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PIP组的雇员在一段时间内提高表现，如果不能达到标准，就会被炒掉。虽然话留有余地，但最后达标的标准往往是难于上青天，因此进入PIP组，也就是被解雇的前兆。

硅谷光鲜之下血淋淋的真相

2019年9月19日，一名程序员从脸书（Facebook）位于门洛帕克（Menlo Park）总部的办公楼楼顶跳下，像一颗流星一般结束了自己38岁的年轻生命。

当天下午，关于该名程序员的详细身份信息在网上不胫而走。我们无心去再次揭开他家人、朋友的伤疤，因此并不准备详细介绍关于他的个人信息。为了方便行文，我们称死者为A。

在翻阅A短暂的生命经历时，我们看的是一个勤勉的奋斗人生。我们好奇，是什么样的压力，让这位顶着国内外名校的光环，有着世界名企工作经历加持的程序员绝望地站在办公楼楼顶，一跃而下？A的经历就像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毕业于国内某顶尖名校后，他去往了世界五百强公司工作。然后远渡重洋，去了国外另一顶尖名校读研，于去年入职硅谷最大的科技巨头公司之一——Facebook脸书公司。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A的同事说，A生前极为努力，但却并不得到管理层的赏识，被要求加入PIP中，很有可能会失去工作。作为尚未拿到美国绿卡的移民，失去工作代表着签证的失效，关乎他和他的家庭的去留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压倒A的最后一根稻草。

A不是第一个选择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程序员。2017年，优步（Uber）公司的一名电脑工程师自杀，留下了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在自杀前的种种举动，都透露出他从公司的糟糕管理、高压工作环境和不融洽的团队关系中受到的压力无法得到疏解，因此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近年来，关于硅谷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与不友善的公司文化的报道也频现报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达摩克利斯之剑：PIP和H1b签证的双重压力

就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剑会落下。

虽然这名Facebook工程师尚未正式接到离职通知，但得知很有可能会被加入PIP之后，他变得极为沮丧，因为这预示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悬于顶。

PIP，即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中文为绩效提升计划），是指进入PIP组的雇员在一段时间内提高表现，如果不能达到标准，就会被炒掉。虽然话留有余地，但最后达标的标准往往是难于上青天，因此进入PIP组，也就是被解雇的前兆。而PIP的可怕之处不仅于此。PIP有点像是凌迟——公司想要帮你，但你烂泥扶不上墙——是一种近乎侮辱的处理方式。

据知名Youtuber Tech Lead所说，A生前在脸书公司供职于广告技术部门——一个细微错误就可以导致百万级损失的部门。所有的成员都处于高压状态下。A曾经向上级领导以及人力资源部门求助，想要调往其它的部门工作。但A的经理阻止了他的调离，并打破了他对A的承诺。面对着工作的重重压力，加上要被要求加入PIP的可能性，A紧绷的神经终于断裂，这可能是导致A迈上四楼的天台主要原因。

在外人看来，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失业，重新找一份工作即可，为什么A会选择这条绝路。事实上，让A选择这条路的原因还有一个——H1b签证。

可能缺乏在美工作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H1b的意义——一张代表着你在美合法工作的薄纸。

在美国，如果你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你将有三年的校外工作许可（OPT）期，你需要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找到一家愿意雇佣你并赞助你签证的公司。然后，你将会和同年所有的申请H1b签证的人一起以抽签的形式获取65000张H1b签证。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将获得H1b签证，让你最长能在美国工作六年的时间。但遗憾的是，这张薄薄的纸，一方面是你留美的平安符，另一方面也是一张现代版的“奴隶契约”。根据规定，H1B身份持有人可以呆在美国的唯一原因是其工作身份。一旦H1B身份持有人失去工作，按规定，其必须在第二天离开美国。虽然有一定天数的缓冲期，但在缓冲期之内找到新工作也绝非易事。根据资料，我们了解到A已经在美国度过八年时间，除去读书两年，意味着他已经在美工作了六年。也许其中包含了一年或几年的OPT期，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留给他获得绿卡的时间不多了。

不仅如此，根据Computerworld的一份报告，在2013年，H1b移民只需要雇主付每年52,229美元即可雇佣，而当地相同职位的年平均工资为93,000美元。只因为你需要这张签证，即使做的是一样的工作，你每年也比他人少赚40,771美元。

可想而知，H1b薪资低这个现象在全美范围内的华人群体中，有多普遍。而这个现象不仅仅局限在硅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里，地主依靠掌握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源来限制与压榨农奴，从而使他们依附地主。而在硅谷，公司利用如H1b签证的政策资源来限制码农就业自由，从而使他们依附公司，无法逃离。

“美国梦”、“硅谷996”背后隐藏的危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TO）的研究调查，四分之一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某种精神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症、躁狂症等等。但四分之一这个数字，根本没法概括硅谷的情况。大多数硅谷的“成功人士”，即便有这种精神健康或者心理问题，也不会和人谈起，只是在众所周知的巨大阴影中，选择沉默。

2016年，常驻硅谷的精神病学家Michael Freeman进行了一项针对于探究精神病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的学习。经过他数年的研究，他发现企业家身上的多种人格——例如创造力、性格外向、开放、爱冒险等等，恰好与ADHU（多动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抑郁症患者、药物滥用患者身上的特征有共通之处。Freeman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近乎一般的创始人/CEO，在人生的某一段时期，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问题。

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硅谷追求成功的文化，把这些问题埋在了不为人知的地方。硅谷的CEO、成功的创始人，在硅谷生态圈里被侍奉为神人、天才 ——VC追逐他们，战投追逐他们，Rosewood 酒店的美女追逐他们，工程师追逐他们，就连还没毕业的高中生都追逐他们。作为这么多人的偶像，就和所有的偶像一样，大众不允许你不完美，不允许你有精神疾病。

光鲜之下，是强挺着的灵魂。但谁又没有脆弱的时刻？

说到高中生，生活在硅谷的人都知道，这里是孩子们想挤进来的天堂，同时也是无数人想逃离的地狱。帕罗奥拓Palo Alto，这一孕育着斯坦福大学的地方，也孕育着全美最优秀的一些高中。同时，这里高中的自杀率，也是其他地方的4倍！

《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书的作者温妮斯蒂·马丁通过自身的经历，为我们揭露了富人区充满“男性凝视、女性焦虑”生活，这种生活是“人有我也要有”的普遍焦虑。而在硅谷，身边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也四处蔓延。你哪里毕业的？你在哪个科技巨头工作？一年的年薪是多少？算上股票给你的package是多少？你的头衔是什么？你在哪里买的房？你妻子做什么工作的？这还只是洒洒水。终极问题便是类似“你孩子上的哪家学校？”，这种压力传入未成年的圈子里，也无形中透露出经济实力与社会阶层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住在硅谷的人。

紧得不光是手头，还有时间。当国内大佬们与码农们因为“996制度”而辩论时，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硅谷的工作者却在庆祝自己被剥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让却不是为了有更多的产出，而是为了“表现积极性和团队精神。”管理层不会告诉你要每天工作10至14个小时，但同时硅谷的晋升制度，又和你对团队的contribution、你所创造的价值和影响力紧密挂钩。当团队中有人超负荷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OKR以外没有做更多，有可能会因缺乏“主动性或热情contribution不够、影响力不够而推延晋升过程。

实在做不下去了，向人事部门求援，得到的回复可能是找心理医生聊聊。与心理医生聊完之后，得出的结论又可能是“不适合在本企业继续工作”这样的回复。这次的事件，在某些科技公司高层眼中也不过只是一场临时危机公关——“我们非常悲痛，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关心员工，并告知了需要帮助请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但该做的分内工作却不能少，要不然进PIP，这是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的。

为了在硅谷体面的生活，为了留在美国，为了梦想的工作，程序员们正在这种内卷中轮回。在这种近乎无解的情况下，程序员们在夹缝中求生存。

“美国梦”是很美好，但可能只有在睡觉时才会实现。

“不成功毋宁死”的极端文化

除此以外，硅谷还流行着一种“不奋斗，不成功，毋宁死”的文化 。而这种价值观也让我们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从开始的“先做再道歉”（Act first, apologize later）到“在你可以之前，要一直假装你就是可以的”（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知道是错误的“故意为之”与“不懂装懂”，但在创业公司与创投公司云集的硅谷却被奉为圭臬。这不禁让我们好奇，为什么硅谷会产生这样的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何柔宛（Karen Ho）曾写过一本名为《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书。在书中，她将华尔街“裁员即日常”的文化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市场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工作的不安全性，结果表现为员工的不稳定性。

而在硅谷，创业企业与创投公司所面临的市场更加不稳定，他们的工作也更不安全，因此，员工们稳定性会更差。他们可以通过树立如邪教一般的企业文化，将企业创始人或者CEO神化来稳定军心；可以通过过度压榨员工，让他们没有力气折腾，像齿轮一样机械地工作，直到雇员的可利用价值像烟头一样熄灭；还可以利用政策来绑住外来移民，让他们“长”在公司里；但最重要的手段则是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对金钱的渴望，对名望的向往，以及对成功的定义。

如果说A的问题是H1b的牵绊，那么有着国内顶级大学本科文凭，加拿大顶级大学博士的W之死就让我们看到了硅谷残酷的另一面了。W于08年进入了某IT大厂，成为基带集成部门工程师。7年之后，第一次被裁。2017年，W重回该公司，10个月之后，再次被辞退，W从总部办公楼六楼跳下。W有美国身份，经济富足，但却无法挺过这一关，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和硅谷推崇的文化息息相关。他们不是无法接受离开美国，无法接受被裁员，而是无法接受自己是被裁的那一个。他们曾有过光辉的过去，所以拒绝现在的乌云笼罩。

9月26日，硅谷华人不满脸书对于A去世采取的消极态度与应对措施，而组织了抗议活动。要求进行全面调查，给出真相，反对职场霸凌。

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到底会将我们领向何方？

就像曾在多家科技公司就职过的Tech Lead在他对该事件的评论所言：没有一家公司值得你为它而死，也没有一家公司是你的家庭。

硅谷必须杀死这恶性循环的隐性文化，杀死每个人心中被放大的“我”。

毕竟在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被做完或没做完的PPT 和spreadsheets，写完或没写完的代码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