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死了,当时我正在看毛毛虫
唐丹鸿
围绕这件事是这样的:
每年暑期,凶神恶煞的我爸都在阿坝山沟里, 搜集植物标本和研究川贝母栽培,家里只有我妈和我, 用他们的话说,是猫走了耗子翻堂,算是我比较爽的时候。 那一年尤其爽,到处闹地震,人心惶惶,成都也扯“地皮风”, 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地震棚里,小孩子们则恨不能地动山摇, 唯恐天下不乱。后来松潘平武终于地震了,地皮风就刮完了, 众孩童“只好”又搬回家住,哀叹道:原来这就是地震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
让我欢喜的是,我爸正在地震中心松潘,他来了封信, 写得跟遗书似的,说要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 这种时候不能抛下他们回来,若有不测, 要我妈好好把我培养成革命接班人, 还回顾了他俩一些鸡毛蒜皮的吵架,分析了我的优缺点, 把我定位成朽木可雕之人。在我妈眼泪汪汪地给我念信的时候, 我想:地皮风扯了那么久,人都住地在棚里呢,再说地震已经过了, 我爸肯定死不了,哭什么呢?我那时就觉得他俩有些搞, 属于自我感动。而得知他推迟归期我倒暗地乐开了花!我还注意到, 信末没按我刚学的写信格式写“此致革命敬礼”,而是“ 吻你和丹鸿”,遂问我妈:“什么叫‘勿你和丹鸿’?” 我妈眼睛眨巴了一会儿说:“念Wen字,就是亲我们的意思。”
说到写信,想来我居然也代表了一回人。我们那会儿学了写信,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给台湾小朋友写一封信。写信中, 我搜肠刮肚回忆小人书里看到的情景,满怀同情地描绘了“你们, 台湾小朋友”的悲惨境遇:吃不饱、穿不暖、骨瘦如柴, 手捧缺口的烂碗沿街乞讨,风雪交加、尸横遍野,挣扎在死亡线上… …同时惋惜解放军把全国都解放了,怎么就解放不了台湾呢? 然后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要解放宝岛台湾, 把红旗插上阿里山顶,飘扬在日月潭上!此致革命敬礼! 然后铅笔一挥,落款:全中国小朋友!这封信写得文采飞扬, 得到了我妈和老师的表扬,但她们都说,落款应该写你自己, 你怎么能代表全国小朋友呢?我甚为不屑,心想:哼, 难道全国小朋友 里还有谁不想解放台湾吗?
开学后升四年级了。9月9号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上学。 与不上学的大多其它日子一样,我妈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单位上, 锁在她的午休宿舍里上班去了。怕我在外面“学坏”,从幼儿园起, 我就经常被锁。
在她空寂的宿舍里我百无聊赖,满屋晃荡。 那张午休单人床下面堆了几本旧的苏联书,有讲“生理知识”的、 有“共青团员正确的恋爱观”什么的。关于生理知识, 我理解了偶尔在女厕所里瞥见的景象叫“月经”,是大人的事, 也就是说大人才来月经,或者说月经来了人就大了。 关于共青团员的恋爱, “恋”字被我自信地念成了“蛮”字。书里举了很多例,套路一般是 XX可夫和XX妮娅“蛮爱”了, 可夫或妮娅警觉地发现对方有消极落后思想,或偏离了党的教导, 于是用列宁斯大林思想说教一番,对方就改正了之类。 看来天理昭昭,怎么就偏偏让我认了这么个别字?
我隐约领会到“蛮爱”是人生的一个步骤,先上幼儿园, 然后进小学戴红领巾,戴红领巾完了进中学当红卫兵, 到当了共青团员后就差不多得“蛮爱”, 蛮爱的时候就要争取当有觉悟的一方,去检查对方有没有落后思想, 然后就教训教训她/他。 这一点我明显感觉出来, 我爸属于进步的一方,我妈经常被他教育得心服口服的。 落后方被改造好后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娃娃, 生了娃娃以后就打骂娃娃,免得娃娃学坏,然后就没什么事可忙了。 我觉得人这样过一辈子完全谈不上好玩。也许蛮爱的时候, 比赛谁进步,算好玩一点;打娃娃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好玩, 因为大人打娃娃,那自然是娃娃坏,大人总是对的。 大人当娃娃的时候挨了不少打,长大终于变成了好人, 可以打一打坏娃娃,感受自己的正确了,这个滋味应该比较好, 等我长大了也得打一打我的娃娃。为了确认我的领会, 我还虚心请教了我妈:什么是蛮爱? 我妈眨巴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了我问的什么,正色呵斥道:“你还小, 不该晓得这种事!”也没及 时纠正我念了别字,导致我念了很久的“ 蛮爱”。
毛 主席死的这天我已经翻腻了这几本苏修的书, 只好又站到窗边的椅子上,望外面。我望外面通常也只能做两件事: 一是远眺,尽量透过窗外一株法国梧桐的叶隙, 朝传来风琴声和小孩哼哼呀呀声的幼儿园张望,那边有一架葡萄藤, 已垂下了绿宝石般的葡萄,孩子们像我当年一样, 仰望葡萄奋力纵身上蹿,却怎么也够不着;二是就近俯看梧桐树, 这株梧桐枝繁叶茂,有伞盖般蓬松的树冠,在初秋的风中轻轻摇曳。 每片蒲扇般肥实的树叶上,都趴着一两条饕餮的毛毛虫。
这 种毛毛虫长得十分凶恶,差不多一卡长,你看不见它的肉身, 只见一道火红的中脊线, 从中脊线两边伸出密密麻麻的钢针似的黑毛, 如果不是顶着两粒芝麻大的火红的眼珠,你也分不出它的头尾。 它们频频点头似地猛啃, 不一会儿蒲扇般的树叶就像溶化在了空气中。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不远处电杆上的喇叭里, 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沉重的声音:我-们-的-伟-大- 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共-中-央-主 -席-毛-泽-东-同-志-死啦——这不是他的原话, 我其实没有听分明,只是从他念“伟大领袖”、“革命导师” 等的语气不似以往深情,而是粘慢拖沓,和末了响起的哀乐, 我恍然大悟“死啦?!”
“死 啦?!”我惊愕地内心独白道,眼睛从毛毛虫身上收回, 跌坐在椅子里:“我连月经都没来,更别说蛮爱, 毛主席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么抱抱怨怨地想着,就哭了起来, 觉得自己很冤,我还没长大呢,才小学四年级就要吃二遍苦、 受二茬罪了,就要像台湾小朋友那样讨口要饭了。 我想敌机可能很快就要来轰炸我们了,以前有毛主席罩着, 现在可怎么办呢?电影里那些敌机投弹,炮火纷飞, 兵荒马乱的场面在我脑袋里叠现,我手捧破碗,拿一根打狗棍, 在呼啸的炮弹中乱串,我父母也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 浮想联翩,忆起幼儿园时代的往事:作为幼儿园大班的儿童, 已经从无处不在的画像、和大人们的教诲中,清楚地知道了, 这个嘴角长了一颗大痣的毛爷爷,是所有人都爱的、 不得冒犯的圣人。我小小年纪境界就挺高的,比如邻居逗我, 问我最爱哪个,爸爸还是妈妈?我本差点脱口说妈妈, 然而居然小心思一激灵,改口说了最爱毛主席,第二爱中央领导, 他们是共产党,第三才轮到我亲妈。说多了“爱毛主席、爱党”, 就跟念了咒语,感觉好像跟真的似的,分不清是爱还是怕了。
我也浮想了一些境界很低的:比如有一天放了幼儿园, 家长没有及时来接我和李清,园里就我俩,一边爬上爬下一根矮树丫 ,一边东拉西扯,我就问了李清小朋友很多问题,循序渐进地问。 这些问题通常在大人那里刚一开问,就被喝止了。 那天我问李清小朋友,并非觉得她可以回答我, 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呢,我之所以问, 主要是这些问题一直就憋在脑瓜里。
我问:“毛主席的脸脸上为什么长了痣?”李清说不知道。
我又问:“毛主席会不会死呢?”李清说:“肯定不会!”
我又问:“毛主席拉不拉粑粑呢?”李清有些迟疑:“……嗯,不会吧?”
我再问:“哎,你说,毛主席有没有雀雀呢?” ——
空气凝固了一瞬,然后李清小朋友像一只指甲抠进了树枝的笨猫,扭 扭扯扯地从树丫上掉下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嗨呀,你好反动, 好反动好反动,我要告你!”
我起先很恐慌,短暂哀求了她一下, 但很快想起李清还有把柄捏在我手里呢! 她前两天吃了我的半根香蕉,吃之前告诫我千万别告诉她父母。 每次她吃别人给的小零碎时,都要如此告诫,说她爸不许她“怂嘴” ,不然就要打她。其实,我觉得打探毛主席有没有雀雀, 比她吃了我半根香蕉严重多了,要是她仗着没我反动, 把我告了老师或我爸,我爸非把我打死不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 死马只有当活马医了,于是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啊,你去告吧, 哼,你那天还吃了我的香蕉呢,我也要告你!” 她不甘地继续嘀咕了几声“好反动”,我赶紧趁热打铁,又翻了她一 些老账,诸如某天吃了谁的核桃, 某天把谁家的酱油瓶打翻了之类的,李清小朋友就沉默了。
我很早就发觉,思想是一种管不住的东西,它在我脑袋里乱窜, 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而且很多想法都比较“反动“, 你越惭愧负疚,它就越捣鬼。我以为别人都能管住自己的思想, 或别人都比我好,而我只有假装自己是个好人,假装从无“坏” 念头,千万当心别让人知道我脑袋里想了什么。我经常暗自庆幸: 幸亏脑袋里想的,不会像电影一样在半空中放映出来, 不然我肯定早就被发现是反革命了。
比如现在毛主席死了,我本应该认真哭一哭,不然不太象话。 前两分钟,我因害怕被打回旧社会,还哭得比较正规。 可哭着哭着就又跑神了,想起了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我讳莫如深, 打定主意让它烂在肚子里头。
这件事简单说来就是:我写了“反标”——
我本来根本不晓得有“反标”这种事。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 见我父母不时鬼鬼祟祟地议论着什么。他俩经常鬼鬼祟祟说话, 我问也白搭,就不再对他们感兴趣,自顾玩手中的玩具。 那天可能我妈觉得事情重大,应该早对我进行教育, 就把我拉近身边,郑重地说:“丹鸿,今天我们这个楼里出了大事! ”见我妈今儿忽然拿我当 “听得懂”的,我还有点儿自豪感。
原来,下午在我们楼里的公用阳台上,出现了一条“反标”,用 粉笔 写的,每个字碗口大,我爸说那字还写得蛮好。最先发现反标的, 是邻居家比我大两岁的男孩邵小明。我爸那天没上班, 邵小明去阳台玩看见了反标,来敲门告诉了我爸, 我爸赶紧用自行车载他去人保组报了案。人保组的人来了, 拍了照备了案,还表扬了邵小明,说他革命警惕性高,立功了。
我问:“什么是反标?”我妈说就是很反动的话。
我问:“什么话嘛?到底是什么话嘛?”
我妈没忍住,压低声吞吞吐吐说了:“是打-倒-毛——”
“毛主席?”我飞快地接嘴道,我妈点点头。
“哦,那能不能找到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人保组正在查。”
“怎么查呢?”
“查笔迹,全楼的人会写字的都查笔迹。还要查指纹。”
“啥子是笔迹呢?啥子是指纹呢?”
“笔迹就是……指纹就是……”
“要是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可能要枪毙吧。” 我就是这么知道“反标”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地冲到公用阳台上,想看看什么是“反标”, 可惜阳台上什么都没有了。错过了这么大的闹热我沮丧至极, 居然没参与到这场人人震惊的、激动童心的闹热中!
过了几天,我问我妈人保组查出来了吗?我妈又压低声说, 已经查出来了,就是隔壁小孩邵小明写的。他主要想立功挣表现, 就自己写了反标又自己报告了。我问那邵小明会不会被枪毙呢? 我妈说小孩子不懂事,想得表扬,人保组的人让他父母进学习班了。 我妈不想多说这件事,也不想我多说,只是一味地吓唬我,说“ 想得表扬被查出是自己干的,多难看呐,没枪毙他真是命大啊。” 而同是天涯沦落童,我对邵小明小朋友想得表扬的心情, 还是十分理解的。这事看起来就这么大事化小了。 楼里小孩们孤立了邵小明一些天,一见他就嚷“自写反标自报”, 意思跟“偷鸡不成蚀把米”差不多,邵小明从此老实了不少。 不久后,邵小明的妈妈就得了精神病。
很快我也上小学了,一年级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 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些个字我都会写了。
一个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在楼门外的公用水龙 头旁晃荡。 我兜里有一块滑石粉压成的、被我们小孩称作“画石”的宝贝, 橡皮擦般大小,可以用来在地上画线跳房子。 我在地上画了些格子跳房子,又画了一个“丁老头”。 楼里的人都在午睡,万籁俱寂,百无聊赖。忽然, 反动念头钻进了脑子,这念头是一股强烈的欲望, 那就是我特别想写反标。
邵 小明写反标的事发生后,我对没看到闹热一直耿耿于怀: 发现反标,全楼的大人小孩都会怎么样呢?人保组的人来后, 是怎么拍照、又怎么擦掉反标的呢?查笔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抓住坏人怎么枪毙呢……等等等等,我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些闹热。 四顾无人,我忍不住拿起画石,心脏怦怦狂跳,走到楼门, 在漆色剥落的门板上,用刚学会几天的字写下了反标:打倒毛主席。 美帝国主义万岁。
我本来只打算写打倒毛主席的,写到半截, 想起我还会美帝国主义这几个字,就顺便重新组合了一下, 孩子气的动机是比较神秘的。完事后,我又摸回水龙头旁, 顺便把手洗了洗,以为这样就没有指纹了。
一会儿我妈出来了,让我陪她一块儿上街去办事。我本不大情愿, 但我妈说要给我买牛肉煎饼,诱惑就比较大了, 再加之我提出还得买甘蔗,我妈也答应了, 我就把反标的事情暂且放下,跟她上街去了。 在街上我一直暗中着急,担心楼里人午睡起床后,很快发现了反标, 很快叫了人保组的人……总之,我生怕回去晚了又看不到闹热。
我 们在街上晃了两三个钟头,吃了牛肉饼,吃到一半, 被一个迎面跑来的叫花子打落在地抢走了。记得我妈说:还好, 是被打落的,没遭吐口水,那才恶心呢。她说有一次, 她还看见一个叫花子往别人刚买的包子上吐口水, 吐得那人满手都是。最后我妈给我买了一根甘蔗, 我们就抬着甘蔗两端回家了。
楼前一点也不反常。水龙头旁大人们淘米洗菜一派忙碌, 邻居小孩们在我画的房子上跳房子,还重画了格子,“丁老头” 旁边又添了几个“丁老头”,也添了飞机大炮之类的。 我本来是想等什么人来发现反标的, 但我的反标字都写得跟作业本格子差不多大小,一点儿也不惹眼, 所以啥事儿都没发生。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发现了。
我妈命我去水龙头那儿把脏手洗洗,不然不给我吃甘蔗。我把“ 指纹”洗得粉红嫩白,转身慢慢朝楼门走,“不经意” 地看见了反标,“惊讶”地提高嗓子道:“咦!你们看, 这儿写的什么?”
我妈凑过来看了看,脸上变了色,急唤旁人:“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旁人都围拢来,凑近斑驳的门板,辨认出了这个反标。
也许这跟那场我错过的、因而所痛惜的、 想象了无数遍的热闹差不多吧:世界立马炸了锅, 全楼住户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大人们凑近看了字, 表情都转得凝重,深不可测的样子,众说纷纭。 自然有人问是谁发现的,我妈说是丹鸿,我们上街回来, 在这儿洗手,她人矮眼尖就看见了; 有人说这显然是一个狡猾的人干的,写这么小很难察觉, 在这里都不知道多少天了,阶级斗争复杂啊;邻居里有一个右派, 一个“历史反革命",也假借淘米洗菜,蹭过来看了, 有点瓜田李下尴尴尬尬;大家一致认为,这回绝对不是小孩恶作剧, 因为还写了“美帝国主义万岁”,小孩哪儿知道这么写啊? 我爸也很起劲,他凑近看了半天,退身出来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看这笔迹,字 还写得蛮好的,文化水平应该不低……” 这一说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暗自颇为得意; 众小孩虽竭力模仿大人们的凝重,但仍掩饰不住唯恐天下不乱之情, 两眼放光、嗓门尖亮地嚷嚷:“嗨呀,出反标喽,好反动好反动…… ”一派喜洋洋;我也深受感染,差不多忘了此乃我亲自所为, 一边啃嚼甘蔗,一边在孩童中间上窜下跳, 气喘吁吁唾沫横飞地闹腾:“就是,好反动!好反动!”,把自己兴 奋得发昏。
不知谁报告了人保组,人保组值班的人来了, 他是我幼儿园同学廖俊的爸爸,也住在离我们楼不远。 众人纷纷闪道,他沉稳地查看了反标,端一台120相机拍了照, 然后命人找来一张普通的红杠信签,四周涂了点糨糊,把反标盖住。 天色渐晚,人保组的人以及四周议论不息的人们说了些啥, 我根本不关心,只等着事态再起波澜,掀起抓人和枪毙人的新高潮。 不知为啥,我压根不信谁能查出是我干的。 当时我脑中反复想像的画面,就是邻居小孩吴志华, 被五花大绑地押出来,站在楼前草坝中央的那块红色七孔砖上, 人保组的人举起枪“砰砰”把他枪毙了——到现在, 写这段往事的此刻,我都没闹明白:为什么是吴志华? 他算是我的朋友,性格温和有点木讷, 因为他妈 妈跟照看我的保姆是好朋友,我们常一块儿玩, 甚至不像跟别的小孩,我同他没吵过嘴打过架。为什么是他, 在我没心没肺的想象中被枪毙了呢?
此事后来果真成了无头案。我现在分析原因,多半是这样的: 邵小明之所以被怀疑上,是因为他在公共阳台作案,那里很干净, 没别的小孩涂鸦,那天就他在阳台上玩,查笔迹就想到了他; 而我写反标的动机比较“纯”,主要是想看热闹, 本没打算第一个报告,而是不得已“发现”的。在被我“发现” 之前,有太多的人破坏了现场,“丁老头”、飞机、 大炮什么的花里胡哨画了一地。 我的作案现场本就是众小孩出没捣腾的场所, 就算有人怀疑是小孩干的,可家家户户都有小孩, 谁也不敢保证不是自家娃娃干的,连廖俊的人保组爸爸, 多半儿都不敢保证会不会是廖俊干的,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我嗡嗡嗡地干嚎着毛主席死了时,我就想了这些事情。
毛主席死了以后那些天,凡是活人,胸前就戴着白纸花、 袖管上拢着黑纱;凡是有门的地方,门上就顶一朵大白纸花, 或者大黑绸花(厕所除外);凡是有墙的地方就贴着悼念大字报; 凡是有电线杆子、树的地方,就拉了横幅,挂着条幅,写满泪、悲、 哀、永垂不朽之类……黒字、白纸、黄纸,在风中漫卷, 在阳光中一片明黄闪动,说不出是肃杀凄惨还是欢欣鼓舞。
哀乐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听多了就粘在耳膜上,挤在脑门后面, 搞得我那几天哼哼小调时,不知不觉就哼哼哀乐:刷碗哼,倒尿罐哼 ,洗脸洗脚哼,天黑后上公共厕所,壮胆也哼的是哀乐。
众孩童中间出现了一道新规矩,就是不许笑。 谁一笑就会被别的小孩指着鼻尖,恶狠狠地警告道:“嗨呀好反动, 毛主席逝世了你还敢笑!”笑者赶紧收住或否认, 大家继续板着脸跳橡皮筋,哭丧着脸猜拳扔沙包,板着脸跳房子, 哭丧着脸躲猫猫……其实,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捉拿不小心笑了的人。
开追悼会的那天早上,我捧着一篮子纸花去学校。 纸花是头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每个学生做二十朵, 带到班里扎在我们班献给毛主席的大花圈上。
在糊满悼文挽联的路上,我和几个同伴碰见了那个“小臧蛮子”, 他妈妈是从甘孜来川医的进修生, 他们住在我们上学路边的一间平房里。 这个看起来三岁多的小男孩经常跑到路上来, 想拦住过往的孩童跟他玩。因为我们常听大人们说“藏蛮子”野蛮、 脏,所以我们都提防着,不和他玩,而是一见他就跑开, 好像他是一只会咬人的小狼。这天他又咯咯笑着跑到路中央, 张开手臂朝我们嗷嗷欢叫。
看见他,我们照例惊喳喳地尖叫起来,跺脚嘘他像嘘一条拦路的狗, 些许恐慌而更多的是刺激。其他几个同伴灵巧地绕过他, 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因为捧着一篮子给毛主席的白纸花, 跑起来不方便,竟被他揪住了!被揪住的那一瞬, 不知怎的我忽然惊得要命,歇斯底里地将花篮朝他砸了过去。 花篮在他圆滚滚的头顶上颠了一下,与白纸花一堆扑簇簇滚落下地, 这个咯咯笑着的“小藏蛮子”就惊愕地定住了。他的祖母,那个发辫 盘在头上,腰间系着藏裙的老妇赶紧过来,抱起他, 绕过随风飘舞的挽联条幅走开了。
我从地上捡起给毛主席折的白纸花,它们粘了泥灰,脏兮兮的。 我一边试图拭去灰尘,一边闪过一个念头:他那么小, 我比他大那么多,我打他不是欺负人吗?这么一想, 心情就有些坏了。
追 悼会是这么开的:全校各班师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 照学校高音喇叭传来的指令做。黑板上方是毛主席像, 讲台上摆着我们班扎的花圈, 我那二十朵打过藏人小孩的纸花也挤在当中。 高音喇叭传来的是党中央开的追悼会实况, 党中央追悼会的主持人王洪文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比如他说默哀,我们就默哀,他说鞠躬,我们就鞠躬。 小孩子忘得快,我的坏心情就是在默哀的时候转好的。
默哀的时候,我低着头,开始酝酿情绪,怕到 时候哭不出来。 但小孩是天生反一本正经的,包括默哀这种事:直戳戳站着不动, 做低头认罪状,渐渐地就开始想笑; 我怀疑班里其他同学也有想笑的,悄悄左右瞥了瞥, 猛地与我同桌彭胖娃对了眼,我俩同时吓得一震,赶紧转开。 从难度上讲,默哀时想笑容易憋住些;鞠躬时的笑劲就比较大了: 古人从小鞠惯了躬,可能不觉得好笑, 可我们是破除了封资修后教出的小学生, 那次多半是小朋友们平生第一次鞠躬, 觉得这种勾腰驼背的姿势比较神经, 联想到幼年时拉完粑粑让大人擦屁股;再一看左右前面, 一片屁股高蹶,平时凶狠的班主任老师,屁股上一块大补丁, 这时也一次次做着让人擦屁股的姿势,我拼命憋的一股笑没 憋住, 就从鼻孔里喷出了嗬嗬声,班里别的角落也有这种声音…… 好在三个鞠躬很快就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华主席致悼词,对小朋友来说太漫长, 可大家又不敢讲小话或东摸西搞,还得作沉痛状, 我都不知是怎么熬完的。末了,中央领导们向遗体告别, 高音喇叭里哀乐响起,全班同学一听哀乐好像得了号令, 嗡嗡哭嚎起来。我不敢怠慢,赶紧伏在课桌上,蒙着脸哭叫。 我从胳肢窝下偷觑了一下,几个班干部没有趴身,眼泪汪汪是真哭; 其他伏在课桌上,肩背还一抽一抽的就很难说了。 我其实很想挤一些眼泪出来,可怎么也挤不出。 我试过想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情形,但以前想象的次数太多, 麻木了;再说这几天看来,也没有敌机轰炸的兆头; 我也试了唤起被我爸呵斥时的悲痛, 可惜他呵斥太多我已经不悲痛了。自然地,我想到了唾沫……
我“泪 眼婆娑”地缓缓仰起头脸想展示一下,不期又瞥见同桌彭胖娃。 这回他没注意到我,他正低勾着头, 小心翼翼从唇间挤出一缕带泡泡的口水, 用其胖嘟嘟的手指抹在眼皮上,然后也“泪眼婆娑”地仰起了脸。 我们的口水眼对视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我看见了, 但我感觉他不相信我的“眼泪”。我们都憋住笑,因为眼上带 “泪”,所以放心地环视四周。刚才埋在臂弯里没察觉,现在抬头, 闻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明显的唾沫味儿, 估计不少小朋友也在口水的掩护下东张西望。 这时班长王萍忽然站了起来,她是真哭了的,她抬臂握拳作宣誓状, 抽噎着冲毛主席画像说了些话。由于哀乐绕梁,教 室里干嚎声此起彼伏,我只隐约听见“伟大领袖…… 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做革命接班人”什么的。
最后一次说到毛主席的死是半年以后,我姨妈 到成都来为女儿相亲, 她刚摘了右派帽子,否则也不可能住在我家。 我妈跟她断绝关系差不多有二十年。听说我妈那个右派姐姐要来时, 我还问过:“怎么,她不是坏人吗?”我妈说:“她只是犯了错误, 已经改了,右派帽子都摘了。”结果没想到, 这个坏人是我见过的成年人中最慈祥的,也是唯一逗乐有趣的一个。
那天傍晚吃过饭后,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亲戚,坐在一块儿闲聊。 我姨妈一边给我抹脸洗手,一边说:“我们单位上, 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个食堂里喂猪的油婆婆才可恶噢,” 估计应该是姓尤,因为说到食堂,我小孩子家就想成了油婆婆。
我姨妈说:“油婆婆是乡下来的,在食堂喂猪,没什么文化。 开毛主席追悼会的时候,人家都在哭,她也哭。哎你哭就好好哭呗, 可她照乡下的风俗,哭丧的时候是要唱的, 一个人忽然长声吆吆地唱起来:‘毛-主-席-啊-我-的- 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早了’……她呼天抢地地唱, 口齿就不清了,变成‘毛猪呀我的毛猪,您咋就走了喃? 毛猪呀毛猪呀,您走了我咋过活呀?’你想想看,她是喂猪的, 哭丧又唱成了‘毛猪’,本来大家都很悲痛,被她这一唱, 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好难受!你说她可恶不可恶?”
我爸铁青了脸横瞪着我姨妈,亲戚们似笑非笑, 我妈夹在中间惊惶无措,而我姨妈仿佛没有觉察, 只顾惟妙惟肖地学油婆婆哭丧,在她那一连串“毛猪”的呼号中, 我听见从我这个小孩的嘴里,爆发出了嘎嘎嘎的大笑。
前几年,有一天我问我妈还记得不记得我发现那个反标的事, 我妈说当然记得。我说那是我写的。老母吓得张大了嘴惊呼:“ 咳呀,你这不知厉害的鬼东西!幸亏没查出是你干的, 不然我们就惨了!那会儿你爸已经遭打成五.一六分子了, 就想拿他的把柄呢,若人知道是你写的,肯定要说是你爸挑唆的! 唉呀好可怕好可怕,这不要你爸的命吗?哎呀,幸好幸好…… 可怕可怕……”。
现在,李清小朋友已经是两个小美国鬼子的母亲, 在美帝国主义的西雅图,宅楼舒适花园缤纷, 过着想吃香蕉就吃香蕉,想打翻酱油瓶就打翻酱油瓶的日子。
邵小明后来在华西医大电影院放电影,业余时间搞点艺术。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二十年前,他还送了我一幅他的木刻作品。
据说廖俊顶替他爸,进了华西医大保卫科工作。 吴志华摆了一个烟摊卖香烟。
班长王萍接下来跟我还是中学同学。她总喜欢给老师写信认母亲, 我那时就觉得她不正常。现在我理解了, 那是因为她母亲在她几岁时就离世的缘故。她最后跟我见面, 是她去深圳前。我最后听说的关于王萍的消息,是她疯了。
我的同桌彭胖娃,大名彭涛,依然是我的好朋友。 他长大后一点不胖,而是非常英俊。他现在是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 前几年我在国内拍纪录片时,他也做过我的摄影师。 去年四川大地震后,我打电话给国内的亲友问安。 他接起手机说正在灾区拍摄,声音一反通常的乐和,疲惫低沉。 我还没开问他就说:“你现在不要问我任何地震的情形, 还是等你回来后,看我拍的东西吧。我只能说这是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