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史研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留存这段历史的记忆。文革是全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需要有担当的责任和反思的勇气才能铭记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的文革记忆正在淡化和不断逝去。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已经退休了，许多人只想安度晚年，不愿意回首这段历史。而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很多是凭想象说话，甚至是望文生义。所以，尽管网络上有关文革的言论不少，但是真正有板眼的并不多见。这就需要学界传播真实的文革知识，留下民族的记忆。在这方面，学界责无旁贷。历史学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专业性工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实证研究工作，在当前尤为重要。历史的实证研究，就是寻找历史证据复原历史现场的研究，反对没有根据的结论。所以，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实证研究，先把史实搞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左倾思潮的回潮问题。当前的左倾思潮的回潮有两种，一种是翻文革案的思潮，一种是清算改革开放的思潮。不久前，有人开会追思江青，赞颂江青，推崇张春桥，调门很高。江青、张春桥是文革的政治符号。有些人重新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偏好问题，而是反映了文革与现实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1980年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已是全民唾骂的公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40年过去了，现在社会上又有人重新肯定他们。这当然不那么简单。一、从社会心理上讲，许多人对文革的怀旧，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不满。二、从历史研究上讲，对文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政治实用主义的问题。有些人总想把文革这段历史给回避过去，实在回避不了，就来个“宜粗不宜细”的冷处理。由于长期以来对文革研究的禁锢，人们对文革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至造成对文革历史的许多误解误读，后遗症很大。
文革虽然过去了，造成文革的许多因素却还存在，还在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拨乱反正中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建立民主法制等等，都没有真正落实。而且，到现在还有一股思潮，说当年对文革反思过头了，对历史总结过头了，否认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否认文革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两股思潮，是同源共生的。
第三个问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返祖”现象。近来，有些意识形态官员又重新翻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知识界放狠话，特别引人瞩目，社会上议论纷纷。这是一种文化返祖现象，倒退到拨乱反正之前的中国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拨的就是“阶级斗争”之乱，返的就是“民主法制”之正。对此，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历次会议、中央文件和《历史决议》均有论述。对照很鲜明。这种公开宣扬阶级斗争的言论，社会上其他人讲讲或许并无大碍，但出自意识形态官员之口，就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信号，以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改变了。用文革一句套话的格式，这就是“回头路还在走，专政派确实有”。现在不是流传着一句话吗，叫“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其实，“砸锅党”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某些掌握了管理权力而胡乱作为的官员，实际上起到了挑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作用。在毁坏党的形象上，他们与腐败官员是异曲同工的。这说明，对文革教训的总结，远远没有过时。
观念问题总是反映背后的制度问题。因为一些意识形态官员缺乏基本的学术理解力，对像文革这样有重大社会价值又比较敏感的研究领域，就干脆划为学术禁区，贴上封条，不许进入。这种管理方式上的粗鄙化的任性，后果是很严重的，直接造成了文革历史记忆的空白，给文革思潮的复活留下了再生的空间。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与文 革大字报的语言暴力存在一脉相承之处：戴帽 子、打棍子、拉帮结派、人身辱骂、人格侮辱……等等。虽然不是简单袭用文革的具体词语，但文革大批判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变化。各种戾气，也并不比文革少，甚至还更严重。这当然是文化观念的问题，更直接的是文化管理的问题。因为如果让文化在自由、民主的宽松氛围中生长，自然会形成优胜劣汰的规则，消除这些文化戾气。而依靠暴力、蛮力的文化管理，必然会生产出动粗耍蛮的社会文化。这是被人类生活一再证明的事情。现在中国特有的这种网络语言粗蛮文化，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仅仅从政治上否定文革是不够的，必须要进行文化的反思，而文化反思是无法用行政方式来规定的。任何时候，用行政权力干涉文化，都是适得其反的。
在网络时代，文化管制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家比较的是文化实力。现在政府虽然一再说要打造“文化软实力”。但这个“文化软实力”，绝不是靠搞什么工程就能打造出来的。“文化软实力”的培育，需要民主的土壤，自由的空气，学术的阳光，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是不断积累的过程。靠行政权力的揠苗助长和压制生长，都只能是南辕北辙。在文革研究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历史实用主义态度。从搞《历史决议》，清理“三种人”，设置研究禁区，规定研究口径，一直影响到现在。结果是文革的左倾遗毒不但没有肃清，而且还卷土重来了。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事情。对于林彪、江青集团的人物，作为落败的政治人物，在法律上可以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但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就不能采取这种简单的方式。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及其后果，都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
第四个问题是对当年反思文革的再反思。即由“彻底否定”转为“彻底反思”。当前，在体制内和社会上有一股回到文革的思潮。如果说，社会上的思潮表达了一些边缘群体对现实的不满，带有某种要求彻底反腐败的社会心理期待，那么，体制内一些现任官员的文革言论和思想回潮，又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有着其复杂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年的拨乱反正是不彻底的。而这种不彻底，又与当年对文革研究采取的历史实用主义态度有密切关系。以行政方式设置文革研究禁区，满足于在政治上定性，这是不能实现全民认真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教训的。
由于实用主义的历史态度，拨乱反正时期反思文革教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民主法制的问题、反封建主义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都是提出了题目，没有继续深入下去。有些典型的文革思维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甚至还影响到今天的社会。比如林彪靠枪杆子、笔杆子的“两杆子”理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的权力意志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以权谋私论等等，与今天一些官员的严重腐败问题就有思想上的渊源。所以，我们现在再谈文革，就要从“彻底否定”的政治层次上升到“彻底反思”的文化层次。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进行“彻底反思”，从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和改革如何继续深化的两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的经验，学会在宪政下的政治生活。从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和改革如何继续深化的两个方面来反思。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反思文革的条件比1980年代是更好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对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更深刻了，应该会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首先需要盘点一下文革给我们国家留下了什么负资产。从今天的中国去反思文革，与当年会有很大不同。由于时段的拉长，可以更理性地看问题，可以把文革与改革做比较，对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我认为，文革留下的最大的负资产，还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对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如一元化的高度集权、领袖个人专断等等问题，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民主法治建设的各种决议、文件、书籍也都出了不少。应该说，对这些基本问题，上上下下还是清楚的。但看出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解决问题是利益博弈，需要平衡的因素很多，这里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去平衡这些利益关系。
从政治文化上讲，文革理论无疑是陈旧的、 落后的、偏狭的、虚无的，反现代化的。但也要看到，它也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是以追求社会平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价值载体。这虽是虚幻的社会目标，但也是一种文化情怀。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中，文革那套假大空的价值体系被现实生活打得粉碎。人们对于过去信奉的理想主义，很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弃之如敞屣。但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问题是，人们的文化情怀也萎缩了，越来越娱乐化、低俗化、“小时代”化了。这一方面说明原来的理想主义价值载体的虚幻性，另一方面说明文化转型的严重滞后，担当不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要求。本来，原来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载体破灭了，就应该在人类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予以重构。比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保障、职业伦理这些东西，都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价值原则。中国要走上世界舞台，就得遵守这些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准则，重新塑造天下大同的文化情怀。在重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要借鉴西方的文化资源，也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国历史上的“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道统，也是能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文化资源。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