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里的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友阎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愿阎先生安息。天堂没有疾病和痛苦。 

我不认识阎先生，也不大读文学城里的大块文章。几年来只是借文学城这块宝地自己写写博客和诗词。

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今春新冠在武汉爆发之际，读过阎先生写的一篇为什么西方人也打猎吃野物但没有新冠爆发的文章。我认真读了，觉得他写的很有道理，文笔也非常好。 我把那篇文章推荐给我的朋友读过。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阎先生是工农兵学员，1976级的。 原来比我还低一级，也比我年轻。当然，他在北京读研究生要比我早一年。在国外读博士也应该比我早。 

重新整理了自己写的关于我的工农兵学员生涯的博客。往事如烟。。。。。。

工农兵学员生涯 (1975-1980)

一 、入学安医

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五年之久的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特殊身份，进入安徽医学院医疗糸读书。其名额全县只占半个多一点。我所在的县将名额分配到本县较偏远的黄山和柘皋两个区。先由每个公社推举一人，在各自的区内评比。两个区上报的候选人在县里PK, 胜出者报上去，由招生单位和地区相关机构协调，择优录取。全地区六个县在各高校最终被录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总人数是四人。

我能够入选多半是受益于两个＂贵人＂。首先是我所在公社的一把手缪书记。她在我当知青步入第四个年头时调入我们公社。在全公社知青开会时听了我的发言后，她和我谈了约15分钟的话。不久后，我被公社临时抽调到一个＂批林批孔＂文件宣讲小组，做了三个月的文件宣讲工作，于是我的名字就算在公社这个层面掛上号了，我当年在本大队被推选，在公社入选是没有悬念的。

缪书记是文革期间提拨的青年干部，回乡知青出身。她还是地委委员和县委常委。由她鼎力支持，我得以在县里入选。后来得知，在区内和区际，我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都是女知青。她们的父亲都是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走资派，中层干部。她们和我这类”狗崽子＂命运不尽相同。

当我的材料到了招生单位手里，具体经办人，安医英语教研组，一位九三学社的会员吴老师是我的第二个＂贵人＂。她读了我的材料后很是感动。接下来在档案中无意发现了我舅父的名字，就决心为我全力争取了。因为吴老师曾在肥东县下放劳动，结识了我的舅父，会说英语的陈医师。安医招生办负责人，一位糸党总支副书记据说是受人之托，则另有打算。吴老师据理力争，“官司”从招生单位再打到地方。我得知消息后，再次请求缪书记出面相助。母亲也登门求助于地区教育局的老局长。这位老局长曾担任过宣城师范的校长，而母亲当年是该校的校医。我终于拿到了盖着钢印的入学通知书，告别了流淌了五年汗水的农村，迈出我高校生涯的第一步。

此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到那个“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小村庄。省城读书期间，闻知缪书记虽然没有被划作“三种人", 但还是受到了降职处分。由地区财经贸易大组副职（应该相当于正处）降为公社生产干事。我立刻约了在省城另一所大学读书，回乡知青靳（当年文件宣讲小组的伙伴）一起去看望缪书记。到了县城（也是地区所在地），打听到缪书记因为爱人来探亲，暂时还没有到乡下报到。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我们敲开了缪书记在地委的宿舍的门。缪书记并没有流露任何沮丧的心情。她告诉我们，爱人探亲结束后，她将把两岁的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人到离县城30多公里的分路公社报到，地委的宿舍也将交出去。一切从头来，没有关系。

再次和缪书记联系上是10年前，我离开安医后第一次回到我家乡的那个县城。县已升级为市，原县治所在的区域是称之为区的县级单位。缪书记是区政协副主席，而回乡知青靳是副区长。我只有几个小时的逗留时间，而缪书记又偏偏不在家。靳接待了我，老友重逢，相谈甚欢。我托靳将一份薄薄的礼物转交给缪书记，并和她通了电话。后来得知缪书记在正处级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靳也先转为调研员，如今也退下来了。

二、工农兵学员生涯

安医的工农兵学员，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应该占70%以上。来自工厂的工人很少。有不少来自基层医院和部队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医护人员。我们那一届安医共招收了280人。其中40人集中招自大别山区的两个县，称之为社来社去班。学员中有一位魏姓学员，是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入学不久，发生了一个比较恶劣的两位老干部暗斗事件，校领导班子大调整。文革起家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郭宏杰（当时的一把手是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章，解放军第十二军政委。郭应该排在宋和李任之书记后面，是第三把手）趁机将其来自萧县的部下张长安安置了进来，担任安医党委第一书记。原医疗系党总支书记龙云彩担任第二书记。魏姓同学应该是排名第7或第8的党委副书记，是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校党委委员中还有两人来自我们这个年级。龙云彩是转业军人出身，在十二军当过下级军官。故领导班子整顿期间，宋佩章来安医视察，龙迫不及待地起立行军礼汇报，自己曾是十二军的兵，从而获得提拔。作为我们年级理论学习小组成员之一，我和龙有过两次接触，其言论相当左。他当上了第二书记后，就没有再召集我们小组开会了。文革结束，郭宏杰张长安垮台后，龙也被免了职。

我们其余240人分为甲乙两个大班，每大班分8个小班，每小班15人。我所在的第15班有一位是军队的卫生员，两人来自基层医院，一位是医药公司的工人，其余都是知青。进校前我们就被分好了班，并已预先指定了正付班长。我的班长小傅是党员，金寨县回乡知青；而付班长小芮是团员，上海知青。年级党支部周书记及曹副书记和大家见面后，要求以小班为单位，一周后搞个文艺晚会。我为我们15班编了个集体诗朗诵和三人相声，晚会后不久，各大班成立班委会和团支部。睡在我下铺的小提琴手，来自淮南的小郭担任大班的文体委员，我则被选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共同负责大班文艺宣传队工作。

入学后的第一年，应该说没有多少人把心思放在学业务上。国家赶上了多事之秋。“伟人们”接二连三去世，天安门发生了四五运动，批邓一步步升级。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把心思主要放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参加所谓理论学习和文艺宣传上。值得一记的是一九七六年春，皖中地区农村出现流行性脑膜炎，学校把我们这批入学不过半年的学生们以4-5人为一个小组 （没有老师带队），派到基层公社医院参与流脑防治。我所在小组三男两女，到了庐江县的北闸公社。好在我们到了地方，防治工作已进入尾声，否则不知道是帮忙还是添乱。同行的有位来自淮南基层医院的张澍同学，动手能力很强，暗地里还教教我们。我们其他人刚到时连打针都不会。

第二年 （1976年）秋，来自105医院的两个同学在中央文件传达前一天向我们透露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的消息。风向开始转了。同学们开始自觉地晚间到阶梯教室上自习，人数越来越多。和老师的互动，对老师的尊重也与日俱增。第二学年中，我们还搞了为时三个月的开门办学，由老师带队，到全椒县的二郎口区级医院。老师中有后来担任安医大校长，药理教研组的徐叔云老师。和我接触较多的是微生物教研组的李云龙老师。李老师当时热衷于钻研针灸麻醉，我跟着学并给他当助手。很巧，我毕业后就分到了微生物教研组，和李老师共事了很短一段时间。他后来去了中医学院，我考入北京协和读研究生。文艺宣传队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开门办学结束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场有独唱，小合唱，相声，京剧清唱，舞蹈的文艺晚会。

第三年是实习。给我们的选择是或者到地区级医院实习一年，或者到县医院半年，省级医院半年。我选择了后者，并安排先去了县（含山县）医院，再回到安徽省立医院。这个选择和安排是有道理的。在基层医院会遇到一些理解不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回省级医院继续学习思考，向老师请教。毕业前两个月通知我们，和往年不一样了，要通过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书。毕业考试只考内科外科两门，有一门课不及格给结业证书，不给毕业证书。此外，有意向留校工作的同学可以参加其他三门课的考试，分别是生理，生化和英语。全年级留校的名额是12人 （5%）。我参加了全部五门课考试。其中三门基础课拿了年级第一，总分是年级第二。尽管拿到这样的成绩，能否被留校，心中还是没底。政治风气已变了。我知道家庭出身本身不会对我留校产生多少负面影响了。但有个派生出来的问题，我初中毕业就下放当知青，没有高中学历。等待了一个月左右，有非官方消息说我被留校了。大概是两天后吧，240位同学在阶梯教授等候发配。资格最老，最年长，红军出身的校党委廖祥林副书记走进教室，开始宣读分配名单。留校的十二人名单是最后读的。当巢湖地区医院及其各属县医院名单，皖北名单和省城其它单位名单读完了没有我，我知道自己确实留校了。但我只能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喜悦。因为坐在我身旁的好同学小鲁被分配到了皖北。来自同一县城的还有其他被分配到皖北的同学。我首先要安慰他们。

 三、微生物教研组

安医微生物学教研组主任是张咏南老师，副主任是宗庭益老师。张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病毒学，而宗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免疫学。他们二人是当时教研组可以收研究生的两位导师。教研组还有一位年资很高的高级实验员吴老师。印象中他早年和上医林飞卿教授一起工作过。和安医很多老教师一样，吴老师是解放初期从上海调过来的。记得吴老师网球打得很好，那是当时很不流行的体育项目，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吴老师很具有学者的风度和气质。老先生心直囗快，教研组开会时，对文革的谬误以至于＂伟大领袖＂的批判不遗余力，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老人家实验技术，尤其细菌学技术是一流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给我们年轻人帮助很大。

当时教研组讲师级的中坚力量有周淑琴老师，李瑞珠老师，李云龙老师和刘守炎老师。按年资往下排有龚蕴珍老师，史百芬老师。先期（1976）的工农兵学员分到教研组的朱读章学长已考到北医，成为龙振州教授的研究生，并将公派到德国留学。比我早一届（1977）留在教研组的是学长徐芬清。一九七九年，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王明丽和张学军分到我们教研组，而陈敬贤和金建平是1979年考入我们教研组的研究生，导师分别是宗老师和张老师。教研组一下子又增添了四个年轻人，给原本就充满活力的教研组锦上添花。

国门初开，人心思变，人心思治。变和治这对看似矛盾的慨念在这里，在那个特定历史时间段达到了统一。老中青三代人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除了努力钻研业务外，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外语，力争四会。英语九百句，许国璋英语是我们的床头读物。大家每天晚饭后（有时来不及就拿着饭盒）挤在一楼病理教研组的一间房子里，看电视节目“跟我学”。 还记得节目中的外国人叫“内森先生”。这日复一日的活动也成就了我个人的姻缘。

抛开科研，就登上讲台上课来说，当时的微生物教研组应该说是阴盛阳衰。张老师声音宏亮，口齿清晰。她上课时有时两眼直瞪着天花板，口中滔滔不绝，极有条理，至今在我脑海中还留下栩栩如生的画面。周老师和李老师上课也极有渲染力，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相比之下，男老师们要逊色一些。我是跟随宗老师的。宗老师爱人是刘琏老师，课讲得也非常精彩。因为不在一个教研组，接触的少一些。他们的长子宗明是我同班同学，留在安医外科，后来上了二军大，现在上海长海医院工作。有意思的是我们同期留校的安医职工子弟的父母，两对是搞业务的。前期宗老师刘老师的儿子宗明去了后期临床，而神经内科祝主任的儿子祝延分到了前期生理系。

我留校后的第一个学年教研组没有教学任务，因为新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还在学其它课程。第二年我开始讲小班课。第一次讲课我非常紧张。宗老师在下面听课。下课后，宗老师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宗老师和其他老师开玩笑说，小金可要好好培养，以后争取为我们男老师打个翻身仗。第二次上课，后面坐着一位有点面熟但不认识的中年女性。下课后回到办公室，我问宗老师今天听我课的是谁呀？宗老师说，是姚教务长啊，你不认识？我想起在院里开会时是远远的见过。留校以后，我确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了。二胡也扔到了床底下。

附：姚教务长姚静篁在我离开安医后担任过安医党委书记。

四、渴望脱帽

虽说学校和教研组的学习和工作氛围都非常理想，留校后心理上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压力并不是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社会。大学恢复招生，学校的教学科研一步步走上正轨，这本来是人人都乐于看到，盼望着的事。可已迈进高等学府工作的我们这群人，发现自己已变成了另类，似乎陷入了漩涡中，随时有被社会吞没或抛弃的危险。

儿子毕业了，又留在省城高等学府工作。母亲很高兴。可是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们时，反应并不是她期待的那样热烈。表面上的祝贺隐藏不了内心的不以为然和言语上的敷衍。原因很简单，这些亲友的孩子们或他们亲友的孩子考上大学了，不是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是科场上夺取的功名。我知道了，手里的文凭没有世俗社会的含金量。头上有了一顶必须摘得的帽子。

考研究生是个出路。第一个问题是：报考那儿？北京！ 母亲的要求很简单。为什么？我二姐是1963年考入北师大的，1970年被分配到延安。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她被分配到延安姚店中学教书。1979年，她考回北师大物理系，成了我国光学物理专家郑华炽教授的研究生。我心里盘算着是北医还是协和（当时只称中国医学科学院，没有恢复协和这个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名字）。协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谢少文先生。我们手里就拿着他主编的微生物学教科书和英文版的讲义。我行吗？也就是1979年的夏天，拜我校病理生理学教研组史敏言教授（校友王德农的导师，安医副院长）等所赐，我居然有机会见到了谢老师。关于我导师谢老师本人，我想要另开题目写了，在此不赘叙。

免疫学可以说是从微生物学中派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直并存着的。您接受那种说法，见仁见智。冯-贝林，科霍和欧立希/梅契尼科夫都是二十世纪初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我们可以把科霍和欧立希/梅契尼科夫分别说成是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那第一个得奖的冯-贝林是不是两者都是？回到主题，国门再次打开的上世纪70年代末，免疫学是非常热门的生命学科。作为微生物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谢老当时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全国免疫学科研和教学工作。由史教授领衔，安医其他老师和领导们共同努力，1979年夏季的全国免疫学座谈会在安徽金寨县梅山水库旁的梅山宾馆召开。我和教研组其他青年教师是以会议服务人员身份参加会议的。

参会者是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的教授们，而谢老师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见到如此之多的专家学者，大开了眼界。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参会，聆听每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当谢老师点评和总结时，我更是全神贯注，努力听懂他的每一句话。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单独的机会和谢老师说了几句话。在他回宾馆房间的路上，我追上了他。先鞠了个躬。谢老师笑着对我说，小同志有什么事？ 我匆忙地用几句话自我介绍，然后单刀直入：谢老师，您明年招研究生吗？“当然招了，你有兴趣报我”。我带有怯意地点点头。接着我说，我学历不完整，也没有上过高中。“那不是你的错”。“那报考您我要注意什么？“ 英语，专业，我主要看这两门。当然，其它科目也要达到医科院定的标准啰。我下意识地频频点头，说不出话来。老人家小声对我说：小伙子回去努力吧。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英语在报我的考生中是第一，我一定优先考虑你。 老人家的话增添了我的信心。

下面写一个花絮。在会议召开之前，宗老师让我和学长徐芬清去一下火车站，把全国几个大城市的火车到站时间抄一下。这在今天网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去了，怎么也找不到武汉，感到束手无策。来了位工作人员，听了我们的问题哈哈大笑。你们不知道武汉是三镇构成的，只有武昌站，没有武汉站。我经常想起这件事，在国门关闭的中国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我们，知识是多么贫乏。若干年前，我和爱人由广州乘坐高铁到了有了高铁才有的武汉站。我对着站名笑道，我找了你三十多年，终于找到了。

五、考研前后

1979的夏天过去了，新的学年又开始了。我一方面要准备着第一次上讲台，另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谢老师说的很明白，他每年只会收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英语应该在报考他的学生中是第一名。

一楼病理教研组放电视机的那间屋子每天晚上一如既往地接纳着青年教师们。“Follow me”! 大家都跟着内森先生学习口语。我发现人群中多了个女孩子的面孔。后来有一天发现她在走廊里和分在病理教研组的我的同级同学刘友生为一本英语书谁先看谁后看发生争执。女孩子有几分执着，刘显然最终是会让她的。在食堂打饭时我问刘，那个和你争执的女孩子是谁。刘告诉我是刚分到他们教研组的79届毕业生。哦，原来是王明丽和张学军的同学。这里我以“春”代之，尽管我们相识在夏秋相交的季节。不久，管电视机的任务就落在了春的身上。说不清楚是为了占个好位子还是别的原因，我每晚来看电视的时间比以前早了几分钟，和春有一句无一句地说几句话。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她没在。再次见面我问她周末为什么不在。“我回家啦”。 “这么快就回来啦”。 我本能地以为每个人和我一样，家在外地。“我家在合肥“。她毕业后我未来的岳父母为她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她周日住在学校宿舍，和王明丽住一个房间。周末就骑车回家。那辆高档的永久牌女车在后来她教我学骑自行车时摔的伤痕累累。

告诉年轻人，有了女朋友，学习的效果就是不一样。读到的东西和女朋友说一遍，记得牢牢的。我们的秘密很快就泄露了。如果是中餐或晚餐，我们当中的一人到对方的办公室一起吃饭，借口是讨论学习上的问题，这没有什么。一天中午，她拿着饭盒从一楼到了我三楼办公室。中午教研组通常是没有人的。老师们都回自己的家中用餐和午休，青年教师也会打了饭回宿舍，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再上班。那天天气很好。我说我们到上面阳台上去，那儿清静，也看得远。饭吃了一半，听到周老师的声音。“小金在吗，你会不会在阳台上吃饭?” 接着就听到了楼梯声。这下子要逮个正着。春转到了阳台入口的背后，我赶到另一侧吸引周老师的注意力。春在周老师和我说话时，从楼梯口溜了下去。直觉告诉我周老师是看到了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的研究生报考细则在考前三个月下来了。报考谢老师要求的五门课程中有四门是我预料中的：政治，英语，微生物和免疫，以及生物化学。我预想也许微生物和免疫会分作两门课来考，生物化学也是一定会考的。未曾想微生物和免疫并到一起了，增加了一门是公共课：高等数学和有机化学。我的心凉了半截。有机化学刚刚和76级入学的新大学生一起学过，还可以和77级学生再上一次课，复习一下应该能应付。研究生水平的数学，我从哪儿准备起呀？赶快给北京的二姐打电话。要知道那时候打长途电话和今天完全不一样，要到电话局，打传呼电话。二姐让我别着急，她给我找人问问上一届考生再回我电话。她很快告诉我，考题不难，全是概念性的内容，最高层面涉及到了定积分。让在合肥的五姐就近辅导你一下吧，应该没有问题。三个月的复习，我在高数和有机化学上耗时最多。后来发现，拉低我总分的真的不是高数和有机化学，而是生物化学。医科院基础所梁植权教授（学部委员）领导的生化系人才济济，出题最“刁难”人。入学后，我对生化系的几位同学， 包括杨克恭和余曙华，肃然起敬。他们是怎么考进来的！

1980年春天，未来的大姨子来看妹妹，暗中“考察”了我一回。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未来的岳父母家中。我不敢骑车带她，让她带我也未免太煞风景了。她推着自行车在公共汽车站等我。我们再一同走进合肥市禽蛋厂职工宿舍。岳母是该厂的领导之一。

紧张的五门课考完了。我松了口气，和女朋友去逍遥津公园划了一次船。一个月过去了，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又找了热情的周老师。一说周老师就明白了。你知道我在人事处有熟人。好， 我帮你问问。第二天，周老师告诉我，医科院已把我的档案调走了。应该说，我的录取到了政审阶段了。

六、结束语

以上我用五篇短文，叙述了自己从文革期间的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成为谢老的研究生的过程。尽管有不少戏剧性情节，内容中没有虚构，全是事实。实际时间跨度是十年，其中五年是实写，另外五年是虚写，只在第一篇里一笔带过了。我写了层层竞争的激烈，两位身份不同的女性帮助了我，让我告别了流淌了五年汗水的农村。正直的缪书记为什么有计划地帮我，从抽调我做文件宣讲到推荐上大学？吴老师为什么看了我的材料很感动。我没有具体写，只是告诉大家有”五年的汗水“和”狗崽子“的身份。其它的是留给读者的空间。

没错，缪书记是文革期间提拔上来的。即便在那个年代，她必须要执行一些左的路线，对一个有一定才华，堪能造就的需要帮助的人，她有着同情心，有计划地伸出了救助的手，也得罪了文革后重新上台的走资派们（看似漫不经心提到和我竞争的两个女知青以及她们的父亲，不是赘笔）。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们找不到缪书记任何“三种人”的证据，所以干部还是要用的。但贬到了国家干部的最低一级：公社干事，不能再低了。才华和操守，缪书记远胜过那些报复她的老干部们。这个我是亲眼看到的。不是在文革中得到提拔和重用的人都是坏人。这一点，我和校友少华交流过。安医生理教研组的马如纯老师（我们在校就读时担任基础部主任），安医团委施秀英书记和缪书记就是文革中被提拔和重用的好人。党外人士吴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出于正直知识分子的本性。认识我的会说英语的舅父更使得她爱屋及乌，从而不惜顶撞上司，位高权重的党员干部。

第二篇，我主要分三段介绍了安医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这一届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从多事之秋到拨乱反正，到实习，考试留校。我在第一段提到了两个老干部的暗斗，写了张长安和龙云彩。得空我想展开写一写，也要涉及到安医视察过的宋佩璋。对于那位担任过排名第7或第8的党委副书记的魏姓学员，我是同情多于责备的。他跟着左派潮流走，有过许多极左言论。但只是说说而已，手里没有任何权力。我们78届工农兵学员有一次和学校食堂炊事员们发生大规模冲突。那么多拿着高薪厚禄有实权的书记和院长们没有一个人出头，把他派来受我们大家的欺负。他后来被送回了大别山区。有领导干部总结时说，他是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的。他也爱劳动，到任何一个地方就主动打扫厕所。但我们安医的厕所就不要他打扫了。言语太刻薄了。

第三篇写了我们微生物教研组的老师以及我们年青教师在那个岁月里紧张活泼的学习和生活。第四篇写到了我第一次见到未来导师的情景。当谢老师用斩金截铁地的口气说出：“那不是你的错”这句话时，我的眼泪是夺眶而出的。最后一节，我写了考试准备过程，穿插着自己的爱情故事。青春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