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父母总是觉得对子女有很多责任，相应地，也有很多权力，即使在子女成人之后，也不时干涉他们的生活，反正“都是为了你好”。

在学者孙隆基看来，“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他们整个教养子女的方式，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人”而设计的。如果为了感情而不愿子女们离开自己，并去造成他们对自己的过分依赖，就等于是害了他们。中国人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

这个虽然不再是普遍现象，但每当类似的典型话题出现时，仍能看到，认同者众。
人对权威的第一次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因为家庭是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在长大了以后，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

中国人既然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搞家长式的统治——在上者必须像亲子一般地去“亲民”，在下者对在上者“抚养”之恩则必须心怀感激，把心也交给它——因此，中国人从小在家庭中养成的对待权威的态度，就成为了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一个关键。

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代际关系——可以用弗洛伊德提出的“弑父娶母的心理纠结”(Oedipus Complex)的概念...括之。

弗洛伊德用一个古代希腊的神话来说明这种代际关系。根据这个故事，忒拜(Thebes)地方的国王莱尤斯(Laius)，在自己的儿子还未诞生以前，就听到预言说：他在长大了以后必定会弑其父娶其母。因此，当王后生下了俄狄浦斯(Oedipus)后，他的父王就欲先将其致于死地。他把俄狄浦斯的脚刺穿，抛在荒山野岭里，让他自己去死。不料，弃婴却被人捡回去抚养。当他长大了以后，当然不知道生父生母是谁，因此在回忒拜途中就为了一次冲突而将老头子杀了，并且还接收了他的王位和王后。

用这个神话来说明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当然只是比喻性质的。它只是象征性地说明：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让自己的“性”全面萌芽，同时将老的一代完全淘汰，将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完全地接收过来。此外，为了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出现，还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以便让“自我”浮现——而这也是把“自我”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的唯一途径。

因此，每一代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地位，都能让自己的潜能完全盛开，而且都有自己这一代的新风格。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每一代都成为不受到上一代牵扯的独立单元。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就是代际的不和合。这种倾向，与每一个人为了确立自己的“个性”而形成对抗性人格的措施，是具有文化结构上的关联性的。

因此，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代际关系并不是很和谐的，两代之间也不是很亲的。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就更为显著。在美国，当儿童到了十三四岁，即将转入少年期之时，亦即是他的个性即将形成的关键时刻，与父母闹矛盾的情形就特别严重，有时甚至会到视之如寇仇的地步。到了十八至二十岁左右，下一代就多半会迁离父母的家庭，自寻个人发展的途径。在有些情形中，一旦分手就互不往来，连婚丧大事也不与闻。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形皆如此。有不少人与上一代的感情仍然是很好的，但是一般都是出自心中的真感情，而不是一种承担义务，或者在社会观众面前表演的“孝道”。在这类情形中，代际关系就演变为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关系了。

这种断裂式的代际关系，并不是下一代单方面要求的。上一代对儿童教育的方式，也是为未来的这个断裂铺路。与中国父母让未成年的子女与自己一起睡的习惯不同，西方人从小起就训练子女独睡，使他们不要出现常常与别人“在一起”的需要，以便培养独来独往的精神。此外，与中国人将成年人“儿童化”的做法不同，西方人往往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对待儿童，以便造成“人格平等”。这种种措施，都是准备与下一代断裂的。一对美国家庭中的父母告诉我：“我们并不将子女当作是私产，他们只是上帝暂时托管给我们的。”
因此，他们整个教养子女的方式，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人”而设计的。如果为了感情而不愿子女们离开自己，并去造成他们对自己的过分依赖，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社会中，就等于是害了他们。显然地，整个新教文化是诉诸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因此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组织。他们一代对一代的教养，也是去培养这样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将人情的因素相对地减弱。结果，就自然造成了代际不亲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人情水平的低落。

以上为美国人代际关系之一斑。至于中国人的代际关系，则可以在名列“二十四孝”之首的舜的故事中，找到一个象征式的比喻。舜的神话在结构方面与俄狄浦斯神话十分类似，但是结局却完全相反。

大舜的神话说：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也是很有德行的人，因此远近驰名，结果就遭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为了打击他，不让他好好地发展，就常常无缘无故地将他毒打。而舜总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遇见还吃得消的小棍子，他就含着泪水，用身体去承当；遇见实在吃不消的大棍子，他就只好逃到荒野里去，向着苍天号啕痛哭，向已经亡故的母亲呼吁。他的这种“孝心”以及他的贤名，后来传到了帝尧的耳中，就准备让他做王位继承人，并且还把两位女儿嫁给了他。

结果，反而更加使瞽叟嫉妒得咬牙切齿，而舜的那位自己发展不起来的弟弟象，对舜的成就也嫉妒万分，而且还垂涎两位美丽的嫂夫人。于是，这两位平均主义者就串通了计划将舜谋杀掉。他们一共试了两次，都因为舜有神助而不得逞。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每一次谋杀计划中，舜都预知其阴谋，却不拒绝他们的摆布，并乖乖地步入他们预设的圈套中；在两次谋杀不逞之后，又当作事情没有发生过一般，仍然以“做好人”的方式维持家庭的和谐。舜因为能以孝感动天之故，才会出现奇迹而免于难。因此，也就成为了“二十四孝”之首。

在任何人类的社会中，代际关系总是紧张的。因此，下一代的成长，对上一代既定的权威地位总会形成一种威胁。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东方与西方却提出了不同的途径。西方人让每一代都能够完全确立自己，因此就必定将上一代排开，而代际关系也必定成为断裂的。对这种安排，上下两代都不会有异议，因为大家都有机会轮流当上一代和下一代。既然每一代都想树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就必须将上一代对自己的影响逐步解除，而自己也不想去过分地把意志强加于下一代身上。

至于中国人对代际矛盾的答案，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因此，他们以“肖”与“不肖”来定义“孝”与“不孝”，而“肖”就是相似的意思。结果，当然越推越古，演变成为崇古心态。这当然又是中国文化中“和合”倾向在作祟。因为强调“和合”，才不准有“断裂”之事出现。

此外，中国人又是搞“仁者，二人也”，“个体”基本上没有合法性，它必须由外力加以制约，才能下定义。因此，不论是上一代与下一代，都必须把“自我”抹杀掉，而摆出处处以向自己下定义的对方为重的姿势。例如，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尽管可以搞发家致富，但是必须一方面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说是为了子孙的生活打算，就是偏偏不能说是为了自己这一代。为了将自己的努力合法化，说是为了上一代，结果当然是维持了父权对自己的制约作用。至于把自己的努力说成是为了下一代，则是把下一代当作是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因此就维持了下一代对自己的依赖感，延续了自己对他们的控制——因此基本上与以“亲民”做基础的专制主义的逻辑相同。这种自己的努力是为了他人的逻辑——也是今日中国人集体主义的“文法”规则。

结果，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又去将下一代抹杀，并且还将自己被社会大众平均了的个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结果，做到“跟大家一样”，与政治权威一致，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而永远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每一代都展现波澜壮阔的新事物、新境界、新天地。

选自孙隆基所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