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众为何会热情参与“荒诞剧”的演出？  

    那么，那些带头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又是图的什么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于自愿地积极表现呢？这里可能有一点物质利益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四川省郫县“红光社”“放卫星”，宣称早稻亩产3,752斤，省委马上表彰，县委则宣布，给放3,000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80元。虽说80元不是小数目，在当时可以买大米1千斤，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荣誉。当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当然，也有不少人表现积极是为了当官升官，但这种人数量有限。在当时，更多的民众积极表现只能换来诸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类荣誉性的头衔。再说，当官升官又是图什么呢？在“大跃进”初期，当干部，尤其是当农村干部，也是很辛苦的，物质报酬并不高多少（到了大饥荒时期，干部可以利用职权少挨饿，其物质上的优越性变得更大）。在更大程度上，当官升官可以让人有更大的成就感，这里的诱惑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 

    在《反思大跃进》座谈中，杜钢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更值得研究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参与愿望与实际参与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来的参与心态，也就是说，只要有参与的机会，不论参与的后果如何，不论参与对于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现就行。”他指出：“这样一种参与意识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8] 

    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大跃进”初期全民参与的热烈景象。实际上，“大跃进”是由多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的运动系列组成的，例如“除四害”运动、“讲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群众性诗歌运动与美术运动、宣传“三面红旗”的文艺活动、“大炼钢铁”运动、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等等。那时真做到了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热烈参与大跃进呢？根源在于群众运动诱发了人的表现欲。人往往愿意通过语言和其他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与特性，从而获得社会承认，这是最深刻的人性。极权社会壁垒森严、僵硬死板，人们的表现欲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极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共产党的“群众运动”打破了生活常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尽管表演的主题和方式都被严格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于亿万民众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可以自发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就行，至于表现的方式和主题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更少有坚持己见而甘于寂寞的勇气。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它通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大多数民众。它借助于广播、报纸、各类标语等宣传工具，再借用大会小会等仪式、红旗彩旗等道具与歌曲音乐等，把全中国变成一座大剧院，营造出一种吸引人参与各种集体活动的社会氛围，并将“阶级敌人”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这样一来，所有社会成员都会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就会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另类。我们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现欲，别以为只有精英与自命不凡之辈才有此欲望，芸芸众生就没有表现自我、争取承认的追求。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是，他总是有意识地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正因为历来缺少机会出名露脸，一旦获得这种机会更觉得新鲜刺激，格外来劲。由于当时的中国是高度封闭与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一点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面讲过的“放”假“卫星”的例子，“红光社”“放”假“卫星”出了名，在当时那种氛围中，“和平社”的人就沉不住气了。当时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人对自我表现表示淡漠。不过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上台唱自有别人上台唱。共产党搭了台子，不发愁没人上来表演，也不发愁没有观众。进入改革年代之后，人们才省悟到当年那种种“积极表现”，纵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码也是枉费精神。但我们若因此而去批评人的表现欲却没有意义，因为那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性。 

四、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1、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发生了什么？ 

    “大跃进”惨败了，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堪称“人祸”的大饥荒。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 

    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与本文有关的是后一次转折。“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单少杰认为：1962年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是“一个在其执政生涯中堪称转折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后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9]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正如李志绥所说：1962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毛于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10]如此重要的转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毛何以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扭转局面，化被动为主动，重新赢得政治主导权呢？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的是非了。[11] 

    应该考察的是，“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为什么刘少奇也要对毛有关“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刻附和紧跟？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党内同僚的支持。 

    以下对在“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之间发生的几件重要事情作一分析。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汇报。毛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因为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 

    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12]毛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据说当时陈云私下里就讲过：“看来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13] 

    那一天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游泳池边的对话更值得分析。毛明知刘是主张退够的，但是他一开口却质问刘，“为什么不顶住”――“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解释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反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毛这样讲是在提醒刘，作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刘少奇何尝敢把自己当外人，他说的是“你我”，这就表明他承认自己和毛是一伙的。毛的意思也很清楚：是不是否定“三面红旗”，土地分不分，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位子坐不坐得住的问题。话点明了，刘还能说什么呢？最后刘提出以下方案：“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毛也同意继续进行经济调整。两人达成妥协。[14] 

    2、中共高层的危机意识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这样讲，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未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固若金汤。其实，中共高层对问题的严重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们都有危机意识，自然不会认为毛的讲话是危言耸听。 

    “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当然明白，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得太严密。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的嘲笑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已经大见成效；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那场标榜为“发扬民主”的“七千人大会”，原本就是一次关门会议，说是要“让人讲话”，但其实不过是让党内干部在封闭的会场内向中央讲点实话而已。这次会上的各种讲话与发言都对外保密，就连会议本身媒体都没有报道一个字。 

    中共的立足之基就是封锁真相。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15]大饥荒结束后，周恩来曾反复叮嘱要把有关因饥饿而死亡的统计数字销毁。因为他知道，如果人民知道了这个可怕的数字，绝不会原谅共产党；千载之后也不可能得到历史的原谅。 

    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局面还控制得住吗？这种危险是存在的，除非大家都坚决地维护党的统一，在有限度纠错的同时强化政权的威慑力。也正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对党中央彻底失望了。他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16]然而，这岂只是为一个人讲公道话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亿万中国民众有没有饭吃、会不会饿死的大问题。那些中央委员们在庐山会议上岂只是不肯讲公道话，而是不将民众的命当作生命。在中共最高层中，陈云大约要算是清白的了，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大“国家之罪”上，他的责任都不大。然而就是这个陈云，在1981年体制内外的自由派人士提出要制定出版法时，他却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出版法和我们做合法斗争。”可见他对共产党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性质是何等的清楚，何等的自觉，又是何等的坚持。所以，虽然共产党的内部和上层出现了重大分歧，但在民众眼里仍然是个坚强统一的整体。 

    当然，即便当时民众充分了解到大饥荒的可怕真相，在政治高压下，又能怎么样呢？1957年，青年学生原本自以为是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仅持续了一个月，而且“放”的程度还相当有限，只不过有一些公开的批评声音并披露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于是很多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其实，中共的高干们又何尝不担心政治打击的威胁呢？从“文革”时期刘少奇对家人讲的一句真话，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整肃后，即将与王光美诀别，那时王光美估计自己也会进监狱，放心不下6岁的小女儿，便对刘说，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只好把小女儿带到监狱里，“《红岩》里不是就有个‘监狱之花’吗？”刘少奇听了苦笑：“那是国民党的监狱，不是共产党的监狱。”由此可见，作为这套制度的创立者之一，刘深知“我们共产党”比国民党黑多了。但直到诀别之前，他从不敢把这种话对朝夕相处的妻子讲过。 

    按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比喻，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人们要了解中共高层人物的内心，不但要看他们公开讲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们在内部讲了些什么；不但要看他们讲出口的话，还要听他们的弦外之音，找出潜台词，否则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心理，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 

    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统治者出来纠错或改革，就是公开暴露自身的弊端和弱点，释放它原来压抑的某些力量，这就会导致统治者威信的降低和异议力量的加强。由于纠错或改革，民众开始有了自信，原本朦胧的不满情绪会迅速上升为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的欲望和期待也随之提升，并由此而产生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曾记述，恰恰是在1961年共产党开始纠正“大跃进”时期若干极端措施的时候，特别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来自党内的和社会上的异议声音才大量浮现，而且日显激烈――“文革”期间称此为“1961年到1962年牛鬼蛇神大出笼”。 

    3、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17]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的善者进退两难，而恶者则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一来，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甚至变本加厉，如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最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可否认，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与不太坏的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样一来，好人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变得和坏人相差无几。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将党的利益与权力奉为第一原则的政治集团。有了这个第一原则，挟天下以奉一党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共在铸成饿死3,000多万人这一大错之后，罪魁毛泽东居然可以继续名正言顺地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因为这是极权主义的逻辑使然。 

    4、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1962年6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谈话后，“回来感到压力很大”。可以说，这种压力来自于他有种被毛泽东“绑架”的感觉。他本来希望毛能接受其他政治局常委们的意见，改得再彻底一些，但是被毛坚拒；到头来他还只有依着毛，所以心情很沉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这些说法，刘少奇不管是否情愿，也必须紧跟附和，因为要维护党的权力，要加强可能被弱化了的镇压机器的威慑力。正是通过这种“绑架同船者”的手法，毛泽东终于重新站稳了脚跟，但也仅此而已。这和他4年以后发动“文革”以后享有的绝对权威还相差很远。那么，毛又是做了哪些事使自己到达权力顶峰的呢？这就是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毛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在凭藉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党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刘少奇一派人或许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今后有望借助于自己在党政体系内的某种实力约束毛泽东的恣意妄为。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的这些心计没有白费，因为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他领导中共取得政权之初，本来也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之后，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了“大跃进”，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产品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15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后来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泽东发现打造经济基础是他个人能力的“弱项”，但又不甘心认输，才另辟新径，独树一帜地高谈精神之作用。 

    在“大跃进”遭到惨败之后，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令人十分沮丧绝望。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转移目标，并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于是，“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登台亮相。“政治挂帅”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取代了“向科学进军”。经济少讲甚至不提，“革命”、尤其是“思想的革命化”则大讲特讲。物质的指标换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也成了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意义。那时，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标准则早已置换成“听毛主席的话”。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主席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而且，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可以想见，毛这番工于心计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整个党都需要文过饰非。再上一个台阶，作为统治有5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过：“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属也有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党仍然紧跟毛泽东。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它远比原教旨主义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了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就是“两眼一抹黑”却自以为可以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学生、中学生。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了。 

    在关键的1962年，刘少奇等人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权威，维护了毛，依从了毛。精明一世的刘少奇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与毛同舟共济，当时他万万猜想不到，就在那时，毛泽东已打定主意，一俟时机成熟，就要把刘少奇打下那条“船”。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被“伟大统帅”引领着从一个灾难走向了另一个灾难。 

【注释】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5月出版，第94页。 
[2]出处同上，第130页。 
[3]出处同注1，第133页。 
[4]出处同注1，第110页。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1月，第79－80页。 
[6]杨继绳，“就《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多维新闻网，2008年10月27日。 
[7]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5月出版，下篇，第706页。 
[8]秦晖、杜钢建、王东成、黄钟、杨支柱，“反思大跃进”，中国学术论坛网 站，2003年11月24日（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 id=159）。 
[9]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香港），2000年12月出版，第 231页。 
[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 1994年10月出版，第382页。 
[11]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修订本），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96年3月出版，第360页。 
[12]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10版。 
[13] 转引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第1010页。 
[14]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5]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第110页。 
[16] 李力康，“我的舅舅李锐（下）”，《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4月号， 总第21期。 
[17]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