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北8日電）中研院研究員陳儀深對前中科院核能所副所長張憲義的口述訪談「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預定明天上午舉行新書發表會。

　　張憲義受訪緣起全文如下：

　　這次接受陳儀深教授的口述訪談，是希望藉由這個機會，將臺灣過去二、三十年來，從核武研發、核能發電到非核家園這些過程中，一些不為人所知的內容，以及我個人的心路歷程等，完整地向世人公開。過去我拒絕過很多人的專訪，如今願意接受口述歷史的記錄，單純是希望能夠還原歷史真實的面貌，這是接受口述訪問最主要的目的。

　　過去如彭明敏先生的回憶錄中，提及離開臺灣的過程中是否經由外國政府的運作安排等，這些細節不是重點，卻往往是媒體記者、讀者想要知道的部分，這經驗帶給我很大的啟發，因此，以下的訪談內容將不著重枝微末節的回顧，像是美國政府到底是從哪個機場接我出去之類的細節。最重要的仍是過去臺灣核能發展歷史的大原則和大方向，此外，再加上一些個人的因緣際會，以及和蔣經國、唐君鉑、吳大猷等人的接觸、互動情形，或像是從一九八二年所謂的「被吸收」開始，一直講到一九八四年；來美之後與丁大衛、雷根總統的核安顧問之間的會談，也將一一說明。相信我的離臺究竟是即興之作，或是美方刻意安排，真相自然會顯現出來。至於一九八八年離開臺灣這一段過程、家庭生活的部分，特別是在美國的生活情形，我太太洪美鳳（Betty）的專訪則可做為參考。

　　基於道德上的理由，訪談之中若談論到還在世的相關人物，將以假名的方式稱呼，但事實上，大多數的當事人都已過世，只有一位當時的軍事強人郝柏村仍健在。我和郝柏村沒有任何芥蒂，他是我相當尊敬的長官，更是我任職中山科學研究院時的老長官，在這本訪談紀錄中，不免會牽扯到他。

　　美國的核武紅線

　　一九九八年，我與《聯合報》記者王景弘有書信往來，相關內容後來也發表在《聯合報》。當中我提到，在唐君鉑的領導下，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已經完成蔣介石和蔣經國交付的使命，「我們有能力，但是絕不製作核武器。」這句話是一個實質的政策宣示，並非只是為了應付一九七七年美國卡特總統的裁減核武宣示而已。

　　在這項政策宣示中，並未明示臺灣有製作核武的能力，但從此不研究，也不再有進一步的核武開發，或是補充製造任何核武的武裝實力。換句話說，有關核武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實際製作核武之間，存在著一個模糊空間。這就造成所謂「紅線」的問題。美國始終有一條紅線的容忍標準，是以《禁止擴散核武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的精神為基準，加上核武安全專家認定的潛在核武威脅標準。

　　很顯然地，當時中科院的核能研究團隊未能確切了解這條紅線。

　　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向郝柏村簡報有能力進一步精進核武研發能力，這是否已經牴觸或違反蔣經國所宣示的「不製作核武」政策？事實上，包含郝柏村在內，在場所有當事人的認知是沒有違背。依我的評估，一旦高層下達命令，以當時的人力、技術能力還有設施物料的儲備，臺灣在一至兩年之內就可以製造出核武器。但這樣的發展期程並不能符合當時臺灣國防戰略的需求，所以中科院才會著手核武精進方案，期盼能在三至六個月內成功生產實用化的核彈，郝柏村點頭默許這個方案。然而，這已經踏入了美方無法容忍的紅線了。

　　當時正式的軍事國防科技會議並未將核武發展列入會議中討論。不過軍方的戰略需求已經考慮到，萬一臺海發生軍事衝突，也就是如果中共真的攻打臺灣，或者封鎖臺灣海峽，臺灣能撐多久？軍方高層的看法是三到六個月，這是依據當時中華民國的國防科技實力，及針對中共的武力發展與政經背景所作的評估。

　　基於此一戰略需求，國防部要求中科院提出核武精進製作能力的對應時間表，從原先預估的一到兩年，快速縮短到三至六個月。這個精進計畫包括哪些籌備項目呢？除硬體設施以外，在材料方面有高溫坩鍋（冶煉金屬用）的取得，以及將提煉出來的核燃料（鈽）進一步設計成達到核武裝置的外型和規格。當時中科院考量到臺灣的外交處境與國際地位，在相關設備的採購規格是軍民兩用，而中科院對外聲稱是為了研究核電廠的核廢料固化或減容。此外，中科院一併著手精研引爆裝置的精準度，提升核武裝置爆炸的威力和可靠度。

　　核電廠級的鈽原料是否能轉移成為核武？中科院核研所的理解和分析是：當然最好使用武器級的鈽（同位素鈽二三九），可靠度和成功率可以提高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若再精進引爆裝置，更可提升到百分之九十。若改採等級比較差的核電廠級的鈽，可靠度恐怕會低到百分之五十，威力也會降低許多，甚至如同普通炸彈一般爆炸而已。然而，沒有完全爆炸的核裝置一旦汙染擴散，雖然其爆炸威力不會像投擲於廣島的鈽原子彈「胖子」那麼大（約等同於引爆二．一萬噸黃色炸藥），但汙染地區的善後處理反而棘手，更可能癱瘓整個大型都會地區。換言之，建築物雖然未被核爆完全摧毀，但是大範圍的汙染後果比建築物倒塌還可怕。無法像當年長崎、廣島被原子彈轟炸之後，不到十年就恢復重建了。

　　《禁止擴散核武條約》是針對武器級的核武擴散問題，可是這十幾年來恐怖組織造成的困擾與威脅，不比武器級的核子裝置來得低，所以美國現在致力發展第四代的核電廠。第四代核電廠不只是核能發電，更可將武器級的鈽和核電廠級的鈽轉換成核燃料。如此一來可達成兩個目標：一是減少核廢料的容積體積，二是核電廠級的鈽得到減量效果，進而降低核武的擴散威脅。

　　禍害無窮的核武

　　一般的學者、媒體對於核武發展仍舊十分陌生，其中核電廠產生的放射性元素鈽，其威嚇性，及對核武發展的影響程度，也非一般的專家所能理解。

　　事實上，這種物質相當可怕，不僅貯存的問題棘手，當作武器運用也非常恐怖，甚至更甚於武器級的鈽。像長崎、廣島原爆之後，幾十年就得以重建。倘若長崎、廣島是被初級的、像北韓生產的核彈轟炸的話，根本不可能恢復的，因為它的輻射汙染威脅性更大。一般人往往都從爆炸威力、當場死傷人數來衡量核武的殺傷力，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北韓那種「骯髒核彈」毀滅性更為劇烈久遠，等於是核廢料汙染級的炸彈。我個人的觀點是，一個國家必須擁有先進核能設施，這樣才有一定的威嚇力，但有了核電廠之後，便會產生核廢料的問題，也潛藏著爆發核災變的風險。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臺灣的執政者應該考量的是國家民族存亡的百年大計，而林義雄等反核運動者則是考慮到鄉土百姓、及千萬年永續發展的問題。

　　然而，國家存亡的百年大計與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兩者之間的矛盾該如何調和，至今仍未見有人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方法，甚至根本不了解這兩者有何區別。假如真的了解兩者的區別，就能理解執政者之所以妥協的道理。其實，包含臺灣獨立或與中國統一的問題，也可從這個角度切入，但從未有人如此設想過。當政治人物主張獨立或統一時，究竟是從二、三十年的權宜之計著眼，還是由千年、萬年大計來衡量？對我而言，千年萬年以後，根本無所謂統獨的問題，若以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來觀察，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只不過是歷史大潮流裡的小水波而已。

　　回到核能問題，日本安倍首相於二○一五年宣佈重啟核電，日本有本錢如此，一個福島核災雖然損失慘重，但以日本的國力尚可承受；反觀臺灣，絕對無法面對像福島核災那樣的災難，既然難以承受，臺灣就得走上非核家園的路，既然要走非核家園的路，執政者就必須看淡國家存亡的百年大計。假如永續發展是臺灣唯一關切的方向，那就應與對岸討論出一個適當的整合方法。以瑞士為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它都未受戰火波及，而在二戰期間，瑞士採取對納粹德國讓步的政策，延緩納粹德國的侵略，從而確保國家的獨立地位。再以捷克布拉格的例子來看，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入侵時它率先投降，因而免受戰火的摧殘，得以保持昔日的風華。我曾到布拉格訪問，當提到這段歷史時，他們不但不以為恥，反而引以為傲。臺灣究竟要以政權存亡為重，還是以老百姓的幸福安樂、永續發展為主？在在考驗執政者的智慧。期盼臺灣的領導者不要變成梟雄，利用權宜詭計牟取利益，這些利益都將只是暫時性的，不會是永久的。

　　永續發展的理念

　　在一九八八年我所留下的辭呈中，我曾提及「臺美雙贏」的局面，既然臺美雙贏，何來賣國？這也等於回應了所有關於叛逃的質疑。而且我在這次專訪中，一切處之泰然，因為我問心無愧，我做這件事不是為了得到美人或一大筆財富。

　　其實早在一九八八年提筆寫下辭呈時，我已有這個想法了。既然臺美雙贏了，為何還談叛國、叛逃、賣國這些事？事實勝於雄辯！我在那封辭呈裡也提出北韓、伊朗不顧世界各國反對，執意發展核武的後果，馬上就應驗了。伊朗的寫照就是我們臺灣的福氣，一旦臺灣像伊朗一樣成為美國經濟制裁的對象，我想臺灣不要說什麼經濟發展，從一九八八年經濟起飛到現在，很多事情都不用談了。

　　我再三強調，包括寫給陳水扁的信，我的心永遠留在臺灣，絕非一走了之。當年我的雙親、親戚朋友和我的工作同仁，以我對核研所的感情，我不希望他們被打散掉，搞得烏煙瘴氣。也因為過去共事的情誼，我才能與丁大衛面對面的討論之中，讓他們採納我真誠的建議，我從來沒有談論到要懲處臺灣哪一個人，或是打散哪些單位，完全沒有，不但沒有，甚至設法保住能夠讓他們真正從事核電廠研究的資源。

　　這次我接受專訪，絕不是因為想要平反，我從未有此想法。我現在是基督徒，一切的對錯榮耀都歸於主，祂會替我伸冤，所有的結果由主來決定。我在這次專訪談論的內容，都是為了我們的後代。我一直很佩服林義雄，他那些永續發展的理念，對臺灣鄉土的關懷，同樣也源自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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