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共分中央、省、市、县、乡和村（城市里相对应的是社区居委会）六级。任何一级都是党政两套班子匹配，因而六级机构也就意味着书记也分六个层级。

根据行政区划统计，全国共 有省级行政区三十四个，市级行政区三百三十三个，县级行政区两千八百六十一个，乡级行政区四万四千_六十七个，村委会六十六点三万个，城市社区居委会七点 七万个。

这样，全国有省委书记34个，市委书记333个，县委书记2861个，乡党委书记44067个，村委书记（村支书）663000个，城市社区居委会书记77000个。这一组数字加在一起，一共是787295个。这近79万个书记只是浮在机构表面的书记数，还有比这个数目大得多的书记们隐藏在这个庞大系统的稠密褶皱里。除此之外，还有更大数量的书记群体， 即企业里的书记和事业单位里的书记人数。

先从中央党政系统计算起。中央机构分中央和国务院两套班子，中央下设二十一个、国务院下设五十二个部级或副部级机构，加在一起是七十三个。这七十三个部级或副部级机构就有七十三个同级别的书记。

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全国总工会，这七个机构，各有其书记，共七个书记。与上述七十三个书记加在一起，一共是八十个书记。这七个机构，每一个机构的建制规模（不是指行政级别）都相当于一个部。

这即是说，在首都部级规模的机构，共有八十个。每个部级规模的政府机构下面，各有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局级机构。比如统战部下设九个局级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下设十八个局级机构，农业部是二十个，教育部十九个，卫生部十五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十五个，司法部十六个。

外交部复杂一些，北京本部下设二十八个下属机构，另有二百多个驻外使领馆，还有十个驻外社团，加在一起总共约有二百五十个下属机构。平均按每部下设 二十个局级机构计算，八十个部共有一千六百个局级机构。一个局有一个局级书记，于是中央八十个部级机关里也就有了1600个局级书记。

局下面设处，一千六百个局，平均每个局设八个处，就共有12800个处级书记。至于有些大处下可能还设科，这里就忽略不计了。80个部级书记，加上 1600个局级书记，加上12600个处级书记，一共是14480个书记。这即是说，仅首都北京中央机关里就有14480个党委书记。

再看省级机关里藏掖的书记数，市级机关里的书记数再探讨企业里的书记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里都有党组织建制，依据二__三年的资料，全国国有企业有十五万家，那就是15万个书记。

按每家国有企业下设二十个分支机构计算，十五万家国有企业里分支机构的书记数就是300万个。合计国有企业书记总数是350万个。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是六百万家，就是600万个书记。有些大的城镇企业下面分支机构的书记数不计。

《南方周末》的文章说《大量二线干部出任私企党委书记》，《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二__五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说，全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里共有党委书记960万个，如果按一正二副计算，全国共有正副书记4890万个。按每人每年年薪五万，即24000亿，据相关部门估算全国实现免费医疗仅需1600亿。

全国这些书记，就有四千多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了，全靠老百姓养着。

还没有统计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机构的书记，还有民办学校和民办医院等机构的公派书记也沒统计。

这是一组吓人的数字。还不止这个数，因为每个书记还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秘书、占有相应的办公室、轿车（当然还得配备司机）……这还不包括军队和武警……这都要靠纳税人养活…（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县里就有100多个委办局机构）。

我们经常听领导们说，我们国家和地区财政是吃饭财政，意思即只够养养干部。老百姓哪能搞什么福利？怎能改善生活？

从胡某钢说起

左派“学者”之一的胡某钢先生近来成了众矢之的。互联网传出清华大学校友写给校长的声明书，要求解除胡某钢国情研究所所长和教授职务。胡的“中国全面超美论”，在政商两界引发广泛争论，批评者指其奇谈怪论“贻笑大方”，而且“远引无数他国戒心”，“堪称误国误民”。

我对政治没有研究，对纯粹的政治话题更没有了兴趣。但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也未免不看到一些所谓左派人物的面孔。屏幕上看到的第一个当代左派人物应该是孔某东氏。第一次看到是他在百家讲坛上讲鲁迅，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左派。坦白地说，他讲的非常一般，但也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反感，只是感到没啥新意，言论偏左，也多在炒剩饭。再次在屏幕上看到他给薄熙来喊冤，那份“德性”就太教人倒胃口了。在屏幕上“教训”大家，口口声声叫着自己孔老师，实在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操行。第二个人物是司某南。他一开口，我就shocked，完全无语，不由想起我的老乡，罗辑思维栏目的主持人罗胖的节目，这些左派人物太没有风格节操了。

至于胡某钢，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银幕形象如何。引起我注意的是网络媒体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故事。。。。。。。1）每次开会，他都要求先发言，说完之后，声称总理或者某副总理约他，先走一步；2）那年清华校庆，朱镕基去清华，校方安排几个教授与朱座谈，胡侃侃而谈。朱镕基打断他：原来你就是胡x钢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胡脸上红白相间。

我用微信询问了国内华中的一位商科的学者朋友，这些故事是真的吗？答复是肯定的，并告诉我这在今天的中国是那些所谓“大佬”们的普遍伎俩和德性。我不由联想到我最近下决心与其分道扬镳的一位所谓合作者。我和他认识了6年，“合作了”差不多3年，我把眼睛睁得再大，也没见其学问有何长进，倒是在他的口中他参加部里省里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次见面不见面的交流中他必需点到，用各种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正我不可能去考证，也无视我的渐渐的不屑一顾和倒胃口。渐渐地我也了解到了其实国内圈子里不少正人君子对他行为是鄙视的，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得罪”他，因为在今天他还占据了一个位置，成了个潜在的在各种基金或奖项评审项目中投反对票的人。这就是今天中国学者们的可悲的光怪陆离的圈子，这种现象是不断扩增的毒瘤。

我也尝想过，这是不是身在江湖而不得已的行为？一个人一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就会改掉这些毛病，用高一点的道德来约束自己？我常常想到杜月笙先生，出名之后用其余生拼命“洗白"自己。

和业内院士一级的顶端人士直接交流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我还是要歌颂一下我认识的一位L院士。他年长我两岁，恰巧是我大同乡。担任过我原来单位的院长和校长。我们虽然不是真正的小同行，但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多次接触。他也来过我今天所在的城市和大学。

说的是去年夏天的一天，我在B京城内的另外两所学校交流。周六那天，去看望东单母校的一位同行朋友，青年才俊。他的实验室恰巧在L院士的隔壁。我们也不免谈到了他。晚餐后，朋友要打的送我，我说乘地铁更方便，因为我住的宾馆就在地铁站旁边。我也想在长安街上走走。大约是7点半左右，我们从餐馆向地铁站走去，迎面居然碰到了L院士。我们就站在长安街上聊工作和其它事，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乘地铁回自己的宾馆。

第二天早晨，一张报纸送到我房间。漫不经心地打开一看，L院士于昨天下午当选B京市科协主席。我想谈两点吧。这件事发生在我见到他几个小时之前。他只字未提，保留了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卑，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您也许说这个职务对他来说尚不足道，不屑于提。但是，如果换成胡某钢之辈，不会借此大吹特吹。因为市主要领导人是到场的。B京市的领导也是国家领导人噢！第二，在“帝辇”之下的这个选举，是没有人去大吃大喝滴，换个地方换个人行吗？

中国知识界要有多少L院士才能抵制得了胡某钢之辈毒瘤的扩张？有那么多吗？抵制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