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如果一只虫子，在虫子世界里经历多次斗阵，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它天性禀异，百战不屹，可称得上是虫王。但是寒流来袭，气候遽冷，这虫王能在冷空气里依然手脚灵活，鸣声嘹亮嘛？不能！寒流一来，不管你大小虫豸，厉害的羸弱的，一律冻僵，毫无例外。唯有拔足奔逃，逃到温暖的地方去，才可避去冻僵冻死的命运。

天地变色，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民国三十八年初，历时三月的淮海战役以国军大败而落幕，共产党军队转入南下战略进攻，最高执政不得不收缩战线，放弃中原，退守长江，希望能守住南面半壁江山，来个隔江分治。其实在明眼人看来；一盘棋下到这个落花流水的地步，不用数子也知道输了。所谓长江天险防御，也只不过是拖延时日罢了。知道得最清楚的莫过最高执政，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乱了手脚，又走了一步臭棋——宣布下野，换了桂系首领做临时总统。不知今后史家会如何评论；从兵法的角度来看；任何在战事紧急之际换将都被认为不智之举，更何况更换国家元首，无论如何会被认作输着。原来的愿想是以桂系首领出面与北边谈判和平，以期获取喘息之机。对方的军事攻势势如破竹，正打得得心应手之际，眼看就要拿下整幅江山了。哪会跟你谈判？捱不过三四个月，连首都南京都陷落了。等到最高执政再次上台，留给他的事情就只是收拾残局，准备开溜了。

在世界军事史上，并非胜利的进攻可称为伟大，同样的，撤退如果按步就绪，达到保存最大限度的有生力量的，也可称之为伟大。二战中英军从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一例。如果仔细观察国民党政府撤出大陆，马马虎虎也可算一例。撤退的要义是带着有生力量进行转移，以待东山再起。正因为最高执政在三大会战方酣未休之际，就预料到有朝一日，他的对手会席卷整个中国。因此在民国三十七年，就开始经营台湾。在长江防线被突破之后，他全部工作就是尽量把中央政府手里掌握的金钱，文物，重要人员，有用的关系，全部转移到台湾去。

一，金钱——不言而喻，国府撤台时起码带走了全中国黄金储藏量的三分之二，所有的外币，债券。二；文物——中国五千年历史主要的精华现在台北故宫。三；重要人员包括高官，行政人才，科技人才，教育人才，金融人才，管理人才，一句话，一个国家另起炉灶所需要的一切人才。最后是有用的关系——名宿大儒，演艺明星，贤士达人，其中就包括了像先生这种有影响，有名望，有资历的社会闻人。

这次的走和日据时出走香港有所不同；当年不走是要做亡国奴的，现在只是换了一个政权，还是中国人主事。周围有人劝他走，也有人劝他留，莫是一衷。

要走的人心里都晓得；这一走可能不是十年八年的了，可能是一辈子，可能就客死他乡。当年南明皇朝也信誓旦旦地说要驱除鞑虏，光复故土，但结果是口气比力气大，在清军的追击下，一退再退，那些跟出去的遗老遗少最后都埋骨安南缅甸的荒蛮之地，旧地再也不复返回，徒留一场空悲切。有些人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卖掉房产，收拾起细软，做随时走路的准备。有些人心怀侥幸，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民，老百姓在什么样的政权下都要过日子的。上海人在那段时期，如热锅上的蚂蚁。高级地段福熙路上，一幢带花园的洋房，不过两根大条子可以买下来，原来是喊价四十根大黄鱼的。九成新的奥斯丁汽车，两三百块袁大头就可以拿下来，不过汽油是战略物资，买了汽车也只能放在车库里招灰尘。只有一样东西日日涨价，到香港或台湾的船票，从几十只洋一路翻跟斗上去，先是要两根小金条，到开春之后喊到一根大黄鱼了。

危厦将倾，猢狲尽散。

已经退隐多年的黄老板几经考量，一是已入耄耋之年，行动不便，难以适应异地生活。二是贪恋热土，除了上海，到哪儿去找‘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吃吃饭，听听戏，白相相这样舒服的日脚啊。三是实在不舍得诺大的家产，当然金银细软可以打包带走，但黄老板一生钟情于房地产，买下来的上百幢弄堂房子是没法带走的。于是思来想去，就抱了个不走的决定。说我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共产党还能拿我怎样？

当年桂姐看得一点不错；黄老板虽然是个角色，但不是个人杰，一个角色可以称霸一方，横行一时，但不会辨别风向，不觉冷暖，在紧要关头进退失据，最后断送自己。黄老板就是一念转错，结果苦头吃足，此是后话。

先生一向是沪上的风向标，很多人都看他的动静而作去留的决定。为此国共两方都派了说客上门，鼓起三寸之舌，希望能打动这个大佬。

先生岂是受人摆弄之辈，心里早有定夺，只是一丝口风也不露。来人在客堂间里吐沫横飞，侃侃而谈，先生眼皮微阖，脸上纹丝不动，如老僧入定，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微微点头，嘴唇抿成一线，不吐一字。来人说得口干舌燥，先生还是不露一点口风，最后客客气气端茶送客。一个个说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先生凭他的直觉，早就看出这次是改朝换代的辰光了。大半辈子江湖不是白混的，说透了；政治人物的许诺，就像婊子的贞操一样，笨蛋也不会相信的。虽然共产党口口声声说只要他留下来，协助上海过渡期间的安定，过去的事可以既往不咎。但先生知道；共产党的话保鲜期相当短，今天说得好好的，明天就是一筐烂生梨了。说既往不咎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一旦江山坐定了，过去的保证一律作废，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心里清楚；当年参与民国十八年的大清党，跟工人纠察队打对台，设计做掉阿汪，这些账共产党都一笔笔记着，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被共产党砍的。所以不管派来的说客是如何交情深厚，是如何德高望重，他是根本不会考虑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些学富五车的名流，在政治直觉上根本是白痴式的一派天真，反而是那个只读过几个月私塾的白相人比他们来得高明。

倒是国民党那儿费了点思量，照理说；从北伐战争起，先生就坚定不移地站在政府那一边，经抗战，内战，一路紧跟从无二心的。他虽然不曾担任过一官半职，但出钱出力从不落于人后，几场大灾荒都是他上窜下跳，好歹用张老脸去换来的银子，帮助政府过了关。但政府脸色也变的太快了些；用人时是一副面孔，用完了又是一副面孔。他还记得吴副市长在北站给他的下马威，更不会忘记督导员杀气腾腾地给他吃家伙。如不是他还有两手抵挡，说不定今天已经给人收拾得趴下了。一桩桩事体细细想来，怎不叫人心灰意冷？

本来想今后井水不犯河水，过过太平日子算了。哪想到这把年纪还要来个天翻地覆，像根苗被拔出，移植到一块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去。但是不走又不行；走的话至少可以苟延残喘，不走的话是性命筊关的事。但是，跟了去台湾？这要仔细掂量再三······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了七十多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由政府接管。如果说全中国有哪里没听过先生的鼎鼎大名，可能就是台湾这块幺旮角落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已年过六十，再去赤手空拳打天下有点晚了。而一个没有江湖号召力的白相人啥都不是。最主要的，还是他对最高执政的寡情伤了心，政治比他所预料的还要肮脏十倍，他不愿意再被人用作马前卒，更不愿意被人用过之后像块抹布似的扔在一边。

所以，台湾也不在打算之内。

也有人劝说他去外国，他一听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我是不会去那种地方的，天天吃面包黄油那是要我的命了。讲的话听不懂，认识的朋友也没有，不是等于坐牢房？不去，不去。”

不去外国，不去台湾，不留上海，那剩下的选择唯有香港了。这块英国人治下的远东飞地，他在抗战时住过一个时期，既听不懂广东话，又吃不惯那里的食物。另外，香港潮湿闷热的气候也是一大问题，四五月份的天气，人坐着不动，也是汗流浃背，一天得洗两三次澡。还有，南方多花树，一到春天，他的喘疾常被诱发。

但香港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至少还是中国人为主的地方，不愁寂寞，而侨居域外，寂寞是会杀人的。他身边大部分的熟人选择香港作为落脚点，打起牌来不缺搭子。虽然广东菜不合口味，但至少有中国食材，可以买来自己烹调。天气热也没办法了，身体也只好自己多加小心。他作了决定，到香港去。

于是托人去香港寻房子，他一大家子，大老婆月英已经不在了，但是还有四个老婆，十多个子女，再加上秘书司机厨子佣人几十口人也要跟了去，这个摊子可不小。人到异地，居住是第一位的，安顿不好，别的都免谈。

但那是大量人口涌入香港，住房一下子变得紧张，要找能容下这么多人口的居所还真成问题。无奈之下，结果租下一幢位于坚尼地台的房子，只有三房一厅，显然不够。但是此时已无法再拖，国内战事一日紧似一日，共产党的四十万军队已从宜兴，长兴两个方向对上海市区形成合围之势。要走也只能从海上乘船了。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正是清明雨纷纷时节，十六铺码头上一片泥泞，逃难的人潮像滚汤泼了的老鼠，满地乱窜。正在发喘疾的先生被人扶上小火轮，再转去停泊在吴淞口的荷兰轮船，正式成为此波难民潮中最大的一只老鼠。甲板上人满为患，原来住两个人的舱房住进四五个人，水手的铺位也腾出来，船长和大副合用一张吊床轮流睡觉，走上海香港航线的外国轮船公司在这段时期赚进了不少钞票。连先生这种神通广大的大亨也只买到一张头等舱，其余的家眷都只能挤在空气恶浊的三等舱里。

船经浦东，驶出吴淞口，汽笛一声长鸣，先生躺在床铺上不能起身，只能在管家和护士的合力扶持下半坐起，倚靠在床头。舷窗外是一片雨雾，陆地的景色渐渐隐去，外海的水面一色的黄浊，风浪一起，颠簸也渐加剧。护士劝他躺下：“先生，说不定过段日子你就回来了。”

他依了护士慢慢地躺下，一声不出，他直感地知道，这次出走不比以前，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故地。他风云一世，享尽富贵，却想不到到头来却要做孤魂野鬼。人过了天命之年，又身处动荡年代，不由得你不考虑终极归宿之事。年轻时可以不去想，反正血还热，路还长呢。中年时没有时间去想，要办的事情一桩接一桩，一过半百，那个阴影就一下子移了过来，身体的日益衰弱，精力不济，做起事情心有余力不足，加上故人辞世，看过人世飘零，人不由得转眼望自己，我将归于何处？

在颠簸中他闭了眼睛，神思昏昏。看护只道他在打瞌睡，却不知道在瞌睡朦朦中他跨过半个多世纪，回到他童年时那幢低矮的小屋，屋角的煤球炉上煎着中药，前面的店堂里一股陈米粉尘的气味弥漫，他贴在后房间的门缝上窥视生肺病的父亲，只看到一只赤裸的，青白色的脚。在他日后的记忆里，父亲的面目总是模糊的，那只赤裸的脚却清晰无比。他一直解不开这个回忆给他带来的困惑，今天在颠簸的轮船上却悟出了些什么；生命的死亡是从脚开始的，人到晚年，行走不便，脚是第一个畏缩败坏的肢体。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脚就浮肿，失去正常行走的功能。他眼前挥之不去的父亲那只青白色的脚，是死亡的一个象征。

他平躺在铺位上，觉得周身的毛孔里渗出了冷汗，那个豁然清晰的异象是否在告诉他来日无多？近年来喘疾频繁发作，每发一次就加重一次，在病体支离之际，所有的事情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争地盘，赚大钱，广交天下豪杰，跟美艳的女人调情，被最高执政委以重任，喔，这都是身外之物。在喘疾发作之时，现在他全心全意想要的，只是一口新鲜空气，能够滋润他火烧火燎的肺腔的。小时候没食物下肚，饿得像只馋猫。现在他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是肠胃已经很少能接纳了。虽然他名下有四个老婆，但他已经多久没如人家夫妻好好地伦敦过了？

人生到此，还有多少乐趣？

也许在牌桌上见个高低？

那也没意思透顶，高又如何，低又如何？如果连一口空气都要苦苦索求的话。

生命已经显出衰像，冬天来了，虫豸的僵卧之时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