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关发现两只可疑的老鼠

1965年初，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
正在机场海关出入境通道执行验关任务的海关工作人员林华，发现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了两只老鼠。情况可疑，林华随即向广州海关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外事局作了电传汇报。
案件很快被落实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责成当时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查的侦查员张文奇负责。
此时的张文奇虽然三十岁出头，但已被同志们尊为“权威”，因为他爱钻研、善计谋，深谙《孙子兵法》，对案子有一套独到的侦破之道，曾参与破获过多起大案、要案，已是一名富有经验、干练、成熟的侦查能手了。
张文奇立刻通知海关，将老鼠扣留，送有关部门进行检测，并查明老鼠的来源地。
检疫部门检测后确认，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且放射性物质的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基地放射性数据类同。据此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我西北核工业基地。
同时很快查明，携带老鼠出境者系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乔治·瓦特，是持有英国护照的英国籍专家。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提供了可疑情况：化工部和外贸部历时两年，先后五次赴英国和西德考察，于1964年11月25日由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英国和西德V·G跨国公司正式签订了一套价值2000万英镑的化工成套设备合同(项目安装地在中国兰州)。按合同规定：V·G跨国公司向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提供最现代化的设计和技术、质量最优良的设备和材料，实现合同所规定的保证数据。但事实上工程进展缓慢，试验屡不成功。于是决定由化工部国外局成立一个考察组近期赴兰州进行技术考察。

面对复杂的敌情，张文奇决定以一个技术人员的身份随中国技术总公司、化工部等有关专家一行奔赴兰州化工基地进行技术考察，伺机主动出击。
考察组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外国专家们的注意，尤其是张文奇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新面孔。那位携带老鼠出境的V·G跨国公司的所谓“专家”乔治·瓦特先生，曾试探性地询问生活翻译周晓明：“为什么派考察组？那位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专家？”
周晓明说：“你愿意和张先生交朋友就见见面。你是专家，和张先生盘盘道不就清楚了？”
外国专家组也有人试探地问兰化公司的另外专家：“他们这个考察组有特工人员吗？”“那位张先生是搞什么专业的？”……
为了在短时间内甄别出这些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奇建议考察组与外国专家组举行一次会议，具体汇报引进设备中的技术问题，从中相机发现外国专家中是否有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
很快，在兰化公司的副总指挥会议室召开技术会议。
瓦特被特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讲人。
两大摞技术资料用很考究的文件夹夹着，摆在瓦特面前，使他显出一副极有学问、很权威的样子。
会议开始后，瓦特却照本宣科……
中方技术人员听得不耐烦，有的吸烟、有的眯缝着眼睛、有的翻看着自带的书籍……工程师赵少华愈听愈气，几次都想打断瓦特的讲话，又碍于面子，不好发作。他坐立不安的表情早已被坐在一旁观察他的张文奇看在眼里。
张文奇轻轻地走到桌前倒了两杯桔子水，他把其中一杯彬彬有礼地送到瓦特面前。
瓦特正在口干舌燥之际，对张文奇此举十分感谢，于是借机停下来喝水。
为进一步核实清楚瓦特的身份，张文奇决定主动接近瓦特。
这天，天气晴朗，张文奇邀请瓦特及其翻译周晓明到友谊宾馆的网球场打网球。休息间隙，张文奇与瓦特席地而坐，一边喝汽水，一边谈天说地——
张文奇：“你是尼龙专家，是吗？”
瓦特点点头：“是的。”
张文奇把脚上刚刚脱下的袜子一抻一拉，看似无意地问瓦特：“尼龙丝没有弹性吧？”
瓦特说：“没有。”
周晓明插话：“真有趣！请专家给讲讲。“
瓦特摇摇头：“我查查资料再告诉你吧！不，这是专利！技术保密。”
张文奇随手从运动裤腿中抽出同样长的两条线，先把一条搓成弯弯曲曲的搓绳，又把未搓的那一条编在一起，然后用手揪住两端抻拉便产生弹性。“尼龙袜子就是用这样的两条线织成的吧？”
瓦特看后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说：“张先生太聪明了。”继而恭维地说，“张长先生一定能当大科学家！”
张文奇：“这是偶然发现，没什么了不起。”
瓦特：“张先生是博士吧？”
张文奇开玩笑地：“什么博士，是小学生。”
从此以后，瓦特真以为张文奇就是科技专家，解除了对张文奇的怀疑，又继续进行着自己的间谍行径。为了闯入我军事禁区，进一步猎取我重要情报，瓦特在兰州郊外北泉林区与境外情报机关发报联系。
有一次，瓦特在北泉林区的一棵古树上发报，滴答滴答的发报声掠过林区上空，被正在巡视林区的护林老人察觉，却辨不清发报方位，找不到发报处所，东西张望后继而鸣枪报警，举枪对着天空怒射两枪！林中之鸟四散而飞。站在古树上的瓦特用望远镜对准鸟飞处仔细观察，窥见护林老人俯着身子奔古树而来，于是他对准护林老人举枪连击两枪。
倒在血泊中的护林老人，正巧被那天去林区采集标本的考察组的两个专家发现并被及时送往医院，才侥幸得以抢救过来。
随后，兰州军区情报部截获的密码电报被破译：一国外情报机构催瓦特出去送货。
张文奇意识到所谓“送货”，实际上是瓦特携带情报要跑！
为了稳住瓦特，放长线钓大鱼，张文奇决定将计就计：既然国外情报机构催瓦特出去送货，那么，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让外面敌人进来取货。
同时，张文奇也在进行着把周晓明争取过来的工作。当然，心虚的瓦特也不会放过利用周晓明这一棋子。他让周晓明每天去医院核查护林老人的康复状况，并及时向他报告。良知的发现让周晓明决定打退堂鼓不再受瓦特支配。瓦特发现后要挟周晓明说：“周先生，我提醒你注意，如果护林老人死了，杀害他的猎枪是周先生的！如果政府追查，我将证明他是被周先生杀害的！”
周晓明浑身颤抖无言以对……
在张文奇的耐心劝说下，周晓明被争取了过来。但对外仍然是外国专家的生活翻译，工作一如既往，尤其是对瓦特。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让周晓明将一张尸体照片给瓦特，以证明护林老人已经死亡。这一招果然灵验，瓦特第二天就头戴安全帽，在工地上煞有介事地检查设备，不时地敲打敲打设备，看看图纸；还时不时地哼唱几句，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瓦特在筹备着出境送货，张文奇也在积极地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寻找适当的机会。
这天，外国专家组组长费希尔举行生日宴会，中方的兰化公司赵岚副总指挥、考察组赵少华副总工程师、张文奇、翻译周晓明及外方的瓦特、米尔斯等所谓“专家”应邀出席。
张文奇意识到机会来临，于是将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员作了事先安排——赵少华对费希尔，赵岚对米尔斯，张文奇对瓦特，翻译周晓明全面协助应酬。
席间，当赵少华与费希尔、赵岚与米尔斯攀谈之际，张文奇与瓦特大谈特谈网球经，接着又谈起茅台酒的传说，引诱瓦特贪杯。
瓦特渐渐涨红了脸，舌头也变得短了，一口美式英语暴露无遗，完全不同于平日的说话语调。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张文奇对此很敏感。
于是，张文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问瓦特：“你生在美国吧？”
醉醺醺的瓦特毫无防备，误以为张文奇问他：“你是美国人吧？”他下意识地信口忙不迭地反问张文奇：“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
张文奇机警地也用美式英语回答瓦特：“我也生在美国。”
瓦特此时真的以为张文奇与自己是“同乡”，脸上闪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张文奇趁机与瓦特握手并说道：“我们二人是同乡！”并且还有意用美式英语说了一句感谢之词。
张文奇继而又追问瓦特：“你为什么拿英国护照来华呢？”
瓦特只好实讲：“以现在的中美关系，拿美国护照进不了中国呀！”(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英国在北京设有代办处。)
瓦特此时颇为机警地问：“怎么，不欢迎吗？”
张文奇：“是朋友都欢迎。你是朋友，不但欢迎而且要对你无条件地提供技术表示感谢呢！”
这时候，周晓明适时插话：“考察组一到，我就向他们反映过瓦特先生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瓦特忙向周晓明表示感激：“谢谢！谢谢！”并同时伸出“友谊”之手说，“张先生，让我们做朋友吧！”
张文奇迎上与瓦特握手。
席间继续敬酒交谈。
瓦特：“我可以去香港休假吗？”
张文奇：“当然可以，瓦特先生不是经常去香港吗？”
瓦特笑着点点头：“是的。”继而又问张文奇，“时间呢？”
张文奇转向兰化副总指挥赵岚：“根据工程进度，我想最好等安装告一段落。”
瓦特怔怔地喝口桔子水，点燃一支香烟。他已意识到自己出不去，便改变主意想叫外边的人进来，于是又问：“张先生，我请求让我的夫人来中国短期探亲可以吗？费用我可以自己承担。”
张文奇：“欢迎，欢迎！”继而转向赵岚说，“瓦特先生同意暂时不去香港休假，因此他要求夫人来华短期探亲。”
赵岚立即明白张文奇的意图，于是表示欢迎瓦特夫人来华探亲，并表示关于旅费问题可以帮助解决。
瓦特随即向国外情报机关发报。
当天，兰州军区情报部截获电台密码，破译内容如下：伦敦：
速派交通员来兰取货。理由：探亲。身份：夫人。时间：两周。
很快，兰州军区又截获从国外发来的电台密码，破译内容如下：
××小姐即日飞抵兰州，名义是你的夫人，携带一名六岁女孩。
然而，就在此时，张文奇接到从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的长途急电，请务必速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张文奇对兰州军区有关方面作了一番交代后，便返回了北京。


疾风知劲草

此时的北京，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心，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党政瘫痪，“黑帮”“走资派”纷纷落马，一纸在谢富治(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授意下出笼的《关于整顿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使北京市公安局成了全国“砸烂公、检、法”的典型，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相生被造反派隔离审查；84名处级干部遭到撤职、隔离、停职等处理。
在严酷的日子里，时间仿佛拖上了铁镣，走得很慢，很慢，而事件却像一发发射出的炮弹，很急、很急。
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院内的高墙上贴出了一张标题为《张文奇必须悬崖勒马！》的醒目大字报，内容如下：
——张文奇，时至今日，你脱离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意欲何为？
——张文奇，你忠实地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侦查路线，把《孙子兵法》背得滚瓜烂熟，你置毛主席革命肃反路线于何地？
——张文奇，你把黑帮邓拓的《燕山夜话》保存得完好无损，至今你同“三家村”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了吗？
面对复杂的敌情及国内动荡的时局，张文奇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继续办案还是就此终止？他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出经办过的一桩桩、一件件案子。最令他难忘的是中央交办的保卫导弹专家钱学森的案子，那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批示下侦破的。
联想到眼前的案情，最终占据张文奇心胸的是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爱国情怀！他决定继续办案，哪怕困难重重。
张文奇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在机场扣留瓦特。
但不巧的是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再次策动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大会，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代办处召开大会，紧接着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恶化，像一块巨石坠入深潭，掀起了浪花，泛起了涟漪——英方限制了我驻英代办处人员的活动，我方亦采取了对等措施……
张文奇遇到了外交上的麻烦。怎么办？他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在中英关系紧张、敏感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走“大路”转送情报，惟一的途径就是走夫人来华探亲后回国的“小路”。现在，距其夫人探亲两周时间已然不多，瓦特也申请去香港“休假”。
情急时迫，真是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因为如果放走了“老虎”，就是对人民犯罪，国家的机密就会泄漏；但如果扣住了“老虎”，将会引起外交风波。更难办的是，全公安局工作都处在瘫痪状态，找谁决断呢？万般无奈，张文奇决定去找一位熟识的老同志程诚(原任公安部原子能保卫局局长)拿主意。程诚一听案情，难得直搓手，突然他眼睛一亮：“文奇，你去公安部找杨奇清副部长直接请示吧，这时候只能找他了！”又沉吟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不过，他现在也遭‘炮轰’哪！”

什么？张文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让一个普通侦查员直接找公安部副部长？而且是一位自身难保的侦查员去找一位被“炮轰”的副部长！
思前想后，严峻的形势已容不得张文奇再犹豫。1967年8月的一天，他“冲”进了戒备森严的公安部，来到了杨奇清副部长的家——8号平房。这是清王朝翰林院中的一处住宅，室内陈设简洁朴素。
张文奇终于走近了这位令他敬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一任常务副部长。
杨奇清，湖南平江人。1928年，他参加了由彭德怀领导的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0年，他任八路军政治部部长；1946年，他任中共中央华北社会部部长。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部部长，后又被任命为公安部第一位、也是当时惟一的副部长。
搞核武器工程，杨奇清副部长是清楚的。因为中央对研制原子弹是下了最大决心的，并将此工程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早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就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针对霸权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作出了发展新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决定加紧核武器的研制，并将核试验基地定点在西北。毛泽东还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1959年7月，外交部长陈毅曾激动地说：“典当了裤子，也要搞出核武器，那时我这个外交部长就能挺起腰来了！”
眼下，正是我西北核亥工业基地准备正式试爆氢弹的时刻，外国间谍居然敢涉足这个“禁区”……
这位年过半百还遭“炮轰”的老部长，听完张文奇的汇报，像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冲锋号，连请张文奇喝水都是快速而连贯的“你讲！渴了，喝水，水在那边！对，你再讲！”
张文奇哪里顾得上喝水，又急急切切地说：“我掌握了证据，瓦特肯定有问题，工作到了这个程度，可不能放啊！”
杨奇清快节奏地说：“不能放！不能放！放走就是犯罪！你自己有什么办法？”
“通过海关可以查获证据，可是现在没有人做主，搞不了。”张文奇无奈地说。
杨奇清同志沉默了一下，说：“海关……可以，可是如果瓦特提出去香港怎么办？”
张文奇：“我们可以找借口。他不是挺‘左’挺‘友好’吗？就说工作需要，让他暂时留下来。”
杨奇清点点头：“好！一定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夫人，我们就在机场海关张网！”
一锤定音。像一位老练的渔翁，轻轻抛出了“钓饵”。
就在张文奇推门告辞时，杨奇清又叮嘱了一句：“你最好和外交部联系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知道！”张文奇应了一声，骑上车子就蹬。一路上，他的心情一半是喜悦，一半是急切。
因为，离瓦特夫人出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北京张网

1967年9月5日。
一辆小轿车向首都机场驰来。
机场检查站，瓦特手擎小红书，一路喊着“万岁！毛主席万岁！”向关口走去。
已经调到北京海关工作的林华彬彬有礼地指着瓦特夫人的手提箱说：“您好！请您打开手提箱验关！”
瓦特抢着说：“我们是友好外宾，入境是免检的！”
陪同翻译周晓明也将出入境免检证明递给林华阅视。
林华例行公事地又重复了一句：“请您打开手提箱进行验关！”
瓦特夫人只好打开箱子。箱子内装有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大镜框一个，几个儿童玩具：洋娃娃、小熊打鼓、小汽车及几件衣服。
瓦特：“这些东西也检查吗？”
林华点点头，一手拿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大镜框，一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钳子，啪、啪几下，把像框背后的三合板启开，三合板一脱落，隐藏的数十张打印情报顿时如雪片般飞出！
瓦特夫人惊呆了！他们的女儿也惊呆了。瓦特就地抓起一张，用手指着签字位置连忙辩解“看，这是彼德·迪卡特的签字，是他托我夫人为他带出国的，根本没说里面装的是什么……”
几名海关人员拾起散落在地上的打印情报粗略浏览后，拿进办公室审查。
随后林华提着瓦特夫人出境的皮箱进入办公室。
此时，张文奇已将藏匿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大镜框里的情报审查完毕——正是有关我军事、政治方面的资料。见林华提着箱子进来，于是，接过箱子迅即打开，把箱子里的洋娃娃用手撕开后，从中掏出了藏匿在洋娃娃娃皮内的胶卷。
张文奇对林华等人说：“林华，你们谁检查谁通知，可以这样宣布：‘请瓦特夫人和女儿登机，这箱子的物品全部扣留检查，检查结果如何处理，请瓦特先生听候通知。’”
此时，机场的广播正发出最后通知：“巴航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未登机的乘客请您赶快登机！”
心惊胆战地一直担心被捕的瓦特，听到广播及林华的通知后，佯装镇静地连声回答：“YES，YES！”
瓦特夫人神情紧张地领着她的女儿匆匆奔向登机处，狼狈地钻进飞机。
肩负使命的周晓明陪着如同霜打的瓦特，回到北京新侨饭店，并安慰他：“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是彼德·迪卡特惹的祸！”


两面受敌

令张文奇想不到的是，不等他和瓦特的第二场较量开场，军代表倒和他先唱起了“对台戏”。
当他把瓦特拍的可疑胶片洗出小样，经分析鉴定后，准备冲洗放大时，进驻市公安局的叶姓的军代表发话了：“洗这么多，放这么大干啥？”
张文奇哭笑不得：“您不懂侦查，不放六寸不行啊！”
叶代表气愤地问：“什么？我不懂侦查？我在部队是侦察参谋！”
张文奇解释道：“可你不懂反间谍侦查！军事侦察和反间谍侦查是两码事。”
叶代表恼羞成怒：“你执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你服不服从军管？”
“砰”的一声，叶姓军代表摔门而去。
张文奇的脑子在飞快旋转，这段时间发表什么“最新最高”了呢？怎么才能和侦查工作联系在一起呢……
哭泣声打断了张文奇的思索，他转向女助手，见她正伤心地抹泪，他却一时找不出安慰的话语，只能无助地说：“干吧，出了事，我负责。”
照片洗好后，迅速送往有关部门鉴定。张文奇以焦灼的心情等待着，等待着……
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外国间谍表面身份是高分子专家，实际上是专搞放射化学，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地形图。
他们通过海关往境外携带老鼠，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西北核工业基地放射性物质的试验数据，由此获取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机密。
事不宜迟，马上向杨副部长汇报。
张文奇冲破阻力来到杨奇清副部长的8号平房，将在北京机场缴获的间谍罪证——胶卷和大量打印情报，以及又一个军事、政治双重间谍——彼德·迪卡特的情况向杨奇清副部长当面汇报，并把洗照片受阻一事也对杨奇清副部长讲了。说到气愤处，他的声音禁不住升高了几度：“事实证明，洗这么多是必要的，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已经显示出的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而且还有兰州地形图(由7张拼接而成)和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由3张拼接而成)。完全可以断定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国际间谍。”
杨奇清仔细审查着缴获的间谍罪证，频频点头，满意地微笑着，最后他提高了声音说：“嗯，干得漂亮！”
张文奇感慨地说：“北京海关机场检查站配合得很默契！”
杨奇清斩钉截铁地说：“证据确凿！你现在就在这里，给中央写请示报告！”
张文奇：“同时逮捕瓦特和彼德·迪卡特？”
杨奇清：“对，一并呈请逮捕。但在总步骤上，可先执行逮捕彼德·迪卡特，瓦特放一下，再做点文章！逮捕方式可以灵活些，比如‘软禁’。”顿了顿又问，“你知道怎么办吗？”
张文奇：“不把敌人关进监狱，在饭店就地审讯，限制其一切自由，生活给予适当照顾……”
杨奇清点点头说：“对头，但要记住两点：第一、严防逃跑；第二、防止自杀。审讯贵在攻心为上，要向敌人晓以利害，要指明出路，要讲究斗争艺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成功经验，就可以借鉴嘛！”
张文奇：“杨部长，我明白了。”
杨奇清提高嗓门，再次叮嘱：“逮捕鬼子，证据确凿，你现在就在这里给中央写请示报告。”
张文奇迅即展纸写报告，刚刚写上“呈谢富治副总理……”杨奇清把手一挥，制止道：“不，呈总理批！”
最后，杨奇清拿着张文奇写的报告细读之后，在室内踱步，随即一把抓起直通中央的红线电话，要通了周总理办公室。
杨奇清：“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一个外国间谍的案子。”
很快电话中传出了周总理清晰、亲切的声音：“我是周恩来呀……”
张文奇睁大了双眼，双手禁不住激动地紧紧按住沙发扶手，凝神屏气，侧耳倾听。
杨奇清副部长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案情，周总理边听边问。电话的声音很清晰，张文奇都听呆了。
放下电话，杨奇清兴奋地说：“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要配合好外交和外贸斗争。对两个外国间谍，在他们的住地施行软禁审讯。对外严防泄密，防止自杀。”
张文奇激动地连连说：“听见了，我听见了！”


瓮中捉鳖

从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那里出来，张文奇不敢稍作停歇又迅即请示了外贸部、外交部的主管领导。在程诚局长的指点下，一个精干的审讯班子迅速组成。
奔赴兰州对彼德·迪卡特进行审讯的班子很快由北京出发。临行前，张文奇再三作了叮嘱，将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作了再三强调，并嘱咐密切保持联系。
鉴于瓦特夫人乘坐巴航班机需由上海出境，张文奇认为绝不能放松对其出境前的任何活动的监控，他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有关情报，请其协助严密监控瓦特夫人出境前的一举一动。
不出所料，上海方面很快来电通报：瓦特夫人乘坐的巴航班机一降落，就向伦敦报告：“彼德·迪卡特病了！可能要住院……瓦特先生健康！现正住在北京新侨饭店305房间，并要求与他随时保持联系。”
富有侦查经验的张文奇从这条信息已经判断出彼德·迪卡特和瓦特的身份，并且知道所谓“病了”，可能要“住院”以及“健康”所代表的意思。于是，通知有关部门严密监控瓦特与外界的联系。
被扣留在北京的瓦特像只罩在纱网罩里的苍蝇，嗡嗡嗡地、着急慌乱地碰撞着。
一天，周晓明和另外一个专家邀请瓦特喝酒，正值愁肠百结的瓦特欣然前往。酒过三巡，瓦特拍着周晓明的肩膀，打着酒嗝，含含混混地说：“我们国家比你们发达，我对中国的原子工业不感兴趣……”
专家话里有话地反问：“原子工业？如果我没喝醉的话，瓦特先生你好像不是高分子方面的专家？”
瓦特无言以对，坐立不安、一再地问：“听候处理是什么意思？具体是多长时间？”
专家：“听候处理就是听候处理，要问你自己去问！”
瓦特听后，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对周晓明说：“这些日子，我在北京能干什么？”
专家：“我们安排你一是等候，二是旅游。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我也喜欢喝酒。”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文奇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更有底了。他一边坐镇北京，控制着瓦特，一边密切注意着兰州方面的情况。
不久，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的瓦特尚不知道自己已处在张文奇巧妙的监控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许林德是谁？在何地？以什么身份在中国出现？
张文奇对这句脱口而出的答话非常重视，敏锐的侦查嗅觉告诉他，许林德是一条大鱼！


一场流产的国际官司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彼德·迪卡特和许林德的真实身份，张文奇决定再次赴兰州化工基地。
经过调查，发现许林德对黄河水位很感兴趣，经常不定期测量，还经常穿一套毛衣裤故意骑自行车往来于市内友谊宾馆和西固兰化工地之间，在兰州地区很是活跃。
当得知彼德·迪卡特被软禁时，许林德借给彼德·迪卡特送食品之机，将一张写有如下内容的纸条藏匿在食品中：
彼德·迪卡特先生：
瓦特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你愿意接受审判吗？否则你就自杀，尼龙绳在黄油筒里。
请你写一封给亲人的遗嘱和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侵犯人权的控告信，写好后放原处，送出。
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彼德·迪卡特，最后写下遗嘱，并且一份份复录后，巧妙地用高级香烟盒内的白纸和锡纸把写好的遗嘱和控告信藏匿在衣领、剃须刀、罐头封贴等三十六处，又将剩余的遗嘱揉成小球，藏匿在经过精心包装的锡纸内，打开窗子，扔到楼下草丛中。
早就等待这一刻的许林德，假借散步之机将锡纸小球捡起，带回自己住所急切地剥开小锡纸球，浏览彼德·迪卡特的遗嘱和写给国际法庭的控告信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完成许林德指派的任务后，彼德·迪卡特就从枕芯里掏出一根尼龙绳，用手比划着自杀的姿势……
瓦特在北京也不甘寂寞，认为彼德·迪卡特必死无疑，于是就电告国外，派代表来华交涉，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
但他们都不曾料到，彼德·迪卡特自杀未遂一一其自杀之举被发现并给予及时抢救得以脱险。
彼德·迪卡特对我人道主义表示感激，在进一步攻心政策的感化下，彼德·迪卡特最后向我方供出了此次他们来中国的使命。
一直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向来对中国发展尖端技术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当得知中国政府秘密研制原子弹，且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实验后，更是恼羞成怒。
很快，一架美国U2间谍飞机像魔影一样窜入我兰州上空。然而他们随即发现，航程只有4000多公里的U2对中国主要的核设施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因为中国主要的核设施所在地远在西北大漠深处。就是兰州，U2的航程也是十分勉强，从台湾航空基地起飞后，沿途不能多耽搁，否则，就可能因燃料不足而无法返回。
不愿善罢甘休的美国政府于是召集有关专家研究制订新一轮计划。不久，一个代号叫“约翰牛使命”的破坏计划终于拟定出来。为了减少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风险，他们利用第三国家一一英国、德国的经济活动，从地面布置搜集情报任务。
看来，敌人是下了狠心要置我核基地于瘫痪境地，而且还让被我软禁审讯的洋鬼子自杀，企图打一场国际官司，制造国际舆论。
事不宜迟，张文奇认为此事必须向杨奇清副部长汇报。
很快，在杨奇清及周总理的批示下，一个与敌人对垒的打国际官司的班子组成。在铁的事实面前一一彼德·迪卡特的录音和亲自出庭作证，敌人的诽谤受到有力抨击，敌人预谋的国际官司宣告破产。
随后，我公安机关对乔治·瓦特及彼德·迪卡特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宣判大会”，依法判处英国间谍乔治·瓦特有期徒刑三年，立即将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的V·G公司工程师彼德·迪卡特驱逐出境。


法网恢恢

自从瓦特和彼德·迪卡特被注意及审判之后，阴险狡猾的许林德更加紧了搜集情报和做好随时出境的准备。
张文奇很快便接到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特鲁茨·封·许林德今天要求回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张文奇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一许林德预感到风声不对，估计要携带情报逃跑。
怎么办？张文奇思忖后，迅速作出对策：第一，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由兰州到北京的夜航班机136次，时间往后推迟，具体日期另行通知；第二，把广州出境之例行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第三，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航班到达时刻板，对外界询问136航班具体到达时间，一律以天气为由不予回答。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许林德与外国大使馆人员在机场的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手段转移，避免不必要的疏漏。
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向杨奇清副部长汇报。张文奇立即动身返回北京，再次来到杨奇清副部长家。他一眼看出杨副部长心情沉重，眼里布满血丝。看到张文奇，还是抬起浓眉，似乎振作了一下问道：“有什么新情况？”
张文奇汇报道：“现在又捞到一个，是西德V·G公司的职员，叫特鲁茨·封·许林德，30多岁。他的父亲曾是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将军，他本人的护照与国籍不一致。”
一听案子，杨副部长顿时兴奋起来，连说：“坐，坐，喝水。”
张文奇去拿暖瓶，不料竟是空空的。杨副部长对着里屋喊道：“肖彬，肖彬，烧点开水！”
这时，杨副部长的爱人肖彬同志提着一壶水边走边应声道：“刚开！来啦！”
张文奇忙从肖彬同志手里接过水壶往暖瓶灌，边灌边想：这老两口日子怎么过的？连水都顾不得烧。
肖彬望着张文奇，心想：这小伙子，又哪里知道老杨这两天受的罪啊，专案组三天两头地找老杨谈话，硬逼着他交待“资敌通敌”问题。住宅的四周都发现有人盯梢，谁来了、坐什么车、车号等均有人打小报告。
“家乡的茶，喝吧！”杨奇清同志从容说道。
张文奇兴奋地说：“经侦查发现，现在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摄我禁区照片。而且对黄河的水位很感兴趣，多次测量，而且还指令彼德·迪卡特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张文奇又讲了几条根据，最后肯定地说，“抓他绝对没问题！可是，他现在也要求回国……”
杨奇清同志摆了摆手：“不怕，我看要上、中、下三策相机而行。”
张文奇睁大眼睛，屏住呼吸，努力捕捉着每一个字音。
“上策，”杨奇清手往天上一指，“发现他‘东西’有问题，但需要认定，那么扣下‘东西’，人放走；中策，‘东西’有问题，现场就可以认定，那么当场限制自由；下策，‘东西’、人均无问题，放行！”
张文奇禁不住兴奋地一拍腿：“好！我马上按您的指示执行。”
杨奇清叮嘱道：“你要多想想，假如有外交官去接他，你怎么办？”
张文奇：“这个我想过了，您放心，就说是气象关系，不通报飞机到达时间。”
杨奇清：“好！”
杨奇清同志把张文奇送到门口，又伸出三个指头：”上、中、下三策，相机而行。”
1967年12月初，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
张文奇同几个侦查员早已在北京机场张网等待多时。22点10分，当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一眼看到张文奇，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真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这些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NSD密写标记，且都以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格式书写，共72页。
全部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特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林德精心携带的用塑料袋密封的沾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急需的情报，因为收集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对测量原子弹当量及原料成分相当重要。


大雪压青松

然而，就在全力审讯特鲁茨·封·许林德，查清此人系专门搜集我国防原子情报的美国间谍后，为甄别敌特口供真伪，并弄清美特阴谋，张文奇来到公安部原子能保卫局了解有关情况时，竟得知杨奇清副部长已被带到秦城监狱监护审查。
张文奇的心像被刀剜了一样难过。他是多么想当面向杨副部长汇报缴获敌特罪证的经过以及顽固不化的许林德又是如何由刚开始的拒不张口，到最后供认自己就是美国间谍的经过。那可真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张文奇忘不了，当他把《毛泽东选集》中的有关篇章用英语和德语轮番讲解，尤其当他把加拿大原子能专家帮助苏联搞美国原子能情报，后被美国五角大楼处以绞刑的案例告诉许林德，并严正地对许林德说“按照美国原子能法，你犯下了要处以绞刑的罪过。但，中国的法律注重的是对人的思想的改造，而非肉体的消灭，你还有一条出路……”，许林德双膝跪倒在自己面前，并做出举手投降姿势时的狼狈表情！
在这关键时候杨副部长却遭此劫难！下一步工作找谁决断，成了问题的关键！
怎么办呢？张文奇白天单枪匹马地搞案子，晚上急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不停地思索着……蓦地，他想起了杨副部长给周总理打电话的情景，红色电话机！对呀！随后，他的脑海里又闪现出另一个镜头：他向外贸部领导汇报案子时，看见李强部长桌上也有一部红色电话机！
对！找李强部长，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
张文奇平素是个做事很缜密的人，此时他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惊呆了！但事到如今，只有这么办了。他“呼”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眼在暗夜里熠熠发光！
张文奇聆听过李强部长的简述，知道李强部长也是我党搞电台的特工精英。他确信通过李强部长可以得到尚方宝剑。
张文奇兴奋不已，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穿过外贸部层层叠叠的大字报，迎着震耳欲聋的造反派广播站的“红色声浪”，怀着崇敬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李强部长办公室的门。
处在“文革”风暴中的李强同志十分镇定地听张文奇汇报了案情后，兴奋地说：“你别汇报了，告诉你，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说着就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你看，这是周总理在《人民日报》揭露英国间谍乔治·瓦特案上的重要批示。”
揭露其政治上搞间谍、贸易上搞诈骗的阴谋，立即废除V·G公司与中技总公司签定的合同，并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该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人员限期离境。
张文奇顾不得高兴，接茬说：”李部长，我审查了许林德，他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都搞到了，可是杨奇清副部长却被带到秦城监狱监护审查了。”说到这里，他发现李强部长的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沉默。
张文奇：“您是否能找一下总理？”
李强部长没有说话，片刻后拿起“红机”有力地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
张文奇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一会儿，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部长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一颗心“呼”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的声音：“我是周恩来。”
多少年以后，张文奇仍记得这个声音，他知道，他终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了！
霎时，他想哭，他想哭啊……他像受了委屈、折磨的孩子要向长辈倾诉心曲，但，他首先是个警察，警察有警察的职责！
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认认真真地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道，”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
他听见周总理在电话里笑了，和蔼地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他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话筒里传出周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补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周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哎、哎！”张文奇连声回答。
三天后，总理办公室把周总理同意张文奇对国际间谍案子意见的批示下达至北京市公安局。
程诚局长向张文奇指示：“总理把你的请示报告批了，对鬼子的审讯也只能交你办。”
张文奇：“明白。”
程诚：“如何审讯，想好了吗？”
张文奇：“请您指示！”
程诚：“鬼子最怕什么？”
张文奇：“怕死！”
程诚：“好，审讯就从这里开始！”
张文奇：“先将其精神支柱彻底摧毁，在其走投无路、面临绝望之时，再给他一条生路！”
程诚主动握住张文奇的手说：“就这样办！恭候佳音！”
很快，张文奇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对许林德进行了公开宣判：
美帝间谍特鲁茨·封·许林德于1965年10月以西德“鲁奇公司”(LURG！)开箱检验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在来中国之前，接受了美帝国主义驻西德情报机关的窃取中国情报的任务；来中国后，先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份为掩护，进行旨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偷摄我禁区照片，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积极地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效劳，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罪恶严重，罪证确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判处许林德有期徒刑十年。
一场有组织、有计划企图置中国核基地于瘫痪境地的国际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两案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分别于1968年3月16日、1969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及1968年7月5日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公开刊登，向全国和世界人民进行了宣告，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外交和外贸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