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很多回忆，而不管经过多少岁月的流失，每每想起来就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的回忆却是不多。

我不愿把它当作一次政治事件，而更愿作为一个人性黑暗和人性纯真的一次体验，它不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静静的写出来，静静的尘封在某一个角落，在身边没人的时候一次次静静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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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是任何政治活动的热衷者，高中快毕业了团支书来找我，全年级就我一个不是团员，我要是不入团影响班级形象。上了大学政治课不打小抄就过不去，考研的时候没法抄袭于是得了不到50分。89年的时候我替导师做一个七五科技攻关项目，而他们已经开始接项目搞设计赚大钱了。记得他们给康师傅做工程设计一年赚了九十几万，而当时的万元户比现在的亿万富翁还稀奇。科研没人搞，都压在我一个学生头上，而我却觉得很神圣，即便当年的博士也没有几个有机会做七五公关项目。我就是傻，一直到老了也还是傻。

所以从年初暗潮涌动，北大誓师，风声火起，我都觉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身边本科的和研究生的老乡同学包括老师都在热血沸腾，我却无动于衷，一直到四月份广场的学生绝食了那么久，坚持了那么久，我才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我应该去看看。

于是四月份开始在北京天津之间来来回回跑了一个月。详细的东西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写，能想起来点啥就留下点啥。

广场上的气氛我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应当是终身遗憾。整个北京的小偷都宣言停工了。全体人民不分阶层都给与了一致的支持。个人，单位，团体，机关，不停地给广场输送资源，派人派车派物资，分发食品，消防车、救护车不断，战士、护士站在车前巡场一周，敬礼向学生致敬。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不论多么拥挤，没有人任何吵闹事件，永远留有一条随时畅通的“生命线”，不论是绝食学生还是其他普通人，有人晕倒了及时运送到医院抢救。不时的有绝食的学生倒下，新的人再自愿去接替。

我有一个纯老乡刚上本科，女孩子，也参加了绝食。六四之后我们找了很久，担心了很久，最好还好无恙。

时间顺序记不清了。大概是519下午吧，我要回清华，从广场上搭坐一个陌生的博士生的自行车，刚出广场迎面碰上一个中年妇女，跟我们说她是中央政治局的家属，具体是谁的夫人就不明说了，她当时也没说。说今晚会有一个决议，12点开始戒严，告诉学生做好准备。我们到了清华以后这个博士生把我留在他们宿舍，就去了学校广播站，一会儿清华校园的喇叭响起来，“广大学生同胞们，请男同学全部到XXX集合，我们要去拦军车，请全体女生留守校园，保卫家园......”，到了夜间电视里如期播放了那几个刽子手的决议，剩下的学生再次集合出发，整个校园基本空了。

我留在他们陌生人宿舍里也没法走，一夜无眠，第二天天亮了他们陆续回来，嗓子都哑了，说把军车拦住了。（背后的事实以后再说）

百万人大游行有几次，有一次我们天大老师带了个录像机过来，我站在广场一辆公共汽车顶上录了一个下午。后来系里有人告密，那几个老师就说那天录像机磁头没有擦，所以什么也没录上。

天津也搞过几次游行，每次大家都商量好，预防意外的发生，很多学生也都自发的引领路线，维护秩序，群众也都非常配合，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事件，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最上层的学生组织是否接受过“外来势力”的影响和援助就不得而知了。但就我们能接触到的层面来说，不论学生还是民众的热情和单纯的气氛，不是现在那种传销式的洗脑可以造成的。至少我们能接触到的层面上，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洗脑。一些比较积极的学生会说“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头颅来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丝光亮”，而这些学生也不是那些高层组织的人员，就是普通学生。

5月底我们从广场回到天津，准备休整一下再回去。其实519之后我就一直跟身边的人在说晚上就不要呆在广场了。我是一个不愿意去争辩的人，但我会就我身边能影响到的人尽量表达我的观点。如何结束这个事件当时我们并没有想过，那时候的年龄也想不到那么多。我也并不是因为害怕才跟同学们讲不要呆在广场，只是我相信人性的黑暗。

六四清晨不到4点校园里的喇叭响起来了，“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流氓啊！流氓！

（其他以后再写，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