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这一把赌他似乎赢了，但从长远来看，赢了也是输，而且输得像只脱底棺材。这就是几十年之后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站错了队。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泥腿子，满手污逅，身无分文的做工者，真的有朝一日会瓦片翻身，对他们这些锦衣玉食者专政。江湖上流传的很多都是屁话，但一句话是精辟入里的，行走者们绝不可忘：二十年风水轮流转。事情不可做绝。

他不但做了，而且做绝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政权易手之际，虽然新政府对他作了挽留，但他还是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避到弹丸小岛上度过余生。至少他还有这点灵醒；知道人家闲话讲得再好听，账早晚要算的。当年下面动手者就没看得这般的透彻；侥幸以为事过境迁，一笔糊涂账可以赖皮了。哪知道人家用的就是你们当年对付阿汪的那套，好言好语先把你稳住，在你不防之际再一把扼住你的头颈。这等人被押上台时还抱有希望，百般申辩，哪知政府才不管你沾边不沾边，动手没动手，就是要杀你这只鸡给猴子看。当场宣布血债血还，押到台下就执行枪毙。他当年如果没走，估计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些都是后话。

人在江湖，总免不了乘船搭车，一股股不同的政治势力，就是大小船只。有正规营运的，也有没有执照的，赚一票就歇搁的，更多是贼船，专门用蒙汗药做翻客人，劫财劫色的。他倒是在踏上江湖之初，就认定非正规营运的船不坐，这家船公司挂的招牌是——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眼里却不见得有他这个草民，他既不能如那些黄埔军校生般地冲锋陷阵，也不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既没有如簧之舌，能鼓动民众，也不善文章社论，能把对方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他本是流氓下三滥出身，现在虽然坐大，毕竟名声有碍，任何政客不管私底下如何不堪，至少面上要爱惜羽毛。

一个想上船，一个却不肯靠岸。

中日开战，日军进攻吴淞口，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虽然不能扛枪杀敌，也不能跑腿送信，但他能做一件很少人能做的事情；筹钱。行军打仗，粮草先行，皇帝都不差饿兵。十九路军将士在前方奋勇杀敌，得保证他们有热乎乎的饭菜吃，有足够的衣服御寒。仗打到紧要关头了，还得组织民工把后续的弹药送上去，把伤员抬下来。他就在这儿显出长处来了，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了两万件棉衣，还组织了全市饭店酒肆，二十四小时开伙，热饭热菜烧出来，挑了担送去前方。十九路军说需要什么，他胸脯一拍，二话没有就去操办。十九路军军部一套电话通信设备，好指挥战事。在这种战火纷飞的辰光，上哪儿去找？他却眉头不皱，命令手下去大公司，把总机分机一起拆下来送到前方去。下面人面有难色：“先生，是否再想想别的办法。。。。。。”他大发雷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前方将士用命，分分钟有人战死沙场，你倒好！连部电话机都不舍得？我真是瞎了眼睛，用你这种畜牲，坍台坍得我屋里也不认得了。”

从未见过先生发这么大脾气，手下人没一个敢作声，急忙叫技师把大公司的机器拆了下来，送到十九路军军部安装好，这场风波才算告息。

这场吴淞保卫战打了近三个月，他也连轴转了三个月，筹款劳军，组织民工，运送军火，供应军需，钞票接不上了，自己摸口袋，钱像水一样地流出去，他送了辆崭新的奥斯汀轿车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这算是毛毛雨，上海市民发起向国家捐献飞机的盛事，他一个人就认捐了两架。照他的话说：“人可以做流氓，做贼骨头，做瘪三，但是千万不可做亡国奴。”

这话三传两转，传到最高当政者耳里，上海是全国政经重地，现在经各国领事调停，作为中立区域，又是战争中一块缓冲之地。就像围棋里的一个劫眼，可带活一片，也可丧失一片，其作用不可小觑。最高当政自己也在上海混过一段日子，知道青帮势力是如何地有效介入民生起居，大小事务。在这风雨飘摇之时，任何一根钉子都有益巩固地盘。最高当政叫来随从，让他们派员去上海，暗地考察三位举足轻重的白相人大亨，他，黄老板，张大帅。

几个月后，一份绝密报告摊在最高当政的书桌上，报告详列了三大亨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政治倾向，所作所为，诸般喜好。当政正在百忙之中，看到这份报告还是眼睛一亮，手持红蓝铅笔，认真阅读，不时批点。

先看黄老板，当年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时混日子时和他还有些瓜葛，写报告的人好像也知道，用的语气平稳含蓄：

此人法租界低层巡佐出身，读书不多，性格中庸，贪图享乐。对政治兴趣不大，虽然他在上海各阶层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法国人面前能讲得上话，在英租界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但主要目的是赚钱赢利，并无一定的政治倾向。名下除了众多房地产，还有戏馆及游乐场所。手下门徒众多，但大部分是打秋风捞横档之徒，良莠不齐，真正有抱负，敢实行，有眼光的人不多。近年来，黄的年纪日增，家事不宁，精力不济，遂渐有退隐之意，平日多流连于戏馆舞榭，热衷于房产股票，对手下的管束也日益松弛，但他还是上海帮会码头上一块敲得响的老牌子，在外地也有一定影响。前段日子意大利外交官在太湖被匪人绑架，就是由他出面，亲自到苏北和匪首见面洽谈，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国际事件。由此可知，此人虽走下坡，但在上海至华东地区还是有其影响力。

张大帅，此人为杭州人氏，进过新式学堂，早年在杭州做丝织工匠，因聚众滋事被通缉过，因此避祸于中原及北方，在其间与当地军阀有来往交结，回到苏浙上海之后也一直保有联系。几年前来上海开码头，与报告中其余两人结成莫逆，人称上海三大亨。此人虽然文化不低，但生性鲁莽，脾气暴躁，极其容易挑事，有个例子，他曾在一场祝寿喜庆堂会上对不认识的某军界高层人士口出粗言，险酿事端，被勒令去部队里说清楚，后来经人说情才平息下去。他的政治倾向相当暧昧，由于跟北方军阀的私人关系不错，所以对民国政府抱有冷眼旁观的意味，常有冷嘲热讽之举。在钱财上此人以贪婪著称，为赚钱不择手段，他直接插手的有贩毒和开赌，在上海某高级住宅设立俱乐部，聚赌抽头。平时帮会和外界有冲突，他都是出头露面之人，可说是上海白相人中的急先锋，黑煞星。

最后一位，人称‘先生’，本地人氏，此人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十多岁便到上海学生意，不久即混迹街头，后作为黄的跟班，渐渐在上海码头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早年也颇多劣迹，娼赌毒都有份，近年来却有所收敛。此人虽然胸无点墨，但行事豪爽，并不看重钱财，常以重金结纳朋友。并且乐施好善，常组织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在地方上的口碑不错。另外此人长袖善舞，人际关系良好，从军界官员，工商人士到江湖绿林都有广泛的人脉。从政治倾向看来，此人是愿意接近政府，愿意为政府效力，并已经有所实行的；如前阵为配合清党运动，诱杀上海总工会的头目。他曾对我党派去的人员表示；愿意配合政府的施政，任何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铺着绿色毡呢的办公桌上，红蓝铅笔在最后一页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傍晚，先生府上正高堂满座，客堂里开了两桌麻将，一桌沙蟹，客人大呼小叫玩得正高兴。厨房里大师傅准备了一大锅火腿腌笃鲜，荷叶粉蒸排骨，糟鹅掌，红烧明虾，蟹粉狮子头，青鱼甩水，以及荠菜鲜肉馄饨。在这里一向是开流水席的，那些打牌的客人饿了，叫佣人跟厨房关照一声，三四个人就开一桌出来，匆匆吃过，喝口茶，又一头扎回牌桌上去。这天和平常一样，饭厅里有人吃饭，一面还大声讨论刚才牌桌上的输赢。客厅里烟雾弥漫，每一注输赢都是几千的进出，赌客全神贯注。老万进门，到先生耳边嘀咕几句，只见先生一脸惊愕：“真的？不会弄错？”老万低声道：“侍从室的副官在门厅里等你，要立时去。”先生扔下手中的扑克牌，对客人打了个招呼：“有点急事，失陪了。”

客人们却不依：“先生你一向是牌桌上最后一个站起来的人，今天怎么半途而废啊？天大的事情也要放一放，这手沙蟹打完再说。”

他正色道：“今天的事情太重要了，我现在就要走。各位只好对不起了，为表示歉意，我每人奉送五百只洋，意思意思。”

说完就匆匆而去。

这是他第一次见当今执政，这个中国最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却衣装斯文，一条深灰色的驼绒长袍，一件暗纹织锦缎马褂，脚蹬黑色布鞋。侍卫带他进门之际，当今执政正低头在书案上用毛笔批阅文件。他跨进那间陈式简单但默肃的书房时，腿不由自主地微微打颤，手心直冒汗，他平时是个非常镇静的人，很少有事情能使他如此惶惑不安。侍卫走近书桌，低头轻声说：“人来了。”书桌上的那颗光头却纹丝不动，直等到手中文件看完，放进文件篮里，才推桌而起。从他这个角度看去，当今执政身量颇高，大概高出他半个多头，脸容清霍，神情纾澹，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他向当今执政鞠了个半恭，听到一口宁波官话：“来了？好，好，坐吧。”

他刚才一路上还担心听不懂最高执政的话，此时一口气松下来，宁波话他是听得懂的，上海工商界里很多人是宁波来的，说一口混杂上海方言的宁波话。当今执政的口音稍微有点拗口，但还是听得懂。

没人知道当今执政和江湖上最传奇式的人物之间交谈的内容，侍卫送茶进去之际，两人都箴口不言，安静地看着侍卫把碧清的茶水倾倒在紫砂茶具里。他们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相隔一丈之远，当今执政背靠沙发，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先生则身往前倾，只坐了半屁股。谈话进行了三刻钟左右，侍卫听到召唤进入之际，看到两人都站起身来，先生好像期望当今执政在送客时会有个握手之类的礼节，但当今执政并没有这个意思。先生在出门之前，又转身向中国的统治者鞠了个半恭，当今执政只是点点头，神色淡然地‘唔’了一声，就由侍卫引领出来。

几天之后，军统，中统，执政党淞沪地方党部，都接到一份由最高执政签署的文件，内容是；在地方工作中，注意扶植‘先生’。