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1920年起便有意去苏联学习他们的军事、政治，尤其是特工手段。他屡次三番求孙中山派他去莫斯科，终于在1923年8月如愿以偿。原本他想要在苏联住上五年甚至十年。但是到达那里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和苏联是格格不入的。三个月后，他急于回国。但这段经历已经足够他在国民党的同辈成员之中进行炫耀。他知道苏联人将会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立新式的军事学校。如果他能够掌握这所军校的领导权，也就能够掌握军队。他亲自去过苏联，这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有资格。

支持蒋介石的保守派在上海和广州两地拼命为他游说，他却清闲地在家中坐等孙中山来请他出山。1923年12月26日，他接到了一份电报，请他“全权负责”黄埔军校。电文说：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中山又发来电报，催他去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认为孙中山不会把校长的位子给他，所以辞去了筹备委员长之职。他回到浙江后，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山。信中把不少孙中山认为忠诚能干之人都说成是机会主义者的谄媚之徒。他说：孙中山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真正忠实可靠的人。他还提醒孙中山，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誓死相随。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职,碍难照准。”

经过国民党右派的一番活动，孙中山终于让步了。1924年5月3日，蒋介石正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仿佛看到权力在握，日益意气风发起来。而孙中山的身体却不断在走下坡路。

孙中山决定去一趟北京，希望同控制北方首都的军阀冯玉祥携手结成同盟，壮大势力。到11月12日，孙中山已满58岁。他患有消化系统的疾病，滴酒不沾。离开广州前，为预防不测，他任命主要助手担任了政府要职，还把国民党执委会的高级成员、党内右派胡汉民任命为“代理大元帅”，以安抚上海国民党的保守派支持者。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满怀希望地和奉系军阀进行会谈。但是他的身体却彻底垮了。宋庆龄在他的床榻前整整服侍了三个星期。12月31日，他乘列车抵达北京，却因为病得太重，不能向成群结队来欢迎他的民众发表演讲。1月26日，协和医院的专家发现他的肝部有一块恶性肿瘤。

孙中山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之后，他的亲密同事纷纷赶到他身边。但他三名最重要的助手——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却留在了广州。

临去世前，孙中山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代表他行事。汪精卫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委员。现在他也一直侍奉在孙中山的病榻左右。

大革命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使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面临两大问题：要不要继续保持孙中山同莫斯科和中共的联盟;而最重要的还是由谁来担任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从而就可坐收孙中山长期奋斗的结果。

3月11日，汪精卫向孙中山宣读了临终政治遗嘱和遗书的代拟稿请他签署。孙中山费尽力气说了声：“好，我完全同意。”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宣布把他的书籍、文件、个人财物以及在上海莫里哀路的房产交给宋庆龄。

这三份遗嘱是这样的：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书 (总统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宋庆龄把着他的手在文件上签名。3月11日星期三，孙中山吩咐把他从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与世长辞了。

在所有的人中，恐怕宋庆龄是唯一最为悲痛的一个人了。对其余人来说，他们正兴奋于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的开始。

几乎所有在场的人——甚至是一些未在场的人——后来都宣称，自己在这位伟人的临终留言中占了一席之地。宋霭龄宣称，孙中山认为孔祥熙已经成为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并且同宋庆龄建立了“永久的联系”;苏联代表宣称，孙中山神志清醒时曾说：“只要俄国人还继续帮助……”;而急于和英美搞好关系的人则肯定，孙中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过：“不要给基督徒们带来麻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都信誓旦旦地逢人就说，孙中山屏足最后一口气叫了一声“蒋介石”。

在这群野心勃勃的人中间，一个因为痛失丈夫和革命同志而倍感悲伤的女人的哭声显得那么真挚、哀伤和弱小。

宋庆龄和蒋介石决裂

孙中山的遗体停放了两周供人凭吊，有50万人列队前来瞻仰。送殡的行列抬着巨大的楠木棺材，穿过两边站满人的街道，将灵柩运往西山，停放在白皮松环抱的碧云寺中。

孙中山曾希望死后葬在南京城外紫金山麓的明孝陵旁。修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开工，但是直到五年后才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宋庆龄和蒋介石很快走向决裂。

当蒋介石正在起劲地夺取中国政权并且热烈追求宋庆龄的妹妹时，宋庆龄远在长江口以上六百英里的武汉。她依然是革命种子的传播者，是革命与已故领袖之间的纽带。

有些国外的报纸上对宋庆龄的描述是“中国的贞德”，“一营中国娘子军的领导人”。还有人猜测她热衷权力，将成为国民党的新领导人。然而，真正了解宋庆龄的人却知道，她依然是位极有魅力、典雅温柔、孩子般天真纯洁的人物。她并没有被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玷污了心智，而依然保持了庄严、优雅的贵族做派。她还具有罕见的道义勇气，使她能够在危难中毫不动摇。美国记者评价说：“她对孙中山这个名字和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忠诚经得起永无休止的考验，自己家庭的恼怒和这个世界对她的中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也没有向她认为错误的行径屈服。在中国革命遭难之际，将军们和政客们纷纷不攻自破，变节屈服，抱头鼠窜，或噤若寒蝉。只有一位革命者巍然未被压倒，也永远不会被压倒。她就是孙中山的纤细文弱的遗孀。”

当时武汉很快就陷入了僵局。国民党政府受到外国列强的蓄意削弱。美英的炮舰在长江上来往巡逻，封锁和阻扰大米、油和煤炭的运输。当汪精卫等人注意到蒋介石军队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越来越焦虑不安。他们不相信和农民大众的结合可以换来革命的胜利。

而此时，一封来自斯大林的密电被泄露，电报中表示要求共产党人清洗不可靠的武汉将领，重新武装中共党员和工农军队。接着从前线传来重要消息，为了打到北京并夺取北洋军阀的首都，武汉派出了剩余的部队。尽管对北洋军阀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伤亡惨重。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士兵死亡。剩余的部队不足以抵抗蒋介石。

对于仍想保住武汉的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冯玉祥合作。冯玉祥向宋庆龄等人表示会共同协力。但是他转而又去徐州和蒋介石密探，彻底地做了个两面派。

这个时候，宋氏家族发生了大的分裂。所有宋家的成员中，只有宋庆龄坚持革命。而宋霭龄、孔祥熙、宋美龄都坚决反对。宋子文最初还在摇摆不定。蒋介石政府派出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姐夫轮番谈话，终于让这个软弱的金融才子决定加入蒋介石的阵营。

与此同时，宋庆龄也在争取让宋子文加入自己的团队。她派去外国记者希文做游说工作。但是宋子文一直在跟大姐宋霭龄谈话。几个小时之后，宋子文情绪低落地走出来对希文说：“决定了，我不走了。我的姐姐不明白，没人知道事情有多么困难。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到汉口的第二天就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成碎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阻止货币贬值。你要知道，暴民们不喜欢我，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群众集会和罢工。我能怎么办呢?请告诉我姐姐我会写信给她。白白给你添麻烦了，我很抱歉。”

1927年7月，宋子文抵达汉口，出席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只是为他的新上司蒋介石传达口信：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有联合的希望——但必须立即从国民党中正式清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条件不仅暴露了蒋介石的野心，也是为了威吓宋庆龄和其他人。

这天夜里，宋庆龄带着疲倦和厌烦听宋子文的劝说。这个曾经摇摆不定的人现在却像传声机一样，把他母亲、两个姐妹劝告他的言论都复述了一遍。宋庆龄坚定不移、不可回转地对弟弟说：“我坚决不会和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了，我就回上海。在那里我会继续跟蒋介石斗。”

听到宋庆龄这样说，宋子文像是吓坏了一样，他坚持要宋庆龄离开房间，同他出去散步，边走边说。宋庆龄敏感地从宋子文的表情上感觉到这间房间一直被人监听，于是顺从地下楼去。在确定没人监视后，宋子文拉住姐姐的手，求她说：“你绝对不能回上海，否则你的生命会有危险。”

宋庆龄无畏地冷笑一声说：“是谁要暗杀我?我的大姐，还是蒋介石?如果我害怕他们，就不会在这里了。蒋介石、汪精卫他们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我对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心灰意冷。我已经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而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

7月1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了上海。在此之前，她发表了谴责蒋介石篡夺革命的声明：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了我们。……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绝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党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是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的家中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然而，国民党右派并没有让她安宁。在蚌埠前线的蒋介石在得知宋庆龄来上海后，认为宋是投靠南京政府来了，想将她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拉过来，利用其威望来抬高自己。

7月25日，蒋从蚌埠急派何应钦到上海拜见宋庆龄，遭到拒绝。于是，蒋介石暗中散布谣言说宋庆龄正打算加入南京国民政府。7月30日，宋庆龄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古尔德采访时，驳斥了蒋介石散布的谣言。她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前，我绝不参加任何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我绝不担任任何党务。”

蒋介石被激怒了，他常用的那招利用暗杀来排除异己的手段再次被派上用场。但是出于对宋庆龄的身份和声望的忌惮，他暂时按下屠刀。但还是对她采取“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