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前英国人吹牛说香港可以坚持三个月的，结果第一天停在停机坪的飞机就被日本空军全部摧毁。九龙防线三天就被日本第三十三师团拿下，约翰牛只得竖白旗，那些被抓的英美士兵被送去集中营，吃足苦头，日本人开始在香港大肆搜捕抗日分子。

先生这时人在重庆，可是他的一家一当，家人子女，亲朋好友，众多追随者都在香港。而且音讯不通，生死不明，急得他如热锅上蚂蚁，终日焦虑，嘴上全是燎泡，连背上的痈也发作了。报上刊登的消息一日比一日坏，日本人的残暴，本地不良分子的趁火打劫，当地的物价飞涨，民生物资匮乏。他日夜担忧当初跟了他从上海到香港那批人，本想为避战祸而来了香港，现在又落入日本人手里，情况甚至更坏。上海至少还有法租界，由于法国当时是依附德国人的维希政府，日本人还暂时没动手，而英美的租界和香港一样，全部被扫荡殆尽。

江湖老大最忌的是；当你的追随者落难，而自己站在安全处不作为。

他愿意倾家荡产把这些人救出香港，无论多大的代价他都接受。

但钱不是万能的，就算你出高价，买通一些人员，运送一二个人出境是有可能的。但几百个人？老的，小的，拖家携口的，身体虚弱的，怕是神仙也难做到。为了救这批人离开香港，先生要动用的不只是他的钱财，还要搭上他的名气和声誉。

船，钱，人力，这些都好办。但如何能在一个沦陷区把一大批人运出来呢？这必定得和占领当局打通交道，否则决无可能。中国人的官员可以买通贿赂，但日本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先生天天和手下人商讨解救的办法，左想右想，没有一个是行得通的。先生茶饭不思，急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一天，先生和众宾客们在客厅聊天商量，突然问一个曾在日本留学的朋友：“你倒说说看，东洋人看起来和中国人一样，也吃米，也拜神，个子长相也差不多，但心性行事怎么差得那么远？”

那客人说：“日本人是个非常难懂的民族，很多外国人在那儿住了几十年还没弄懂他们。说他们凶暴吗，平时又非常多礼，让个路都会朝你鞠躬不停。说他们聪明吗，但常常为一件小事憋住转不过弯来。说他们傲慢吗，他们又兢兢业业地把别国哪怕一点点的长处也学回去。说他们认真吗，他们吃穿住行都非常随便，住草顶的房子，吃条巴掌大的鱼就算是美肴，说到穿，更是随便，大长官大老板在休息日也穿了双木履上街。。。。。。”

先生打断他说：“都说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同文同种，总有些相像的地方吧。”

客人大摇其头：“以我旅居日本十多年的观察来看；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同之处比中国人与西洋人的不同之处还要多。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内里何止差了十万八千里。”

先生坚持：“挨得这么近，总有些相近的地方吧？”

客人歪头想了一阵：“要说相同，大概就是对名誉看得很重，答应了你的，无论如何都要做到。”

先生一拍大腿：“这就好！我就是想知道这个。”

客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先生打的什么主意，泛泛交谈几句，遂告退。

先生召集手下文笔最好的清客，要他们拟一封呈送日本驻沪陆军部长川本的私人信件，雕文琢字，几经修改，最后定稿如下：

川本阁下：

平生素未晤面，冒昧呈上。生于乱世，苍天无德，兵刀肆虐，生民涂炭，自问小民何罪，受此流离颠沛之苦，生离死别之痛？阁下虽身为军人，但更是饱读诗书，为文明社会中之一员。对炮火下的无辜民众，想必怀有隐侧之情。人非草木，同一此心。

余年前避战来港，追随者众，多拖家携口，为求一方清静之地，养家活口。不料战火南迁，香港浴火。变起仓促，转眼余之追随者又陷绝地，日避搜捕，夜惧劫掠，一夕数惊。更甚市场萧条，百物缺匮，三餐不继。直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犹如涸澈之鲋。余闻之茶饭无心，夜不成寐。此等人员上有七十老叟，下有三岁孩童，本都系良善百姓，随余来港，只为求个安生日子，如此反陷他们于水火，于心何忍？

余不才，生平少学寡文，但秉承祖训，于自己的承诺不敢稍忘，诚信本为吾人立身之本。余携众人来港，肩负重托。今陷如此境地，余之责任深重，必要引他们出此险地，方可安心。今冒昧请求阁下：容余安排舟船，安排众人撤离战地，稍解倒悬之苦为盼。

顺颂春祺

                                               XXX 拜上。

信送走，众人并不看好，向日本人说项，要他们网开一面，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日本人气焰正盛，岂会吃你这一套？别是鱼没吃到倒沾了一身腥。他却不为所动：“死马当成活马医罢了，到底是几百条性命，人要怎么说由他说去。我只求对得起良心就是了。”

没想到几天后回音来了，也许是日方想对华采取一定的怀柔政策，也许日方对先生还抱有一定的妄想。或许是派去送信的人巧舌如簧，又会纵横拨弄日本军部内的矛盾。日本人竟对先生的提议颔首答应，由军部情报‘梅’机关出面协调，指定日期安排船只到港，接走先生所指定人员。

众人读完来信，张口结舌地不敢相信：“这简直是从猫嘴里挖出泥鳅来。”先生却道：“事到如今，闲话少说，救人是第一要紧之事。赶快把名单拟出来，早一天走好一天，东洋人改变主意就要懊悔不及了。”

众人拟出的名单有千把个人，有高官显士，有文人清客，也有跟随先生多年，来香港之后潦倒不堪的朋友。当然也有先生滞留在港的家眷。但船小人多，还有很多人在候补的名单上。人人都想趁这唯一的机会逃离这个孤岛。先生做最后定夺，他拿了纸笔，把名单改了又改，最后还是把他家眷划了下来，让更需要走的人先走。众人看不过去，说何必如此，照常理也该女人小孩优先，千把个舱位，不缺你太太和小孩的位置，这样安排，走的人心里也过意不去。

他只是笑笑，说香港的家宅是个消息集散地，朋友摸上门去没人接待可不好，迎往送来还需要有个得力的人手，所以太太就留守在那里，等大家都安全了再想办法。众人拗不过他，只得分头行事。

接着去几个礼拜极其忙乱，天天有几十封电报来往于香港与重庆之间，虽然人在逃难中身无长物，但还是几百个家庭搬家，其乱象可想而知；新生的小毛头没计算进去，还有奶妈要随行。某先生要携带几十只鸟笼，都是名贵的珍禽，要占三个人的地方，鸟笼碰不得的。某老太要带她的陪嫁娘姨，而陪嫁娘姨有一大家子六七个人也要占铺位。某个有洁癖的老先生一定要一人占一间舱房，说是听不得人睡觉打鼾，否则要从船上跳下去的。也有人把名额出售，换个几千美金。有人冒充某某，人和名单对不上号。先生和手下的管事天天为这些事争论，修改，调整，再确定。人人虚火上升，人人哑了喉咙，人人一个头有两个大。最后总算一切敲定，先生却躺倒了，多年宿疾哮喘病再次发作，脸色煞白，胸膛像坏掉的风箱，呼噜呼噜地抽个不停，进气只有出气的一半。请来的医生坐在床边诊治，门口还有人捏了电报在等先生最后的取舍。

终于等到埃尘落定，一千六百多乘客登上微微倾斜的日本轮船东瀛丸，由天星码头出发，朝着香港水域的东北方而去。大群的乘客聚集在甲板上，回望着尖沙嘴高高低低的楼群剪影，小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疯得不得了。云层低垂，热带的薰风吹乱了太太们走前做好的头发，撩起旗袍的下摆。男人们抽着烟，大声地咳嗽，把最后一口浓痰吐在香港湾仔深绿色的水面上。人在乱世，浮生如寄，从一处飘流到另一处，某个地方也许只住了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当时并不怎么记得，因为有各种各样更为迫切的事情要料理。但过去之后，安定下来之后，飘泊日子中的一点一滴都会浮起，记忆从没那么清晰过，也没那么深刻过。很多那次乘船逃出香港的老人，跟儿孙回忆起撤退途中的事，竟连上船之后第一顿晚餐吃的什么都记得；四菜一汤，红烧狮子头，清炒茭白，韭黄肉丝，黄豆芽炒油豆腐，汤是冬瓜扁尖虾米汤。“都是上海小菜，交关日子没吃到过了。”老人们这样絮絮叨叨地说。

据说这张菜单也是先生躺在病床上和别人一块拟就的。

这时滞留香港的是第四房太太小玉兰，倒是滴滴刮刮的梨园出身，当年也是红透半边天的角色，跟了他之后，正经做家主婆了，技痒之时偶尔也登台客串一二，更多是在家料理家务，夫唱妻随，出入应酬。及有了小孩，就把大部分心思放在屋里厢了。大房里月英常年吃鸦片，吃得见风就倒，家里自然是百事不管的。二房三房也不甚得力，平日都是四太太随侍在先生身边，这次一起跟了到香港来，租房居住，先生香港重庆两头跑。本来说好总要在重庆也寻个房子，却不想日本人动作太快，弄得一家人各自东西，先生滞驻重庆，太太和小孩陷居香港。

这个小玉兰从小跑码头，是见过些世面的，妇道人家在兵荒马乱之际倒没乱了方寸。她先是脱了平日穿的好衣服，换上香港下层人物的粗布衣衫。钻石翡翠首饰也一概撸下，不肯招人眼目。家里只留个做粗工的老妈子，每天一早自己挎了竹篮去菜场，名为买菜，实为联络，把何时集中，何时登船，何时启程，注意事项等等传递给安排要走的家属。日本宪兵哪想到眼皮子底下几个买菜婆娘正在传递来自重庆的安排？一直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四太太自己也准备启程了，哪知最后一班来港的轮船被日军飞机击伤，拖去基隆。二太太抬了头望穿秋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市面上流传的消息一日比一日不好；说是英国人在美国讨了救兵，三千架飞机要来炸平香港，届时玉石俱焚。一时间人心惶惶，如没头苍蝇般的乱成一锅粥。二太太眼看轮船无望，牙关一咬，发个恶誓说是爬也要爬回去的。当即辞退了老妈子，收拾小小几件行装，脸上涂了锅底灰，换了广东乡下人的大褂裤衫，包块家织布头巾，细软掖在贴身肚挡里，拖了个不足十岁的小儿，随了徒步逃难的人群过韶关，闯广东走福建。一路上餐风露宿，担惊受怕，吃的是乡下人家煮的粗劣食物，睡的是乡村小店。实在前后不着落处，土地庙，破牛棚也要将就。小儿体质又弱，劳累兼惊吓，几次病倒，荒村野地中连一碗热水也无处觅去。从广东到浙江，一路走来就如搓脱一层皮似的，小玉兰大半辈子一直享惯清福，锦衣玉食的，那吃过此等艰辛苦难？苦极累极之际连哭都没处去哭。但此时此地也无他法，只有听天由命，咬紧牙关，拼了性命一步步向前挣去。

到了浙江地界，总算联系上先生的部下，安顿好后一个电报拍到重庆，先生正急得要死，终日茶饭不思，两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到底是被暴民打劫？还是随人流逃离了香港？那种兵荒马乱之间逃难路上的险处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音讯全无，是生是死全然不知，可不使人如坐针毡？以至接到电报，茶杯失手落下，一口长气吐出，三分魂魄总算回来了两分半。

诸位看官可以想象一下四一年到四二年期间的中国，在偌大的土地上没有一个具有真正控制力的政府，国民政府退守在西南一偶，凭借深川大谷来抵挡日本人的大炮枪弹，还是挡不住日本零式飞机在重庆最热闹的地区扔下炸弹。委员长指挥的军队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战，大小战役打了上百个，所取得的效果至多是拖住日本人的脚步，并不形成真正的对峙和抵抗的局面。南京政府背了骂名，低了头在日本人手下过日子，道义上先亏了，做起任何事情都畏首畏尾，连屁大的事都成不了。西北方的政权好容易从十面围剿中脱出身来，喘息未定，只顾闷了头种鸦片，来换取给养。日本人并不好过到哪里去，所有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一个也没实现，战和都是两难，东京大本营由于军人当政，天生缺少政治智慧，采取的都是短期策略，又中了罗斯福老狐狸的奸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头扎进太平洋战争。那时的中国像个摔在地上的奶油蛋糕，外面看看形状还在，但盒子打开简直是一团糟，奶油果酱面团糖花全部混在一起，天皇老子在这个局面前也是束手无策。

没人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任何身居高位的‘领袖’，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别看他们操了方言这儿做演说，那儿发表高论，仔细推敲一下其实什么具体的方案都没有的。但中国人有逆境中生存下去的本领，这是几千年政治恶斗留下的基因；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讲得冠冕堂皇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把脑袋缩起来等暴风雨过去。

庙堂人物如此，百姓自然有样学样，当年南宋偏安一偶之景，在山城重庆再次上演。一时也歌舞升平，丝竹可闻，大人物偷得几日闲，应酬请客看戏麻将。小百姓为裹腹忙刨食，开小铺头做小生意过小日子。没人去想明天，因为明天无可把握，还不如得过且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几方割据的情况下，最为紧张的是物资。各方都竖起壁垒，严格控制物资的输出，特别是日占区的大批民生用品，如棉纱，如生猪，如大米，一概不许输往内地。这些东西四川本来自给自足，但一下子拥进这么多人口，就嫌不足了。在四十年代初，米价纱价肉价成倍地往上飞涨，拿了钞票还买不到货，市面恐慌，人人叫苦不迭。

只有他，在玩麻将掷骰子听川剧泡粉头之际，看到这个商机。在太平时代做点生意，没有什么了不起。难的是人家都一筹莫展之际，你却有本领把货色运进来，当然，这个利润也是极为可观的。说起来在中国做生意，无论四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其中关节是一模一样的，人头熟，上层关系靠得住，善于钻空子走后门，再加上底下有人帮你跑腿。作为一个帮会头领，这些条件都具备，闲着也是闲着，为什么不小试牛刀，赚他两个铜钿白相相呢？

于是和老朋友戴笠商量，说要做棉纱生意，棉纱是重庆稀缺货物，军队着装几年都未换新，就因为棉布棉纱奇缺。如能运进棉纱，其中利润不言自明。戴笠此时任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简称军统，党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但戴笠又有不同，此公是当今执政身边第一红人，深得领袖信任，所以他的权力远远大出他的少将头衔，中国情报界第一人非他莫属。他与先生的渊源起于北伐之初，还是凭了先生的介荐才在黄浦立下脚跟，也在民国十八年清党之际有过紧密合作。此后几十年中两人一直有所走动，有公事也有私事，戴笠是做情报的，很多活动要暗中进行，他要借助先生广布天下的关系网。而先生要借助戴笠的国家权力和直达最高的信息传递。至于吃饭打牌听戏逛窑子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男人的友谊到了一定程度，那些活动就是润滑剂和助燃剂，酒肉朋友不可取，朋友间完全没有酒肉交往更不可取。

戴笠不可能拒绝这个诱人的想法，运输紧缺物资到封闭的山城来，为公为私都有利无弊，为公可以缓解市场货物的匮乏，平稳物价，安定民心。为私可以大赚一笔，对任何党国要人，高尚志士来说，花花绿绿的钞票在私下里总是可爱的，特别是眼下这种处处要用钱的年头。问题是；现代战争除了互赠枪弹炮弹之外，扼住对方的经济咽喉更是重大战略决策。敌方不可能让你把大宗的货物运过封锁线，货物充公还是小事，人被抓住了可是要‘咔嚓’的。

先生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干。路是人走出来的，铁桶也有漏水的辰光。只要胆大心细，总归有办法的。”

戴笠耸耸肩：“我能帮你什么忙？”

哈！要帮忙的地方多了，首先要与最高当局通好气，不要被误认与敌勾搭，弄得鱼没吃到沾一身腥。再是要军警保护，一旦把货物运出敌占区，沿途打秋风的排了队，你拔根毛，我拔根毛，货物还没到四川老母鸡先变鸭了。三是要假个因头，说是这批货物是军需物资，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都为抗战为中心，说是军需物资，处处可开绿灯，条条道路畅通。

这些事体在戴老板说来是举手之劳，上达天庭，在全中国说来数不出十个人，戴老板就是其中之一。居高位的中国政治人物，不管是封建皇朝还是民主政体，高处不胜寒是一致的。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是东厂之类的情报人员。戴老板领受了最高指示，再往下传达时，这个轻重缓急就由他掌握了。至于沿途军警保护，那时民国政府政出多门，有枪杆子有地盘的大佬阳奉阴违，但是戴老板的面子要买三分的，现在当再大的官也是朝不保夕，万一你哪天落在他手里，那可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的，谁都要仔细想一想的。

猫嘴里要挖泥鳅出来必须先要让猫相信有更好的食物给它，先生挑了手下能说会道的徒弟，去和日本人说先生他愿意开个日占区和国统区做生意的先例，他太清楚了这个话到了日本人耳朵里肯定遐想无限；现在做生意不是？好，做生意要亲善不是？好，亲善了很多不能谈的问题可以谈了不是？好，那合作中日亲善也能谈的是不是？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日本人无论如何拒绝不了这个诱惑，军部大笔一挥；批准。

说到个人智慧，中国人在世界上还真没什么民族比得上的。只是，这智慧你看它东一个花苞西一个花苞，日常生活处处可见，但真正结出大智慧果子来的却没几个。也不知老天是怎么安排的？

看到日本人着了道，先生手下的人在苏浙沪地区大肆采购棉纱，一时三地纱价上扬，好容易收齐目标六千件，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货色平安运回几千里之外的重庆？日本人占领区，三不管地区，国统区里地方大佬的辖区，六千件过路财花啊，人人眼红，人人想染指的。好好的一碗汤，从厨房里端到餐桌上洒掉一半，味道也要大大地打个折扣了。

日占区，干脆就一客不烦二主，一张申请书送进去宪兵队；为保证日本人的统战工作顺利开展，为保证日方的诚意能被重庆确切感受到，为保证今后交通管道畅通无阻，为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此一任务，兹申请借用日本军方运输卡车，由日方派兵押送至日据地区之边界······

我们平时说的‘把你卖掉还要你帮着数钱’。这种事体在现实中也是有的，如果嘴皮子功夫了得，用的又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说的时候一脸诚恳，这事情就成了几分了。如果再揣摸准对方的心理，使他觉得你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这事情又成了几分了。如果再在谈话时理直气壮，滴水不漏，那事情差不多就成了。你没看到日本人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脾气？直到撞了南墙才知道转弯，你把他引上路事情就九十九分成了。

不能不说王婆是民间的谋略家，不求一步到位，只求稳扎稳打。

几十辆日本军用十轮卡车，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满载着一大包，一大包的棉纱，轰隆轰隆开到日占区的边界，联络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瘟生的，那么要瘟就瘟到底，已经送到这里了，再送出二十里怎么样？贴你点汽油铜钿好了。于是跟日本人的队长商量：“太君，辛苦的干活，请到前面歇歇脚，招待招待的有。不远，二十里路光景。”日本人一口回绝：“不行。”几十辆日军卡车在分界线这边卸下货物，连一寸都不肯越线。

车子一离开，联络人哇哇大骂：“日本畜生，两条脚杆已经罗圈了，再跑几步路又哪能呢！”

死脑筋的日本人就有这种本领，帮你做了事还不讨好。

日本人这一手就像一锅饭没还煮熟，却把炉子给拎走了。在日占区和国统区之间，还有一百多里的三不管地区，这些三不管地区藏有无数的好汉，有今朝投日明朝反正的杂牌部队，有占山为王的土匪，有六亲不认的游兵散勇，有连话都讲不通的地方民团。本来地方上就穷，再加上连年战乱，愈发穷上加穷。说是部队，也跟土匪盗贼差不到哪去了，看到几分钱财眼睛都发绿。如果被知道有这么大的一笔财花路过他们的地面，绝对不肯放过的。

那怎么办呢？如果要从一条布满鳄鱼的河里渡过，唯一的办法是骑在一条最大的鳄鱼背上。在这种混乱纷杂的局面里，什么政府国民，最高手谕，面子人情，全是无用。能压住场面的，第一是拳头，我们不敢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是绝对真理，但枪杆子里出强权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先生请了位专门帮人看家护院的骠局大佬，配备二三十支新式德国镜面盒子枪，一路小心押送。

第二是名头，在这些地方你抬出中央政府委员长都没用，皇帝实在太远了。但抬出当地青帮老大来就可能镇住那些小混混。先生派了人跟当地的老大讲好斤头，许诺在他的地盘上不出事，当有谢意表示。这位老大在江湖上实在算是小啰罗，平日想拜先生的门还苦于无人引见，这时找到他头上，哪有不应之理，拍了胸脯保证，先生的货从他地盘上过，少一根棉纱唯他是问。

第三是噱头，人是个思前想后的动物，古时有个养猴人，每天给猴子早上三颗枣，晚上四颗枣，猴子不满。养猴人搔了半天头皮，勉为其难地说：那就早上四颗，晚上三颗吧。猴子遂表示满意。对付这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的粗人，如何使他们相信，暂时不动这笔财花，后面有更大的财花接着来，这些猴子也许会表示满意。先生派人传下话去，今后这条路走通了，人人都有好处，个个俱尝甜头。

这就是上海白相人的‘三头’政策，说来并不是先生的原创，但是在他手里白相得出神入化而已。

也有人不吃你这套‘三头’政策的。或者是穷得急红了眼的，或者是过了今朝没明朝的亡命之徒，或者是青帮老大没有传到话的。先生这批货色还是被扣了好几次，说是奉了上头命令缉私。中国的事是最讲不清的，上头？哪个上头？问他是不会告诉你的，等你团团转转找到他那个‘上头’，货物也就老母鸡变鸭了。说白了还是要钱，十抽二。骠局的人几次想打，被先生压了下来。以前茶馆里打架看得还少吗？一动手先是茶壶茶杯桌椅家什遭殃，手边这六千件棉纱可不是几套茶具的事体，城门失火哪能保证不连累池鱼？

白相人讲究‘先礼后兵’的，茶馆里吃讲茶就是后来‘恳谈会’的前身，所以政治家和白相人的渊源是‘老虎跟猫学本领’。吃讲茶的要点是；无论你怎么火烧眉毛了，怎么天已经塌下来一半了，都必须不动声色，好整以暇，该摆的功架要一件不漏的摆好，该停顿该潇洒该皱眉该不屑的表情一个都不能错过，就像打沙蟹一样，捏了一手烂牌还是要满脸轻松，谈吐自如，出手稳定。这样对手捏了一副好牌也会心慌意烦，自乱阵脚。

谈判对方从开始的十抽二一直节节败退，到最后只要求百分之二的好处：“请先生也体谅我们的难处，上头要我们自筹粮饷，这鬼地方哪有油水可榨，兄弟们都像饿扁的耗子，身上连老白虱都吸不出血来。好容易有一票货色过境，我不想法赚两个，你们一走，手下兄弟们就可能把我给撕了。”

这话传到先生那儿，他手一挥：“百分之二？给他！这个人做不出大事体的，我本来准备好给他百分之十的。看样子太多了会噎死他的。”

就这样，在日本飞机的轰炸间歇，在麻将牌的滴笃声中，在戏子唱堂会的咦咦啊啊声中，在灯红酒绿的迎往送来中，在巨细无遗的琐碎事务中，一桩看来不可能的生意被他做成了，做得举重若轻，全然不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