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专机在龙华机场着陆，远远就看见夫人的那辆深蓝色凯迪拉克等在停机坪的尽头，第一夫人终于见到阔别经月的夫君，只见夫君满脸风霜，神色凝重，也不敢多说什么，上车之后，夫人几次欲言，都被她的达令摆手制止。直到抵达总统行辕，手下忙乱着架设电台。调整波段。夫妇俩才上楼辟室密谈，由中午直到傍晚，那扇门没打开过。期间有多人求见，包括督导员前来觐见父亲大人，一律由侍卫长挡驾，客客气气却坚决万分：“总裁贵体欠安，医生遵嘱，好生静养，一概不见客。在下抱歉万分。”

督导员直到第二天才得觐见他父亲，由卫士长引进，穿过长廊，站在那扇沉重的水柳木房门前，听到门后传来带奉化口音的高冗嗓音：“进来。”他心中突然没名堂地慌乱起来。从少年起，他一直敬畏他父亲，那严肃的表情，那精光四射的眼神，那说一句吞半句的语调，直叫你认为自己做的都不够格，以致他从来面对父亲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他又为自己的父亲而骄傲，二十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烽烟四起。父亲却如一个沉稳的舵手，驾着这艘千疮百孔的朦朦巨舰，在惊涛骇浪中驶过。他记得小时候去宁波祭祖，身穿长衫的父亲一脸肃穆，高擎拜香，恭恭敬敬向祖先的牌位磕头。也记得刚从北国留学回来，见面后父子深谈，父亲叫他抛弃在那里所学的，让他熟读‘曾子家书’，他那时满脑子的社会主义，工农民众，父亲给他当头棒喝：没一个政党是真正为百姓着想的，所有的口号只是策略和权衡。他怀疑，他争论，他苦痛，但慢慢认识到父亲的话有其道理；政党由利益而生，而利益只能从底层民众那里获取。区别只是手段的温和或激烈罢了。他彷徨，他苦思，最后还是认同了父亲：民可使之，而不可由知之。父亲对他来上海工作是寄予很大的翼望的，他自认为工作至今，没有辜负父亲的期盼······

门开处，父亲端坐在宽大的写字桌后面，看起来疲倦，如大病初愈般地脸色灰黄，眉宇间有一股掩不住的纠结之气。父亲摆摆手，下人退出，只剩父子两人相对。

他向父亲微微地鞠了个躬，父亲颔首为礼，然后一堂静默，并未出现父子相逢的喜乐之感。督导员知道父亲会与他谈起K家的事情，他认为父亲是会站在他一边的，不管第一夫人在父亲耳边灌进多少先入之见，待他把事情关节说明白之后，父亲肯定会以大局着眼，支持他所采取的办法的。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只听到父亲长叹一声，然后用他不熟悉的语态说道：“事情我都知道了······”

他刚想开口，父亲抬手阻止了他：“你听我说。”他一字一顿地吐出了三个字：“和为贵。”

他惊愕地张大了嘴，不敢相信父亲在他还未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明白之前就给整件事下了论断。他不相信第一夫人真的有这个能耐，使一向洞若观火的父亲偏听偏信，他一定要父亲明白整件事关乎大局，关乎民心，也关乎执政党的前途。

但是父亲的眼神阻止了他，他从未看见父亲的眼神如此刻般地无奈，甚至有一丝歉疚，仿佛说；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件事上占不住理，也违背了我原先的初衷。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脱出了我们的控制，如果坚持下去有可能是两败俱伤。而且最后的结果难以预料。所以我希望你就此住手，不必再追究。

他震惊了，同时有一种悲怆之情充满了胸膛；数月之奋战，心血，苦辛，操劳，暂不去说它。他当初是许下诺言的，对那些草根民众，对那些青年服务大队的队员，他说过愿见廉政从此开始，他说过这个古老的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年们是干净的，他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和青年们一起把脏屋子打扫干净。他说过绝不宽贷权贵，不管是权高位重还是家财万贯。他说过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好像一剧荒诞剧，当初的豪情万丈，在现实面前证明了只是虚幻一场。当初姿态最高之人现在成了出尔反尔的小丑，青年们的热血被当头泼上冷水，民众的希望被鼓动起来又被无情地浇熄。这个国家还有救嘛？这是人人想问但没有问出口来的一个问题；在经历了外侮内战动乱的人们，还会有信心嘛？民众在目睹了种种弊端，种种劣行，种种骗局之后，认为他是另一个谎言制造者，或者，从头到底根本就是另一场骗局呢？

他的心抽紧了，他不自觉地摇头，喃喃自语道：“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父亲站起来在室内踱步，在墙上悬挂的六百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停了下来，满脸于思地凝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走近父亲身边，一起观看那幅占满整座墙的地图，蓝色的是政府管辖的地区，桔色的是共产党的匪占区，其中间隔的白色是犬牙交错的交战区。形势看来不妙，蓝色除了占据长江以南，在中原地区被桔色压迫，包围，蚕食，已显出颓败之势。两人良久不言，末了，父亲缓缓开口：“你知道吗？自周商起，中国建都北方的，在对外战争中都失败。而建都南方的，在对内战争中都沦陷······”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论断，仔细一想的确如此；远的不说，建都于汴梁的宋朝是被匈奴灭掉的，而建都于北平的明朝是被女真人摧毁的，而三国时期，位于南方的蜀，吴二国是被北方的魏兼并的。由此推想，如果中华民国当年建都北平，对日抗战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而现在的内战，从地图上就可看出，北方如乌云压顶，对南方呈压倒之势······

不敢想象。

“怎么会这样的？”他喃喃自语道。

“天意与地势。”父亲并没有回头，只听到嘶哑的声音道：“非人力可以扭转。所以在此当头，我们必须坚持，也许经时累日，情况会有所改变。”

父亲猛地转过身来：“作为一国之首，我必须考虑全局，上海的经济改革是重要的，但与全局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我必须有所取舍。”

“今天召你来，与你谈话，也是我思索了大半夜，反复权衡得失的结果。我晓得你在上海费了不少心力，也晓得姓K的不是东西，但你必须放他一马，不是放他个人，而是他背后那个阶层，其中牵涉太多，环环相连······”他望了一眼墙上第一夫人的玉照，叹了口气：“希望你体谅为父的苦衷······”

他如鲠在喉：“打仗是打个民心，如失去民心，这个仗还怎么打？”

父亲摇头说：“民心如水，并无常态。拿你自己来说吧，你在北方数年，潜移默化，竟然相信共产主义那种鬼话，直到回国之后才知道不合国情。而纵观国内，知识阶层是负担社会压力最少的，竟然相信共产党会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真是天晓得，也要到他们自身吃到苦头才会明白。你现在怎么跟他说也无用。其实中国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民族，不知好坏，极易被虚幻的主义和话语所左右，孔子在两千年前说过：民可使之，而不可使知之。这个道理曾文正公在一百年前就看出来了，四十年前袁世凯也看出来。他跟我一样，初心可怋。我相对来说比较后知后觉，直到近年才悟出；民心并不可持。”

他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说如此颓唐的话。

但是还心有不甘：“这么说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父亲一凛，欲言又止，回到写字桌后坐下，沉思良久，才开口道：“近来读史；常叹崇祯是个勤政的皇帝，励精图治，律己甚严，但他的努力未能挡住一朝江山倾覆。一切都是天意，天意并非尽如人意，天意并非给予世人都是好的东西。相反，天意往往给世人更坏的，虽然这一时看不出来。我们所做的，只是尽人力而已，至于结果如何，就不是你我所能一愿以偿的了。”

政治家真是最悲哀的生物了，他不禁有些怜悯起父亲来了。

父亲好像察觉到他的想法，语气和神情又强硬起来：“但是，一切的所作所为不会是无意义的。曾文正公剿长毛，三次在洞庭湖被困，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坚持不渝，最后还是大获全胜。历史是诡谲的，出人意料的，而且是以百年来计量的。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是特别晦暗难明，不可辨识的一个时期。没人知道国家的走向，民族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我对你是寄予大望的，你正直，你敢于承担，敢于负责，这些都是为人之本。但为政方面，你没经过履练，缺乏一个从政者必要的婉转和平衡，光凭一股正义之气在政界是不够的，你必须学会韬光养晦，必须学会借力打力，必须学会按而不发，总之，你要学的太多，民主政治说起来是个现代的角斗场。”

父亲这次与他的谈话，比他记忆中任何一次都长，也更深刻。

他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能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

他差不多就要出门了，突然想起再问道：“那个白相人怎么办？事情就是从他引起的。”

父亲想了一想：“暂时别动这条地头蛇，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个礼拜之后，中央日报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新闻‘上海经济整治工作圆满结束’，内容是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政府和民众一起协力，除去了扰乱市场的害群之马，经济又现活力。希望上海民众安居乐业，越过越好······

上海居民不知道的是，督导员在内部召开了一个总结会，面对几个月来和他并肩作战的同僚，在会上他几次激动下泪，哽咽得语不成声，口口声声说他自己没有估计到局面复杂，沉疴甚深，恶势力盘根错节，以致打老虎未竟全功。督导员几次向台下鞠躬，坐在下面部下也热泪盈眶，也有人觉得这根本就是虚张声势，变了法子收刮民脂民膏，而放任官僚资本逍遥法外，因此而生了离心。

在中央日报刊登社论之后没几天，由上海警察局出面，宣布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原已向上海警备司令部社会处报备过，只是由于文件送错地方，引起一场误会。所有的人都看清这其实是由官家为扬子公司开脱，当初督导员信誓旦旦说的‘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神话就此破灭。接下来当局又查封了几家在扬子公司事件中大肆报导的民办报刊。正式宣告了这场经济整顿运动的结束。

消息上报之后，先生只看了一眼，就把报纸扔在一边。在座有人说：“滑稽戏终于落幕了，某人大张旗鼓而来，丢盔卸甲而去。先生你这次可以放心了。”

先生苦着脸道：“你以为我愿意这个结果？我宁愿赔上一半家产，换个太平，最好是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朋友不解：“只怕是赢家说风凉话吧！”

先生为之气结，要不是这朋友在江湖地位很高，平时也熟络，恐怕是要翻面孔的，他只能苦笑笑：“我是心里话，江湖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现在却结了个政府的冤家，你想会有我好果子吃吗？”

朋友似乎悟出些什么，又说：“不管怎样，现在是民国了，皇帝老子也不能公报私仇，他捏不住你把柄，怕什么？”

先生摇头道：“不好不好，被官家记着，没有太平日子过的。”

“那你怎么办？”

先生沉思良久：“没有别的办法，当初他们是冲了钞票来的，现在也只有拿钞票去摆平了。”

最后是托了人去跟当局讲斤头，既然经济整顿是虎头蛇尾了，当局也不愿意太得罪沪上闻人，斤头讲下来的结果是先生为儿子交了一大笔罚款，股票交易公司也摘牌关门。官家的面子也算过得过去了，这件轰动一时的案子也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