王芗斋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年（1929年），就在上海牛庄路成立了“意拳社”，其主要成员有：卜恩富、宁大樁、王叔和、尤彭熙、马建超、高振东、朱国禄、朱国祯、张长义、张长信、韩星樵、韩星垣、赵道新等人。在上海教学期间，他开始写作《意拳正轨》一书。1929年，《意拳正轨》一书正式出版。很快，王芗斋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上海，也惊动了一位当时正来华访问的匈牙利籍世界轻量级（59KG级）拳击冠军英格。1931年的夏天，他在翻译的带领下直接来到牛庄路“意拳社”，点名道姓地说：“找王芗斋先生，想见识中国武术的威力”。于是，王芗斋把他引到院内，请他先动手，并说“可以使出全力打我身上任何地方”。英格看着眼前这个小个子中国人，不忍心出黑手。就很一般地使了一记左钩拳打过来。王芗斋先生不慌不忙地用右手臂软软地接住后，瞬间发力，右臂如电击般的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英格知道不好之时，身子就已经横着向左飞了出去。他站起来，自我笑笑看着眼前这个小个子中国人，仿佛是说“刚才我没注意、没真想打你”。于是，王芗斋看着他也笑了笑，伸手示意他再来。这下子英格如同被激怒的狮子，突然跳着步子，使着组合拳猛扑了过来。王芗斋先生略一低头，一记漂亮的神龟出水把英格向右后方打翻出去，英格倒地后又滚了几下才停住。这下他晕了，半天才站起来。他很诚恳地请求芗斋先生给他讲讲中国拳术的特点。王芗斋向他正式介绍了他首创的意拳。并再次给他说手和听劲。英格在翻译介绍下，边听边学，似懂非懂。但是他已经对意拳和王芗斋产生了浓厚地兴趣。最后，他居然提出：请芗斋先生到欧洲各国去教拳和比拳。英格的建议启发了王芗斋的思路。对！我要组建一支到世界各国去比武的意拳队伍。一年后的1932年夏，王芗斋亲自携带卜恩富、张恩桐、韩星樵及张长信等弟子返河北深县，开始了为出国比武而展开的集中训练。当年的10月，他带领着几位弟子为郭云深扫墓立碑。几年的集中训练，王芗斋也系统地完善了新的拳理和独特的训练方法。

1937年，王芗斋的老朋友张璧来信，约请他们师徒到北京来教拳和发展。于是，春节过后，王芗斋全家人一道来到了北京定居，临时住在西单辟才胡同东边路北的涵静园。接待他的是老朋友张璧。王芗斋在北京打天下，显然是离不开张璧的支持。这一点是毋须讳言的。

从1938年正月开始，张璧习惯于每月去白云观上香两次，和负责接待的道士姜正坤成了好友。后来，在张璧的安排下，王芗斋也在陪同张璧进香后，在白云观休息之时，指导姜正坤等几位道士练意拳。

在北京开始教拳活动的第一站是在东城区金鱼胡同一号、当时四存学会所在地教学养生。

从一开始，王芗斋就阐明了养生为主而技击为辅的拳学宗旨。最早的一批学生是一直参加四存学会讲座活动的会员。张璧提议在四存学会下设专业的体育班。因为有了民国名流张璧的支持，王芗斋和意拳的名字开始成为北京武林中的热门话题。

1940年4月2日，张璧在四存学会开会时，提议把意拳更名为大成拳，并在《实报》上发表了《大成拳的命名》一文。王芗斋为此多次谢辞，他深深顾虑此名似有傲世之嫌，可能会在武林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正如王芗斋所说的那样：“以‘大成’二字名吾拳，欲却之而无从也，随听之而已。”于是，很快，张璧又刊发了《大成拳的解说》一文，部分否定了他前此的观点，总算为王芗斋减轻了一些顾虑。由上可证，王芗斋的本意是以“意拳”作为拳名的，而“大成拳”只是随俗和推名之举。这就是“意拳”又名“大成拳”的历史来由。

热爱武术的张璧一生中先后两次给大成拳命名！而目前大成拳（意拳）界同仁只知道张璧的对大成拳的第一次命名解说。这篇出自张璧第二次命名文章是新发现的大成拳史重要的文献，对于搞清大成拳与意拳的拳名之争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试分别说明如下。

张璧对大成拳命名的第一次解说：

1940年4月2日星期二。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实报》发表了张璧的题为《大成拳的命名：四存学会演述》一文，刊在第四版上，文首还有他的照片一张。

 

 

原文主张：“及与王芗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意味深长，平易近人，习练稍久，就感觉身体的体认与其他的武功迥然不同，并且是具体功夫，非枝节片面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所想的条件。王芗斋先生的拳术武工，师法形意专家郭云深，郭云深的工力技击，在清季末叶，算是黄河流域的第一流人物，这是多数拳术家所称道的。王君从师虽幼，因质才兼优，故能得到真传，壮年又奔走四方，更虚心于良师益友，兼旁采董海川门下武工真髓，及河南‘心意把’、‘六合步’的工夫，由经验及悟会，溶于一炉，更以形意之 ‘意’而引伸之为‘神经训练’，合乎卫生条件，合乎技击原理，四存学会体育班，曾由医学家何绍文先生发表专论，留意体育消息的，想都已看过了。我就我的体认及何君的证明，王芗斋的拳术武工可谓得武工的精神，合于卫生，合于技击，更合于科学及现代，以精神统一，训练神经系统，使身体各部官能作平衡的发展，神经健全，各器官的官能增加，不但可使身体健康，人格亦可随之而完善，作事能力，亦必增强，西谚有云：‘有健全的身体方有健全的事业’，故吾不揣冒昧，以‘大成拳’三字名之。”

但是，张璧对大成拳命名的第二次命名解说却和第一次产生了一些差异：

1940年11月21日星期四和22日星期五，《实报》分上下两次在第四版上连载了张璧的《大成拳的解说》一文。这第二次的张璧的《大成拳的解说》一文，现将他的第二次命名中的主要观点说明如下：

这次他主张：

 

“大成拳之名为余所首创，前在四存学会讲述，各报多有发表，对于大成拳之解释，社会上有所误会，故为解说如次：大成拳的解释就是，‘合乎运动’，不妨害人体生理，合乎卫生条件者均可列入大成拳。王芗斋先生的拳术，余曾命名称为大成，非以其拳术即大成拳，乃其拳术合乎大成拳之条件，可列入大成拳之内也，大成拳之意义甚广，包括东方体育固有精神，比如儒家之道，并非一经一传，而一经一传均不离乎其道，大成拳之包容尚广，王芗斋先生拳术，不过大成拳之一经，亦可达于大成拳境地也。”

 

在文章最后，张璧再次重申：

 

“大成拳之名乃顾名思义之作，使习此者一举一动，即能引起尊孔重儒之心理并能激发其东方文化固有精神。”

 

可以发现，张璧以“泛大成拳化”的解说来为王芗斋和他自己的“顾名思义之作”开脱。也为他自己的那篇《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作开脱。换句话说，张璧已经退回了以“意拳”来称呼“大成拳”的位置上去了。他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把王芗斋拳术命名为大成拳的前此主张。

那么，当时张璧对在京日本人武术活动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日本人一向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在它的每一个占领区，都毫不列外地要举行所谓的比武大会。其中，日本军队中的武术高手在和缅甸与泰国拳师的血腥比武中多次失败，催使日本军界高层开始在各占领区插手当地武术界，培养为其所用的武林高手。这大概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把大成拳称为汉奸拳的起因吧。然而，在整个日伪占据北京的三、四十年代，日本特务机关并没有任何人把持着或渗透到大成拳的教学和比武活动。甚至当时聪明过人的王芗斋居然没有在张璧有能力的关照下成立意拳研究会。

我仅举出几个有力的证据就可以证明王芗斋和张璧并非是什么汉奸。

第一个证据，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最先插手的拳种是通背拳，而不是大成拳。见《实报》1938年2月28日的报道：“本市拳术名家郝振芳、许禹生、白乐民等为提倡通背拳法，锻炼体格起见，特发起组织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并聘日本通背拳名家武田熙顾问，指导一切。”这个武田熙并非仅仅只是个一般名义上的顾问，居然是个可以“指导一切”的顾问！他在北京的真正身份是日本兴亚院华北地区文化调查官、北平地方维持会第五组(文化组)日本顾问，曾因盗运大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像”和修改当时北京中小学教材而臭名昭著。在他成为中国通背拳术的全国总教头之后，当时和他来往最多的是著名太极拳家吴图南先生。并且，吴图南还亲自为武田熙出版的《通背拳术》一书作序。这个时候，无论是王芗斋还是张璧，都没有利用机会成立什么意拳研究会，相反成立的却是“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

那时刚刚当上旧北平公用总局局长的张璧，并没有迎合其武田熙的旨意，拉大成拳和王芗斋下水。

第二个证据，日本在北京举行的武术竞赛，见《实报》1941年2月6日报道：“日本纪元节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地点：北京武道殿。比赛分三种：柔道、剑道、弓道。主办方为华北交通公司。”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张璧并没有让王芗斋领大成拳和四存学会体育班成员参加。也没有把王芗斋作为武术教官推荐给日方。

不要说是张璧即或是齐燮元，也并非是日本人的忠实奴才。如，日本军方要人来北京接见齐燮元时，齐燮元居然在衣服上挂着有满清五色旗标志的徽章，他想恢复大清朝的梦想引起了日方极大地不满。大汉奸汪精卫更是对他破口大骂，很快，齐燮元就被伪政府撤消了军权。尽管在战后汉奸大审判中他被蒋介石直接定为汉奸，并被判处死刑。齐燮元成为汉奸，和他本人早期与蒋介石争权活动中结下宿怨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25年，在蒋介石鼓动和策划下，查抄了他的全部家产，见《内务部关于前江苏督军齐燮元褫夺官缉拿讯办其所有私产概行设作赈抚经费请绶饬办理的函》。只是蒋介石的宿敌有的投身了革命，有的则走向了灭亡。有的因为与蒋介石私交甚深而得以逃脱死罪，如周佛海和靳云鹏。

真正由日伪把持的“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及其所属武术没有被骂为汉奸拳，而没有任何日伪背景的、还没有成立什么研究会、只是隶属于四存学会之下的体育班正练习的一种新兴拳法，却被人骂为汉奸拳。

“汉奸”一般是“卖国贼”同义语。一个武林中人，只要他没有充当日伪打手和帮凶，哪怕他教了几个日本兵的弟子，和汉奸卖国贼行为也是不搭界的。因为他所能出卖的只是一身武艺而已。教拳只是他在当时的一种谋生手段。

李康在《真正大成拳》一书中曾主张：“1949年，日本东京举办东亚武术竞赛大会，邀中国参加，并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邀王芗斋出席。伪政权组织了以马良为首的代表团参加。王芗斋说：'这是儿皇帝的代表团。’以病为由坚辞”。石师芗在《名扬中外的意拳宗师王芗斋》一文中说：“1940年，日本在东京举行大东亚武术竞赛大会，请先生出席，他以腿疾，行走不便而婉辞。不久，复有日人指使张某赠银万元以遂先生远征世界之志，实则阴谋收买，先生亦拒不接纳。”

首先，李康的书中明确写着是“1949年”，笔者可以原谅他这一过错，可能是排版致误的原因把“1940年”排成“1949年”吧？然后，我们再来分析李和石二人所主张此说的真假。

首先，所谓“大东亚武术竞赛大会”，其实它的准确名称是：“东亚武道大会”。举办时间为1940年5月18日至20日三天。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如下：

团长：马良。

副团长：宫元利直。

总务：米仓俊太郎。

事物：治部贞雄。

选手监督：郭建章。

助理：马璞。

随从：法纯、靳源。

武术选手十八名：唐凤亭、唐凤台、关云培、吴斌楼、方枝林、郭宪亚、张思赞、励勤、马祖仁、任希昉、李广远、龚永福、王保英、王荣标、王侠英、王侠林、宝善林、陈德禄。

    全部名单经日本兴亚院华北地区文化调查官武田熙的审查和圈定。他自身是通背拳社的大总管，这次一下子就派出三名还是父女关系的通背选手，可以理解。另外十五名选手中，在1940年的中国武术界的知名度都远在王芗斋之上，更不用说当时第二代所有弟子们了。换句话说，王芗斋那时才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看看当时《新民报》上对王荣标的介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王荣标亦为此行选手之一，现年六十五岁。原籍安次县，早年以保镖为业，为冀、鲁、晋、陕、豫、甘一带有名之镖师，不独武功精奥，且于各门各派之工夫学说熟知博记，为现在武术界硕果独存之饱学人物，现在国内知名之武士多出于王氏门下。”

遍查当时所有资料，根本没有类似于“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邀王芗斋出席”或“复有日人指使张某赠银万元以遂先生远征世界之志”之类的相关记载——而且，所谓的“张某”是谁？假如是张璧为何不敢明说？当时的“银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大概石师芗还很模糊吧？他大概根本不知道张璧当时全部家当也没有达到“银万元”这样一个数目！所谓的“复有日人指使张某”的日本人是谁？还是不敢明说。

 

 

另外，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得意洋洋地主张“况且像王芗斋这样的普通百姓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人人都要三番五次地填表，写材料，过政审关。王芗斋也不例外，不然他的工作也不会发生多次变动。不知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是否有组织上所作的调查和结论。如果有，那应该是最准确的答案”的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态心理在作怪呢？！既然不知道“他的个人档案里是否有组织上所作的调查和结论”，又何必出来幸灾乐祸地发言聊以自慰？！法医学告诉我们，尸体可以说话，对尸体的解剖可以还原被害者死亡的原因和大致过程。而历史学告诉我们，文字可以说话，对档案文献和史料的利用和解读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上，我们是相信真实的史料还是相信某些地区所谓的“略知一点历史的老人们”的坊间闲言碎语？

四十年代初期，王芗斋在旧北平的经济生活有些拮据。于是，张璧介绍他去青岛经营矿产。张璧热情地把他自己在青岛的关系介绍给王芗斋，给王在青岛的生活和经营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当时，青岛的商会看在张璧的面子上，还增补王芗斋为副会长。

而王芗斋也积极地为张璧的堂弟张炳雯之女，一直陪伴在刘氏身边的张婉儒牵线搭桥，将自己北大工科学院毕业的干儿子王炳南介绍给张婉儒，终于促成了一桩美满婚姻。1945年，在张婉儒出嫁时，张璧以自己女儿出嫁的名义发帖，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这桩美满婚姻，让张璧和王芗斋的深厚友谊延续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